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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词的来历，颇为多端。但最为重要者则为“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往往有其很悠久的历史。若蝴蝶然，当其成虫之前，必当经过了毛虫和蛹的阶段。词虽大行于唐末、五代，然其酝酿的时期，则已久了。中国音乐受外来的影响最深。汉代乐歌已杂西域之声。及六朝而更盛行“胡夷之曲”。《隋书·音乐志》叙此种情形甚详。《唐书·音乐志》也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这可见“胡夷之曲”的如何流行于世。词调中，受这种影响最深。我们或可以说，唐、五代、宋词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来“胡夷之曲”的被保存下来的歌辞。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辞皆已不传，或竟往往是有曲而无辞的。故我们于唐末、五代词外，便绝罕得见以前的乐“词”。
因为受了新的“胡夷之曲”的排斥，“古曲”在唐代几乎尽失。《唐书·音乐志》谓：“自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伴》……等八曲。”
“里巷之曲”亦是“词”的来历之一。如《竹枝词》《杨柳枝》《浪淘沙》《调笑》《欸乃曲》等皆为南方的民歌。刘禹锡说：“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刘宾客集·竹枝词序》）又如张志和有名的《渔歌子》，也当是拟仿当时的渔歌而作者。
初期的“词”，大约只是胡夷、里巷之曲的拟仿。但到了后来，便有自制的新声出现。欧阳炯说道：“《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花间集序》）所谓“豪家自制”，便指的是音乐家们的创作了。这些创作的新声，在词调里也有不少。宋人尝写“自度曲”。直到清代，也还有所谓“自度曲”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