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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序我得写,虽然我不比读者们对罗兰·巴特有更深的了解。本书译者温晋仪两年前走了,只剩下我处理她的遗作。

这个序也是个追忆,多想写些我爱人当年去听巴特的课时的情景,可是我错过跟她一起去的机会。其实当时巴特就在我附属那个社会科学院授课,正是近水楼台,只因学科有异、兴趣不同,没有陪同她去。

晋仪喜爱中外文学,为了加强欣赏能力,颇为留意当代的文学理论。她还觉得译写其中一些重要文章是对其内容是否有确切领悟的一个测验。巴特的《批评与真实》就是这样译成的。她译作不多,但很认真,她留下的档案里就有三份不同日期的重抄修订稿。翻译过程中,她曾得到挚友Co-lette Vialle女士的协助和请上海复旦大学徐志民教授代为校订。我谨代表晋仪向他们两位致以深深的谢意。

大约是在译好法国当代哲学家里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何谓“后现代主义”》(刊于香港八方文艺丛刊1987年第5期),她就着手翻译巴特这篇文章。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她给我看她刚译好的一些精彩片段,像下面这两节:

“〔众多的历史学者和哲学家〕也都曾要求不断重写史学史和哲学史的权利以便使历史事实终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事实。为何我们就不能赋予文学以同样的权利呢?”

“……人们要我们等待作家过世后才去‘客观地’处理他的作品,真是奇怪的颠倒,只有等到作品被神化的时候,我们才应该把它作为确切的事实看待!”

又因为我对语言较感兴趣,她告诉我文中一个很有深意的引述:

“巴布亚人的语言很贫乏,每一个部族有自己的语言,但语汇不断地在消灭,因为凡有人死去,他们便减去几个词作为守丧的标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胜过巴布亚人,因为我们尊敬地保存已故作家的语言,同时也拒绝思想界的新词新义,在此守丧的特征不是让一些已有的词死去,而是不让另一些词诞生。”

《批评与真实》是法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新旧两派一次论战的产品,是巴特对攻击他的一篇文章《新批评还是新骗术》的反击。看来晋仪选译巴特这篇力作,除了它有文献性的价值外,另一原因是她很欣赏作者在他写作中所透露的精神境界:“绝没有权势,只有些许知识,些许智慧和尽可能多一点的趣味。”(《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辞》)

晋仪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不受学术上的职责牵累,把译作看成一种练习,从不急于刊印自己的劳动成果。已发行的两三种,也仅由于我和友人的催促、坚持才得见于坊间。所以在她短暂的双五年华里,在文学园地的幽径上,只留下轻盈的足迹。她于1985年获取巴黎大学博士衔的论文《两个革命间中国文学里的妇女形象》大约会在年内整理好出版,而那还没译完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怕将长埋在她的一盒一盒的笔记里了。

游顺钊
1997年7月写于巴黎惊弓坡 cxRzs7a559lQJAiil4D2BWrdZU1l4wW+yyvVgaO3sVDI0YKG4rFdbJNBR6Kkb/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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