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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谈到系统语法、功能语法，以至早期的伦敦学派、阶和范畴语法、新弗斯学派，总会提到当代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名字。关于韩礼德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活动最近已有过介绍。
本文主要就他多年来形成的学术观点做进一步的评述。
韩礼德一贯认为，当代有关语言学的种种分歧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早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对这两种观点可做如下对比：
这两种观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而接近，时而偏离，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观点在大部分时间中居于主流。例如，为中世纪形式句法学奠定基础的摩迪斯泰（Modistae）学派和法国保—罗瓦雅尔（Port-Royal）的理性主义学派都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渊源关系。
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观点在18世纪崭露头角，在19世纪方居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当时的语言学家重视研究欧洲的俗语以及美、亚、非三洲和太平洋岛屿的诸语言。这种优势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欧洲的语符学派、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美国布亚斯（Boas）、萨丕尔（Sapir）等人的理论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随着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转换—生成语法的问世，以哲学为本的语言学再次获得肯定，并把分歧推向前所未有的极端，以致两种观点之间一度很难对话，取长补短。在新形势下两派的分歧可见表1：
表1
1 韩礼德认为转换生成学派的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结构主义的窠臼。乔姆斯基引入深层结构的理论知识为了填补结构主义在语义学上的空白。
2 生成语义学派实际上是在向具有人类学传统的语言学靠拢。
韩礼德认为上述两大流派都关心语言系统、都要解释语言的基本特性，不同点在于如何看待系统和行为的关系。乔姆斯基的逻辑句法学为了达到高度的形式化和理想化所花的代价太大，以致自然语言成了人造句法学，被简约得面目全非。这种理论的心理真实性一旦消失，转换理论便将黯然无光。
一些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与语言学的研究有关。但这些学科只是把语言学作为进行本学科研究的工具，而不是对象；正如语言学把心理学、社会学作为工具而不是对象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从心理学解释语言学，对探讨语言本质有一定帮助。但那不是决定性的，因而韩礼德不同意把语言学看作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如果非得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者中做出选择的话，他宁可把语言学说成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因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韩礼德指出，一种观点着眼于机体之间（即社会学的），一种观点着眼于机体内部（即心理学的），两者应当互为补充，这才有利于语言学的健康发展。然而，由于乔姆斯基的影响，后一观点目前仍主宰着语言学界。韩礼德对这种偏向甚为不满。
能否避开这种互相对立的倾向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试以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理论为例，他的音系学系统和词汇语法学系统基本上是中立的。问题在于一旦深入到语义学层次，语言学家便必须为他的理想化标准做出抉择——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还是社会学的理论，还是美学理论？
韩礼德多次强调要用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语言。最早提出语言是符号的斯多葛学派把语言看作是客体。他们改变了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的看法，开创了用类似于符号学的观点来解释语言的道路。但今天人们对符号学的认识又有了深化，已发展到把符号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关系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文化是由许多符号系统构成的意义潜势（meaningful potential），如建筑、美术、舞蹈、音乐、文学、民俗、礼仪、商品交换方式等都可看作符号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只是体现社会符号学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符号系统，它在体现其他符号系统中也起了作用，因而是人们赖以缔造世界的主要手段，是通向高级符号学的工具。此外，人类语言的多样化表明不能把语言看作是某一理想逻辑或西方文化的衍生物。每一种语言都有独自的逻辑、独自的修辞方式和独自的美学价值。
关于语言的普遍性和变异性，韩礼德认为这方面的争论实际上是历史上“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争论的翻版。争论双方都能列举一些实证。因此当前要讨论的不是孰有孰无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强调两者中的哪一方面的问题。
乔姆斯基曾确认形式普遍现象和实体普遍现象两种。弗斯只承认“一般范畴”（相当于乔姆斯基的形式普遍现象），不承认“普遍范畴”。韩礼德解释说，形式和实体是相当任意的，没有理由说具有某一特定内容的系统必须具有某一特定形式。因此系统功能语法学派是从生物学，即从人脑结构来解释形式普遍现象的。
在普遍性的具体内容方面，韩礼德指出对语言进行功能的区分具有普遍意义；逻辑部分的循环性结构也可考虑为普遍现象。但韩礼德更感兴趣的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现象。
与此同时，韩礼德特别推崇拉波夫（Labov）从城市方言学发展起来的变异理论，认为这是20世纪的一大成就。变异理论的精髓在于阐明语言本来就是一个变异系统。即使对个人来说，变异也是常态，不是例外。
韩礼德把语言变异分为两类，一是方言，一是语域（register）。因出生地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是方言的差异；它还包括说话人的阶级地位、年龄、性别等因素。语域是语言使用的特性，不是使用者的特性。语域的使用，如书面的或口语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技术的或非技术的，等等，取决于说话人当时所从事的工作。简而言之，方言是用不同方法说同样的事情，语域是用不同方法说不同的事情。
韩礼德对行为有自己的理解。他注意到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都区别知识和行为，并把前者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实，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潜势，是一种系统。人们观察到的行为只是它的实际表现而已。试见下表2：
表2
近年来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有排除人们相互交往的偏向，其结果或者对环境未加认真考虑，或者考虑了环境，却又把它们的作用看作是静态的、被动的。因此韩礼德同意拉波夫的观点：当人类行为被看作是变项时，这些变项就被赋予了社会价值，语言也不例外。
在许多情况下，赋予变项的价值就是赋予要认定的社会集团的价值。语义的抉择，特别是属于人们相互关系者，如称呼、礼仪、情态等等，所标记的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社会集团。例如在英语中有人好用希腊——罗曼语源的词汇，往往与他的博学有关，但其外延则是矫揉造作，舞文弄墨。
从韩礼德对语言和语言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贯穿于他的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核心，最主要的有6点。
纯理功能是指有关语言的抽象功能，要按照意义的主要方式解释语言。具体说来，在语言用途中所固有的意义潜势的领域至少包括3个方面：1）语言作为对主客观世界的事物和过程的反映，具有概念（ideational）意义；2）语言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它与说话人在一定的会话场合下所接受的角色和所持态度有关，因而具有交际（interpersonal）意义；3）说话人既是一个思考者，又是一个动作者，但围绕反应和动作这两个中心，还需要一个能使有关系统生成话语的纯理功能，即语篇（textual）功能。语言正是凭借这种功能与一定的情景和上下文联系。这三种功能用通俗的话可表达为观察者的功能、闯入者的功能（指向他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和相关功能。这三项功能有无主次之分？韩礼德说心理语言学可能会强调概念功能；社会语言学则强调交际功能，但他本人坚持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不存在主次问题。
功能主义并非韩礼德首创，但韩礼德在两点上发展了前人的观点：1）韩礼德以前的功能主义者，如比勒（Bühler）只提到与概念功能和交际功能相似的两种功能，未认识到语言还有它本身的功能，方能生成话语；2）韩礼德的概念功能可进一步分为经验的（experiential）功能和逻辑的（logical）功能。逻辑功能指语言结构都具有可循环性，使人们从理论上能生成无限长的句子和话语，早期功能主义者的著作对此点很少谈及。
系统的思想指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供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的选择一一实现后，便可生成结构。
系统的基本原理是在入列条件为a的X / Y系统中，一旦a的条件满足后，便得从X或Y中选其一，如：
当X的入列条件满足后，又可以从m或n的系统中选其一，如：
在X / Y和m/n两个系统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当a的入列条件满足后，便得同时从X / Y和m / n中各选其一，如：
入列条件又是需要从a和b两项同时满足，才能从X和Y中进行选择，如：
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如语义层、语法层和音系层，都有各自的系统表示本层次的语义潜势。
韩礼德指出，索绪尔把语言区分为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弗斯和叶尔姆斯列夫都曾对语言作为系统和语言作为过程有过论述。弗斯感兴趣的不是潜势而是典型的实际言语，因而他认为横组合具有更为抽象的关系；反之，叶尔姆斯列夫则把纵聚合关系看作是底层关系。在这一点上，韩礼德偏离了他的老师弗斯，接受了叶氏的观点。从此，新弗斯学派发展成了系统学派。
韩礼德关于层次的思想包括以下4个观点：1）语言是有层次的，主要为语义层、语法层和音系层；2）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体现（realization）的关系，即对意义的选择（语义层）体现于对语法的选择（语法层），后者又体现于对语音的选择（音系层）。体现的观点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组合观点，即语言是由小单位依次组成的大单位；3）根据体现的观点，语言可以看作一个系统代码代入另一个系统然后又代入另一个系统的整体；4）层次的概念可以扩展到语言的外部，譬如说，语义层是对行为层或社会符号层的体现。
上述思想基本借鉴于叶尔姆斯列夫。所不同者，叶氏认为每一层次是对下一层次的体现，而韩礼德认为每一层次是对上一层次的体现，因为传统上总把语义层放在上层。
理论上，体现过程有自由变异，如一个意义在语法层可以体现为若干种形式，一个形式则可以体现若干种意义。事实上，语法层出现的分化反映了语义层存在极精密的区别。
功能是形式化的意义潜势的离散部分。它与纯理功能的思想有关。如果说纯理功能思想表述的是抽象的语义关系，那么这里所谈的功能思想则强调语言结构是能标记语义功能的功能成分的表达格式。下例中的“Balbus built a wall”同时体现了一系列结构，而每个结构格式则是为了表达一定的语义功能。
表3
在表3中，及物性结构通过“动作者”“过程”和“目标”等语义功能标记来表达说话人所经历的内容；语气结构所表达的功能是一定情景下会话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说话人的“语气”是向听话人提供一则消息；主位结构中的“主位”、“述位”和信息结构中的“已知信息”、“新信息”等语义功能标记都是表示某一具体功能语整个交际过程中的关系。由此可见，整个语言结构是围绕一定数量的功能成分组织起来的。语言系统不等同于功能。要懂得语言系统就得理解语言系统是建立在一系列基本功能的基础上的。韩礼德的这种观点是可取的。
韩礼德有关语境的思想承袭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的观点。韩礼德本人曾用迁回的办法进行阐述。他指出，如果人们集中注意的是语言系统的形式问题，如语法和词汇，那么，这方面的相互关系完全可在语言内部解决，但若把语言系统当作整体考虑，那就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对语义系统进行区别的标准，即属于同一语义类型的语言材料是否具有同一意义标记。对此，有的以文字系统作为理想化标堆，却忽视了语调的差异；有的以概念系统作为标准，即根据两个概念的异同进行区别，但无法说明概念系统或语义系统本身的异同又是怎样区分的。可是，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这后者便是社会语境或情景。情景分析法和情景意义与其他层次的分析法和意义的区别在于：1）前者涉及有关世界的非语言特征；2）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要把握有关文化的非语言部分。
最后，韩礼德认为像“社会语境”“环境”“相互交往”等概念与“知识”和“思维”在理论上是同类型的。相互交往之能解释知识，不亚于知识之能解释相互交往。
近似的（approximative）或盖然的（probabilistic）思想指分类的原则。对一个项目分类时，应该按精密度（delicacy）的阶，由一般逐步趋向特殊，对每一个选择点上的可选项给以近似值。
精密度解决对某一范畴所要了解的精细深度。譬如，对一个句子可区分为陈述句和祈使句；如属陈述句，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肯定句和疑问句；如果是疑问句，可再进一步分为是非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精密度的概念也适用于语义层和音系层，如在及物性系统中，过程可细分为物质过程、思维过程、关系过程和言语过程，而思维过程又可进一步区分为感觉过程、反应过程和认知过程。在音系层中，双唇爆破音和软腭爆破音，在分类上比单称爆破音、双唇辅音和软腭辅音要精密得多。
韩礼德还注意到，在每一个选择点上可选项尽管入列条件相等，还要解决一个根据什么原则进行选择的问题。这就要参考近似值或盖然率。例如，英语的语态系统一般取决于动词的主动形式与被动形式，也可以根据主语与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近似值表明，语态更多的是通过后者，而不是前者表达。这样，近似值高的是未标记的，在系统网络中标示为“a*——x*”来说明x与a的关系，即如果前项为a，则后项总是选择x。
当西方一些语言学家对应用语言学的作用表示怀疑时，韩礼德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指出应用语言学来自于对语言理解的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转而有助于对语言的理解。因此，人们所要寻找的语言模式应当是能缩小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分歧的模式，但当前语言学界存在着过分专业化和应用性不足的不良倾向。
应用语言学应当抓哪些问题呢？韩礼德建议首先是人们已感兴趣的那些语言方面的问题，其次是为理解语言的各种问题而必先理解的问题。在这两方面，语言学家往忽视第一方面，非语言学家往往忽视第二方面。
韩礼德特别重视语言学与教学的关系，尽管语言学所做的贡献是间接的、综合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有些教师过分期待语言学会提供立竿见影的效果，结果对有些语言学观点的应用十分肤浅，其中有些观点本身就很肤浅。为了提高语言教学的水平，韩礼德改变了他自己原来认为语法教学大可不必的观点，进而提出编写一部比传统语法更为有用的语法是可行的。
传统语法是形式的、严格的，往往以规则为基础，以句法为中心，以句子为方向；而一部更有用的语法则应当是功能的、灵活的，以可供选择的变通办法为基础，以语义为中心，以话语为方向。
韩礼德回忆在他作为弗斯学生的时期，大家都认识到语言学要在社会中研究语言。这就理所当然地接受语言学要考虑社会因素的观点，因而没有必要另起炉灶。随着把语言看作知识或要研究机体内部的观点盛行以后，才给着眼于人们互相间进行谈话的观点的语言学加了“社会”两字，或“社会语义学”，或“社会语法”。韩礼德与海姆斯（Hymes）和拉波夫一样，认为大可不要“社会”两字。把语言作为知识和把语言作为相互交往（或行为）应当是相辅相成的，而不应是矛盾的。
然后，韩礼德与海姆斯有一定分歧。海姆斯在他的研究中是用机体内的观点来研究基本上是机体之间的问题。韩礼德则认为要从机体外部着手。这涉及对社会语言学的任务的理解。海姆斯在社会语境中研究语言是要确立交际能力的观点，即说话人使用与情景相适当的语言的能力；韩礼德则强调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前者不愿意以更深入的社会现实为前提；后者则提出更为主要的任务，要探讨语言对社会结构能否提出新的解释，社会语义学如何成为社会价值的形式，以至于社会系统如何作用于整个语言系统。
韩礼德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更没有必要把种种不利于理想化的因素统统归到语言运用中去，真正的语言学理论应当包括一切因素。
韩礼德认为鉴于语言系统的每个层次都是由有等级体系的单位组成的，如音系层有音节、语法层有句子，在语义层上也应该有它的基本单位。但像“事件”“记叙文”“交换”等“话语单位”似乎只是特定的风格或情景类型的特殊称谓，作为语义层的抽象单位不够合适。故目前只能以话语为宜。它是在抽象的平面上说的，不是根据它的规模。话语实际上是人们在现实情景中真正在做什么、指什么、说什么。为了弄清说话者具体说些什么，必须参照他“能够做什么”这一背景。因此，话语是意义潜势的现实化。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语言学家的方法不应满足于解释话语，而应确定存在于话语底层的系统。索绪尔曾经论述人们观察到的过程是系统（意义潜势）的外部显现，但20世纪的语言学家倾向于把两者割裂，即抛弃过程来研究系统，以至于人们很难看清系统究竟如何生成具体的话语，也不能从话语中抽象出底层的系统。对此，韩礼德提出了一个与乔姆斯基截然相反的观点，即语言是能够生成有限类别话语的无限系统。
韩礼德肯定奥斯汀（Austin）、舍尔（Searle）和格莱思（Grice）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学有很大影响。当语言学研究中有人把社会语境抽象掉的时候，言语行为理论提供了恢复社会语境的手段。它使语言学家重新发现人们不光说话，而且是在彼此之间说话。
但韩礼德也指出，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是把说话者作为完成一系列行为的孤立者；对言外行为，以询问、肯定、预示、应诺等规则表示；言语行为的意义局限于哲学性的探讨。
对此，韩礼德提出语言不是一个语言行为系统，而是一个意义系统，这个系统规定语言行为的潜势，对语言行为的选择要受语境制约，所选项目的意义也取决于语境。例如，对下面一段对话的分析：
—Are you going to put these away when you've finished with them?
—Yes.
—Promise?
—Yes.
舍尔认为这是一种允诺，它决定于三个条件，即准备条件、真实条件和必要条件。韩礼德则认为作为一个事件的意义取决于社会语境，即家庭中相互交往的方式，家长进行控制的社会可接受的形式以及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文化语境”。为了描写赋予话语意义的潜势，可规定以下几点。
次文化：具有专业知识的中产阶级
社会性机构：家庭
角色关系：母亲—孩子
情景类型：控制的
方向：针对物体
总之，这是一个孩子对付母亲要进行管制的方法中的动作：这种有关交际意义的正在进行的交换是言语行为理论未加考虑的。
韩礼德进一步指出当人们在解释语义层的概念部分时把社会过程抽象掉是可以的，但当人们在解释语义层的交际部分时也这样做就不合适了。
韩礼德把语言发育分成三种：学习语言；通过语言学习其他知识；学习有关语言的知识，即语言学。儿童语言发育指的是第一种，因为没有第一种便谈不上第二种，而且儿童不需要任何语言学的知识。
关于儿童语言发育，韩礼德提出两个问题：1）什么是语言系统的个体发生？是否指儿童学会母语以前的初始阶段？2）儿童学习和掌握母语通过什么方法？
韩礼德对乔姆斯基和皮亚杰的观点持有异议。他们把儿童学习语言看作是在与周围环境绝缘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不是通过与环境产生相互交往来建立一种社会现实。这样，在乔姆斯基、皮亚杰等人的心目中，现实成了心理的；意义完全存在于机体之中，社会事实只不过是显现而已；理想化就是心理化。
韩礼德本人不能有把握地肯定个体发生反映系统发生，但他坚持当人们观察儿童如何从功能的角度学习语言系统时，便有助于弄清人类语言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根据他的实验观察，儿童最初从自己所发生的声音中建立起一种意义潜势。意义和一定的功能（如控制的，让人们给他做事）有联系，估计这种情况出现于所有的文化之中。但在一定阶段，儿童放弃了自己创造语言的过程，开始向耳濡目染的成人语言系统靠拢。这就是说，孩子一方面扩大了原先的语言用途，一方面把用途结合到语言系统中去。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一个话语只能表示一个功能，后者则呈现功能的多重性，一个话语可同时表达多种功能。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环境影响和生物基础，其中后者包括生物学条件和一定的成熟程度。
韩礼德与弗斯一样对行为主义观点持保留态度，因为行为主义不能说明语言的相互交往和语言发育。同时，他反对把文化环境在语言发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看作是行为主义而加以批判。韩礼德不赞同那种认为儿童接触的资料有限因而不能说明语言发育的观点。相反地，他与拉波夫一样，认为在儿童周围的语言资料丰富无比、结构完整。
最后，韩礼德认为，把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模型和语义模型（即意义与语法、语音和文字的联系）结合起来，才能对学习语言的实质以及学习与环境的关系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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