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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洛克菲勒家族与范德比尔特家族这样的独立投资者出现以来，没有任何一群人能像当下的这群金融家那样，对华尔街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们就是股东积极主义者。
这群超级投资者包括卡尔·伊坎（Carl C.Icahn）、威廉·阿克曼（William A.Ackman）、丹尼尔·勒布（Daniel S.Loeb）、富豪投资家尼尔森·佩尔兹（Nelson Peltz）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不仅要兼并某些公司，还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手中所掌握的金钱来改变资本的运营方式。无论大公司还是小企业都摆脱不了这些投资者的掌控。
近年来，像苹果公司、百事可乐公司、雅虎公司、杜邦公司、彭尼百货、梅西百货这样的大企业都被锁定在上述超级投资者的运营计划当中。
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市场的标志事件是金融大鳄、套利者和垃圾债券王者的崛起、主宰和最终衰落，那么，在这样一个“股东积极主义者”的时代，我们几乎每周都能看到一位如上所述的金融家声称他持有某家公司的股票，并雄心勃勃地准备将其价格推向新高。
股东积极主义并不只是在简单扩散，而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
2012年，股东积极主义者所参与的项目共有71个，其所带来的投资共计120亿美元，这些投资都处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之下且均有备案；到了2015年，相关项目的数量已经飙升至83个，投资总额近310亿美元。随着金额的迅速增长，相应目标的规模也不断膨胀，如果将其平均到每一家上市公司中，那么相应目标的市值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2012年的23亿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近60亿美元。
作为一名金融报道者，我对这个独特而充满颠覆性的世界异常痴迷。
2013年1月25日，在电视台直播伊坎和阿克曼两位先生激烈的唇枪舌战之际，整个华尔街的交易竟突然停滞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境：在两个亿万富翁当面互相攻击、互相侮辱之时，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观看，华尔街的交易也停止了。同时，从瑞士达沃斯到美国达拉斯的首席执行官也在密切地关注着这场辩论，他们想看看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这场辩论完全是双方即兴而发、荒诞而事先毫无计划。如果有预谋的话，我应该第一时间知道，因为当时我正在主持这两人对话的电视直播节目。
股东积极主义崛起的迅猛，和这些新一代“世界主宰者”的权力都让人瞠目结舌。
10年前，股市大鳄掌控的对冲基金所管理的资本不到120亿美元；今天，他们所掌控的资本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有10家以上的基金公司所管理的平均资产超过100亿美元。
上述情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分析人士将之归因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股市的行情反弹，这是造成股东积极主义者盛行的“催化剂”。
当前的各类企业现金充裕，同时还可以按照有史以来的最低利率进行融资，相关股东也渴望分得更大的蛋糕。那些被称为“白衣骑士”的企业用大家所熟悉的剧本操作——股票回购或削减成本。它们通常打着为所有股东拓展更多利益的旗号来进行这些操作。
股东积极主义之所以能作为一种手段盛行，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在很多情况下确实行之有效。大人物秉承着大理念带来的大投资，会在驱使CEO们最大化公司收益的同时把股价推向高点，反之亦然。
通过股东积极主义者的聚集之处，即13D Monitor，我们对他们所有的活动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2006～2011年，一旦有股东积极主义者揭示自己的头寸，当天该股的平均“涨跌”会达到2.65%，而该只股票连续15个月的平均收益率则可以达到15.24%，明显优于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
但是，上述这些收益的代价是什么呢？
颇具影响力的特拉华州高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里昂·斯坦因（Leo E.Strine）于2017年2月在《耶鲁法律杂志》上撰写了一篇与对冲基金相关的文章，这篇133页论文的标题为“当金融之狼撕咬时，谁人泣血？”，在文中他以生动的视角洞察对冲基金公司的活动，同时也披露了奇特的公司治理系统。他写道：“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金融大鳄的活动不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变得更加有效，但会将某些稳定的社会财富暴露于较高风险之中，而且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长期收益。”
对于如何区分为求学或养老而储蓄的“真人”投资者与试图潜移默化改变企业内部的对冲基金大鳄所构成的“狼群”投资者，斯坦因指出：“股东积极主义投资者投资一家公司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它，他们只是在不满意该公司的管理或商业计划时才出手。更准确的说，那些金融巨头只有在确定一种方法可以改变公司的运营方式，且这种改变将导致相应股价上升之时才会持有相关的股票。同时，大多数对冲基金所寻求的某种升势必须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因为这些股东积极主义式对冲基金的持仓期限只在一到两年之间。”
其实，斯坦因先生不是唯一对股东积极主义者的对冲基金之“短期”属性持批评态度的人。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高级副院长杰弗里·桑尼菲尔德（Jeffrey A.Sonnen-feld）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金融大鳄会迫使企业削减成本、增加债务、扩大销售并且提高股票的回购数量，他们并没有对公司的业务、研发、增长因子，以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投资。积极主义的对冲基金的行为是‘短视’的，有时是以牺牲长期的成功模式为代价的，否则这些基金将难以生存。”
还有一些人痛惜于积极主义者式对冲基金彼此间的从众心理，这些金融大鳄把太多的钱引向了不怎么高明的领域。
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贝莱德（Black rock，又译黑岩资本）著名的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Laurence D.Fink）就曾直言不讳地谴责：对冲基金这种速战速决的方法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相关公司的整体结构。
芬克在2016年2月写了一封信，将其交给了数以百计的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督促这些高管关注相关企业“长期价值的创造”，而不是所谓的诸如“回购”一类的金融操作模式。
著名的公司法律师马丁·利普顿（Martin Lipton）被称为“毒丸防御工具的创造者”，“毒丸”旨在帮助相关公司抵抗敌意收购。他宣称：金融大鳄旗下的积极主义对冲基金将毁灭而非拯救美国。
然而，即使是利普顿先生也会佐证一个事实，即这些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具有摇滚明星一样的地位，有时他们的成就源于所采取的方法，而在有时则源自他们的疯狂，这种疯狂诞生于时代的喧嚣，以及赋予他们机会的平台。
在相关的金融掠夺战中，从来没有哪一场显得比“始于2012年寒冷的12月，且长达数年的康宝莱公司争夺战”更加激烈和壮观，这场肆虐甚至延续至今。
这本书将讲述一切落幕的内幕——金融战、金融派系、资本运作以及华尔街史诗般的战乱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