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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3—26日北京师范大学召开“韩礼德—韩茹凯语言学国际基金”成立仪式专题报告会暨第14届功能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我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An 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汉字的规范化——生态语言学视角》）（胡壮麟2015）。在宣读论文之前，我做了一个即兴发言，主要是说给坐在台下第一排的韩礼德先生听的，内容大致有关时下中国流行一个具有正能量的词语——“中国梦”。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各有自己的中国梦来激励自己。接着我说，我认为韩礼德也有中国梦，他期待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他曾经严厉批评过我，认为我没有带头深入研究汉语。因此，我准备宣读的论文是一个为他圆梦之举。会后静下心来，发现我把问题复杂化了，外国人能做中国梦吗？凭什么要韩礼德做中国梦？他如果有中国梦，它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成了我心中纠结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不难回答，或者说，韩礼德自己早就回答了。情况是这样的。
2013年国际性出版社Bloombury公司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为 Interviews with M. A. K. Halliday—Language Turned Back on Himself （《韩礼德访谈录汇编——韩礼德畅谈自我》）。编者J. R. Martin汇集了自1972年至2011年各国学者与韩礼德访谈后整理发表的访谈记录，共有14篇，仅最后一篇Martin和Thibault一起与韩礼德的访谈直接收入汇编。值得注意的是，就韩礼德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我们过去只模糊地知道他是罗常培和王力的学生，他在中国的北京和广州被“解放”过两次，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元朝秘史》等。再往深一步，就卡壳了，他本人不谈，我们做学生的也不好问。在Martin主编的这部汇编中，我们会很快发现，自1998年起，不论是外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追问他早期的经历，如韩礼德学习和研究汉语的起因，他在中国的经历，他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观点，他对罗常培和王力以及中国语言学传统的评价，以至他和英国共产党的关系，等等。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时代变了，国际形势变了，韩礼德本人也退休了，他对每个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毫无掩饰之感。究竟如何，请看下文。当然，篇幅有限，本文只整理汇编中有关他与中国梦的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我们一般认为，韩礼德与中国结缘始自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在北京和广州学习的那段经历。其实不然。1986年，当Hasan、Kress和Martin三人与他访谈时（Martin［ed.］2013：95），Martin问韩礼德为什么会去中国学习，韩礼德爆出冷门，说他4岁就想去中国。在4岁时他写过一个小男孩去中国玩的小故事。其真实性由当时在场的他夫人Hasan佐证，Hasan说韩礼德的妈妈曾经给她看过儿子幼年时亲笔写的那个小故事，很生动（96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韩礼德的语言天赋得益于家庭氛围。他父亲是中学德语和拉丁语教师，精通语法；他母亲是法语教师，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183，204，255）。
第二个情况是，1942年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正浓，英国军方与伦敦东方和非洲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London, SOAS）合作举办外语短训班，培养汉语、日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的学生，以满足战事发展的需要。那时，韩礼德正好17岁从高中毕业，便前往伦敦应试。测试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测试一般的语言天赋能力，考察应试者能否破解一些人造的语言；二个是测试考生能否记住并背诵不同声调的单音节。韩礼德的应试目的很明确，想学汉语，实现他幼时的心愿。由于他能很好地辨别一些体现汉语升降特征的单音节，以优异成绩通过该考试。那些对升降特征辨别不清的应试者，便被分配去学波斯语或其他语言（205，252）。在伦敦东方和非洲学院培训了18个月后，韩礼德便由部队分配到印度加尔各答，从事反谍报工作，从那个据点了解中国的战事。具体任务是检查来往中国的信件和物品，并盘问出入境人员。他们也通过在重庆的英国武官获得情报，核查情报是否正确，核实后向英国总部汇报。他与一位王姓中国情报官合作，大部分时间用汉语和中国人打交道，看中文，讲汉语（149，204，253）。
1945年，英国军方满以为与日本的战争还要打上若干年，需要为陆海空三军继续培养更多懂外语的军人，便抽调一些学习好的尖子回英国当培训班教员。第一批4人除韩礼德外，有Johnny Chinnery（后任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Cyril Birch（曾在美国伯克利大学任教）和Henry Simon（后在墨尔本大学任教）。在部队教汉语的两年中，他多次听到过Firth的名字，并得知当年的考试题就是他草拟的，但与Firth无直接接触。这时，他虽然不太了解语言学这门学科，通过教学，开始意识到某些与语言学有关的问题，例如，在上课时思考如何把一些问题讲清楚，如何了解汉语的语法和结构，甚至自己也曾想研究这些问题（97）。
与此同时，伦敦大学中文系教授Eve Edwards和高级讲师Walter Simon为了培养日后可以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的人才，让韩礼德等人上午给培训班的军队学员教课，下午学习伦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并特地把给正规学生开设的课程都安排在下午。听课者可以专攻古汉语，也可以专攻现代汉语。根据自己的兴趣，韩礼德听了很多现代汉语文学课，一些课程往往使用汉语对话（98）。
巴基斯坦学者Rasheed在2010年访谈中，请韩礼德说明他是如何在中国获得伦敦大学的学位，韩做了如下的回答。
1947年韩礼德离开英国部队后，决定继续学习汉语，也意识到最明智的安排是直接去中国学习。但是他没有学位，因为部队是不授予学位的。碰巧上面提到的高级讲师Walter Simon认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
，便给他写信，希望能接受韩礼德去北大学习，并解决他部分生活费用。校长把韩录取为中文系学生，并让韩去英语系教书。韩礼德便在英国申请FETS（Furt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cheme）奖学金，解决飞往中国的机票费用，终于到了北京大学（99）。
韩礼德在北大中文系主要学习文学和古文。但他当时主要准备申请伦敦大学的校外学位，该大学可以让英国公民在世界各地申请。因此，在北大学习一年后，1948年韩便飞往南京，在英国总领事馆应考。考卷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学，以及从公元前1500年至今的中国文学史。有一道考题，需要应试者自己选择介绍一位当代中国作家。正好韩礼德与一位上海的中国作家有过来往，回答切题，顺利地在中国获得由英国本土颁发的现代汉语学位（206）。
即使在这个时刻，韩礼德尚未考虑自己今后的发展，具体说，那时他还没有考虑是否要继续念研究生。他在上海的一家国际性的中国工业合作社（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找到一份工作，任务是去西北农村出差。其背景是，二次大战时期中国许多城市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西方国家便帮助中国在农村建立工业基地。抗战胜利后，继续存在的基地还有350个。韩礼德与一位中国会计前往这些基地一一调查核实，用英语写成报告，以便合作社总部向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收取费用。韩礼德在中国西北一个小村庄工作时，突然收到一份在路上走了3个月的国内来信，告诉他已经为他申请到攻读研究生的奖学金。韩礼德本人事先没有申请，但伦敦大学中文系的Eve Edwards教授看到韩礼德在南京的境外考试成绩后非常满意，考虑到该校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便代韩礼德申请了这个政府奖学金。看到信上说“立即回京”，于是他花了5天时间从农村一路搭车到兰州，再从兰州飞到北京，那时解放军尚未占领机场，北京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由于英国政府提供了奖学金，韩礼德在1948年11月中向北京大学再次申请入学。此时，他在语言和文学之间做了最后选择，决定学习汉语和语言学。他找到曾经给他上过课的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先生。罗同意接受他为研究生，并让他听历史语言学和汉藏语系的课程。韩礼德除听课外，跟罗常培一起写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这是他接触语言学的开始。
在北京大学学了6个月后，韩礼德决心研究现代汉语，具体是研究汉语的方言。对此，罗常培先生建议他学习共时语言学，并介绍他向王力先生学。韩礼德原以为当时王力也在北京大学工作，事后了解到他远在广州。这时北京已经解放，广州没有也不知何时解放，中原地区战事频频，难以从北京直达广州。于是韩礼德先坐船至韩国，换船至香港，再从香港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广州，终于见到了时任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王力。
作为岭南大学研究生的韩礼德主要随王力在珠江地区进行方言调查，即粤语的不同种类。韩礼德把这项工作看作王力对他进行音系学方言田野调查的培训，如让他写方言调查提纲。王力还让他分析不同声调，并认为他是小组中分辨能力最强者。此外，韩礼德也有自己的语法调查大纲，收集了大量标准粤语的句子。韩礼德在岭南大学学习9个月并收集到大量语料，作为他回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的语料。他第二年5月回国（103，206）。
在进入本主题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韩礼德本人在20世纪的早期著作中，很少谈到中国的语言学和他的导师罗常培和王力。国外语言学界普遍认为韩礼德语言学思想来源于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弗斯（Firth）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瓦斯切克（Vaschek）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和以叶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其中以伦敦学派居首。我本人也接受过这个看法（胡壮麟等1989：12）。第二个背景是尽管我本人受了上述观点的影响，但内心里还在琢磨韩礼德是否真的没有受到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为此，我把王力的论著和韩礼德的论著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两人在语言观（语言的社会性和合法性、语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语法与语义），研究方法（把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口语和书面语的结合、主要语法单位、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系统、盖然的思想），衔接理论（照应、省略、替代、连接、词汇搭配），语法范畴（情态与意态、被动语态、词类划分、动词的及物性）等诸多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或相似的（胡壮麟1991）。由于韩礼德本人没有说明他的思想来源，我也不便问他，只能从举例上告示读者王力的思想发表在先。作为王力的学生，韩礼德有很大可能看到过有关材料。
如今在《汇编》后面的几个访谈中，我注意到韩礼德对上述疑点的表述已日趋明朗，即他不再回避中国语言学传统对他的影响。
1985年，在回答Paul Thibault的提问时，韩礼德就谈到中国音韵学传统把语言从韵律特征进行解释，有不少值得学习之处。他认为弗斯的观点与王力很接近，在其他层次也是如此，即两者都不是按最小成分进行分析，因为中国学者是有非常高度的理论思想家，能够创建一个抽象的音韵学模式，这是非常特殊的技术的语言层次（91，92）。
1986年，在回答Martin的提问时，韩礼德认为他参加王力主持的方言调查把他真正引向语言学。他非常感谢王力，让他研究语音学和音系学。韩礼德进一步指出社会语言学也是王力教他的。这使他了解有关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完整的语言概念。这时，韩礼德谈到他是在王力那里第一次看到弗斯的“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这篇文章（Firth 1950），这说明中国语言学家对国外情况非常了解。作为方言学家，王力对地区方言特感兴趣，但他也关心方言的范式变化及其社会背景、中国标准语言的传播以及不同方言之间的接触范围（101，102）。
这时，Kress对中国语言学的水平仍有一定怀疑，提出能否把中国语言学看作源自欧洲语言学的传统。韩礼德在回答中首先指出中国语言学家，特别是王力对中国传统最了解。例如，当时韩礼德自己最感兴趣的是王力写的《中国音韵史》，非常精彩，从1世纪写到10世纪，既有本土的发展，也有七世纪印度学术的影响。弗斯是后来才继续这方面研究的。至于有关欧洲的历史语言学知识他是从罗常培那边学到的，其次他自己也学习过苏联的Marr语言学。Marr认为语言史的传统观点是从一个共同祖先分化出来的，王力并不同意而更多倾向于趋同（103）。
1998年，在英国Cardiff大学召开第25届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上，Manuel Hernandez在访谈中仍然流露出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源自弗斯的情绪。韩礼德立刻说：“我最早是在中国由两位杰出的学者教我语言学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帮我打下了现代语言学和音系学的基础，那是王力。”王力教了他许多东西，包括中国的语言学传统。这是他语言学知识的第一个输入资源。“当他回到英国后，才跟弗斯学，因此弗斯是第二个输入资源。”在这个情况下，Hernandez才要求韩礼德深入介绍中国语言学传统如何影响他的学术思想。韩礼德说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直接来自中国语言学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早期的中国学者主要是音韵学家，一千年后才与印度的音系学家有接触，但背景不同，印度的音系学基于语音学，而中国的音韵学是非常抽象的系统，因为没有语音学。第二个方面来自他的导师王力。王既是语法学家，也是音系学家和语音学家，还是方言学家。王力教了他非常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方法，也教了他底层的理论（149，150）。
到了2008年，韩礼德还是这个看法。他一方面承认他与弗斯有很相通之处，有人把他叫作弗斯主义者或弗斯学家，但他的基础不仅仅是弗斯，他受中国的一位教授影响很大，那就是王力（208）。
汇编的主编Martin在2011年让韩礼德解释他对汉语为什么在口语或书面语上都很敏感，甚至调查时有时不用记录。韩礼德解释说王力的音韵学发挥了作用，王力让他做过声调分析（255，256）。
我本人于2009年在北京由清华大学承办的第36届系统功能语言学上，曾提问韩礼德有关他最初研究汉语后来改为英语的情况。他如果继续研究汉语，是否会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他回答说，他研究语言学最初是得到中国老师的帮助，因而能独立研究语言。他认为所有语言都要求具有语言学理论。至于研究汉语还是研究英语，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不是语言系统的问题。他的研究之所以从汉语改为英语，那是他所在的单位不能给他提供汉语研究的资源，而且在英国搞汉语研究的语言学家为数很少（197）。类似的思想在1986也谈到过，他当时与王力一起搞方言调查时，收集了大量语料，带回英国。打算把这些语料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但这个研究计划未被通过，使他内心受到很大创伤（103）。
韩礼德曾经是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乍看起来，这是韩礼德自己进步思想的表现，与本题的中国梦无联系。在深入讨论这个命题之前，我先讲述一个我曾经听到过的传闻，尽管我现在已记不清我是从何人何时何处听到的。当韩礼德从香港来到广州后，没有多久广州也解放了。有人说，当广州人在街上欢迎解放军入城时，有人看到韩礼德也拿着小红旗欢迎解放军。据说人们对此有不同评论。有的认为他同情中国革命；有的认为他是英国人，不可能赞同中国革命，因此是伪装革命。究竟如何？这么多年，我没敢问过韩礼德。
倒是巴基斯坦学者Rasheed在2010年首先问：“中国发生内战，你的学习受到影响吗？”韩礼德回答说：“大家都会受到影响，但没有因此而影响学习。”Rasheed接着问他回到伦敦后，是否遇到共产党的问题。这时，韩礼德侃侃而谈了。“首先，当然要澄清的是，我参加了，我认为中国发生的事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需要的，因而我想到中国的革命是否也适合于英国。我在英国共产党内活跃多年。问题是我发现既要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又要做学者是有矛盾的。两者不能兼顾，因此我认为与做一个政治家相比，自己做一个语言学家会做得更好，会有更大的贡献。”此后，Rasheed问他这段经历对他的学术有何影响。韩礼德认为有。那个时期是麦肯锡时期，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在美国鼓吹的冷战思维波及欧洲。韩礼德本来可以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拒绝表态不参加英国共产党，未被录取，最后在思想比较自由的剑桥大学入学，但剑桥大学没有语言学导师，又同意他请伦敦的弗斯做他的非正式导师（206）。由于同样的迫害，他不能在伦敦东方和非洲学院找到工作（104，105）。
尽管如此，在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小组的经历有助于他语言学思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语域”（register）思想的建立。作为一个政党，要分析后殖民主义社会、去殖民化、民族语言的发展等问题，这就涉及语域。再进一步说，语言的功能变异和新的民族语言所引起的问题都需要发展技术性的语域，如法律语言、政府语言等（184）。
以上各节从不同方面介绍了韩礼德的中国梦，具体表现在韩礼德的中国经历既是韩礼德学术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也勾画了他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本节主要说明中国帮助韩礼德构建了这样那样的梦想，也试图说明韩礼德正处于圆梦过程中，有些梦想已经变为现实，有的已成为韩礼德对中国语言学界的回报。
首先，韩礼德不仅肯定了中国语言学的优秀传统，也肯定了当代中国语言学的成就。2006年，在接受Anne Burns的访谈时，他说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类型学提供了一个镜片，人们可以借此研究其他语言。由于他和中国的特殊接触，他知道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已做了大量的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他早期的中国同事都是英语专家，但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汉语，做了大量研究（188）。
2013年的访谈更是有趣和令人鼓舞。先是访谈者Martin提出如下的观点，今天在中国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数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具有博士学位的第一代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已经自己培养出博士生。因此Martin要韩礼德谈对中国语言学未来发展的看法。韩礼德就Martin的观察补充说，“不光是第一代，而且是下一代，他们的学生也走上来了，还有学生的学生，这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在某些学校，特别是那些能直接传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校，学生都有很好的基础。韩礼德特别提到，2010年11月他去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一次学术会议，见到新一代的学生和年轻的常晨光院长。他感觉中国学生的视野打开了，不是说“我们被告知怎么做”，他们会自己选择研究课题，有他们自己的观点。他和这些学生讨论得很深入，认为他们有更多的创见。研究工作就是要探究问题。他相信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第三，韩礼德认为从适用语言学的视角，中国语言学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应用也需要理论的支持，因此Martin和其他国外学者在中国投入时间和精力是重要的。韩礼德在这里实际上是鼓励他们继续圆他的中国梦。最后，韩礼德提出，中国使用汉字。汉字不仅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也关系到他们有关语言的经验。因此，语言学家必须考虑汉语的历史、中国人对语言的看法以及中国人对语言的经验，因为各有各的语境（246，247）。看来韩礼德所盼望的圆梦者后继有人！
谨以此文缅怀已故的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
Firth, J. R. 1957. 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42：37-52 (Reprinted in Firth 1957：177-189).
Halliday, M. A. K. 1986/2013. With Ruqaiya Hasan, Gunther Kress, and J. R. Martin. In Martin (ed.). Interviews with M. A. K. Halliday-Language Turned Back on Himself. London/New York: Bloombury. 95-134.
Martin, J. R. 2013. Interviews with M. A. K. Halliday-Language Turned Back on Himself. London/NewYork: Bloombury.
胡壮麟，1991，王力与韩礼德，《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49-57，分别收入：1991，《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论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中外学者论王力）龙虫并雕，一代宗师》（张谷、王辑国编）。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功能主义纵横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胡壮麟，2015，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An 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1（2）：123-133.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1989，《系统功能语法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