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就是艺术加科学加忍住干呕。
长篇连续剧《陆军野战医院》( MASH )里描绘了一群不知疲倦、恪尽职守的外科医生。另一部长篇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 ER )则表现了英勇的急诊工作者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而2013年完结的情景喜剧《我为喜剧狂》( 30 Rock )里同样刻画了一位名叫利奥·斯贝斯曼(Leo Spaceman)的医生。
不知什么缘故,这位斯贝斯曼(也可以叫他太空人)大夫什么科都能看,精神科、器官移植、眼科、产科,样样都行。当一个刚刚当上父亲的男人问斯贝斯曼,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为什么“全身都是黏黏的”时,这位医生回答:“因为这事就是这么恶心。”
生孩子确实特别麻烦。但是仔细地思考一下医学领域就会发现,正如斯贝斯曼所说,医学整体上就是恶心的。这自然也引出了我们下面的话题:粪便移植。
这种手术的学名为“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手术时将一小份来自捐赠者体内的、经稀释的粪便移植到接收者的结肠里(够恶心的)。手术的目的是将健康的肠道菌群植入缺乏这些细菌的人体内(试想数十亿的微生物在你的肠道内游动的画面)。多项研究证明,粪便移植的细菌大军能够有效遏制难治的梭状芽孢杆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 )结肠炎,而那正是严重腹绞痛和频繁血痢的罪魁祸首(已经反胃了)。传统的抗生素治疗就像细菌世界的大屠杀,会扰乱肠道细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能保证人体健康),而且往往不起作用。有研究者因此在《临床胃肠病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上撰文,说FMT应该是优先考虑的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读医学期刊,呕)。
可惜的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已颁布命令,禁止这些细菌骑士随便出征。2013年5月,FDA要求医生在实施FMT手术前填写研究型新药申请表。医学博士朱迪·斯通(Judy Stone)于她在《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American )网站开设的博客“从分子到医药”(Molecules to Medicine)中坦言,新规定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FMT的使用也将因此受到影响。斯通特别指出了阻碍FMT普及的一大原因,并称其为“恶心因素”(“ick factor”):“至今为止,在我所建议的移植手术案例中,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病患或家属,因为这些人急切地想要缓解症状,对手术求之不得。阻力主要来自其他医护人员,尤其是内科医生,他们似乎对此特别反感。”他们认为粪便移植太恶心,但腹绞痛和血痢就很美好吗?
为了消除粪便移植手术中的恶心因素,我要重申前面的观点:医学整体上就是恶心的。
在电影《非洲女王号》( The African Queen )中,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得主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之所以能够忍受被恶心的蚂蟥爬满全身,是为了让外科医生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他接上断指。而在现实中,蚂蟥的运用常常出现在创伤治疗中心里或显微手术中,因为它们能够制造天然的抗凝血剂,因此被用来维持血液流动。
蛆常常被用来吞食各种伤口周围的腐肉,因为它们清洁伤口的能力比医生还要强。“蛆疗法”当然不好听,于是以“幼虫疗法”取而代之,后来又改为“生物外科”,使得名字里彻底没有了“蛆”,但它们还是会出现在伤口里。
顺便给FMT的支持者提个醒:为了营销,“粪”字应该尽量避免。“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被改称“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不是没有道理。是的,不能有“核”(nuclear)字。
蚂蟥和蛆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我关于“医学是恶心的”这个观点。再来看几个更接地气的例子:我们的脚上有趾甲真菌、脚趾囊肿、锥状趾、脚臭等种种问题;皮肤科医生要对付源源不断的皮疹、疣和痣;牙科医生要把手伸进陌生人的嘴里;骨科医生要挪动骨头的位置;耳鼻喉科医生就是来对付耳屎、鼻屎和痰的;脑外科、器官移植、泌尿科、直肠科、妇科,全都是恶心的。哪怕是儿科大夫送给你孩子的棒棒糖,也终究会令你的汽车仪表盘在你开车回家的路上沾满孩子黏糊糊的口水和手上的脏东西。
去听听寄生虫学的讲座吧,只消看一眼麦地那龙线虫的照片,你就会巴不得来点干净单纯的东西,比如朋友的大便。所以各位不妨放开怀抱,笑对微生物组移植。因为医学嘛,反正和它有关的都是恶心的。 (翻译 红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