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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是春秋的青铜盛酒器。秦国在周人的故土上发迹，直接继承了周文化，所以铭文书体有着浓厚的宗周色彩。
《秦公簋铭》风格规整谨严、静穆大方，表现出刚健雄劲的秦风，它在秦代书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来秦朝篆隶的出现影响很大。如秦权、秦量、秦诏版及琅琊刻石等所载的字体，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它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秦书法的演变源流。
需要注意的是，《秦公簋铭》是用活字印制模范的，一个个印按痕迹清晰可见。这表明，春秋时代的秦人已经能够使用字模来排版印出铭文。这时，距离活字印刷术成熟的宋代尚有一千六百年左右的时间。
先秦书法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呢？
先秦时代文字的载体多种多样，有金属、玉石、木、竹还有帛。载体不同，用途各异，书法风格也丰富多彩。金属的书法有错金书。所谓“错金书”是一种制作工艺，其方法是先将文字铸刻在青铜器皿之上，字为阴文，然后用金涂在上面。这样真金字就出现了。由于金具有独特的光泽，所以错金书的风格更为光彩照人。还有写在木材上的书法，如战国时期秦国的《青川木牍》，笔迹清晰地表现出行笔起止时回锋和出锋的变化，可谓结体自然，错落有致，已经显露出波挑之势，是大篆向隶书过渡时期的作品，被视为最早的古隶标本。还有《侯马盟书》。《侯马盟书》的文字用毛笔书写，朱书居多，夹以少量墨书。笔锋清晰可辨，不但能看到当时书法的形体和风格，也能看到书写者的用笔方法。
春秋秦公簋及《秦公簋铭》
古籀文向小篆演变过程中的书体，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石刻文字，为先秦石刻文字中的杰作。《石鼓文》大概刻书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至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之间。上面记载的是秦国君主的游猎活动，有人认为《石鼓文》是先秦史诗。《石鼓文》的书体为大篆体，已经摆脱了象形图画的痕迹。其书法大气堂皇，浑厚高古，中锋运笔，结体多取方或长方形，体势整齐，端庄凝重，笔力稳健，造型疏密有致、参差错落、自然生动，形成了饱满圆润、刚柔相济、遒劲精细的艺术特征。在章法上，其文体现了上下左右、偃仰向背的呼应关系，即上下留有天地，字距匀称，行距适宜，分布和谐。其书法风格气韵深厚，妙趣横生，灵动沉着，具有追魂夺魄的艺术魅力。
《石鼓文》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珍贵资料，同时它也对研究历史、文学、社会进化、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石鼓文”这一名字最早出自唐代张怀瓘的《书断》一书。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叙（周）宣王畋猎之作，今在陈仓县。”窦泉也在《述书赋》中提到：“篆则周史五十。”窦蒙（大历十年）作注时说：“史籀，周宣王时史官，著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即拓本）。”这里需说明一点，唐大历十年（775年）之时，已出现了《石鼓文》的拓本。
宋代郑樵《石鼓音·序》说：“石鼓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取置于凤翔之夫子庙，经五代之乱，又散失。宋司马池复辇置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1052年），向传师求于民间而获之，十鼓于是乎足……大观中（1107—1110）置之辟雍，后复入保和殿。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否？”
元代虞集在《石鼓序略》中说道：“大都国子监、文庙，石鼓十枚，其一已无字，其一但存数字，今渐漫灭。其一不知何人凿为臼，（作原鼓）而字却稍完。此鼓据传闻，徽宗时（大观）自京兆（陕西长安）移置汴梁，贵重之，以黄金实其字。金人得汴梁（开封）奇玩，悉辇置燕京（北京），不知（石鼓）为何物，但见其以金涂字，必贵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抚家。王宣抚宅后为人兴府学，大德之末（1307年），集为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鼓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置于今国子学大成殿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疏棂而扃鐍之。……大抵石刻而高，略似鼓耳，不尽如鼓也。”
《石鼓文》在唐代发现后，立即受到文坛的重视。韩愈《石鼓歌》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苏东坡则作了一首诗《石鼓歌》：“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赵明诚《金石录》云：“《石鼓文》字画奇古，决非周以后所能到。”康南海云：“《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近代吴昌硕临习《石鼓文》数十年不辍，以《石鼓文》笔法入篆刻、入绘画，成为一代金石书画大师。《石鼓文》是秦国统一文字之前篆书走向规范化的一个里程碑，已成为后世习篆者必学的经典。石鼓自唐初发现以来，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其间几经迁徙辗转，现全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重大措施，在大篆的基础上把繁复的字加以省改，六国的异体字变为统一，成为小篆，也叫秦篆。秦相李斯作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的《博学篇》，这些都被定为秦篆即小篆的标准范本。秦代是中国书法史上实现古今之变的最重要的时期。小篆和秦隶成为当时通行全国的主要文字形态，前者为官方正体文字，后者是在下层官吏与民间使用的便捷字体。小篆是古文字的总结，而秦隶则成为今文字的开端。
秦代留下的主要书迹是秦始皇巡行天下时的七块刻石（原石保存至今仅《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两种，其余为后人摹刻本）。书体除小篆、隶书外，还保留了秦国曾经使用的大篆。秦代除了官方统一使用的小篆之外，还有多种书体并存。
书法史上所谓“秦书八体”是：一、大篆，即籀书，是西周时期一种文体；二、小篆；三、刻符，是官方常用于军事调度的符信，刻于金银、铜、玉上，剖分为两半，彼此各持一半；四、虫书，是书写在幡旗和刻在青铜器上的象征性的虫、鱼、鸟图画文字，其实是装饰性的金文美术字；五、摹印，是制印的一种书体；六、署书，是题写门上匾额用的书体，亦称“榜书”；七、殳书，殳为兵器，这类书体是刻在干戈上的字体；八、隶书，是在秦篆的基础上，为书写公文方便，人们创造的一种今文。
在历经数百年的战乱之后，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这一时期的秦王朝，上上下下都弥漫着一种渴望建立社会新秩序的心态；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体现出一种大一统的宏伟气势。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作为一种时代风貌，它们也表现在秦篆上面。
小篆由大篆演变而来，它们都是篆书体系，都具有共同的艺术美。整个篆书体系都属于古体书，而以后出现的隶书则是今体书。
古体书何以叫做篆书？一般认为，“篆”与“瑑”同音，雕琢圭璧称为“瑑”，圭是下圆上方的，璧是圆形的，瑑也指玉器上隆起的雕刻花纹，而且这些花纹匀整而多有圆转之态，这正是篆书的主要特点。我们发现，与“彖”部有关的文字都体现了这样的字义，如房顶圆形的木椽。汉代许慎解释篆为“引书”，也应是指篆书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绵长之意。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总结的篆尚“婉而通”，道出了篆书的审美特点。
小篆跟同属篆书体系的甲骨文、金文等大篆相比，笔画更为省简，字体更为规范，结构更为匀称，用笔更为圆转，是一种非常美观的书体。篆书从广义上说，是指秦以前约两千年的整个古文字体系，象形的意味很强；从狭义上说，篆只指秦代小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小篆。
总体来说，小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字形修长。无论笔画多少都要写成长方形，而且竖向的笔画向下引伸要表现出弧线美。整个字要形成上密下疏的形式美。
二、结构对称。篆书从象形文字大篆演变到小篆的过程中，保存并强化了结构的对称美。小篆是体现对称美最明显的书体。
三、线条圆转流畅。小篆无论点画的长短，笔画都呈现出粗细均匀的美感，在圆转中保持流畅，在流畅中要有韵律。
在秦刻石当中，原刻拓本保存字数较多的有安国藏的北宋拓本《泰山刻石》，现存有165字。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行郡县，到达泰山、峄山及琅琊等地，并让李斯刻石颂德，《泰山刻石》就是在这时候问世的。
泰山、琅琊的两处刻石，都是四方形，而且是上窄下宽、四方不等、四面环刻。《泰山刻石》共22行，每行12字。石高4尺，字径2寸5分。据《山左金石志》记载，宋大观年间（1107—1110）的刘歧拓本，存有223字，与史书所载的字数符合，仅笔画略有残缺。
《泰山刻石》现在仅存29字。据说是李斯所书，文字显示出秦统一天下以后，“书同文”所产生的极为规范的风格。字体大气平正，笔线均匀流畅，横平竖直，遒劲匀圆，字呈长方形，典雅有致。而且它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雄浑朴厚的艺术特点，用笔劲健，风格规整，这是标准的小篆书法，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典范。
《泰山刻石》原先放置在岱顶玉女池上，不知何时遭毁而亡佚。明代时，北京许氏得到断石，将其移置到碧霞元君祠的东庑。清乾隆五年（1740年），刻石遭遇火灾，再次受到损坏。嘉庆二十年（1815年），蒋因培访得碎石两片，将其放到玉女池，仅剩余十字。道光壬辰（1832年），刻石被嵌到石壁之间。宣统二年（1910年），罗正钧、俞庆澜将刻石取下，另建小亭以作保护，结果又损坏了一个字。现仅存9字，原石尚保存在泰山岱庙之中。
秦《泰山刻石》
秦《峄山刻石》
《琅琊台刻石》是秦刻石现今存字最多的。传为李斯所书。该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经历两千多年的风雨，此石已经风化剥蚀严重，唯西面13行86字清晰。文为小篆，系秦代原石，极为珍贵。作为体现出秦王朝大一统风范的典型的小篆石刻，其书与《泰山刻石》近似而形体修长，婉丽潇洒，气魄宏大，有雄视天下的气概。书风庄严，结构紧密，宽博流畅，骨肉丰匀，这是最经典的传世小篆作品，真正的秦代石刻。据传，北宋时《琅琊台刻石》就只剩下了二世诏的一面，其余三面都已遭受损害、残蚀。明代时，此石偏西面处开裂。清乾隆年间，泰安县知事宫茂让人镕炼生铁，将刻石固定住。1949年后此石放置于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又移置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
《峄山刻石》相传被魏武推倒，又被野火焚烧，唐时已有了木刻的翻版。杜甫曾在诗中写道：“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可惜唐代的复刻本现在已经不传了，所以“肥”得怎样已无从推测。宋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以南唐徐铉的摹本，在长安重刻此刻石。
《会稽刻石》又称《秦望》。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登临会稽，祭祀大禹，并在此地刻石歌颂秦朝功德。《会稽刻石》的原石早就亡佚了，后来有人把它刻到徐铉摹写的《峄山刻石》同一石碑的背面。康熙年间，这块石碑《会稽刻石》的一面遭到磨灭，拓本也很少流传于世。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绍兴知府李亨，以旧拓申氏本嘱托金匮（无锡）钱泳重新把它刻到石碑之上。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以后，诏令全国统一度量衡制度，在统一制造的度量衡器上都刻有相关诏书，或者镶嵌上刻有诏书的铜诏版，这就是《秦诏版》。
这些诏版大都刻于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为了凿刻金文，这组书法多数是不通过书写而直接凿刻出来的文字。其笔线瘦硬方折，有行无格，行多弯曲，排列前紧后松。字的笔画结构则长短疏密，大小不一，或二字仅占一字之格，或一字独占二字之格，极富情趣。其结字亦奇正间出，不拘成法，用笔长短疏密，任意安排，有“如水在方圆之妙”（虞世南《笔髓论·契妙》），具有一种自然适意的朴素质实之美。
汉代的篆书应用最多的是小篆。小篆在西汉用于官方文书、金石刻辞、官铸的铜器铭文、宫殿官署的题额、瓦当、印章等。如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国区域设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印纹就是汉代的小篆。
东汉时期的《袁安碑》和《袁敞碑》是汉代小篆书法面貌的代表作。这两个碑是分别纪念在朝廷作过高官的袁氏父子的墓碑，歌颂他们正直、勇敢地为国家做事的精神。这两个碑的篆书已经不如秦小篆那么修长，其用笔笔力稳健凝重，结构宽博舒展，遒美浑厚，章法简洁大气，体现了汉文化的特点。
秦《秦诏版》
汉代碑刻已经大多数用隶书，而碑额一般用篆书。这是因为篆书典雅华美，又是古体，用于碑额以显庄重，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下来，唐以后的名碑也多用篆书题额。
秦始皇诏文权
秦诏版
魏晋时期《正始石经》，列古文、篆、隶三体。孙吴末年有《天发神谶碑》，笔法雄健。自晋至唐三百年间，篆书几乎绝响，只可在碑额志盖上见到，作为装饰之用。唐代写篆书首推中唐的李阳冰。李阳冰工小篆，有“笔虎”之誉。传世书迹《李氏三坟记》，唐大历二年（767年）刻，现藏于西安碑林。其用笔遒劲有力，豪爽健伟。结构停匀，雄浑静穆。李白曾作诗称赞他：“笔落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清代王澍称赞他：“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李阳冰对自己的篆书也很自负，他曾说：“斯翁（李斯）之后，直至小生。”
宋代只有徐铉和郭忠恕等人以工篆名世。金、元、明有赵孟、李东阳等擅长篆书，但都没有突出的创造。
清代乾嘉年间盛行考据金石之学。由于出土碑刻、古器物日多，学者纷纷研究考释古文字，因而出现了很多擅长写篆书的大家，如戴震、孙星衍、严可均等，尤其是可堪称一代宗匠的邓石如在篆书上很有创造。其后吴熙载、杨沂孙、吴大澄等写篆书也自成一家。
纵观小篆的历史，我们发现，从秦以后，篆书的基本笔法为平动，要求线条在匀事平行的运动中进行，线条匀整精工的篆书笔法有所谓“铁线篆”“玉箸篆”。自从明末以后，篆书作品中的线条渗透进了提按的笔法，如邓石如的篆书非常讲究运笔的意味；赵之谦的篆书作品，提按笔法非常明显；吴昌硕和齐白石的篆书作品，更是吸收了行书的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