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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批评”（nouvelle critique）
并非始于今日。自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发生在此时是正常的），我们的古典文学接触了新哲学，获得一定程度的重新评价。论点迥然不同的批评家，以不同的专题论著，将蒙田（Mon-taigne）到普鲁斯特（Proust）的全部作家，都加以研究过。对此无须大惊小怪，一个国家也经常如此把历史典籍重新阐述，以便能找出适当的处理方法，这只是一种例行的评价过程罢了。
可是，突然有人指控这个所谓冒充的运动
，抨击它的作品（至少是部分的）为非法，惯性地憎恶及反对一切先锋派作品，认为这些著作在学识上空洞无物，在文字上故弄玄虚，在道德上危殆人心，其所以能流行，全赖趋时媚世。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指控竟是如此姗姗来迟。为何到今天才出现？是来自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反响，还是某种蒙昧主义的反击？更或者，相反地，是向一种正酝酿显示话语的新形式做初步的抗拒？
令人惊讶的是：新近对新批评的围剿，是那样快速且带有集团性
。其中有某些原始而赤裸裸的东西在蠕动着，使人以为正在目击一个上古社团围攻某危险事物时的驱逐仪式，因而产生了“处决”（exécution）这个怪字眼
。人们梦想伤害、打垮、鞭打或谋杀新批评，将它拖到轻罪法庭上示众，或者是推上断头台上行刑
。这无疑触及一些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因为执法者的天下不但被称颂，而且被感谢、被赞扬，被当成一个扫荡污秽的正义使者：昔日人们答应给他不朽，今天人们去拥抱他
。总之，新批评的“处决”犹如公共卫生打扫工作，必须敢做，完工后反倒使人松了一口气。
这些来自一小集团的攻击，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烙印，它们投身在这个暧昧的文化领域，那儿有种经久不衰的政治（与当前的政见无关）渗透在判断与语言中
。假如是在第二帝国
的统治下，新批评应该被审判了。它违背了“科学思想或简单清晰的陈述的基本法则”，这岂不是伤害了理性？它到处引介一种“胡搅蛮缠、肆无忌惮、玩世不恭的性意识”，这岂不是冒犯了道德？在外国人的眼中，它岂不是“有损法国研究机构的声誉”
？总而言之，它岂不就是件“危险”的东西
？运用到精神、语言、艺术方面，危险这词立即标明一切落后的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时时处于恐惧中（由此产生一切毁灭性形象的总和）；它惧怕一切新的东西，常常贬之为“空洞无物”（这是它通常对新事物的唯一说法），可是这传统的恐惧，今天却加上了一种相反的恐惧，因此问题更复杂了：看来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错，他们又在这种怀疑上增加了些许尊重意味的“现代的要求”或“重新思索批判问题”的必要性，回避美好而动听的“回到过去是枉然的”
。这种退化就像今天的资本主义
是被视为羞耻的，因此产生这些奇异的矛盾现象。人们有时佯装接受新作品；既然大家都在谈论新作品，他们当然也应当谈论；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又突然感到要群起判决。这些被一些封闭社团间歇性地发起的审判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在失去某些平衡时，批评便会出现，但为什么独独发生在今天呢？
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并不全是新旧对立，而是被指为犯上违禁；一种赤裸裸的反动，某种围绕书本的言语，其所不容的是语言可以谈论语言。这种一分为二的言语成了某些机构特别警惕的对象，他们常用一种狭隘的法规加以约束。在文学的王国中，批评家正“保持”警察般的作用，因为一旦放纵，就有蔓延的“危险”：那将使权力的权力，语言的语言成了问题。在作品的第一次写作风格加上第二次写作风格，其实就是打开一条无穷尽的路，玩弄镜子互映的把戏，而这个通道是不可靠的。传统批评的功能是“批判”，它只能循规蹈矩的，也就是说只能依循评判官的趣味，可是真正机构的、语言的“批评”，并不应去“判定”，而是去辨异、区分或一分为二。批评并不需去判定，只需以谈论语言替代运用语言，就足以显示其破坏性了。今天人们责难新批评，并不是因为它的“新”，而是由于它充分发挥了“批评”的作用，重新给作者与评论者分配位置，由此侵犯了语言的次序
。人们自信察觉了反对它的理由，因而自以为有权把它“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