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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尔、马斯洛以及阿德勒等，无疑都认为活着本来就不容易。这一点，是与普遍认为活着很容易的现代人之间的根本差异。
阿德勒由于从小就承受了那么多苦难，所以形成了这样的认识。
获得幸福的人，比如德川家康也认识到“人生是一个负重上坡的过程”。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德川家康是对还是错，本书不涉及政治。
在神经症中走向人生尽头的人，与对自己的悲惨命运采取了正确态度，最终走完了有意义的一生的人，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两者对于“何为生存”的本质认识不同。
所以，阿德勒认为，被宠坏的孩子往往没有前途。
弗兰克尔也认为“苦恼赋予人生更深的意义”。苦恼是加深人生意义的机会。
从苦恼中发现了意义的人，是有能力转换人生模式的人。所谓人生模式转换，这里指的是，能够换一个角度看待活着这件事。
弗兰克尔认为，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的人，能够克服外在的苦境和内在的障碍。
“人类被‘指向意义’的意志支配得最深入、最持久。”
弗兰克尔提出了“满足与绝望”“成功与失败”这两条轴线，分别把它们作为纵轴和横轴，就产生了四个区间。
社会性成功的人，其中也有对自己绝望的，社会性失败的人，其中也有对自己满足的。
总之，“成功与失败”“绝望与满足”分别属于不同的维度。
这两条轴线，恐怕就是人生目标错误的人与人生目标正确的人的分界线。
思考“人生的意义，以及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在生存中最为重要。
或许没有认识到这一重要性，是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间，从武斗棒到嬉皮士运动等一系列反体制运动失败的原因所在。靠本能冲动和武斗棒等，解决不了人生中的种种问题。
此外，同样的原因，接踵而至的时代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也未能实现对人类的救赎。
仅靠政治民主主义发展、经济的繁荣、技术的进步等，解决不了人生中的种种问题。
人生的种种问题，只能靠人心的自然法则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