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朝历代的中国园林]都是身价不菲的地产；与此同时，也是精心建造且富有美感的人类遗产。园林横亘于几类中国学科的交叉地带，烛照它们所跨越的边缘区域，并拥有为之一亮的艺术魅力。

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最根本的。这种关系的产生早于社会的产生——早在对大自然的力量与丰饶有所了解之前，人类就为食物和蔽身之处而搜刮着土地——也早于园林这一现象的产生。人们在某地定居，因此社会得以演化，园林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地建造住所，社会结构在人类聚群中更加牢固，社会差异随之而来，不可避免。某些群体发现了人与土地之间新的关系，由此产生我们现在所谓的“特权”。这就要求在土地满足人类纯粹的生存需求之余、用于其他目的之前，社会经济必须达到相当稳定的程度。因此当这一经济基础形成之时，由绵延不尽的大自然围合而来的园林之形也随之诞生，园林作为封地被拥有、随意让渡或改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园林的私有、专属性越来越低，很快在几乎所有文化和地区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最早的园林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埃及。今天，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将园林描述为所有文化形态中最为民主、最受欢迎的一种形式。正如读者在本书中所读到的，

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

时至今日，对于园林的热衷略有减褪，究其原因，是由于当代生活节奏加快、内容繁多，不断侵蚀这些“闾阎下户”曾经拥有的闲暇时光以及赏识水准。

园林从文化层面上彻里彻外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于拥有德国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洞察力的近代人而言，这种关系还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不论哪个层面，可以说这一关系既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欲望、对其千姿百态的崇敬心情，也寄托着人类加强大自然、本然体验大世界的真切理想。人类从来都是傲慢不逊的动物。作为人类有能力按自身意志塑造大自然的最终实证，神形兼备的园林称得上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腊、从罗马到欧洲与现代世界，有大量例证可循；阿拉伯、塞尔柱、古波斯、伊斯兰及欧亚大陆等文明也概莫能外。这当中一条源远流长的纽带，也许要数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及其精湛的美学之间的联系了。这种美学，在创造世界名园的过程中产生了深情和动力。

中国园林起源于皇家苑囿和狩猎围场，但是从12世纪起，当园林作为私人庭园即富豪的专属领地问世时，其审美形式也更上一层楼。作为一种理念，园林“给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方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得以自我陶冶，同时又能避尘嚣、隐自然”。

园林的故事总是以个人开场，几乎无一例外。这个“他”也许是精明的地主或社会名流，他们雇人出资兴建园林，或以其大名为园林命名。同样，也可能是一个设计师，园子因其设计而初具样式之美和情感魅力。12世纪以来，给中国文人士大夫提供修身之所，成为众多营造匠师的生计着落；他们不遗余力构园的业绩，本书足以见证。其中最突出的，当数17世纪的知名学者计成（1582—约1642），江苏吴江人氏。他营造了许多精致的园林，其中一些至今仍是这门艺术形式的最佳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计成的理念在其著作《园冶》（1631年完成）中得以留传后人，他的实际营造物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可随时随地供人评说。近代人认为，计成技艺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的作品都完美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毕生从事的造园活动是一种艺术形式，有着丰富的文化联系，对有志于此的人而言，《园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20世纪的园艺巨擘陈从周身上就体现了这一影响，他勤勉而成的学术论著就囊入本书。

编者自谦，集子取名为《中国文人园林》，汇集了陈从周先生1979年至1982年在上海同济大学以及各种研讨会上的演讲笔录，还有他为校刊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此外还包括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早期在博物馆通讯和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国文人园林》因此体现了严肃深入的园林史研究，遍及中国大地，提及园林的样式与内涵、造园者传记以及中国由来已久的精深造园史的特性。在这个国家独特的社会文化范围内，园林作为有意规制的避隐之所，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的观念。园林圈围在一片实在的土地之内，为了与自然相应的乐趣而营造，优雅而有节奏。正如许多中国画所描绘的那样，画中人或参悟冥想，或肃立巨石之上，或栖身大树之下，或休憩凉亭之中，间或友朋为伴，但常形单影只。置身其中的这些园林是一综合领域，游憩其间则心田澄静而粗野顿消。

自周朝（前1046—前256）始，设计师和园艺师花了两千多年时间才演化出理想园林审美观的整体概念，汲取了同时期其他艺术形式的审美情怀。审美观的形成肯定涉及各种试错实践，数量之多远超议论范围。陈从周的字里行间也提到植物从原生地移栽未果，抑或后人干预古旧园林的原有形制。可以说，自然里存在着无形的时间力量，造园师有着引导沉思冥想的访客进入景点的无形之手，二者互为补充。细心敏锐的访客一旦进入，便能从众多的场景中领会“构园神理”。

到了17世纪计成的年代，缘于这位大师的贡献，造园美学达到巅峰。对此，陈从周敏锐地指出：“这足以说明当地人民对自然的爱好。”他确认，计成的许多园林创意在苏州兴旺不衰，“苏州园林在今日保存者为数最多，且亦最完整。”那些基本的组成元素是最起码的要求；但在计成灵巧的手下，园林的物理布局处处体现着和谐之美。这是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过渡实现的，如使用亭子这类建筑形式进行贯穿连接等。这些过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能够停留、沉思、玩味轮廓及色彩变换中的季节更替。陈从周在1994年写道，“造园如缀文。”完美的园林与诗文和绘画如出一辙，他认为每一个这样的园林应该“蕴藉有余味”。这余味在计成之外许多造园家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很少有人能像陈从周那样有缘欣赏并仔细观察如此之多的园林，至少在近代史上如此。陈从周那些观察细致、描述详细的文章，结合起来就是对古建筑、园林和住宅的综合调查。即便是随意一瞥，人们也能看出陈从周的慧眼，他能注意到那些细节并详作解释。

如下例谈到在一些小园子里见到的桥：

对于古代园林中的桥常用一面阑干，很多人不解。此实仿自农村者。农村桥农民要挑担经过，如果两面用阑干，妨碍担行，如牵牛过桥，更感难行，因此农村之桥，无阑干则可，有栏亦多一面。后之造园者未明此理，即小桥亦两面高阑干，宛若夹弄，这未免“数典忘祖”了。

陈从周对园林的调查凸显其在观察、重建园林个性方面的浓厚兴趣。在他看来，每座园林“应该有那个地方的植物特色”，而且大多是为了表达某种蕴藉之意而设计。他在计成的著作里发现了各种具有启发性、创造性的例子。令陈从周为之欢欣的是，为保障设计的质感与深度，计成针对园林内部布局和工艺不惜运用多种元素与材料。在他讨论的园林的各方面当中，历史语境在园林形式与审美的演变中不无影响。他的阐释非常仰仗于自身深厚的艺术造诣，以及各艺术门类与构园理念之间的演进关系。“……诗文、书画、戏曲，同是一种思想感情，用不同形式表现而已。”陈从周解释道：

士大夫可说皆为文人，敏诗善文，擅画能歌，其所造园无不出之同一意识，以雅为其主要表现手法了。园寓诗文，复再藻饰，有额有联，配以园记题咏，园与诗文合二为一。所以每当人进入中国园林，便有诗情画意之感，如果游者文化修养高，必然能吟出几句好诗来，画家也能画上几笔晚明清逸之笔的园景来。这些我想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游者所必然产生的情景，而其产生之由就是这个道理。

谈到与他所见证的园林成就更密切相关的一点，他写道：“……评园必究园史，更须熟悉当时之生活，方言之成理。园有一定之观赏路线，正如文章之有起承转合……”

这也是陈从周采纳遵循的一个过程。冗长描述中的细节之密，加之经年累月一访再访的结果，有时可能给文章增添了学究般平淡的气息，但是文中穿插提到的书画、昆曲、诗词等，都激发了读者的心绪：那是倘若一旦成行之时——且园林并未因时间的流逝、城市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园林的无数景观中徜徉沉思，可能际遇的种种心绪。城市扩张只是一种手段，用以对治密集的都会及其日渐膨胀的人口，并非无法控制。

陈从周在这些文章中所展现出的热爱之情，也许正由于此，我们知道他也意识到了园林始终在本质上——正如柯律格在本文开篇处描述的那样——是“地产”。这一见识在今天是先见之明，因为现存的古园林正是经由当代之手得以保存下来，并正以现代旅游的名义搞得越来越商业化。园林改名换姓，部分内涵不复原貌，陈从周哀叹不已，这都破坏了园林本身的氛围。他不厌其烦地描述形式的改变——开启新大门或改变步道——在他眼中是如何影响、“颠倒”了构园中“起承转合”的自然流畅。这就使得编入此书中的研究与文章越发重要了。这是他毕生的结晶，而他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于私塾治四书、接受大学教育，并得以一睹“原”林风采的学者。浙江大学的宋凡圣教授称陈从周先生为“现当代既能亲自动手造园、复园，又能亲自著书立说、品评论述中国园林的第一人”。这部汇编作品便是对他一生工作的礼赞。

中文原著诗般的语言，在本书高超的翻译中也得以延续，这归功于外研社资深翻译凌原教授带领的团队。他努力将陈从周的作品以优雅的英文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努力与伟大的造园师营造传统园林时煞费苦心是和声共振的。翻译细致有加，尽力保留原作风韵，尤其为了再现其中诗行音步以及园林名称的文学历史渊源而不懈努力。正如陈从周描绘的那些园林，这本《中国文人园林》中的篇章也可看作是巧妙融合了若干的“中国元素”，洵美且异地“烛照它们所跨越的边缘区域”。

凯伦·史密斯
英籍中国艺术史家
2018年6月26日
任小玫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