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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读此句子、此故事或此词语，我悦，则以其写于悦中之故（这悦与作者的郁结不平之气不矛盾）。然则反过来呢？写于悦中便向我（作者）确保了我的读者的悦么？并不。这读者，我需去觅寻（需去“钓住”他），尚不知他在何处。一个醉的空间便营造而出。我所必要者，非读者“本人”，而是这空间：欲的辩证法的可能性，醉的无以预见的潜在性：赌注尚未掷下，游戏仍可进行。
我得到一文。此文烦扰我。可称之为絮咿。文的絮咿仅是语言的泡沫而已，受写作之纯粹需要的影响而形成。我们在此不是对付反常，而是与要求打交道。作者结撰他的文，使用一种乳儿的语言：急不可待，不假思索，发乎天真，啧啧嗒嗒的幽微的奔泻（这些含乳的音声，卓绝的耶稣会士凡吉纳康
将之设想为介于写作和语言之间）：这是毫无目的的吮吸的姿态，一种尚未分化的口欲的激动，将产生口福之悦与语言之悦这两种口欲掺和了。你针对我而说以便我可读你，然而我只是你倾卸此说的人物而已；在你眼中，我是乌有先生的替身，无象无形（依稀有点儿母亲的样子）；就你来说，我不是一个身体（corps），甚至不是一个对象（我可不在乎：我并不是生命需要确认的人），而仅仅是一个宜于吐露的场地，接纳物。或可说，此文讲到底是你全然不醉之际写成的；这类絮咿之文便是一种冷感之文，犹如一切要求皆是冷感的，直至欲望、神经症在要求中形成了为止。
神经症是种权宜之计：不是在“健康”方面，而是在巴塔耶所谈及的“不可能之事”方面（“神经症是对某一终极的不可能之事的过分认真而畏惧的理解”云云）；然而这权宜之计是唯一使写作（和阅读）成为可能的。因而我们便来到了这悖论面前：文，譬如巴塔耶或其他人所作者，写了出来，以抵御神经症，自癫狂的中心，于文自身内，将其遏制住，不过，倘若文欲被读的话，则少许一点神经症对勾引它们的读者是必要的：这些骇人之文同样是媚人之文。
故，每一作者的箴言，如下：癫狂我不会，正常我不屑，神经症我是。
你写的文必须向我证明它欲与我交媾。证据存在；此即写作。写作是：语言之种种醉境的科学，语言之《欲经》（Kāmasūtra）
（这科学仅有一部论著：写作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