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真、草、隶、篆四体书法，了解它们的演变顺序。
按书体的演变顺序来说，应该是篆、隶、草、真。先产生了篆书（甲骨文属于篆书体系），由篆书发展到隶书，之后出现草书，最后出现了楷书。楷书如果写得连贯一些，就是行书。
书法四体是大家熟知的真、草、隶、篆。这四体书法都有相应的规范和艺术标准。在四体之外，其实还有行书。行书在楷书和草书之间。我们这里只讲四体。篆书狭义即指籀文和小篆。广义指隶书以前甲骨文之后的所有书体及其延属，如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古文及小篆、缪篆等。关于“篆”的含义，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古人认为篆书为仓颉所作，如唐韦续《墨薮》称：“黄帝史官仓颉写鸟迹为文，作篆书。”这种说法只可作为参考。一般认为，自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汉人名之为“大篆”；其后列国分治，文字异形，到了秦代，所谓的“秦书八体”都属于篆书体系。小篆是对秦以前古文字的总结，也是第一次统一、规范文字的标准字体，也称为“秦篆”。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篆书之名始于汉代，秦以前所未有。篆书是对隶书而言的，“施于徒隶的书谓之隶书，施于官掾的书便谓之篆书。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属，外官有诸曹掾史，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篆书笔画圆转，书写要流畅，唐孙过庭《书谱》说：“篆尚婉而通。”
我们先来看篆书中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约公元前1500—约公元前1100）。甲骨文象形的意味最为明显，是以表形为主、表意为辅的文字。甲骨文是中国文字之根，中国书法之源，书法的篆书之祖。
商甲骨文
甲骨文指殷商时代王室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上的记录文字。由于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所以称为“甲骨文”。又因为主要是商王室占卜的记录，所以也称作“卜辞”。又因其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地在历史上曾是殷商王朝的故都，即“殷墟”，故甲骨文又称作“殷墟文字”。当时举凡祭祀、征战、婚姻、疾病、狩猎、风雨晦冥、年成丰欠、时日吉凶、分娩男女等，无一不卜，以贞吉凶，并在甲骨上刻写卜辞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所出的是商王盘庚迁殷至纣亡近二百五十年间的遗物，它既是研究商代文化的宝贵文献，也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实证。早在秦汉、隋唐时代就曾出土过甲骨文，但是未能引起世人的注意。直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为王懿荣、刘鹗发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近年又在西周发祥地陕西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地区发现一批周人甲骨文。目前出土的甲骨文总数多达十余万片，单字总数有五千多个。甲骨文大多用刀刻成，少数手写而成，朱墨并见；有的刻后填朱，多数只刻不填。甲骨文字规整而美观，大者径逾半寸，小者细如芝麻，笔法方圆并用，古朴烂漫，变化多姿。邓以蛰在《书法之欣赏》中说：“甲骨文字，其为书法抑纯为符号，今固难言，然就书之全体而论……其悬针垂韭之笔致，横直转折，安排紧凑，四方三角等之配合，空白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之精心结撰可知也。”有人将甲骨文的风格分为五期：一、盘庚至武丁期，书风雄浑。二、祖庚、祖甲之世，书体工整凝重。三、廪辛、康丁之世，书风颓靡草率。四、武乙、文丁之世，书风粗犷，劲峭多姿。五、帝乙、帝辛之世，文字规整，一丝不苟。近百年来，国内外甲骨文研究成就卓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完成集甲骨学之大成的《甲骨文合集》，精选甲骨五万片，是研究甲骨学、甲骨文的比较完备的资料。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字和甲骨文一脉相承，这条文字发展的长河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很多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定型了，它们的音、形、义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商、周青铜器上铭文的统称。属大篆系统，包括了小篆以前的大部分篆书形体，是研究古代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金器起源于商代早期，盛行于西周，种类有炊器、食器、酒器、洗器、乐器、兵器。金文的内容多为当时祀典、锡命、田猎、征伐、契约等记录，故又为研究上古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金器上的文字大都不多，甚至仅一二字，最长为《毛公鼎》，凡32行共491字。东周后，简策盛行，宗周金文就接近尾声了。殷商的金文带有强烈的象形性质，近于图画，商末始有较长的纪年的铭文。周初铭文笔画中间粗重、两头尖锋，或有明显的捺刀形。西周后期，笔画粗细均匀而两头浑圆。春秋中期以后，笔画变细而字体加长。“金文”这一名称是20世纪初文字学家确定的，此前有大篆、籀文、钟鼎文等称呼。相对于小篆，金文称为“大篆”。因为据说是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15篇，所以它又被称为“籀文”。又因为它是钟鼎彝器上的铭文，便又被称为“钟鼎文”。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小篆以前、甲骨文以后的篆书，最规范、字数最多的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古时称为“金”，所以金文是大篆最有代表性的名称。
商四祀邲其卣及铭文
战国时秦国所刻十块鼓形石上的文字，每个石头的圆柱形竖面上都刻着一篇古诗。以北宋拓的“先锋”“中权”“后劲”三本作参照，发现其文尚存有488字。《石鼓文》的内容是记秦国国君的游猎活动，也有学者指出石鼓文是先秦史诗。关于刻石年代，前人多以为系周宣王时所刻，现在认为《石鼓文》为秦刻这一论点已无疑义，但确切年代尚不统一，大多数意见认为刻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年）至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之间。《石鼓文》书体为大篆体，已经摆脱象形图画的痕迹，唐初发现于歧州雍县南之三峙原村。每鼓刻四言诗一首，十首合为一组，其内容为记叙当时的渔猎情况，故亦名“猎碣”。其书体为大篆（或因其中多与籀文相合而定为“籀文”），是秦系文字的典型作品，也是研究小篆来源的重要资料。其书法高古劲健，有如镂铁，字形婉润端庄，笔画凝重浑圆，历代书家均奉为圭臬。刻制时代诸说不一，唐代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时刻诗；韩愈以为周宣王之鼓；近代考证皆指为秦国刻石，但又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等不同说法。该鼓现藏故宫博物院，其中一鼓已泐无一字，余九鼓亦多漫漶残损。北宋著名传世拓本有安国八十鼓斋本，其中“中权”“先锋”“后劲”三本，已经流入日本。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石鼓文》
·延伸阅读·
大篆
大篆之名始见于汉，与小篆对称。广义指小篆以前的文字及书体，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及六国文字；狭义专指周宣王太史籀厘定的《史籀篇》，即籀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唐颜师古所注《汉书》也说：“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书也。”唐张怀瓘《书断》也认为“大篆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也”，又说“史籀即大篆之祖也”。上述各家都认为大篆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作。秦书八体，其一即大篆，大篆的代表作品有《石鼓文》和《秦公簋》铭文等。其书体线条均匀柔婉，结构规则整齐，风格端庄典雅。
籀文
周代文字，一般认为即大篆。也有人认为籀文与大篆不同，名之“籀篆”。汉许慎《说文解字序》：“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以“籀”为人名，其姓不详。应劭、张怀瓘诸人以为姓史名籀。籀文者，因人而名。《史籀篇》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之字书，系当时整理文字的著作，共15篇，今存《说文解字》中所引《史篇》及注明籀文者共223字。籀文广义包括大篆、古文等；狭义仅指《史籀篇》文字。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文字也。”并谓籀文的特点为“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又认为《石鼓文》是籀文的代表作。
是与大篆相对而言的篆书。系秦统一文字以后的规范化了的新书体，也称“秦篆”。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七《谷水》：“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清桂馥说：“小篆于籀文则多减，于古文则多增。”小篆笔画圆转流畅、字形修长匀整，十分美观。秦刻石有《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刻石》等，传为李斯所书，为小篆之代表作品，唐李阳冰、五代徐锴、清邓石如都是小篆名家。
秦《峄山碑》（部分）小篆
汉代的篆书。多为小篆，而体态近方，宽博大气，和秦篆的风格不相同。汉代篆书已经不是最通行的字体，一般只有在庄重场合和金器上才使用。汉碑的碑额有很多都是用汉篆写成。
唐代书家所写的篆书。有大、小篆多种。小篆以李阳冰为代表。清叶昌炽《语石》卷七《唐人篆书》：“篆书世称李阳冰无异词，不知唐时工大、小篆者尚有三家：一为尹元凯，有《美原神泉诗碑》；一为袁滋，有《轩辕铸鼎原铭》；一为瞿令问，《道州元刺史摩崖》多其所书也。”
笔画圆润劲健如玉箸的篆书，指小篆。清陈澧《摹印述》：“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者，名曰‘玉箸’，篆书正宗也。”明甘砀《印章集说》：“玉箸，即李斯小篆。”
笔画细如线而劲如铁的小篆。“铁线篆”和玉箸篆的用笔相似，只是玉箸篆较粗，铁线篆较细。
古篆有两义：一是指上古文字；一泛指古代篆书。
关于“古文”有三种说法：一、从文字学角度说，泛指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古泉文和小篆等，称为“古文”系统。与秦、汉之后以隶、楷为主的“今文”系统相对称。二、指殷、周及更前的上古文字。秦创小篆、焚先世典籍，而古文遭毁，汉代重新整理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录“古文”510字。三、专指晚周、六国所用文字。
急速草草写就的篆书，有省简结构、纠连笔画的特点。清严可均《说文翼序》：“草篆原于古籀，似篆似隶，如古器文之联绵纠结者是。”有此特征者皆可以认为是“草篆”。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乙亥鼎铭》：“草篆，可识者惟‘王九月乙亥’及‘乃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孝享’等字，其余不可尽识，则以其恣意简损之故耳。”黄子高《再续三十五举》：“古无草篆之名，有之自赵寒山始。”
继小篆之后通行的汉字书体。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其主要特点是：笔画由圆转变为方折，结构删繁就简，便于书写，所以晋卫恒《四体书势》曰：“隶书者，篆之捷也。”传说隶书为程邈所创。邈，秦下邽人，因得罪了秦始皇，幽系云阳十年，在狱中作隶书，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蔡邕《圣皇篇》以为“程邈删古立隶文”，隶书萌芽于古，趋用于秦，定型并大盛于两汉之际。隶书又称佐隶、隶字、隶文、佐书，今文、史书等等。往后又有秦隶、汉隶、古隶、八分、飞白、散隶之分。东汉是隶书的鼎盛时期，魏、晋后始被楷书所替代，仅用于书法。汉隶名碑甚多，最佳者当推《礼器碑》《华山碑》《乙瑛碑》《孔宙碑》《石门颂碑》《史晨碑》《张迁碑》《曹全碑》《衡方碑》《西峡颂碑》，等等。其书或端庄凝重，或雄浑跌宕，或典雅隽秀，皆为后代临摹之佳作。近代又发现大量竹简，其书自然流丽，弥足珍贵。因为汉代是隶书的黄金时代，所以人们学习隶书都从汉隶入手。说起“汉隶”又有二义：一、泛称，西、东两汉隶书的统称；二、专指东汉隶书成熟期的带有明显波磔的隶书，与秦、西汉隶书初期的风格不同。
东汉《史晨碑》
与今隶对称。广义包括秦隶和汉隶，明陆深《书辑》曰：“合秦、汉谓之‘古隶’。”狭义专指秦隶及字形仍带篆书意味的西汉隶书。关于古隶向今隶的演变及二者的差异，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宋洪适认为古隶之法至西汉末终：“隶法虽自秦始，盖取其简易，施之徒隶，以便文书之用。未有点画俯仰之势，终西京之世。学士大夫不留意此书，故彝鼎所识、碑碣所刻，皆不复用之。”近年出土汉简、牍、帛书甚多，西汉隶书已具波磔。
秦代的隶书，亦名“秦分”，与汉隶对称。其字带有浓重的篆书意味，笔画平整无波磔。清冯班《钝吟书要》：“秦权上字，秦之隶书，乃篆之捷也。”元吾邱衍《学古篇·字源七辨》：“秦隶者，程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汉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也。”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秦简，秦隶当以此为准。此中有标明秦昭王五十一年者，则秦隶形成与使用的年代在秦始皇之前。
汉代对隶书的别称。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秦程邈作隶书，汉谓之‘今文’。盖省篆之环曲以为易直。”《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皆漆书科斗字，“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汉代时称“壁中书”为“古文经”，而称师生相传、以隶书抄录的经典为“今文经”。
云梦睡虎地秦简
隶书中规整有法度者，与草隶对称。楷，言有法度，可为楷模。唐张怀瓘《书断》卷上《小篆》称李斯之书“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卷七《杂艺第十九》：“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卢文招注：“寻此言缮写坟籍，方以楷正为善。”北齐《西门豹祠堂碑》即姚所书。另一说，楷隶是指隶书中带有楷法者。
有两义：一、与楷隶对称，即混合草、行、章草的隶书体，具有草书笔画省简和纠连的特点，但区别于成熟的严格的章草和今草，用笔带有浓重的隶书特点，清叶昌炽《语石》卷七《褚颜书所自出一则》：“颜鲁公之父名维贞，尝从舅氏殷仲容授笔法，以草隶擅名。”二、指草书和隶书。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荥阳杨肇，晋荆州刺史，善草隶。潘岳诔曰：‘草隶兼善，尺牍必珍。’”
隶书书体，也称“分隶”“分书”。其名始于魏、晋。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未有正书以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以别于今隶也。”后世对“八分”的解释纷纭不一，关于八分与隶书的异同也有多种解释。
指曹魏时的隶书，用笔承汉隶，而用笔与结字有变化。宋洪适《隶释》卷十九举《魏修孔子庙碑》为例：“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甚有《石经·论语》笔法。”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魏隶则趋向于方整，缺乏汉隶蕴籍、雄厚之致。
晋代的隶书，实已由隶入楷，明张绅《法书通释》云：“自钟繇之后，二王变体，世人谓之‘真书’。执笔之际，不知即是隶法。”元吾邱衍《字源七辨》谓：“隶有秦隶、汉隶，灼是至论。今当以晋人真书谓之‘晋隶’，则自然易晓矣。”但一般并不使用这一名称。传世有《郛休碑》《孙夫人碑》《爨宝子碑》等晋碑。
汉字主要书体之一。原称“今隶”“正书”。产生于汉末，系汉隶省改波磔、增加钩撇捺而成，至魏钟繇、晋王羲之改变体势、创制法则，隶、楷遂完全分流，别为两体。故明张绅《法书通释》曰：“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但自钟繇之后，二王变体，世人谓之‘真书’”。唐张怀瓘《六体书论》释曰：“字皆真正，曰真书。”历代皆以钟、王为正书之祖。
关于“楷书”的概念有二义：一、指具有法度、可作楷模的法书“楷”，指楷模。唐张怀瓘《书断》卷上：“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式。’亡故凡有法度之书皆可称‘楷书’”。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曰：“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卫恒《书势》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为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草为楷也。二指真书。但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认为真书与楷书不同：“楷书须八面俱到，古人称卫夫人、逸少父子、欧阳率更、虞永兴、智永禅师、颜鲁公此七家谓之楷书，其余不过真书而已。楷书者，字体端正、用笔合法之谓也。”
即“真书”。《宣和书谱·正书叙论》：“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体。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六朝是真书的发展时期，摩崖、造像姿态百变，精品迭出，尤以《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爨宝子碑》《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最为著名。至唐，楷书大盛，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辈出，书法各具风貌，蔚为大观。其中颜真卿又变古法，雄健独出，后世很多人学他。
楷书大字。极大者称“榜书”“擘窠书”，一般数寸以下大字称“大楷”。大楷常用来作为书法基本练习。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第二十二》：“作书宜从何始？宜从大字始。《笔阵图》曰：‘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然亦以二寸、一寸为度，不得过大也。”宋曹《书法约言》：“如作大楷，结构贵密，否则懒散无神，若太密恐涉于俗。”（也就是宋苏轼所言“大字难于结密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之意。）
唐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部分）
指一寸见方之楷书，也称“寸楷”。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古人书有定法，随字形大小为势。武定《玉佛记》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张猛龙》等碑字方寸。……大小既殊，而笔法顿异。”
指楷书小字，普通小楷数分见方，如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王献之《十三行洛神赋》等。清宋曹《书法约言》曰：“作小楷易于局促，务令开阔，有大字体段。”特小的楷书如蝇头，称为“蝇头书”。
指盛行于北魏时期一种书体，属楷书范畴。因多镌刻于当时广为兴建的碑碣、墓志、摩崖、造像、题记等石刻之上，故称为“北碑体”。魏碑书体是在汉隶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成的。其书法特征：行笔刚健有力，点画峻利，转折处用笔提按明显，结构内圆外方。疏密自然，纵横倚斜，错落有致。初期魏碑，体势严谨方正，雄伟峻拔，悍劲粗犷，意态奇逸多变，意趣酣畅。后期则受南朝书法影响，又渐趋浑厚遒美。著名碑刻有《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石门铭》及云峰山诸石刻。碑学派高度评价了魏碑书法艺术成就。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北朝人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具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赞魏碑书法云：“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魏碑书法上承隶书传统，下开唐楷新风，为汉字由隶变楷的演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晋王羲之《黄庭经》（部分）
汉字的主要书体。从广义讲，包括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草书，如草篆、草隶、章草、今草、狂草等。《宣和书谱·草书叙论》：“草之所自，议者纷如，或以为‘稿草’之草，或以为赴急之书，或以为草昧之作，然则谓之‘草’，则非‘正’也。”宋张拭《南轩集》：“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从狭义讲，指书写上有一定规范法度并能自成体系的草写汉字，如章草、今草、狂草。草书的主要特点是：结构省简、笔画连贯，书写流便迅速，但不易识别。草书历代能书者，章草有崔瑗、杜度，今草有张芝、二王，狂草有张旭、怀素。
与“小草”对称，指今草中字形体势较大、笔画更省简，风格更纵横奔放者。唐代张旭、怀素所作“狂草”，最为豪放，一般也称为“大草”。
与“大草”对称，指“今草”。草书的一种，始于汉末，是对章草的革新。笔画连绵回绕，文字之间有牵丝联缀，书写简约方便。为东晋王羲之所发展完善。唐代张怀瓘《书断》载：“（王）献之尝对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今草是一种在继承章草的基础上，适应隶书向楷、行体发展趋势和形体上的变化，进一步省减了章草的点划波磔，成为更加自由便略的草体。我国最早的一个今草大师，是东汉的张芝。
最为恣肆豪放的草书。“狂草”笔势相连而圆转，字形奔放多变，在今草的基础上将点画连绵书写，形成“一笔书”，在章法上与今草一脉相承。唐张旭所创。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庭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其特点是笔画极尽省简连绵，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很难辨认。明赵宧光《寒山帚谈》卷上《权舆一》：“狂草，如张芝、张旭、怀素诸帖是也。”意狂草自张芝始，实混称大草与狂草。
近人于右任主持创造。于氏为近代草书大家，三十年代在上海成立草书社，集合海内专家，根据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原则，制定“标准草书”。于氏认为历史上有三系草书，即章草、今草、狂草，故标准草书又称第四种草书。行书汉字书体之一，最为常用。唐张怀瓘定义为：“不真不草，是曰‘行书’。”清宋曹曰：“所谓‘行’者，即真书之少纵略，后简易相间而行，如云行水流，秾纤间出，非真非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一般认为起于东汉刘德升，晋卫恒曰：“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升，而钟氏小异。”钟繇三体中之“行押书”即行书。钟繇之后二王造其极，遂大行于世。行书又可分为两种，清刘熙载曰：“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晋代的王、谢、郗、庾诸子，唐代欧、虞、褚、薛，五代杨凝式、李建中，宋代苏、黄、米、蔡等皆为行书大家。而王羲之《兰亭序》被公认为天下行书第一。行押书行书的早期称呼，起自钟繇。押，署也，本指押字。宋岳珂《程史》卷一《晋盆杆》：“押字之制，世以为起于唐韦陟‘五云体’，而不知晋已有之。”而实际起源应更早一些。唐韦续《墨薮》卷一《五十六种书》之四十六：“行书，正之小伪也。钟繇谓之‘行押书’。”
即“行押书”，“狎”当以“押”为正。
唐孙过庭撰并书《书谱》
唐韦续《墨薮》卷一《五十六种书》：“三十二：芝英书，六国时各以异体为符信所制也。三十三：符信书，汉武代有灵芝三，植于殿前，遂歌《芝房》之曲述焉，又名芝英。”对韦文可理解为：一、“符信书”即“芝英书”。二、韦文三十二条为符信书、三十三条为芝英书。梁庾元威《百体书》中有“符文书”疑即符信书。
专用于符信上的篆书，“秦书八体”之一。符，古代取信之物。《周礼·秋官·小行人》：“达天下六节，门关用符节，以竹为之。”《汉书》卷四《文帝纪》：“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注：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说文解字序》徐锴注：“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应别为一体。”
秦代用于印章的一种篆书。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谓秦书有八体，“五曰摹印”。清段玉裁注：“摹，规也，规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刻印之前，先就印之大小、字之多少、笔画之繁简、位置之疏密加以观摹，故名。从存世秦印实物来看，其形体略方，笔画平直，与小篆有同有异。
秦书八体之一。古代题匾额等用的书体。署有两义：一、《说文解字·册部》：“匾，署也。”古之“榜”就是后世之匾额，名曰“署”。二、《说文解字序》清段玉裁注：“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亦曰‘署’。”署书后世不局限于篆书，隶、楷、行、草诸体无一不可。
一、即“署书”。二、以为署书专指篆书而后世匾额题榜各体皆用，故题榜也称为“题署”。
一般指楷书大字，清叶昌炽《语石》卷五《题榜》：“题榜，其极大者曰‘擘窠书’。”对“擘窠”的解释归纳起来有两种：一、明朱履贞《书学捷要》：“书有‘擘窠书’者，大书也，特未详‘擘窠’之义。意者，擘，巨擘也；窠，穴也，即大指中之窠穴也。把握大笔在大指中之大窠，即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拨镫’，大笔、大书用‘擘窠’。然把握提斗大笔，用擘窠仍须双钩，用名指揭笔，不可五指齐握。”这就是说，擘窠原义为虎口，引申为执大笔之法，再引申为大字的代称。唐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据石擘窠大书。”二、刻碑书丹之前，先画成方格，以求匀整，谓之“擘窠”。又篆刻四字印章时，先横直等分，亦称擘窠。明丰坊《书诀》分楷书为五，即铭石、小楷、中楷、擘窠、题署，言擘窠创于鲁公，柳以清劲敌之。此是以《东方朔赞》为擘窠的例子。
指大字，亦称“署书”“题榜书”。榜，古称“署”，即宫殿匾额或门额；又指告示，张榜皆用大字，故称“榜”。凡数寸至迳丈之字皆可谓“榜书”，并非一定书于匾额。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榜书第二十四》：“榜书，古曰‘署书’，萧何用以题苍龙、白虎二阙者也。今又称‘擘窠大字’。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榜书现一般指正楷书，然萧何题署，号曰“萧籀”，当是篆书。梁鹄、韦诞、卫觊、颜真卿、李阳冰并善此法，当为隶、楷。李邕善之，当为行书。
秦书八体，七曰“殳书”。《说文解字序》清段玉裁注：“萧子良曰：‘殳者，伯氏之职也。古者文既记笏，武亦书殳。’按：言‘殳’，以包凡兵器题识，不必专谓殳。汉之刚卯，亦殳书之类。”徐锴注：“书于殳也。殳体八觚，随其势而书之。”故殳书为专铭于兵器之上的书体，近世出土实物资料很多。
墨笔的笔画中夹有丝白。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或谓“白”古作“帛”，“飞白”者若飞帛也。传为蔡邕所创。唐张怀瑾《书断》卷上“飞白”：“按：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邕字）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阙，其体有二：创法于八分，穷微于小篆。”初创时飞少白多，全用楷法；南齐萧子云变为飞多白少，又作小篆飞白。唐太宗、高宗取之用于行、楷，宋太宗、仁宗专尚于草书，而清代飞白书各体皆备，张燕昌又取以入印，是飞白不拘于一体也。飞白不同于“枯笔书”，枯笔偶见露白，而飞白则丝丝夹白。传世之唐、宋御制碑多以飞白题额，如唐太宗《晋祠铭》、宋仁宗《赐陈绎碑》额。
一种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的明代官场书体。所谓“台阁”，本指尚书，引申为朝廷官府的代称。清周星莲《临池管见》：“自帖括（台阁体）之习成，字法遂别为一体，土龙木偶，毫无意趣。”可见“台阁体”在书法史上评价不高。清人多称台阁体为“馆阁体”，其义基本相同。清洪亮吉《北江诗话》：“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然此体唐、宋已有之。段成式《酉阳杂俎·诡习》内载有官楷手书。”沈括《笔谈》云：“三馆楷书不可不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是矣。窃以为此种楷法在书手则可，士大夫亦从而效之，何耶？”
抄写佛经的人所用之书体，故名。唐代的佛教信徒往往请“经生”代为抄写佛经，宋朱长文《墨池编》卷十《续书断下》：“唐世写经类可嘉，绍宗者犹屈为僧书，则写经者亦多士人笔尔。”清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唐人书》：“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