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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著此书，并非为了给自己赢得一时的赞誉，而是想以此作为留给时代的财富。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我们处于世界之巅。我们已经登极顶峰，并将永葆辉煌。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叫作历史。然而这种历史对他人来说却并不愉快。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回顾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钻禧庆典”
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经常被问及“历史的教训”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没有永久的赢家和败者。
——拉玛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哎，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这是德国总理可以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了。即使当一位同僚逼问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时，他也无法解释他的选择，更无法解释其他欧洲政治家们的选择是如何诱发了迄今为止最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参战国都失去了它们为之斗争的一切：奥匈帝国解体，德国皇帝被罢黜，俄国沙皇被推翻，整整一代法国人为之流血牺牲，而英国也失去了它的财富和朝气蓬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近半个世纪以来，贝特曼·霍尔韦格的惋叹一直萦绕在美国总统的心头。1962年，时年45岁的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正值总统的第二年任期，但他仍然尽力履行自己作为总司令的职责。他知道当他按下核武器按钮的时候，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杀死数亿人。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当时曾有一句标语称：“宁肯死去也不被赤化。”肯尼迪拒绝了这种过于简单且错误的两分法。“我们的目标”，正如他所言，必须是“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和平，是和平和自由兼得”。问题是，他和其领导的政府如何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1962年夏天，和家人在科德角（Cape Cod）度假时，肯尼迪阅读了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Tuchman）关于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八月的枪声》（The Guns of August）。塔奇曼追踪了德皇威廉二世及其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及其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以及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认为他们如同在深渊中梦游。塔奇曼认为这些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危险。没人想要最后的这场战争。若能从头再来，没有人会重蹈覆辙。因此在反思自己的责任时，肯尼迪发誓如果自己面临灾难性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抉择，而且自己的选择至关重要时，他会给出比贝特曼·霍尔韦格更好的答案。
肯尼迪并不能预见未来。1962年10月，在他阅读塔奇曼著作的两个月后，他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对抗。古巴导弹危机始于美国发现苏联企图将核弹头偷运到古巴，该地距佛罗里达州仅有90英里。从外交威胁到美国直接封锁古巴，美苏两国之间都开始了军事动员并出现了几次高风险的冲突，包括美国U 2间谍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等，两国间紧张局势迅速升级。在危机持续了13天的危急时刻，肯尼迪向他的胞弟罗伯特透露，他相信这场危机最终演化成核战争的概率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但是，迄今历史学家们并没有找到降低战争概率的方法。
虽然肯尼迪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但他还是重蹈覆辙，作出他知道的实际上会增加战争风险（包括增加核战争风险）的选择。他选择了公开对抗赫鲁晓夫（而不是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私下解决这一事件），并且画下了一条明确的红线，要求拆除苏联的导弹（而不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威胁进行空袭，摧毁苏联导弹（知道这可能引发苏联对柏林的报复）；最后，在危机的倒数第二天，肯尼迪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时限和最后通牒（即如果苏联拒绝该通牒，肯尼迪将要求美国打响战争的第一枪）。
在作出每一个选择的时候，肯尼迪都明白，他正在加剧危险，未来发生的事件和他人作出的选择可能超出他的控制范围，这可能会导致核弹摧毁包括华盛顿特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家人的避难所）在内的美国城市。例如，肯尼迪将美国核武器战备状态提高至二级战备状态，使得美国不易受到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同时也拉下了许多核武器的保险栓。在二级战备状态期间，德国和土耳其的飞行员驾驶着装载了核武器的北约武装轰炸机，距苏联的目标不到两个小时。因为核武器的电子锁在当时尚未发明，所以没有任何物理或是技术层面的障碍能够阻止一个决心前往莫斯科并投下核弹的飞行员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没有办法能够远离这些“无法控制的风险”，肯尼迪和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深入研究组织程序，力求减少事故或疏漏。尽管他们已经作出努力，历史学家仍然发现了数十个在肯尼迪控制范围之外且几乎可以诱发战争的事件。例如，在一次美国的反潜行动中，美军在苏联潜艇周围投放炸药，迫使苏联潜艇浮出水面，这使得苏联舰队的指挥官认为遭到了攻击，差点发射了核武装鱼雷。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个U 2间谍飞机的飞行员误从苏联上空飞过，导致赫鲁晓夫担心美国正在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评估并提取坐标。如果上述任意一个行动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尼迪能够解释他的选择是怎样导致战争的吗？在面对质询时，他能给出比贝特曼·霍尔韦格更好的答案吗？
人类事务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困扰着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直接或者最直接的原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的暗杀行动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调动军队对抗轴心国的决定。如果古巴导弹危机导致了战争，那么直接原因是苏联潜艇的长官决定发射鱼雷而不是让潜艇下沉，或者是某个土耳其飞行员错误地将核武器投放在莫斯科。毋庸置疑，这些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非常重要。但是史学创立者们认为，导致流血冲突的最明显原因往往掩盖了更为重要的因素。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比战争导火索更为重要的是奠定战争基础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类条件下，可控事件将会逐步升级到无法预见的严重程度，并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对于这个国际关系研究中引用最频繁的短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其阐释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修昔底德记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这场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冲突吞噬了他的家乡——雅典，并且几乎毁灭了整个古希腊文明。修昔底德曾作为士兵服役，他见证了雅典挑战当时占据希腊统治地位的军事政权——斯巴达。他观察了这两大城邦间爆发的武装冲突，并详细地描述了战争中可怕的伤亡人数。当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的斯巴达终结雅典之时，他却早已辞世，没能见证这场战争的惨痛结局，但这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很多人指出了一系列促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因素，但修昔底德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当他把焦点集中在“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时，他发现了一些历史上最具有灾难性和最令人困惑的战争根源的主要驱动力。在不考虑动机时，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无一例外。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更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战争。
像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雅典人认为它的进步是有利无害的。在冲突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雅典已经成为古希腊文明的灯塔。雅典拥有哲学、戏剧、建筑、民主、历史和骁勇的海军，以及以往普天之下见过的和没见过的任何东西。它的迅速发展开始对斯巴达产生了威胁，而斯巴达已经习惯了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主导地位。随着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膨胀，雅典人也随之要求自己被尊重，并期望调整安排以反映新的权力现实。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对地位变化的自然反应。雅典人怎么可能不认为他们的利益更值得被重视呢？雅典人怎么可能不期望他们在解决分歧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呢？
修昔底德也解释说，斯巴达人自然也应该认为雅典人的主张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忘恩负义的。斯巴达有权质问雅典，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随着雅典觉得自己的地位愈发重要，并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更多话语权时，斯巴达便心生恐惧和不安，并决心捍卫现状。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场景中也有所体现，甚至在家庭中都可以看到。当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平步青云，让人想到他将会盖过其兄长（甚至其父亲），我们预料会发生什么呢？卧室、衣柜的空间或座位的分配是否应该进行调整以反映地位的变化和年岁的增长呢？在诸如大猩猩这类的有统治首领的物种中，一旦潜在的继任者越来越强大，无论是族群的头领还是其挑战者都作好了最终摊牌的准备。在商业领域，当颠覆性技术允许像苹果、谷歌或优步之类的新贵公司迅速闯入新的行业时，其结果往往是一场激烈的竞争，并导致该行业的老牌公司，例如惠普公司、微软或是出租车运营商去调整和适应它们的商业模式，或是导致老牌公司的消亡。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为危险。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的实例导致了一场让古希腊为之战栗的战争一样，这一现象在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外交领域。今天，它更是已经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置于一条无人想要的、通往灾难的道路上，但最终它们可能会证明悲剧无法避免。
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它占据了全球经济市场的50%。到198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的份额减少到了现在的16%。如果按照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在未来30年内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同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并将在2040年达到30%。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逐步使之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者。在冷战期间，随着美国对苏联挑衅的反应愈发迟钝和笨拙，五角大楼曾有此言论：“如果我们面对一个真正的敌人，我们将深陷巨大的困境之中。”中国正是这样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潜在敌人。
中美两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显然并非明智之举。然而，回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百年历程，历史证明人类会变得愚钝。当我们说战争“不可想象”时，这是一句关于这个世界上可能发生之事的陈述，还是仅仅是我们有限的思维能构想出来的事物呢？
就目前来看，关于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多数符合这一范式的竞争大多以悲剧收尾。在过去的500年中，有16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则只是因为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行动和态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
中美两国同样可以避免战争，但前提是这两个国家能够接受以下困难的现实。首先，就目前的态势而言，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发生战争不仅是有可能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比目前所认识到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就以往历史经验而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低估战争发生的危险反而会增加战争发生的风险。其次，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历史表明，主要的守成国可以在不引发战争的前提下，管理与对手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与那些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对手的关系。这些成功和失败的记录为当今政治家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正如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所言，只有那些没有学习历史的人才会被谴责重蹈覆辙。
接下来的章节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起源，探究其发展的动态过程，并解释它对于当前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影响。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崛起的简要概述。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正在发展，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发展的规模或结果。用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话来说，这件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感到惊讶。
第二部分是从历史的广阔视角来解读中美关系的近期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的事件，而且还提供了事态发展趋势的线索。我们的研究将追溯到2500年前，当时雅典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斯巴达，进而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还有，那些发生在过去500年间的重要案例也为我们理解崛起国和守成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战争提供了洞见。与当前中美僵局最接近的状况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这应当给我们以警醒。
第三部分将探讨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是否已经处于暴风前夕。我们看到大量媒体报道了中国的“强势”行为和不愿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的人和事。同时，进行一定的自我反思和对照也是应当的。如果中国“像我们一样”——美国大步冲入20世纪，信心满满地认为接下来的百年将是美国的时代——那么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更加严峻，战争更难以避免。如果它真的沿着美国的脚印，我们应该能看到中国将影响力从蒙古扩展到澳大利亚，就像当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按照他的喜好塑造了“我们的半球”一样。
不过，中国现在走上了一条与当年美国登顶霸主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但是，从中国崛起的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相似之处。那么，中国想要什么？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再次伟大。十多亿中国人最深切的渴望不仅是使得国家富有，而且要实现国家的强大。事实上，他们的目标是中国足够富强以至于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中国利益并给予中国应该得到的尊重。这一“中国梦”的规模和雄心，足以让我们打消任何认为中国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后，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会自然消退的念头。当考虑到我的前同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时，这一点尤其如此。他指出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和传统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具有历史性隔阂，这使得两国间的和解更加难以捉摸。
虽然似乎很难看到目前两国间对抗会得以解决，但是两国发生实际武装冲突似乎也是遥不可及的事。但果真是这样吗？事实上，通往战争的道路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加多样，战争貌似更可能发生（甚至更为平淡和普通）。从当前中国南海、中国东海以及网络空间的对抗，到一场螺旋式上升并濒临失控的贸易冲突，中美两国间极易爆发双方直接交火的情况。尽管这些情景都不太可能发生，但当我们回忆起暗杀斐迪南大公或是赫鲁晓夫在古巴的核冒险的意外危机之后，我们意识到了“不太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小。
第四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大多数政策界和公众都对战争的可能性抱有天真的自信，而宿命论者则看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逼近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不过，双方都不完全正确。如果两国领导人都能研究历史中成败的经验和教训，那么他们将找到丰富的线索，并能够从中形成一个在不发生战争的状态下满足各国基本利益的战略。
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文明重返辉煌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实现的条件，它需要经过一整代人努力管控而营造出长期环境。这种管控的成功不仅仅只需要新的口号、更频繁的首脑峰会或是更多的部门工作会议。要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况下管理这种关系，就需要双方政府最高层时时刻刻地持续关注。这将需要两国之间高度的相互理解，而这种程度的相互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就中美重新建交事宜进行对话后就未曾见过。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领导人和公众需要在态度和行动上都作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愿意去思索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设想那些不可想象之事。中美之间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只能去改变历史的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