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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之体乃是虚构（培根就说是舞台假象
），是传奇——当然是古典传奇，充满着情节，关子，善恶之人〔故事性则纯是另一码事：未加结构安排的简单，种种形式的散乱堆砌：空相（māyā）
〕。每种虚构都受某类社会专用语、社会言语方式的支撑，它们与之同化：虚构，是在那一致黏稠的程度上，触及到语言，此际，它异乎寻常地凝结起来，且找到一个司铎阶层（classe sacerdotale）（僧侣，知识分子，艺术家）去普泛地言说它，传播它。
“……每个民族顶上都有这样一爿精确地划分概念的天空，在真理的要求下，他们明白今后一切概念之神皆只有在其自身之领域内方可觅到”（尼采）
：我们都被诸多语言之真理固着住了，亦即被其区域性固着住了，陷入于支配其邻近语言的巨大对抗之中。因为每种专用语（每种虚构）均为了支配权而战斗着；倘若权力在它一边，它便于社会生活之一般而日常的事件上处处弥漫开来，它便成为常见（doxa），化作自然：这是政客们、国家公务人员所谓的非政治专用语，是出版、广播、电视的专用语，谈话的专用语；然而即便权力不在它这一边，权力反对它，争夺也重新出现了，诸多专用语相互之间分裂并搏斗着。某种无情的局域（topique）将语言的生命管住了；语言总是出自某个场合，它是作战的地方（topos）。
他
时时将语言世界（言语域）想作偏执狂的无边且无限的冲突。唯一的存留者是体（systèmes）（虚构，专用语），以沛然的创造力产出一个决定性的形象，其将半科学半伦理的名称加在敌手身上，有类于旋转陈列盘，使得我们可同时将敌人来描述，诠解，斥责，回绝，调职留用，也就是：使其处于受雇状态。同样，这也包括某些公认之文在内；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专用语来说，所有对立均是阶级的对立；以精神分析的专用语来说，一切否认都是承认；以基督徒的专用语来说，则一切拒绝都是觅寻，等等。乍看之下，资本主义权力语言却并不构织这般体的形象（与那帮最卑劣的家伙不同，它只将对手称作“中毒者”、“被无形操纵者”之类），他很是惊讶；继而他意识到资本主义语言（因此而更强大的）压迫力不具偏执狂、体、争辩、连贯之类常规特征：它有那一成不变的黏着性，是一种常见（意见），一种无意识：简洁地说，是意识形态的本质。
要阻止这些专用语之体烦扰或包围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栖居于它们之一内。不然的话：我，我，我在那一切里边做什么呢？
文自身是散逸的，倘若不在其消费上，则至少在其生产上，是如此的。它不是专用语，不是虚构，在它之内，体被拆去了边，散开来了（这般将边拆去，这般叛逸离丧，便是意指过程）。基于这种散逸（atopie），文攫住了它的读者，与其在一奇异的境况里交流：拒斥，宁静，两者兼有。群体语言战争中可有安谧的时刻，这些时刻便是文。（“战争，”布莱希特剧中的一位人物说道，“并不排斥和平……战争自有其平静的时刻……两次冲突之间，总有时间饮下一大杯啤酒……”）个体语言的两次袭击之间，体的两类仪容之间，文之悦总是可能的，不是作为一种暂息，而是作为与其他群体语言相违牾——相隔离——的通道，犹如不同的生理机能的运用。
我们的语言中依然有太多的英雄主义；最主要的是对某种表述的异常敏感（我想到了巴塔耶），总归带着几分隐伏的英雄主义。文之悦（文之醉）却是相反，一如尚武价值的突然抹消，作者利爪的倏然脱落，（无畏）之“心”的戛然停跳。
一篇文，其由语言组成，如何可处于种种语言之外呢？如何将万物之专用语表露出来（置于外面）而不求助于某个根本的专用语呢？在此根本的专用语处，其他一切均该被简洁地叙写，描述。一旦我命名，我便也被命名了：陷入命名的对抗之中。文如何方可自虚构及社会言语方式的战争中“脱身而出”？——只能靠着精疲力竭的步步劳作。首先，文清洗掉一切释言之言（méta-langage），它由此而是文：没有声音（科学，原因，惯例）隐于它所言者之后。其次，文达到了自相矛盾的程度，全然毁坏了它自身可推断而知的范畴，它的社会语言学的指物关系（它的“文类”）：它是“不使我们发笑的喜剧”，无自制的反讽，无情感无狂热的欢腾（萨尔迪），无引号的引文。最后，倘若文想的话，便可攻击整体语言本身的典范结构（索莱尔）：词汇（丰富的新词，合并词，翻译词），句法（不复有符合逻辑的单位，不复有句子）。这是经由质变（transmutation
）（而不再只是借着转换transformation）从而涉及的造成语言实质之新哲学状态的问题；此闻所未闻的状态，此灿烂已极的金属，远非源起和交换所能限，于是便成为了语言，而不是一种语言，无论怎样被孤立、戏拟、嘲讽，均是如此。
文之悦并不以为此意识形态较诸其他更为可取。然而：这种漫散不是出于宽容，而是源自反常：文，文的阅读，被分裂了。被拆去了边的，分裂了的，是那心理的整体，社会要求每一人类产品均具这般整体性。我们阅读一篇（悦的）文，一如绕室营营而飞的苍蝇：忽地瞎转，急惶而徒然：意识形态掠过文及其阅读，犹若红晕飘过脸面（恋爱中，有人对此色颤然魂销）；每位悦的作者都有这般痴愚的红晕（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普鲁斯特：或许只有马拉美可控制住自己的面皮）：悦的文中，对立的力量不再受到抑制，而是处于生成的状态：无真正对抗之物，一切皆为复数的。我轻捷地穿越对峙的暗夜。譬如左拉的《繁殖》（Fécondité），其中意识形态赤裸裸的，特别黏腻：自然主义，家庭主义，殖民主义；然而我依旧读这本书。这般偏畸是正常的么？还是这么说吧，人们或许愕然于家庭主妇式的手段，其将主体剖割了，分划它的阅读，阻挡开见解的沾染、满足的换喻：这会是悦弄得我们成为客体
么？
有人欲一篇文（一门艺术，一幅绘画）无阴暗部分，无“主导的意识形态”；而这无异于欲一篇文无生殖力，无生产性，成为不育之文。（可参见无影之女的神话。）文需要其阴影部分：此阴影部分便是一点儿意识形态，一点儿表现，一点儿主体：幽灵，布囊，踪迹，不可或缺的云：破坏须勾出其自身的明暗对比。
〔常言云：“主导的意识形态”。此表述实属不当。因为何谓意识形态？它恰是在它所支配的范围内的观念：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的。其实谈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便对了，因为必有一个被统治阶级，说“主导的意识形态”则极不相宜，因为不存在什么被主导的意识形态：所述之“被主导的”那边，什么也没有，没有意识形态，除非为了制造象征，为了由此而生存，意识形态确是被迫自主导它们的阶级那儿去借用（这是异化的极端境地）。社会斗争不可被归结为两种对抗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它是对所谈论到的一切意识形态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