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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系统功能语法的先驱者韩礼德（M. A. K. Halliday）于1948—1950年期间曾经在中国留学，师承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尽管韩礼德日后主要从伦敦学派、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发展了他的系统功能语法，人们仍然认为罗、王两位先生对韩礼德在学术上会产生一定影响。早在十年前当我读到王力先生的某些著作时脑海里便闪现过这样一个念头：这里孕育着韩礼德某些理论的萌芽。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触动的深入探讨始终未能提上日程。现在趁纪念王力先生九十周年诞辰之际，汇报一下王力与韩礼德两位学者在学术上的联系。
韩礼德在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曾写过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在中国，罗常培赋予我对一个印欧语系以外的语系的历史观和见识。王力传授我许多东西，包括方言学的研究、语法的语义基础和中国的语言学史。”（Halliday 1983：4）但更具体的内容鲜为人知。王力先生生前曾向笔者说过他与韩礼德在50年代仍有书信来往，从当时的形势看，这些函件不会详细讨论学术问题。因此我在这里主要根据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1944，1945）和《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下文中简称《理论》和《语法》）与韩礼德的著作进行比较，因为这两部书在王、韩接触之前早已出版，并为韩礼德收藏，也在他的博士论文《〈元朝秘史〉汉译本的语言》（1959）中引用过。这表明韩礼德至少在求学期间读过这些著作。
还要说明一点，我所作的比较只限于王力和韩礼德的与普通语言学有关的学术观点，而且是见识相同点，并不排斥韩礼德受其他语言学大师的影响。这里也不想深入研究王力先生本人的思想渊源，如他曾是赵元任、房特里耶斯、贝尔诺、福歇的门下（《王力文集》第一卷，序），以免铺陈太杂。
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学研究摆脱了语文学的桎梏，与当时的一些新兴学科建立了横向联系，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在语言主要是一个社会过程还是心理过程上，韩礼德一直倾向于前者。他在回答Parret的提问时曾表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提出一个心理学层次来解释”（Halliday 1974）。以后他高度概括地指出：“语言是社会过程的产品。”（Halliday 1978：序）这正是王力先生早已发表过的观点：“语言是社会的产品，所以每一个社会自有它的特殊语言。民族和民族之间，语言的歧异更大，咱们往往以语言的不同去证明民族的不同。”（《语法上》：1）
王力先生认为“在语法上，无所谓对不对，只有所谓合不合。它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是非可言”（《语法上》：8）；“语法只是习惯，并没有一定形式”（《语法下》：323）。韩礼德是怎么表达类似的观点呢？他说：“我们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母语‘认识’为声音符号的抽象系统，或似乎某些配上词典的语法书。我们是在懂得如何与他人交际、如何选择最合适所处情景类型的语言形式，等等。所有这些可表述为语言是一种知识型式；我们懂得如何用语言做出反应。”（Halliday 1978：13）就以上论述稍做比较，便可发现韩、王两人共同表示了如下的观点：1）语法是“约定俗成”的，言语社团的成员具有这种默契才能“懂得如何与他人交际”；2）语法“并没有一定的形式”，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认识为“声音符号的抽象系统”；3）韩氏的“选择最合适所处情景类型”就是王氏的“合不合”的说法，因为“合不合”蕴含着对语境的肯定；4）韩礼德所说的“如何用语言做出反应”与王氏“语法只是习惯”的观点别无二致。
正因为语法是约定俗成的，王力先生指出“每一个族语自有它的个别的语法，和别的族语的语法决不能相同”（《语法上》：4），因而“研究汉语语法要注意汉语的特点，不要生搬硬套西洋的语法”（《文集》I：序）。
同样，韩礼德在《现代汉语语法范畴》（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一文中说他的工作是研究“汉语的汉语性”“汉语运用自如，那么描写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表明它是如何运用自如的”（Halliday 1956：216）。
不论是王力，还是韩礼德，都不完全排斥某些语言特征可能具有普遍性的一面。王力先生在强调汉语的特殊性后指出：“反过来说，除非不做中国语法，否则无论是谁，总也不免有几分模仿，因为中西语法总不免有几分相似之点。”（《文集》I：4）韩礼德则指出要防止两种极端，即声称某些描写特征对该语言不存在“普遍性”或不存在“例外性”（Halliday 1956：216）。
王力先生认为要说明语法作用，有时非借助意义不可。“语句的意义固然不能离开语句的结构——就是语法作用——而独立，但语法作用也不能全然离开意义而独立。”（《语法上》：18）尽管王力先生的这番话给人以语法和语义互为依存的感觉，韩礼德则认为王力先生的侧重点为语义是语法的基础（Halliday 1983：4）。在此基础上，韩礼德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体现”（realisation）理论：“语义学和语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体现关系。措词（即词汇语法）‘体现’语义或将语义编码，然后措词由语音或文字‘体现’。”（Halliday 1985：xx）
语法和语义的关系不尽于此。在朱自清先生为《语法》所作的序中转引了陈望道的一段话：“国内学者还多徘徊于形态中心说与意义中心说之间。两说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鄙见颇思以功能中心说救其偏缺。”对这段引文可做以下3点分析：1）这段话，白纸黑字，出自陈望道先生，但既然由朱氏在王书的序中引用，说明王、朱必然认同陈氏的观点；2）正如朱氏评论“（陈望道）那短文只描出一些轮廓，无从详细讨论”，但这个轮廓毕竟是一个划时代的杰作，即他们三位在20世纪40年代已预见在语法和语义之外存在一个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功能；3）把这个功能学说具体化、系统化的是韩礼德。他说：“意义不是与语言形式分离或对立的，而是整个语篇的功能。”（Halliday 1959：9）在随后的著作中，他又进一步区分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和具体的语义功能范畴，如及物性、语气、主位系统与信息系统等（Halliday 1970）。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但在运用语言材料时，不同理论运用不同的方法。结构主义者往往采用单句举例的方法，或“非语篇”的方法。生成转换学派不以采集真实语言材料为本，而是以规则来衍生“合乎语法”的句子。韩礼德则采用伦敦学派所倡导的方法，即“语篇”的方法。例如，韩礼德的博士论文自始至终分析《元朝秘史》的语言，又如他和哈桑合著《英语的衔接》（1976）一书是以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的童话小说《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作为语料的。我在这里要指出两点：1）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伦敦学派。王力先生早在1937年就悟识到“语法的规律必须是从客观的语言归纳出来的，而且随时随地的观察还不够。必须以一定范围的资料为分析的根据，再随时随地加以补充，然后能观其全”（《语法》上，自序）。这里，“客观的语言”加“一定的范围的资料”就是“语篇”；2）在实践中，伦敦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只对土著语言的小段语篇做过分析（Malinowski 1923）；弗斯虽然提出过“语篇”和“有限制的语言”（restricted language）的观点（Firth 1959），但他本人对语篇从未做过认真的分析。在这方面真正迈出第一步的应数中国的王力先生。他的《中国现代语法》系统地分析了《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等书的语言，用朱自清先生的话来说，其优点为“时代确定”“地域确定”“材料确定”（《语法上》：朱自清“序”）。韩礼德在谈到他为什么选用《元朝秘史》作为分析对象时也做过类似的说明，即《元朝秘史》既提供了“历时语境的框架”，本身又代表一种“语言状态”（Halliday 1959：18）。
王力和韩礼德都认为语篇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也认识到单纯把二者之一作为一般语法的研究对象均有一定缺陷。书面语终究是经过语言使用者加工的第二手语料，不如口语实在，因为“人类最普通的语言是用口说的”（《语法上》：1），“通过言语，语言系统的潜力发展得更丰富，表现得更完美”（Halliday 1985：xxiv）。但真正要对“口头的说的语言”进行分析殊非易事，变化太多，“就得另立‘话法’一科，这就未免失之琐碎”，因此王力先生选用了《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两书既是“写的语言”，也是“说的语言”，圆满统一了这个矛盾（《语法上》：朱自清序）。韩礼德一再强调“口语的结构高度复杂，其复杂程度为书面语所罕见”（Halliday 1985：xxiv）。因此，韩礼德选用了《元朝秘史》就是为了兼顾口语和书面语两者，它代表了一种“口语化的汉语”（Halliday 1959：17）。对于“说的语言”，韩礼德另写了一本《英语口语教程》以示其“话法”（Halliday 1970b）。
语篇是一个语义概念，其语言形式均需体现为句、小句、词组、词、语素等呈现级关系的大小单位。韩礼德认为分析程序应当“自大而小”（Halliday 1959：11）。最初，他认为语法陈述的最大单位是“句子”，然后依次描写小句、词组等（Halliday 1956：182）。他在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论著均反映了这个思想。在《功能语法导论》（1985）一书中，他确定小句为基本语法单位。在他眼里，“句”只是一个书写单位，就语法形式来说，大于小句的语法单位应是“小句复合体”（clause complex）（Halliday 1985：192ff）。因此，整本著作都是围绕小句展开的，仅以第六章讨论词组和短语，未专门讨论词法。这种处理方法与欧洲“先词法，后句法”的传统截然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王力先生在研究汉语语法时，早就是这条道路的先驱者。该书从“造句法”讲起，只有一节谈词类，因为“词、语等都在句子里才有作用，所以从造句法开始”（《语法上》：朱自清“序”）。王力先生的“句”以简单句（相当于韩氏的“小句”）为主，辅之以复合句（相当于韩氏的“小句复合体”），王力先生的“句子形式”相当于韩氏的从句、包孕句和非定谓句。
韩礼德一贯坚持“语言是一个多重编码系统”（Halliday 1974：86）。他在描写人际功能的语气系统时既通过句法上的“主语 + 定谓成分”的排列变化和省略关系来描写，也通过音系层的“基调”（key）来描写。他的语篇功能既包括句法层的主位结构，也包括音系层的信息结构。一句话，语言的各个层次都表述语义。
尽管王力先生没有做过如此明确的理论表述，在实践中他肯定了语言是多重编码系统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语音的停顿”可以“辨认句子的终点”（《语法上》：126），汉语语气词之可被省略在于语气也可由“表疑问的语调”表示（《语法上》：345）；“逗调”能担任“联合的语法成分”（《理论》：89），等等。
在讨论包孕句时，两人的观点完全吻合。韩礼德指出包孕句“不构成分开的调群”（Halliday 1985：221），王力先生则说：“咱们不能在那被包孕的句子形式的起点或终点作语音的停顿”，如“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房门”不能念成“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房门”（《理论》：87）。
盖然率是韩礼德的理论核心之一。他认为对语义的选择及体现形式不能做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描写，因为自然语言虽然有其逻辑性的一面，终究是“约定俗成”的，并受复杂的语境因素牵制。他在描写语义为语言形式体现时，区别了4个程度的盖然率：两可、很可能、几乎肯定和肯定，分别以1/2，1/2 +，1-和1 标志，对相反情况则以1/2 -、0 +和0标志（Halliday 1955：78）。后来，他在论证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范畴和说明之间的关系又指出：这“与其说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如说这是一个逐步增强的‘多与少’的关系”（Halliday 1961：259）。
20世纪40年代的王力先生有什么观点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在《语法上》一书中所使用的语言。
像下面的一些例子，普通口语里是非常罕见的。（152）
有时候，处置式并非真地表示一种处置，它所表示此事受另一事影响而生的结果。这种事往往是不好的事（例A至D），或不由自主的事（例E）。
“无”字常用于次品，“不”字常用于末品。（251）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和“没”是通用的。（253）
名词后附号用“儿”用“子”，全凭习惯而定。“帽子”“鞋子”为什么不能说成“帽儿”“鞋儿”？这是没有理由可说的。所可说者，乃是现代北京话里，“儿”字渐占优势。（303）
用于次品的“什么”可以是指人而言，也可以是指事物而言。（《语法下》：161）
以上引文中的表程度词语都表明王力先生遵循的是盖然率的描写方法。“非常罕见的”相当于韩氏的“0 +”，“有时候”相当于“1/2-”，“可以是……也可以是”相当于“1/2”，“常”“往往”相当于“1/2+”，“在大多数情形之下”相当于“1-”。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衔接理论先由韩礼德提出。早期的理论区分结构性衔接和词汇性衔接（Halliday 1962）。1976年他与哈桑的合著中这个理论臻于完善，从理论上阐述了语义在语篇中如何经由语法和词汇的衔接来体现，并类分了照应、省略、替代、连结和词汇搭配五大类。在1985年的《功能语法概论》中则把省略和替代合成一类，基本框架未动。
对韩礼德体系中的五大类，王力先生在两部著作中均有这样或那样的涉及和举例。兹分述如下。
王力先生曾指出“在语法上，人称代词前面的名词，同时又是它所替代的叫作先词……”《语法下》：2）。王力先生所谓的“先词”，就是韩氏所谓的“presupposed”。如果说这个“先词”出现于同一小句或句子内，那么，王、韩都只是重复了当代任何（句子）语法所肯定的内容，了无新意。就语篇衔接来说，这个“先词”应出现在代词所在的句子之外，如王力先生指出下例中的“咱们”回指引号外的紫鹃和黛玉。
紫鹃也看出八九，便劝（黛玉）道：“……别人不知道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
对此，韩礼德曾经认为在实际说话过程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不一定表现语篇衔接，因为先词存在于情景之中，而不是语篇之中（Halliday & Hasan 1976：48），那么，王力先生还枚举了其他许多实例，如：
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说话。”宝玉听了诧异，说道：“他为人孤僻，不合时宜。”
上例中，“他”承说先词“妙玉”。
王力先生在《语法》一书中专有一节讨论省略法（《语法下》：266）。姑且不谈“习惯的省略”，语篇范围的“承说的省略”至少提到5种。
1）主语的省略
因就回道：“管家奶奶们才散了。”小丫头道：“既散了，你们家里传他去。”（这里省略了“管家奶奶们”）
2）目的位的省略
宝玉道：“今天老太太喜喜欢欢的给了这件褂子。谁知不防后襟上烧了一块……”麝月道：“这怎么好呢？明儿不穿也罢了。”（即宾语省略，省略了“这件褂子”）
3）关系位的省略
黛玉道：“你上头去过了没有？”宝玉道：“都去过了。”（即状语省略，“上头”二字从略）
4）表位的省略
探春笑着问道：“可是山涛？”李纨道：“是。”（表语“山涛”被省略）
5）谓词省略
宝玉又让他到怡红院里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谓语“到怡红院里去吃茶”部分被省略）
以上例句，如用韩礼德的术语，则可表示为名词省略、动词省略等。
韩礼德认为英语中有少量语言形式，其功能只是替代上文中的某一词语，但不存在认同的一致关系，如“one”可替代可数名词，“do”替代动词，“so”替代小句等。汉语是否具有类似的替代性很强的形式词语可以争论，但王力先生至少报道过如下替代形式。
1）名词替代
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黛玉与他同辰，只无同姓者。（“者”替代“人”。）
2）谓语替代
黛玉……便说道：“你既这么说，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呢？”宝玉诧异道：“这话从那里说起？我要是这么着，立刻就死了。”（“这么着”替代“不叫丫头开门”。）
3）形容词替代
“我这么看戏，还不算安静吗？”（“这么”替代“安静”。）
4）小句替代
“你们应该运动，不然，身体就不容易强健了。”（按：王力先生本人把“然”列入动词替代。但从“甲：他学习很用功。乙：我不以为然。”的对答中，“然”明显地替代“他学习很用功”整个小句。）
王力先生在《语法》中专列一节描写汉语的联结词（《语法上》：378—413）。他给的定义比传统的句子语法要广：“词和词可以联结，句和句也可以联结，有些虚词居于词和词的中间，或句和句的中间，担任联结的任务。这种虚词，我们叫做联结词。”他还论证道：“法语的donc和car可以用于句首，其所判断或申说者乃是前一个句子，甚至前一段话；可见连词和句的界限没有必然的关系了。”（《理论》：97）这里仅举下例中的“又”说明以上论述。
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累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
在该节中，王力先生还提出了“准联结词”的概念，这是指当解释的部分分为两三层时，可以采用“一则”“二则”等词语，这相当于韩礼德所枚举的“Firstly”“Secondly”等（Halliday 1985：305）。
此外，王力先生认为像“这样”“那么”“这么着”“那么着”等词语具有承上起下的联结作用，“近似于联结词”（《语法下》：45）。
由此可见，王力先生不是从词类而是从语篇语义来定义联结词的。为了与传统的联结词相区别，他有时采用了“联结成分”的称谓（《语法下》：352）。同样，韩礼德除了沿用传统语法的“conjunction”这个词语外，有时在有关词语前加上形容词“conjunctive”，如“conjunctive adjunct（联结性附加语）”（Halliday 1985：303）。
王力先生提供的例句如下（《语法下》：252）。
贾芸道：“……欲要孝敬婶娘，不怕婶娘多心。如今重阳时候，略备了一点儿东西……”凤姐道：“你把东西带了去吧。”（上例中“东西”指贾芸的礼物。但重要的是王力先生指出下一个“东西”是承上一个“东西”而言，在语义上衔接。）
薛蝌宽慰了几句，即便又出去打听，隔了半日，仍旧进来，说：“事情不好……”。（指薛蝌所要打听的事情。若没有上文，“事情”二字就没有意义。）
王力先生在以上二例中的“东西”“事情”所讨论的承上意义就是韩礼德在词汇搭配中所介绍的“重复”（repetition）和“泛指名词”（general noun）的词汇衔接关系（Halliday 1976：274ff）。
王力和韩礼德对语法范畴的观点常给人以英雄所见略同之感。现举以下几个方面为例。
我们先看王力先生在讨论能愿式时所说的一段话（《语法上》：130）：能愿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可能式，就是话里掺杂着咱们的意见的，用“能”“可”“必”“该”一类的字表示；第二种是意志式，就是话里掺杂着主事者的意志的，用“要”“欲”“肯”“敢”一类的字表示。
把这一段话与韩礼德的观点（Halliday 1970c）比较，我们不难发现：1）王力先生辨识区分人际功能（“掺杂着咱们的意见”）和概念功能（“掺杂着主事者的意志”）；2）属于第一种的可能式就是韩礼德的“modality（情态）”，属于第二种的“意志式”就是韩礼德的“modulation”（意态）；3）韩礼德在新著中把modality升格，统括可能式和意志式，原来狭义的modality改称modalisation（Halliday 1985：335）。这样，韩礼德的模式与王力先生的划分更为吻合。试比较：
4）所不同者，王力先生的能愿式局限于“能、可、必、该”和“欲、肯、敢”等情态词，韩礼德发展了其体现形式，凡名词（如likelihood, probability等）、副词（如perhaps, often等）、动词词组（如to be required to, to be supposed to等）、句式结构（如it is possible/probable/certain等）均可表示情态语义。
西方结构主义者往往从“be...ed”形式来定义被动语态，这是“被动转换”的理论基础。中国的语言学家则相应地采用“被字句”一说。在这个问题上，王力先生提醒人们要重视叶斯泊森的观点：对结构上的范畴和观点上的范畴宜做区别。他特别指出“中国语就是用观念上的被动的”，如“国人皆曰可杀”“斗箕之人，何足算也”。为什么要强调观念上的被动呢？王力认为，没有“被”字的被动式，在形式上看不出它和主动式的分别，只能在意义上看得出来，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两人都该罚”。其次，被动语态是由用途决定的，即：1）主事者是不可知，或不容易指出的；2）由上下文的讨论，主事者不言而喻。（《语法上》：172）。
韩礼德与王力的观点完全一致，并把观念上的范畴和结构（形式）上的范畴做了比较（Halliday 1970a：152）。
表1
表1中的句子语态就是王力先生的“观念上的范畴”，它能区别从动词形式无法辨认的不同语态，如“the Council won't sell”和“the gazebo won't sell”在形式上一样，实际上其语义一为主动，一为被动。
在语态问题上，韩礼德的突破表现在：1）在概念功能中对语态系统选择影响到不同功能成分在小句结构中的分布；2）选择的动因受制于语篇功能。这与王力先生“由上下文的衬托”隐约呼应。
王力先生反对套用西方语法术语来确定汉语的词类，如他反对把“用、拿、同、在、朝、比、如”等词叫作“介词”或“前置词”（《理论》：59），其理由是“西方介词没有可以作谓语用的，而在汉语中这类词可以加上‘着’或‘了’等动词的记号，可见它们原是动词”。第二，表达一个概念可使用不同词类，如“粥”是单词，“稀饭”是仂语，“恰好”是仂语，“口岩”（ngam）却是单词（《理论》：5）。
韩礼德通过自己的研究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西方语法而接近于王力先生的观点。他指出英语的“介词不是副词的一个次类，功能上它们与动词有关”（Halliday 1985：88）。其理由是英语中有不少介词是从动词衍生而成的，如regarding, considering, including等。有的介词具有动词的语义，如表2：
表2
韩礼德还创造“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的概念说明词性和用途的相应转换关系。试比较：
a. The guests' supper of icecream was followed by a gentle swim.
b. In the evening the guests ate icecream and then swam gently.
两句语义基本相同，但变化表现为：1）a句中的The guests，是名词词组所有格，作修饰语，在b句中则体现为名词词组，作主语；2）a句中的supper是名词，作主语，其语义在b句中分解为介词短语In the evening和动词ate，分别为状语和谓语；3）of icecream在a句中是介词短语，作后修饰语，在b句中为名词，作宾语；4）a句中的谓词was followed的语义在b句中成了副词then；5）a句中的swim是名词，作介词宾语，在b句中成为动词，作谓语用；6）最后，a句中的形容词修饰语gentle成为b句中的副词状语gently。
以上对比说明，语义和形式呈体现关系，一个语义可以由不同形式体现。对不同形式的选择要以用途为根据。诚如王力先生所言：“咱们须知，语言之表达思想，并不限于一种方式，外物之反映于观念，更没有一种定型”（《理论》：4）。这段论述无疑是“语法隐喻”思想的萌芽。
西方词典一般把动词分为及物与不及物，多数及物动词可具有被动语态形式。对此，王力先生一再认为这种区别是不重要的。“在逻辑上，它们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往往同一意义的动词，在甲族里是及物的，在乙族里却是不及物的。”如英语to wait（for）是不及物动词，译成法语是attendre，是及物动词。即使同一族语里，因历史的变迁，不及物与及物可相互发生变化（《理论》4：65，66）。
韩礼德的观点与王力先生有息息相通之处。他在讲课中不时提到当代词典编辑中出现了动词不再区分及物与不及物的倾向，而是从及物性系统说明一个过程及其与参与者和环境的关系。从语义上弄清一个过程要求一个还是两个参与者（Halliday 1970：15 2）。要求一个参与者是中动语态，因而是不及物的，如the gazebo has collapsed，但像Mary is washing则在语义上是及物的，washing的目标是“the clothes”，只是未见之于文字而已，不能因为字面上不出现而把它看作不及物动词。
最后，就以上的讨论总结以下几点：1）王力先生和韩礼德在语言学研究上确实具有许多共识；2）王力先生的许多观点在二三四十年代已经定型，而韩礼德的观点则在五六十年代脱颖而出；3）我不敢妄自推断就以上观点，韩礼德是否都是自觉地接受了王力先生的影响，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即韩礼德自己肯定在“在语法语义基础”这个重大理论原则上，他得益于王力先生的教授；4）应该承认，在中西方文化熏陶下，韩礼德更全面、更系统地发展了王力先生的许多观点。我想这是任何前辈所盼望的。当王力先生晚年与韩礼德在北大重逢时，我从王力先生的眼神里看到一种欣慰喜悦之情。
Firth, J. R. 1959. Linguistic analysis as a study of meaning. In F. R. Palm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 R. Fi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irth, J. R. 1959. The treatment of languag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In F. R. Palm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 R. Fi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56-1957.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55(1)：177-224.
Halliday, M. A. K. 1959.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iady, M. A. K. 1961. 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 Word 17：241-292.
Halliday, M. A. K. 1962.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in literary stylistics. In G. I. Duthie (ed.). English Studies Toda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70a.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function. In John Lyons (ed.).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Halliday, M. A. K. 1970b. A Course in Spoken Englis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70c.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language, as seen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modality and mood in Englis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6(3)：327-351.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74. Discussing language with herman parret. In Herman Parret (ed.). Discussing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83. Systemic background. In James D. Benson & William S. Greaves (eds.).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Vol. 1.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tnold.
Halliday, M. A. K. & Ruqaiya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Malinowski, B. 1923.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to C. K. Ogden &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王力，1944-1945/1954，《中国语法理论》（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王力，1943/1954，《中国现代语法》（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王力，1984，《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