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隶：通古今之变

汉代艺术所展现的是雄健博大的风格。汉代人是雄健的，汉代艺术中的人物神采飞扬，禽兽粗犷雄强。汉代艺术总的风格是浑厚雄健、激荡飞扬，且富有生命力、运动感。后世挖空心思的竞技逞巧之作，在恒久的魅力上都不能与之相比。鲁迅先生曾多次赞叹汉代艺术，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鲁迅先生还大量搜集汉代画像拓片，准备“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他赞叹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承先启后、蕴古开今的光辉灿烂时期，居主导地位的典型书体是隶书，所以人们常用“汉隶”来称呼这个光辉时期的典型书体。

隶书从秦统一中国以前就出现了，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出土的木牍文字，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竹简文字都证明了这一点。以上出土的这些木牍文字和竹简文字体现出篆书向隶书的转变。相传秦人程邈创造了隶书，这可能是他搜集整理过这种字体，方便了隶书的推广和流传。

隶书至西汉开始走向成熟，它逐渐摆脱了篆书的笔意，变得更加整齐、端正，出现了波磔，字形完全趋于扁平。

东汉时代，隶书艺术臻于鼎盛。这一时期立碑之风盛行，各种碑碣（方的是碑，圆的是碣）大量出现。此外还有石表、石阙，都有精彩隶书刻于其上。优秀的书法家大量涌现，各种风格的隶书异彩纷呈，美不胜收，蔚为大观。写字的技法也完全成熟了：提按顿挫，蚕头雁尾，俯仰之变，波磔之美，都极大增强了隶书艺术的独特魅力，特别是篆书中圆转的笔画，在隶书中分成了横、折两笔。为了便捷，书写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从传世的东汉名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书法风格。主要有以下几种：古朴方整、丰茂厚重的风格，如《张迁碑》《鲜于璜碑》；遒劲凝练、斩截爽利的风格，如《礼器碑》；飘逸秀丽、妩媚多姿的风格，如《曹全碑》；中正平和、精工严密的风格，如《史晨碑》《朝侯小子残石》；华美堂皇、端庄典雅的风格，如《乙瑛碑》《孔宙碑》；雄放豪迈的风格，如《石门颂》。

《居延汉简》

20世纪70年代居延遗址出土的两万多枚汉简总称为《居延汉简》，它约为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至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的作品。这批简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所用的书写字体包含汉篆、隶书、章草，可以说是一种公务性的实用字体。风格从整体上来看具有汉代恢弘大度、粗犷豪放的气韵。因为都是日常的手写体，所以较为真实地展现了汉代民间书法的面貌。

西汉时代，隶书日臻成熟，但是还带有篆书的笔意，如《五凤二年刻石》，此石书法尚无明朗的波磔笔画，前人论书法称之为“古隶”。东汉是隶书完全成熟和鼎盛的时期，结体精严曼妙，笔法多姿多彩，此时期碑刻盛行，佳作如林，各具特色，蔚为大观，达到了中国古代隶书艺术的巅峰阶段。正如王国维先生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隶书，就是汉代的书法艺术，无论何时，要学习隶书，总要回到汉代来研习这些不朽的刻石。

《五凤二年刻石》

刻于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石在山东曲阜孔庙。碑文为隶书，虽仅3行13字，但充满淳朴古质之风。用笔雄浑豪放，不假雕饰，达到了自然而然的高远博大的境界，非常生动而毫无浮躁之气。字迹不多，但完全透出了汉代宏放的大气象。全文以四四五的形式排列，字形长短变化，分布自然直率。此书法体式取方，纵向延展，用笔未见典型波磔，尚存篆书笔意。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仅见的西汉隶书刻石。

《褒斜道刻石》

此刻石书法明显表现出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特点。即以篆笔作隶书，变圆为方，削繁成简，笔画虽细却不失大气宽博。其风格宏伟，笔力遒劲，浑朴苍劲，富于汉代开拓进取的精神气息。

这也是与大自然争胜的书法艺术，类如天然石壁古秀纹理的书法，令人惊叹！千年以后，宋代烧造的最为辉煌的瓷器上的冰裂纹（俗称开片），其自然裂纹之妙，虽出于自然，却在人的制作设想之中。而《褒斜道刻石》的书法之妙，虽出自人手，却出人意想之外。我们可以用不长的时间写一手循规蹈矩的正楷字，但是用加倍的时间也练不出这样新奇的字，因为它需要艺术思维上的创造。

《石门颂》

位于陕西褒城县东北的《石门颂》，是东汉刻石中最具艺术特色的隶书名碑之一。它的字，自然奔放，朴拙雄强。其笔法变幻莫测，雄健舒畅，结体大小不一，横笔不平，竖笔不直，起收无迹，自然率意，奇丽多姿，妙趣天成。杨守敬《平碑记》称“其用笔如闲云野鹤，飘飘欲仙，六朝疏秀，皆从此出”。由于在崖壁上书写镌刻，故而在自然的挥洒之中形成了遒古蜿蜒的笔法。这是自然美与书法美融为一体的作品。

《张迁碑》

《张迁碑》的书法劲秀朴厚，方整多变，碑阴尤其酣畅。书体朴茂端正、结构严整，以方笔为主。此碑很受后世书家推重，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就曾临此碑过百遍。

《礼器碑》

全称《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勑复颜氏繇发碑》《韩勑碑》等。刻于汉永寿二年（156年），为隶书。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无额。碑的四面均有刻字，且都是隶书。碑阳（即正面）有16行，每行36个字，文后有韩勑等九人的题名。碑阴（即背面）和两侧也都有题名。

《礼器碑》被前人誉为“书中无上神品”。此碑书法线条瘦劲，极具阳刚精劲之气，它以瘦硬而有神采的艺术风貌而冠绝古今。历代对此碑评价极高，认为它无美不备，推为汉隶极则。清代鉴赏家郭宗昌称赞它道：“若得神助，弗由人造。”更叹道：“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接也。”足见此碑艺术魅力之大。在书法艺术中，能够运用细线条表现出穿金刻玉的力量，《礼器碑》是极好的典范。

《曹全碑》

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刻，隶书。清代的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评价此碑“字法道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如果要在汉碑中寻找最为秀丽典雅的书法，则当首推《曹全碑》。此碑自明代万历初年出土以来，几乎受到清代书家的一致赞叹。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此碑书法风格属秀丽一格，平和简静，内清刚而外俊美，有人说它如少女簪花，文雅可爱；有人说它如雅人高士，风流自赏。其笔画圆润而精气内含，从容潇洒如行云流水，风神颇为俊逸。其结构匀整，秀美多姿，间有狭长之笔，变动灵活，饶有篆意。此碑在众多汉隶中极负盛名，被人们视为临习汉隶的上乘范本。

《史晨碑》

又名《史晨前后碑》，两面刻。碑通高207.5厘米，碑身高173.5厘米，宽85厘米，厚22.5厘米，无碑额。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17行，行36字，末行字原掩于石座中。旧拓多为35字，新拓恢复原貌36字，字径3.5厘米。碑文为鲁相史晨奏请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年）四月。14行，行35、36字不等。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史晨碑》的特点是用笔精工细致，应规入矩。前人把它比作步伍整齐的军队，凛然不可侵犯。

《朝侯小子残石》

又称《朝侯小子残碑》，也称《小子残碑》。此碑风格平和端庄，温文尔雅，与汉隶名品《史晨碑》的平正端秀颇为相似。在用笔上方圆兼备，法度森严，遒厚凝整，属中正平和的一路。字多取横势，因字立形，也偶见纵长，笔画起伏不大，厚重实在。由于此碑的风格平正，特别适合初学隶书者作为入门范本。

《乙瑛碑》

《乙瑛碑》与《礼器碑》《史晨碑》并称为“孔庙三碑”。此碑的最大特点是肃穆端庄、文雅大方，清人方朔说它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清代书家万经曾把它比喻成“冠裳佩玉”的君子。《乙瑛碑》立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翁方纲评此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这是最有法度可循的隶书名碑。碑中用笔方圆兼备，笔画俊美生动，长笔画多成弧线曲势，雁尾波笔动态非常优美。世人爱习此碑的很多，但学习此碑要注意一些问题：既不要过于纤巧，也不要过于呆板，恐伤于靡丽或甜俗；宜取其妙而去其俗，方能得法。此碑书法纵逸飞动，体势开张宽博，每字均有主笔突出，力量外拓。其用笔一丝不苟，圆转处略存篆书意味，笔意浑古。与别的字体大小相同的隶书名碑相比，此碑的字显得更加高大，这就是它宽博开张的特点的表现。如碑中的“泰”字上面三横逐渐加长，字形上锐下丰，如山岳状，显得很高大。

《鲜于璜碑》

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立，隶书。1972年5月在天津武清县高村出土。碑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3厘米。碑阳16行，行35字，有界格；碑阴15行，行25字，有界格，共827字。额阳文篆书10字。通碑字迹清晰，是建国以来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碑之一，现存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鲜于璜碑》书风方整朴厚，笔法方圆结合，在存世汉碑中，与晚于它的《张迁碑》同属方笔一派而又别具特色。碑阴字大小不一。以浑厚沉着见胜，而开六朝楷书之先声。其笔画丰厚饱满，用笔方折，斩钉截铁，下笔与收笔处不露锋芒，含蓄浑厚。字形有长有短参差变化，跌宕有致。全篇雄浑而有气魄，结字严谨方整而不失温文尔雅之气，正似宽博笃睦的贤德君子。

《华山庙碑》

全称《汉西岳华庙碑》。东汉延熹八年（165年）立，隶书，郭香察书。22行，行37字。原碑已毁，旧碑在陕西华阴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毁于地震。

此碑书法结体匀称谨严，仪态大方，气韵醇厚，体态壮美。笔画灵秀遒劲而富丽典雅，起笔逆入平出，尤其是撇、捺之波磔重笔出锋，使笔画丰肥沉厚。方笔、圆笔兼用，用笔起伏多姿，顿挫飞扬而富于变化。其华丽的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朱彝尊评价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而同样是清人的康有为不满意此碑的华丽风格，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它“淳古之气已灭”“实为下乘”。

《衡方碑》

全称《汉卫尉卿衡府君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年）九月立，隶书。20行，行36字。藏山东泰安岱庙。碑阴存题名两列，字甚漫漶。碑额阳文隶书“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2行10字，两行之间有竖格线。碑原在山东汶上县西南15里郭家楼前，清雍正八年汶水泛滥，碑陷卧，后重立。

此碑体方笔圆，古拙浑朴，气派宏大，于严整中见灵动变化，浑厚中富妩媚天趣。若拿它比拟音乐，则是真正的黄钟大吕，激越磅礴。在汉隶名品中，它与《张迁碑》《鲜于璜碑》同属雄浑茂密，雍穆厚重一路。它那大巧若拙、憨态可人的艺术风格，吸引后世很多书法家学习它。它结体方正严整，却能在字的内部寻找空间对比，于严整中求险峻，方正中有雄强气。碑字结体宽博，笔画丰腴肥厚，方圆兼备，风致高雅。杨守敬认为“北齐人书多从此出”。清代隶书大家伊秉绶就深受此碑影响。

《天发神谶碑》

亦称《天玺纪功碑》《吴孙皓纪功碑》。三国东吴天玺元年（276年）刻。传为皇象书，篆书。石在宋时已断为三，所以俗称为“三段碑”。上段存21行，中段存19行，下段存10行，总存字数超过200个。残石旧在江苏江宁。清嘉庆十年（1805年）毁于大火。一般说来，篆书要用圆笔，隶书要用方笔，然而此碑却以方笔作篆，完全是别开生面。其起笔用方笔，而收笔出锋线条十分老辣，形成一种雄伟苍健、沉着痛快的气势。其结体则上紧下松，形态修长，体方势圆，疏密得宜。张叔未盛赞此碑说：“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艺术大师齐白石先生的书法篆刻都深得益于此碑。

《熹平石经》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46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石碑已毁，北宋以来屡有残石出土。近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存字超过8000个。石经刻字意在正五经，树风范，故书写严谨规范，细致端方，因而也略显拘谨。文字笔画线条圆浑厚重，骨肉均匀，气力饱满，但由于是一个意在制订规范的标准书法，所以整篇看来显得气息不太自然；章法也嫌单调，似乎预示着汉隶发展到极致后的程式化，已无放逸生动之致。字的外形方正，无突出主笔，从这种章法及多处的用笔上，我们多少可以发现魏晋楷书意味。此石经出土时有残石百余块，现多散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