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从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教授提出的观点开始。这个观点是：希腊—罗马世界的手写稿与今天演讲者在电台广播时采用的打字稿没什么不同。如同今天播音员的打字稿，希腊—罗马的“书”是一种可以迅速唤起语词的记忆术系统，而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供人阅读的东西，即今天出版者生产的那种普通的印刷册卷。

不过，希腊—罗马世界在它历史的任何时候都并不包括整个人类。一直有其他世界与它一起存在，这些其他世界中有一些是以极端相反的方式来看待一本书的。比如，在犹太人所属的叙利亚世界，一本书肯定不会被仅仅视为是一种对人讲话的助忆术。它被推崇为神的启示话语，是神圣之物，书写出来的页面上每点东西都有神奇的力量，所以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历史让人好奇的地方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研习希腊和拉丁经典的传统方式正是来自犹太人对律法和先知的这种研习方式。换言之，我们与这些希腊和拉丁书籍打交道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它们当年被使用的方式，不同于它们的作者和它们的讲述者在它们被创作出来后打算去使用的方式。

犹太人拉比 研习一本书的方式有一些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优点。一旦一个人钻入这门学科之中，此人的余生就会继续细读精读一切东西，这当然无疑比一个人在去办公室的路上读报纸的方式好得多。这是不应忽略的一课，但并不是从研究希腊—罗马文明中所学到的最后一课。我们不能把自己交给这种有着巨大误导的局限视野，这就是显微镜般钻研圣书或经典的拉比式美德的缺陷。这种拉比式视野有两个缺点。它导致一个人将书视为一种自我封闭的东西，一种静止和死亡的东西，而不是如其所是地将其视为一种材料追踪或人之行为的反射或残骸（因为智力活动是意志力或体力表现、发挥的一种有根据的行为方式）。第二个缺点其实还是同样的，但是在更为普遍或哲学的层面上。拉比的研习方式导致一个人将生活视为书，而不是反过来。反过来的方式——这是希腊人的方式，是不仅就书本身来研习，也把它们当作理解那些写作者生活的关键。

如果采用拉比方式而不是希腊人的方式，由于某个时期的一些著名文献碰巧留存到今天，一个人就得全神贯注于希腊或罗马历史中的这个时期，他的历史视野可能会严重扭曲，因为希腊和拉丁著作某个部分的留存和其他部分的丧失，都是一些人们所知的历史原因决定的，而这些原因本身解决不了一个问题：产生了这些留存著作的这个时期是否就具有历史重要性？产生了残损著作的那些时期是否在历史上就无足轻重？

为了说清楚，我暂时把留存下来的拉丁书籍放一旁，先来看留存下来的希腊书籍。如果一个人浏览留存下来的希腊书籍的目录，就会发现它们中大部分写于两个不同时期，两者之间大约有三个世纪的间隔。最为著名的——最“出类拔萃的经典”——写于一个时间长度不超过五六代人的时期，它结束于德莫斯提尼那代人（也就是公元前480年到前320年左右）。然而，还有一些留存下来的著作，它们开始于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作者有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斯特拉博。后面这一群希腊留存著作的作者比起前面那一群数量要多些，而且有一些鼎鼎大名者如普鲁塔克、琉善、阿里安、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大体而言，我们留存下来的希腊文献或是来自“古典”时期，或者来自“帝国”时期。二者之间的“希腊化时代”留存下来的著作要么简短，要么残缺。

为什么是这样？初看起来这种选择显得古怪而武断，但我们恰巧知道这原因。原因就是：希腊—罗马世界在截至公元前31年的那四个世纪里已经走向破碎——这一年发生了亚克兴海战，而在奥古斯都这一代，它曾做了一种非常认真也曾短暂成功的努力，要把自身重新聚拢起来。从心理上讲，这种努力带来了一种思乡病，即对现在感觉到的过去的那个黄金时代表示怀念，那时的希腊生活似乎是一件较为幸福较为辉煌的事情，超过了这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后面这个时代如此感觉的人们在拟古主义中寻找拯救，有意要人工复活当年的快乐、美好和伟大。可以去研究“帝国时期”在宗教和文学方面的这种仿古之风。就文学而言，它导致人们拒绝现代“希腊化”风格，赞美和研究中古的“雅典体”，并无意去保存那些本身既不是雅典体原作也不是十分现代的新雅典体模拟之作的希腊书籍。

现在，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留存下来的希腊文献几乎就只代表“帝国时期”和“古典时期”，为什么它们中间的“希腊化时期”的文献大部分都没有了。不过，如果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这并不会让他觉得：“那么好吧，希腊化时期不值得研究。”相反，这位历史学家会这样想：“希腊—罗马世界在公元前最后那个世纪，希腊世界在公元前5世纪，这二者在快乐、成功和文明程度上的差异，是不同寻常的，简直可怕，因为公元前最后那个世纪的人们也是对的。在二者中间的那个时期，有着极大的退化，有着巨大的退步。这种退步如何发生又为什么发生？”这位历史学家看到了希腊—罗马世界在亚克兴海战之后的奥古斯都时期实现了一种团结，他也看到了此前的破裂开始于四个世纪之前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他来说，最有意思的问题是：公元前5世纪时是什么出了问题，而且一直错下去直至公元前最后那个世纪？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只能通过将希腊和罗马历史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一个不可分割的情节来研究才能得出。所以，从这位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我们传统的课程是有缺陷的。它确保一个人通过阅读修昔底德去研究这个故事的第一章，阅读西塞罗去研究最后一章，但却很少鼓励一个人去研究中间那些章节，因为它们恰巧没有在希腊或拉丁文献任何神圣和权威的“经典”中被记录下来。然而，如果对中间这些章节不管不顾的话，处在这个故事两端的修昔底德和西塞罗章节，就断裂了，成为了一些不成形的残骸碎片，靠着它们既无法重建这艘船的真实构造，也无法复原这次海难的真实情况。

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历史中也有一种相类似情况。让我们设想下一次战争之后的情况。英国，还有欧洲大陆都被炸成了碎片，我们的西方文明在它的欧洲老家差不多被摧毁了，其后果就是欧洲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幅假设的欧洲在20世纪末的图景，显然与希腊在公元前最后那个世纪的真实图景相吻合。那么，就让我们来假设我们西方文明的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类型在海外那些讲英语的国家中设法生存了下来，但四肢不全发育不良并变得野蛮了。在那之后，我们来设想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做出了极大努力来打捞他们世代相传的欧洲文化的残余，尤其是要恢复和保证他们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化风格的纯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规定“经典”英语只有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英语，他们从此在自己的学校中不再讲授别的而只讲授这种“经典”英语，在他们的报刊上不再写别的而只写这种“经典”英语——或者是他们想象中的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英语。由于生活变得相当低劣和野蛮，图书市场也大大衰落，他们就会允许其间所有的英语文学作品的出版，包括从屈莱顿 到梅斯菲尔德 的一切文人。我想，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情况与希腊化时期文献发生的情况极其类似，设想一下，由于某种原因，从王政复辟到后维多利亚都包括在内的整个英语文化都不足信了，都被忘却了，由此而推论写作了这些被湮没文献的主体的18世纪和19世纪是我们西方世界历史中不具重要性的世纪，这明智吗？

现在让我们转向拉丁书籍。我请求我的读者将那些拉丁“经典”——尽管我下面将要提出的关于它们的概念初看起来可能相当令人吃惊——理解为“帝国时期”那些留存下来的希腊著述的衍生物，是穿着拉丁外衣的希腊文化的一种版本。现存最早的完整拉丁文献是普劳图斯 和特伦斯 留存下来的戏剧，它们完全是对希腊戏剧的“希腊化”拟作。我要说，在一种相当微妙的意义上整个拉丁文学——甚至包括维吉尔诗歌这样的大师之作——本质上也是将希腊原作翻译成了拉丁版。无论如何，我可以引用所有二流拉丁诗人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的确，这例子是如此老生常谈，我几乎都不敢拿出来。

被征服的希腊俘获了它那野蛮的征服者，为粗野的拉丁姆带来了艺术。

我们全都知道这两行诗，我们全都知道它是真的。拉丁文与希腊文的小小语言差异，没有在文化风格上形成分化，在文化史上没有突破。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现代西方文学是在用十多种不同的地方语言传递——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以及其他，然而，不会有人臆言它们全都是真正独立的文学。如果没有几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现代西方的地方语言之间不断的输出和输入，它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成为或可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其他巨人，他们全都说明着一种文学，一种单一的、不能分割的文学。这些不同语言载体的差异并不重要。我要说，面对希腊文学的拉丁文学，就如同面对意大利文学和法国文学的英国文学。

或者再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审视拉丁文学与希腊文学的关系。我们不妨使用波浪的比喻，将希腊—罗马文明理解为一种精神媒介的运动，一种精神能量的散发，它从希腊原创灵感的喷泉涌出，从希腊散发，将它的影响朝四面八方发散，如同波浪的同心圆扩散。如同波浪的特性，它的扩散要穿过阻力，从它的原点传播得越远，它就变得越弱越模糊，直至最终在某一个距离之外消逝。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希腊文学的波浪从希腊朝外扩散的路径。

开始时，因靠近原点，这波浪十分强大有力，连希腊语言都被携带使用。当吕底亚的克桑托斯在公元前5世纪用希腊风格开始著史时，他不仅使用了希腊风格，还使用了希腊语言。而且，从这个方向远至基督纪元4世纪时的卡帕多西亚，希腊文学的波浪仍然足够强大，仍然携带希腊语言。拿先斯的格列高利和其他卡帕多西亚人在公元4世纪希腊影响的波浪抵达后，被唤醒投身文学活动，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外来的希腊语。然而，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当这个波浪传播得更远，抵达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它就变得非常微弱，不得不把希腊语言放下。现在由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写作的文学虽仍在希腊影响之下，但不再使用希腊语，而是使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语言。

现在让我们在相反方向追踪这个波浪——不是朝东而是朝西——的行进。当它顺着这个方向抵达西西里时，仍然十分强大，把西西里本地人的本地语言都冲掉了。就目前所知，西西里没有文化著作是用西西里语言撰写的，就如同小亚细亚没有文化著作是用吕底亚语写成的。在这个短距离内，希腊语言令人无法抵抗。我已经提到了公元前1世纪一位用希腊语写作的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这位狄奥多罗斯是地道的西西里人，而不是来到西西里岛的希腊移民。他的家乡阿吉里安是一个位于西西里岛内陆的城市，这里从未有过希腊移民社群。然而，狄奥多罗斯却非常自然地用希腊语写作。同样，在狄奥多罗斯的时代，西西里本地语言中也有希腊文学的翻版，它开始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且，这在更远的地方也会发生。在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姆，由希腊而来的影响之波已经减弱了。在拉丁姆产生的希腊文学的意大利大陆版本，使用的就是这个国家本地活跃的拉丁语言，而灭绝的西西里地方语言看来和这种语言几乎完全一样。当希腊文学影响之波传播远至拉丁姆，希腊语言在这种西行中就丢失了，仅采用了当地的语言，而保留了希腊风格，如同它东行走到差不多同样远时也采用了叙利亚语言和亚美尼亚语言。

希腊文明作为希腊文化辐射波的这个概念——是一种时空之中的四维辐射，或许还可以由铸币史反映出来。公元前4世纪时，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在征服和吞并了旁加优斯山一带之后，就在色雷斯开采了一些金矿和银矿。他使用这些收入发行了大量的钱币。这些钱币不仅足以腐蚀希腊半岛城邦中的政治家，而且朝西北传播进入到欧洲大陆的内地。菲利普的钱币辗转易手，也被一个接一个的蛮族造币厂所仿制，直到这个造币波浪确实穿过了英吉利海峡，传入了不列颠岛。从公元前4世纪菲利普最早的发行物，到两三个世纪后英国的仿制品，钱币收藏家们可以收集到几乎一个连续的系列（这个波浪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传播得那么远）。我们博物馆里有成套的这种系列，我们在文学波浪中已经观察到的特征，在铸币波浪中更为强烈地显现了出来。随着这波浪从它最初的出发地在空间上越传越远，在时间上越传越久，它就变得越来越弱。希腊文学的拉丁版本显然不如希腊原作，同样，在一种怪异得多的程度上，菲利普国王钱币的英国仿造也次于原来的铸币。这个铸币系列中那些最晚近和最遥远的钱币，它们上面的马其顿国王的形象和希腊字符的文字，都退化为没有意义的图案。如果我们不是碰巧拥有这个系列中间的那些样本，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后期这些英国钱币与它们的马其顿范本之间有一条艺术从属关系的线索。一个人不会猜到英国钱币的图案原来是历史地取自围绕着一张人脸的一句希腊文铭文。

在我们放下这个发散的比喻之前，我们还可以提醒自己希腊文明的另一个波浪，它有着不同而更令人吃惊——对我而言是更为有趣——的结果。当一个人观看一张现代日本印刷画或中古中国绘画——时间就从宋朝开始吧，他不会马上想到希腊艺术风格。的确，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是自己面对的这艺术，与我们自己的艺术相比，与希腊艺术相比是更为不同的。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些远东艺术黄金时期——比如说基督纪元的5世纪到13世纪——的艺术作品，我们所做的事情就等于是观看公元前1世纪钱币的那些英国版本。我们可以收集一个连续系列的艺术作品，它在时间上可以从基督纪元的第二个千年回溯，在空间上可以从中国穿过塔里木盆地、阿姆河和锡尔河盆地、阿富汗、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而回溯，直至我们在回溯铸币史时抵达的同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原点，也就是说回到亚历山大那一代之前的希腊“古典”艺术。当我们回到这个波浪的起点，一幅日本的佛像就不知不觉地化为一幅希腊的阿波罗肖像。

当然，源自古典希腊终于不列颠的铸币波浪，源自古典希腊但终于日本风景画或菩萨造像的波浪，这二者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二者之中，这个系列的最后与开头之间的历史联系，一直到那些中间环节得以填补时才辨认出来。然而，如果用一种数学想象来思考，这两条曲线的特点是颇为不同的。在钱币品种的系列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简单的退化例证。随着它在空间和时间上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渐行渐远，这种技艺逐渐变得越来越低劣。然而，再看那条不是结束于高卢和不列颠而是结束于中国和日本的曲线，两者起点相同。随着“希腊化”时期和“帝国”早期的希腊艺术朝东传播，穿过业已死亡的波斯帝国的尸体，在抵达阿富汗之前，这种技艺也变得越来越庸常、商业和没有生命。然后，一种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快速退化的希腊艺术在阿富汗与另外一种由印度朝外辐射而来的精神力量相碰撞，这就是大乘佛教。退化的希腊艺术与大乘佛教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独特鲜明和高度创造性的文明——大乘佛教文明。它朝东北方向传播，穿越亚洲，变成了远东文明。

这里，我们偶然发现了这些精神辐射波浪的一种精彩性质。尽管它们朝外扩散时的自然趋势是弱化，但如果有两个波浪从两个不同的中心朝外扩散，正好相遇碰撞而结合，那么这种弱化趋势就可能被克服和抵消。一个希腊波浪与一个印度波浪的结合，就生成了远东的佛教文明。当然，同样的奇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熟悉得多的例子。还是这个希腊波浪，它与一个叙利亚波浪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生成了我们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

关于波浪扩散的比喻就讲这么多了。这是一种有启发的审视文明之历史的方式——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用得过分，在获得了要旨之后还不放下它，它就可能变成一种障碍，使我们不能看得更远。比喻性地将无生命性质的过程应用于生命的描述，尤其是人类的生命，在今天可能格外危险，这正是因为如今这样做很流行。不久之前，这种危险还是来自相反的做法。我们曾经拟人化地思考无生命性质的过程，物理科学的进步因此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直到这种看待物理性质的拟人化、神话式的习惯被打破。我想，我们是很有效地打破了它。在我们的物理科学中，如今对那种“感情误置”已经有了深深的戒备。但是，我们从“感情误置”中解脱出来，也许又无意识地掉入了与之相反的“无情的谬误”——它也是谬误。由于它感觉和听起来“科学”，加之科学在今天享有的声望，于是我们就倾向于像谈论木棍、石头一样来谈论和思考有关的人的问题，生命似乎只是辐射流或质子与电子的聚合。这也许是一个方便的比喻，但我敢肯定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让我们走出这个习惯，以谈论人的用语来思考和谈论人类文明。

用谈论人的用语，我们怎样来描述希腊文明，或者我们自己的文明，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数过来的其他10个或20个文明呢？以谈论人的用语，我得说，这些文明中的每一个在运转的时候，都是对一种巨大的共同的人类进取事业的尝试，或者说，在它的运转停止之后来回顾它，它是一种巨大的共同的人类试验的独特例子。这种进取或试验是实施创造行为的一种努力。我觉得，这些文明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上升至高于起码的人——也就是高于原始的人，朝向某种较高的精神生活。一个从来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文明是不能描述它的，或者我宁可说，从来没有过任何人类社会实现了它。也许它被单个的男人和女人实现了，至少我可以想到一些圣人和贤哲，在我看来，他们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至少是在我本人能够设想这目标是什么的意义上。如果说有着一些超越性的男人和女人，但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文明社会。如同我们所知道的，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条件，是一次航行而不是一个港口。所知的文明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实现了文明的目标。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由圣贤组成的社群。即使一个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在它文明程度最高的时期，成员中的大多数的确仍是非常接近于原始人的。当一个社会设法去争取自己的精神进步时，没有谁可以保证具有那样高的基础。我们所知的所有文明，包括希腊文明在内，都已经崩溃破裂，只有一个可能的例外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这个文明现在的孩子——我们这一代人，无人能够轻松想象自己的文明可以免于遭受那些文明共同命运的危险。

我相信，文明的诞生和继续成长，现在要靠成功地应对持续的挑战。当它们面对挑战而回应失败的话，它们就会崩溃破裂。很自然地，不止一个文明的历史中屡屡有挑战出现。我们对希腊—罗马历史之所以特别有兴趣，是由于一个事实：希腊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崩溃，是因为它未能找到对一种挑战的成功应对，而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在我们这一代也正面对着这种挑战。

如果我们打开希腊历史的卷轴，我们会发现自己既在研究这种致命挑战的表现，也在研究未能找到应对之道的灾难性失败。为了说明这种挑战是什么，我必须复述一下在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希腊世界历史中的一些突出事件。第一件事就是那些城邦的创建。爱琴海沿岸地区因克里特文明海上帝国的垮台出现了一种社会中断，这些城邦建立了法律和秩序。第二件事就是在爱奥尼亚和希腊欧陆的一些新文明国度里，人口的增长对生存手段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第三件事是由于在地中海各地的移民扩展，这种压力得到了缓解，即在野蛮人的地面上创建了一些殖民性的希腊城邦。第四件事是这种希腊殖民扩张在公元前6世纪停止，这部分是由于本地人的成功抵制，部分是因为希腊自己的那些竞争对手——它们从黎凡特朝西地中海竞争殖民——在政治上的团结：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西边，吕底亚帝国之后出现的强大得多的波斯帝国在东边（在希腊人看来，波斯帝国与其说是波斯人，不如说是叙利亚境内腓尼基人老家的腓尼基人，他们因波斯人的支持而增强了力量）。

在我们觉得是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代——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早期，希腊人自己却感觉到了被包围、受束缚和强大的压力。如同修昔底德所看到的，从居鲁士和大流士的时代以来，

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希腊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挤压，其结果就是在这个时代她既不能实现任何伟大的合作成就，也没有以单个城邦本身的生活展示出任何进取心。（修昔底德，卷1，17章）

希罗多德则这样看：

大流士——叙斯塔斯佩斯之子，薛西斯——大流士之子，亚达薛西——薛西斯之子，由这三朝构成的连续三代，看到了希腊被更多的麻烦所压倒，这些麻烦超过了她在大流士就职之前那20代从头到尾所承受的。（希罗多德，卷VI，98章）

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希腊社会在这个时期成功地解决了它因停止在地理上的扩张而新出现的经济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如何为仍在增长的人口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这些人口拥有的地理面积已经固定下来，不能继续扩大了。在希腊历史中，这个问题靠一种成功的转变而解决——从一种简单的粗放经济体系转变为一种较为强化的经济体系，从地方自给的混合农业转变为供应出口的专业农业。农业上的这种革命带来了希腊经济生活的整体革命，因为这种新的专业化农业需要商业和制造业的配套发展。人们研究梭伦和庇西特拉图这两代的雅典历史，就是在研究希腊的这个经济革命。从历史层面看，这个雅典经济革命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18、19世纪之交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它解决了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经济问题。然而，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希腊文明未能解决的政治问题，这种政治失败就是它崩溃的原因。

这个新的政治问题或可用下面的方式来表述。只要每个城邦的经济生活是地方性的，它们也就都能够保持政治生活的地方性。各个城邦彼此相对的这种地方性主权，的确导致了持续不断的小小战争，然而，就这一时代的经济状况而言，这些战争的社会后果并不致命。可是，因希腊殖民扩展停止而导致的雅典经济革命，引入了新的经济体系，它建立在用地方生产供应国际交换的基础之上，只有那些城邦放弃它们的地方主义和独立，它在经济层面上才能成功运作。一种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体系，只有被带入一种国际政治相互依赖体系的框架内，它才会运转起来。一种国际政治法则和秩序的体系，才能对那些地方城邦无法无天的地方性主权加以约束。

现在吕底亚、波斯和迦太基帝国已向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的这些希腊城邦提出了一种现成的国际秩序。波斯帝国对自己征服的那些希腊城邦系统地施加了有序的政治关系。薛西斯试图通过继续征服希腊世界仍然独立的残余部分来完成这个工作。这些尚未被征服的希腊城邦绝望地抵抗薛西斯而且成功了，因为它们清楚地知道一位波斯征服者会夺走它们文明的生命。它们不仅拯救了自己的独立，而且还解放了此前已被征服的群岛和亚洲大陆城邦。但是，拒绝了波斯对希腊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希腊胜利者们就面临寻找其他解决方案的问题。然而，他们未能找到。在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击败了薛西斯后，他们又在公元前478至前431年被自己所击败。

希腊人想要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是所谓的提洛同盟，它由雅典和雅典领导下的盟国在公元前478年建立。顺便说一句，有一点值得注意，提洛同盟是对波斯模式的一种模仿。把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在公元前487年诱导那些被解放的城市接受这个体系时所说的话，与希罗多德著作第6卷第42章中关于这个体系的那些话——波斯当局在大约十五年前镇压了所谓的“爱奥尼亚叛乱”后同样也对这些城市强加上了这个体系——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然而提洛同盟未能实现它的目标。主权独立的希腊城邦之间关系上的政治无序，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再次爆发，而且它使得这种混乱无序不仅变得有害，而且致命。

希腊—罗马文明因未能用一种国际法则和秩序替代国际无序而走向了毁灭，这段历史占据了从公元前431年到前31年这400年的时间。在这四个世纪的失败和痛苦之后，在奥古斯都那一代，出现了局部和暂时的团结。罗马帝国——它实际上是希腊和其他文化上相连的城邦的一种国际联盟——可以视为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迟来的解决，此前的提洛同盟未能解决它。但是，罗马帝国的墓志铭是“太迟了”。在用自己的手在自己身上造成致命伤害后，希腊—罗马社会才感到后悔。“罗马和平”是一种耗尽后的和平，一种丧失了创造性因而也就不能持久的和平。这和平与秩序在它应该出现之时的四个世纪后才出现。人们必须研究这令人悲伤的四个世纪的中间岁月，才能理解什么是罗马帝国，它为什么失败。

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只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它才会对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中自己的情况提供启示。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因它而得到启发，请相信我的话，就证明它具有最为惊人的启示。 fkiEeToHOTWP9IJdVp6TWVM7WxywWzxJLIGj6tMSWcm11R+/x7NwoSNvewm+91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