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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我有幸参加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主持的选拔全国中青年英语教师出国进修的统考，录取后被通知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赵世开先生获悉后，建议我去该校语言学系进修，其理由是英国伦敦学派的哈力迪
在悉尼大学语言学系任系主任，而国内语言学界对伦敦学派的理论和活动了解不多，从此开始了我师从韩礼德的过程，也开始了我回国后从事语言学教育和研究的后半生。在本文中我主要汇报本人对韩礼德学术思想的渊源和回归的认识。
众所周知，韩礼德早年在中国留学，导师为罗常培和王力。但我本人最初对两位大师在韩礼德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影响了解不多，因此经历了如下不断修正的过程。
早在198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向我组稿，要我向国人介绍一下韩礼德。由于赵世开先生的那番话，我一直把他从伦敦学派主要传承人的视角考虑他的学术思想，因此在该文中，虽然我在第一段谈到他的导师先后有罗常培、王力和弗斯（Firth），但在语言学知识上主要强调“以弗斯为主的伦敦学派”，“还受过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y）、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和沃尔夫（Whorf）的影响。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对他也有很大启迪”（胡壮麟1983：60）。不难看出，我强调的是他受欧美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上述文章初稿完成后，我曾征求过韩礼德的意见，他对文章内容无大意见。
这里，顺便谈一下韩礼德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关系。我进入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后，向作为系主任的韩礼德提出，希望能听听有关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课程，韩礼德一口拒绝，说他不了解转换生成语法，悉尼大学的语言学也不开设这方面的课程。这个想法就此消除。后来我从韩礼德的著作文献中发现他在1966年曾写过“深层语法”一文，我产生过这样的想法，韩礼德曾经对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感兴趣，试图把它和欧洲的语法传统结合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直到最近从中山大学戴凡教授处获悉，韩礼德曾跟她谈过，他在美国时曾试图与乔姆斯基建立联系，共同讨论语言学问题，但未能成功。
综合上述情况，我在这个时期接受了国外语言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那就是：“韩礼德语言学思想来源于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瓦斯切克（Vaschek）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和以叶尔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其中以伦敦学派居首。”（胡壮麟等 1989：10）
199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召开纪念已故王力先生九十周年诞辰学术论坛。为参加该会，我静心阅读了王力先生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1945）。顿时我感到特别亲切，手不释卷，因为我发现韩礼德有许多观点在王力先生的著作中也有论及，例如，“语言观（语言的社会性和合法性、语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语法与语义），研究方法（把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口语和书面语的结合、主要语法单位、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系统、盖然的思想），衔接理论（照应、省略、替代、连接、词汇搭配），语法范畴（情态与意态、被动语态、词类划分、动词的及物性）等诸多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或相似的。”为避免重复，详见我《王力与韩礼德》一文（胡壮麟1991）。考虑到韩礼德本人在这些具体观点上没有说过他的思想来源，我只是客观地罗列两人的观点相似之处。这篇论文宣读后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会后被收入1993年张谷、王辑国所编的《龙虫并雕，一代宗师——中外学者论王力》一书中。
就韩礼德学术思想的渊源来说，我只是自己内心明白，除欧美语言学思想影响外，王力先生也应该有一定影响。
韩礼德自1977年至2011年接受各国学者访谈多次，其中公开发表的14次于2011年由他的学生、悉尼大学语言学教授James Martin编辑出版，书名
Interviews with M. A. K. Halliday—Language Turned Back on Himself
（《韩礼德访谈录汇编——韩礼德畅谈自我》）。值得注意的是韩礼德在早期访谈中对过去回避或低调回答的一些问题在退休后的多次访谈中能侃侃而谈了。例如，1998年Manuel Hernandez在访谈中流露出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源自弗斯的看法，韩礼德立刻指出：“我最早是在中国由两位杰出的学者教我语言学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帮我打下了现代语言学和音系学的基础，那是王力。”可见，王力是韩礼德语言学知识的第一个输入资源。当他回到英国后，才跟弗斯学，“弗斯是第二个输入资源”。韩礼德进一步说明，王力既是语法学家，也是音系学家和语音学家，还是方言学家。王力教了他非常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方法，也教了他底层的理论（Martin 2011：149，150）。在另一次访谈中，Martin在2011年曾让韩礼德解释他对汉语为什么在口语或书面语上都很敏感，甚至调查时有时不用记录。韩礼德解释说王力的音韵学发挥了作用，王力让他做过声调分析（Martin 2011：255，256）。
除王力外，韩礼德与Hernandez也谈到罗常培先生，1947年在北京大学听过罗常培的课。1948年11月作为研究生再次入学后，罗常培同意接受他为研究生，让他听历史语言学和汉藏语系的课程。韩礼德除听课外，跟罗常培一起写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最后罗常培向王力推荐韩礼德转学至岭南大学，随王力先生学习现代汉语（Martin 2011：100，101，205）。
基于这些情况，我在2015年的《韩礼德的中国梦》一文中突出了王力先生是韩礼德学术思想的早期渊源，并认识到王力和罗常培在韩礼德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配角，而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为探讨韩礼德学术思想的渊源，我想起1979年初在韩礼德先生办公室的一次谈话。他从书架上拿起高名凯先生的书跟我说：“高名凯先生的著作你也要看。”为此，我重读了自己在2011年写的《发展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纪念高名凯先生诞生100周年》一文。这时，我才理解了韩礼德当年谈话的用意，即他有许多思想与高名凯有相通之处。就我目前的初步认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韩礼德一贯强调“语言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产品”（Halliday 1974，1978），因此他被公认为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现在看来，高名凯在1963年便提出社会发展应该是语言演变的各种外因中的“直接的外因”“最基本的外因”“外因的核心”（高名凯1963：366-367）。他指出，语言融合要看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发生的结果（高名凯1963：472-473；523-525）。在高名凯先生讲社团方言的分类时，他区分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团方言的公开性或秘密性两者，这样便理清了“行业语”“阶级方言”“同行语”（“隐语”）等几个容易纠缠的概念（高名凯1963：403）。显然，高名凯先生所讨论的正是社会语言学的内容。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体思想，是人们要表达的思想从语义功能出发，在语言实例聚合的基础上形成系统，最后由语言结构体现。这就是说，意义先于形式，聚合先于组合。对此，高名凯先生1957年在《汉语语法论》一书中谈到，语法成分音义的结合，“音”是语法成分的形式，“义”是语法成分的内容，这是语法形式学和语法意义学的基础（徐通锵2000）。我们知道，在20世纪国际上以线性结构为基础的结构语言学在语言学界占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高先生能提出非线性结构的语义学，并对词类、主语、谓语等属于语法意义的范畴进行讨论，可以说是我国倡导功能语言学的先驱者之一，并且为韩礼德所认同。
在6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法中，韩礼德对小句的划分既可以根据概念意义也可以根据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进行分析。这就是说，同样一个小句可以根据不同功能有不同的切分方法。对此，高名凯（1957：429）先生早就指出，“一向研究汉语语法的人都只注意到理性的语法、平面的结构。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同样语言材料的不同的说法。遇到陈述、否定、命令、询问、传疑、反诘、感叹等例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些是整个句子的另一种型式，而只把这些放在词类的范畴中来叙述。在他们看来，否定的是副词，询问的是副词或是代词，命令的是动词的一格……等等。”可见，高名凯早就指出对同一个句子可以按完成不同功能所要体现的型式进行分析。
这里，有必要指明，在语法和语义关系上，不仅王力和高名凯具有功能主义的看法，也有朱自清和陈望道的看法。在朱自清先生为《语法》所作的序中转引了陈望道的一段话：“国内学者还多徘徊于形态中心说与意义中心说之间。两说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鄙见颇思以功能中心说救其偏缺。”对这段引文我们可以做以下分析：1）这段话白纸黑字，出自陈望道先生，但既然由朱氏在王书的序中引用，说明王、朱必然认同陈氏的观点；2）正如朱氏评论“（陈望道）那短文只描出一些轮廓，无从详细讨论”，但这个轮廓毕竟是一个划时代的杰作，即他们三位在20世纪40年代已预见在语法和语义之外存在一个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功能。
高名凯明确主张：汉语语法研究应该根据普通语言学的原理来建立自己的体系，反对抄袭印欧系语言的语法格局。例如汉语句法不必像西方语法那样坚持每一个句子必须有主语的语法定律，而是认为汉语着重主题（话题）（高名凯1957；徐通锵2000）。这就不难理解韩礼德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的系统功能语法的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理论。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唯主谓宾结构是问，韩礼德认为小句可以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做不同分析，其中语篇功能又可以按主位结构或信息结构进行分析。看来韩礼德的主位结构的理论接触高名凯的观点在先，受到布拉格学派的影响在后。
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入门》1985年和1994年两个版本中都提到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形式。在概念隐喻中他显示一个过程可以隐喻为另一个过程，随着过程的转换，各小句中的功能成分（如参与者、过程、环境因子等）可互相隐喻化，被转换的功能成分在词汇语法层体现时又可以从一个形式（如短语和词类等）隐喻为另一个形式。在人际隐喻中，则区分情态隐喻和语气隐喻，前者表现为情态的体现形式可以有多种，如情态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而语气可以有多种言语行为互相转换。
这方面的内容高名凯先生（1957/1986）早就有过报道：他以“给”字为例，说明最初认为是动词，现在作介词用，是语言通过隐喻的变化发展所至（杨鹏亮2001：24，52）。如果我们结合考虑高名凯的语言意义学的思想，范畴的选择和转换取决于所要表达的语言意义，说话人可以选择常用的句式体现，那就是韩礼德后来所谓的一致式；当这个意义用其他过程的句式体现，那就是韩礼德所谓的隐喻式。不难发现，高名凯先生是一个先行者。
综合本节所论证的内容，我有了更新的认识，那就是韩礼德的学术思想渊源不仅仅来自王力先生，也来自罗常培、高名凯、陈望道、朱自清等中国学者，这就是说，韩礼德学术思想的渊源来自中国，更为妥当。
上述两节论证了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这就引起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既然韩礼德学术思想源自中国，那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以罗常培、王力、高名凯、朱自清、陈望道等为代表的语言学传统和理论，我们何必把韩礼德和他倡导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抬得那么高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探讨韩礼德日后所做的研究和所取得的成就，那就是搞清他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前辈和导师的观点，或者说，他如何把中国的学术传统和西方的语言学理论相结合，将语言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向一个新的平台。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在语义和语法的关系上，韩礼德提出了他的“体现”（realisation）理论和“示例化”（instantiation）理论。他认为“语义学和语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体现关系。措词（即词汇语法）‘体现’语义或将语义编码，然后措词由语音或文字‘体现’”（Halliday 1985：xx）。为此，韩礼德一再认为不能把语言学仅仅看作是句法学，特别是形式语言学。语言学应当包含不同层次和它们各自的体现关系，语义学体现于词汇句法学，词汇句法学体现于语音学和音系学。
与此同时，韩礼德用“潜势”（potential）和“实例”（instance）的关系说明“示例化”的概念。如同文化和情境的关系、作为系统的语言和作为语篇的语言的关系那样，系统不是某种完全独立的事物，而是依附在不同实例中的潜势。同样，任何实例都可以通过系统描写和阐明（Halliday 1991/2007：275-276）。
尽管中国学者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便意识到语言形式和意义的正确关系，应该承认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韩礼德的贡献在于他不仅能正确地理解和阐明中国学者的思想，指出“意义不是与语言形式分离或对立的，而是整个语篇的功能”（Halliday 1959：9），而且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又进一步区分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和具体的语义功能范畴，如及物性、语气、主位系统、信息系统等，并对这些范畴进行系统地描写（Halliday 1970）。这说明他发展了先辈的理论。
在我国语言学界，一般都是将西方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韩礼德走的是相反的道路。我们知道，韩礼德的成名应当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曾向他提出过一个看法，那就是他在英国工作后的研究目标从汉语转向英语，如果他继续研究汉语，他不会取得像现在这样的巨大成功。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之所以从汉语转向英语，是因为体制的关系，即这是英国语言学界和一些大学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对他提出的要求。那时他虽然不搞汉语研究了，但他内心懂得如何将他在研究汉语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理论构想或基本概念，应用于对英语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在中国学习和汉语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设想延伸到英语研究中了，而事实证明他成功了。这是中国学者原来所未能想到和做到的。
韩礼德在他中国导师指导或启发下发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但他没有停留自己的脚步，从21世纪开始，正式提出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的理论，其内容的基本原则为：语言学的理论应与实践结合，并在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性和价值；在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研究应该是第一性的、最重要的，因为交际必然涉及意义的表达和沟通；意义虽然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停滞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为了精准地掌握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还有赖于社会理据、交际者所奉行共同的规约和价值观；在人际交往中，语言虽然是相互表达意义的重要模态，但意义的表达可以是多模态的，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赖以交际的模式日益增多；最后，任何理论都是在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中不断修正和发展的。如果人们认为某个理论已经登上顶峰，是不可评论和修正的，那就意味着这个理论已经走向终端，不再能解决新的问题了。
因此，适用语言学的观点值得国内语言学界不同理论学派学习，不能固守一个理论或观点，而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相互观摩和借鉴，完善和发展各自的理论。
从韩礼德的一些理论、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如理论与实践、语法与词汇、系统与语篇、形式与意义、体现与示例化、口语和书面语，等等，我们会很快发现韩礼德能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与韩礼德回国后参加英国共产党语言学小组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关。往远处说，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因为他在中国所接受了革命思想所致。2010年他在回答巴基斯坦学者Rasheed所提问的是否参加过英国共产党时回答说：“首先，当然要澄清的是，我参加了，我认为中国发生的事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需要的，因而我想到中国的革命是否也适合于英国。”（胡壮麟2015）
同时，我更需要强调的是韩礼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掌握已经超越了我国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表现在他能把握“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辩证关系，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很长时期内只承认“一分为二”，避而不谈“合二为一”，甚至对杨献珍先生的“合二为一”论狠批一通。
本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主要讨论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中国渊源，第三节谈的是他在语言学理论上的某些发展。对其深远意义有待我们在本节中进一步谈论和提高认识。
我从20多年前的一次经历说起。韩礼德有一次在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一位搞生成语言学研究的中国教授曾在会后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受到欢迎，特别是外语教师，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受到冷落，乔姆斯基的学说是否理论性太强，而韩礼德的学说偏重于实际，特别是外语教育？在我印象中，韩礼德本人当时没有及时反应过来，因而未弄清楚提问者的意图，未做针对性的回答。经过这20多年的观察，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思考，我觉得以下两点可以更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前面提到的适用语言学提示我们，一个完美的理论必须与发现和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合，才能体现其价值，受到理论消费者的重视。这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其次，正如本文所讨论的，我认为韩礼德的学术思想首先来自中国，在他的脑海中我们不时看到王力、罗常培、高名凯、陈望道、朱自清的身影。正是这个原因，韩礼德的学说必然易于为中国青年学者和教师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次他源自中国的学术思想的回归。
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和国际形势的缓和为这种回归创造了条件。我们知道，由于种种原因，韩礼德在1951年离开中国后，与中国学术界接触不多。但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中青年教师去悉尼大学语言学系进修后，韩礼德每年都为培养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做贡献，这些人员回国后在中国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有关课程，这是他通过中国学者和学生实现的学术回归。
最后，韩礼德本人自20世纪80年代至2016年多次访问中国，进行讲学活动和参加学术会议，使更多的学子接触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国的学术界对韩礼德也热情接待，如王力、吕叔湘、许国璋等都曾在北京热情接待韩礼德。又如，北京大学1996年授予韩礼德“兼职教授”称号，香港科技大学于2006年成立“韩礼德适用语言学智能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并于2015年4月成立“韩礼德—韩茹凯语言学国际基金”，中山大学于2013年成立“韩礼德语言学文献中心”并授予“客座教授”称号。不仅如此，韩礼德的学生Fawcett和Martin与我国语言学界也保持密切的学术往来，如上海交通大学于2014年4月成立“马丁适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对回归的肯定。
在韩礼德指导和关怀下，北京大学胡壮麟、清华大学方琰、复旦大学朱永生、中山大学黄国文在不同时期被选为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委员会委员或常务委员，其中黄国文教授在2011—2014 年当选该协会会长。最近当选该组织国际委员的为北京师范大学彭宣维。这是国际上对韩礼德学术思想回归中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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