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但敦煌写本里的最伟大的珍宝，还不是这些叙事歌曲以及民间杂曲等等。它的真实的宝藏乃是所谓“变文”者是。“变文”的发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乃是最大的消息之一。我们在宋、元间所产生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剧等都是以韵文与散文交杂组成起来的。我们更有一种宏伟的“叙事诗”，自宋、元以来，也已流传于民间，即所谓“宝卷”“弹词”之类的体制者是。它们也是以韵、散交组成篇的。究竟我们以韵、散合组成文来叙述、讲唱，或演奏一件故事的风气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向来只当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但一种新的文体，绝不会是天上凭空落下来的；若不是本土才人的创作，便当是外来影响的输入。在唐以前，我们所见的文体，俱是以纯粹的韵文，或纯粹的散文组织起来的。（《韩诗外传》一类书之引诗，《列女传》一类书之有“赞”，那是引用“韵文”作为说明或结束的，并非韵散合组的新体的起源。）并没有以韵文和散文合组起来的文体。这种新文体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最可能的解释，是这种新文体是随了佛教文学的翻译而输入的。重要的佛教经典，往往是以韵文散文联合起来组织成功的；像“南典”里的《本生经》（Jataka），著名的圣勇（Aryasura）的《本生鬘论》（Jataka-mala）都是用韵、散二体合组成功的。其他各经，用此体者也极多。佛教经典的翻译日多，此新体便为我们的文人学士们所耳濡目染，不期然而然地也会拟仿起来了。但佛教文学的翻译，也和近来的欧洲文学的翻译一样，其进行的阶段，是先意译而后直译的。初译佛经时，只是利用中国旧文体，以便于览者。其后，才开始把佛经的文体也一并拟仿了起来。所以佛经的翻译，虽远在后汉、三国，而佛经中的文体的拟仿，则到了唐代方才开始。这种拟仿的创端，自然先由和佛典最接近的文人们或和尚们起头，故最早的以韵、散合组的新文体来叙述的故事，也只限于经典里的故事。而“变文”之为此种新文体的最早的表现，则也是无可疑的事实。从诸宫调、宝卷、平话以下，差不多都是由“变文”蜕化或受其影响而来的。

僧肇在《维摩诘所说经注序》中称：“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认为此即“不思议之本”。

“变文”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很重要的文体。虽已有了千年以上的寿命，却被掩埋在西陲的斗室里，已久为世人所忘记。——虽然其精灵是蜕化在诸宫调、宝卷、弹词等里，并不曾一日灭亡过。原来“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正和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出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变文”和“变相”在唐代都极为流行；没有一个庙宇的巨壁上，不绘饰以“地狱变相”等壁画的（参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同样地，大约没有一个庙宇不曾讲唱过“变文”的罢。

起初，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但很快地便为文人们所采取，用来讲唱民间传说的故事，像伍子胥、王昭君的故事之类。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我所藏的一卷《佛本生经变文》，据其字体，显然是中唐以前的写本。又《降魔变文》序文上有：“伏惟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声超百王；文该五典之精微，武析九夷之肝胆”云云的颂圣语，其为作于玄宗的时代无疑。王定保的《唐摭言》记张祜对白乐天说道：“明公亦有《目连变》。《长恨词》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岂非‘目连访母’耶？”是《目连变》之类的东西，在贞元、元和时代，在士大夫阶级里也已成为口谈之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之末，有“于州中 明寺开讲，极是温热”云云的题记。当是在明寺讲唱此变文，大得听众的欢迎后所写的罢。《卢氏杂记》（《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载：“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溆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辈，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溆子》。”《乐府杂录》也载：“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文叙竟有“俗讲僧”之称，可见中晚唐时代，僧徒之为俗讲是很流行的事。这些都可见供讲唱的变文，在中晚唐时代的流行是并非模糊影响之事。至于变文到了什么时候才在社会上消失了势力了呢？宋真宗（998—1022）曾禁止除了道、释二教之外的一切异教，而僧侣们的讲唱变文，也被明令申禁。我们可以说，在公元第十世纪之末，随了敦煌石室的封闭，“变文”也一同遭埋入了。然宋代有说经、说参请的风气，和说小说、讲史书者同列为“说话人”的专业，则“变文”之名虽不存，其流衍且益为广大的了。所谓宋代说话人的四家，殆皆是由“变文”的讲唱里流变出来的罢。 tXbZitsAnE3eAtWLUkTM9kwEkvMIBMxifKwX8xJnpcYPWogD8OBw72XxlDw29U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