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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1952年和1953年在爱丁堡大学吉福德讲座的两次讲课写成的。当我有幸应爱丁堡大学之邀成为吉福德讲座主持人之一，并提出一个课题时，我认为应当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谈论一下对这个宇宙的见知。而当我提出了这一课题，进而知道它已被接受时，又感到不胜惶恐。我之所以提出这一授课建议是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已经认识到，“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如何”的问题亟待有一个答案，这对我来说是这样迫切，再也不能忽视它了。如果我能使自己相信，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个个人问题的话，或许我可能还会等闲视之，因为既然这样，它对其他人就是无关重要的和毫无干系的。然而，在我被这一问题所困扰时，我相信我具有一种西方世界现今一代所具有的特有体验。逆境的加剧会使人回想起宗教，这个共同的体验严肃地要求人们对把握实在的意义作坦诚的探究，而这种意义是我们每个人在遵循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时获得的。
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宗教医学》（Religio Medici）一书的书名说明，如果读者对一本英文著作冠以拉丁文书名仍然非常宽容的话，我就能用《宗教史》（Religio Historici）这两个词而不是现在的五个词来表达这一主题。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必然重新研讨一些在《历史研究》中已涉及的问题。本书的篇幅较之后者有限得多，所以为了给任何愿意进一步研究细节的读者提供方便，我在论及其他著作中已讨论过的论题的章节中列出了各种参考书。在现在的简述中，我不能重复解释我使用的术语，也不能证实我通过举例和论证而阐述的观点。我不得不颇为直截了当地陈述我的看法，也许这会使人觉得我把自己的个人观点错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了。我非常清楚，在两本书里，我仅仅在许多观点中列举一种观点。在写作时，我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制造教条。如果本书的任何章节看起来像教条的话，那么，这不是作者头脑的错觉，而是写作时篇幅压缩的结果。
我撰写本书时，不时愉快地回想起对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两次访问。在这两次访问期间，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殷勤款待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为我的讲课提供了基础。我还不时回想起在讲课期间，我的夫人和我在爱丁堡度过的两个月的美好时光。尤其是，我不无感激地回想起我们结成的友谊和受到的友好款待。要逐一鸣谢我们在爱丁堡的所有朋友要花很多笔墨，但我们不能不提到爱德华爵士、阿普尔顿女士和贝利博士夫妇。尽管我们在爱丁堡的时光飞快地过去了，然而对这段时光的回忆却在我们的余年中久存。
在为出版修改的第19章和第20章中，我从神学院联合教会主席尊敬的亨利·P.范杜森先生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宗教广播部副主任尊敬的E.H.罗伯逊的评论和批评中获得裨益。尽管这些善意的批评对这几章的最后定稿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我仍然非常清楚他们曾经给予我的帮助，并感谢他们能拨冗阅读这些章节的手稿。
像《历史研究》一样，布里奇特·雷丁小姐以她惯有的细心和精确的辨认力打成了这部改动很大的手稿。
我的妻子同我一样为读者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编制一个姓名索引外，还编制了一个关于重要论题和思想的索引。在写作本书的每一阶段，她还以其他无数的方式帮助了我。
阿诺德·汤因比
195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