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

英国当代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1925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里兹。青年时期在伦敦大学主修中国语言文学。1947—1949年在我国北京大学深造，导师为罗常培；1949—1951年转入岭南大学，导师为王力。回英后又在剑桥大学的弗斯（Firth）等著名语言学家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55年完成了用我国14世纪北方官话译述的《元朝秘史》一书的语言学分析，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

之后十年，韩礼德先在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任教，后在伦敦大学任交际研究中心主任。1965—1970年任伦敦大学语言学教授。接着，韩礼德在世界各地进行讲学活动，如曾担任过美国耶鲁大学和布朗大学、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的客座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1972—1973），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语言学教授（1973—1975）。从这以后，韩礼德移居澳大利亚筹建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并担任系主任。

韩礼德是一位多产的语言学家，不到30年，总共发表了近一百种专著和论文。他对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以弗斯为首的伦敦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当代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学派。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除上述导师外，还受过马利诺夫斯基（Malinowsky）、叶姆斯列夫（Hjelmslev）和沃尔夫（Whorf）的影响。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对他也有很大启迪。韩礼德的特点是，他既能注意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却又不因循守旧；在方法上，他不惜长年累月地刻苦钻研，有步骤地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终于使自己的理论逐步趋于成熟。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至60年代中期，韩礼德花了大约15年的时间，探索并发展了有关语言作为系统（system）的理论。这段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阶段与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阶段。

在韩礼德的博士论文《〈元朝秘史〉汉译本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1959）和《现代汉语的语法范畴》（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1956）的两种著述中，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以及弗斯关于系统和搭配（collocation）等观点分别对我国14世纪北方官话和现代汉语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的结果促成他进一步写成《语法理论的范畴》（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一文。他认为语言有4个范畴，即单位（unit）——体现一定模式的语段；词类（c1ass）——具有在一定结构位置上出现的共同特征的词项；结构（structure）——各成分按一定顺序的排列；系统——对若干语言形式中应该出现某一项目而不是另一项目的选择。这4个范畴又和级阶（rank）、精密阶（delicacy）和说明阶（exponence）3个阶发生联系。级阶表示各范畴自上而下的不同层次的关系；精密阶表示是语言描写的深入细分的程度；说明阶表示范畴与资料的关系。

从阶和范畴语法过渡到系统语法的重大突破是韩礼德对弗斯理论的修正。弗斯认为系统或选择是在语言的结构内部进行的，因而结构是第一性的。韩礼德在写《语言中词类与链和选择轴的关系》（Class in relation to the axis of chain and choice，1963）一文时，还承袭了弗斯的观点；3年后在《‘深层’语法札记》（Some notes on“deep”grammar，1966）一文中，他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就结构和系统的关系来说，系统是第一性的，因为结构既是各个系统体现的结果，其本身又属于一个可供选择的系统。例如，在环境X中，可从A、B、C 3项中选择一项。一旦出现进入环境X的入列条件，便得进行选择。但是环境X实际上又属于一个更高一级的选择系统，这就是说，人们要从X和Y系统中选定X后，才能进一步从A、B或C中选择一项。因此，系统的概念适用于级的自上而下的各个层次。在语言深层中存在的是系统而不是结构。系统语法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及其深层结构的概念处于鼎盛的时期，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在20世纪60年代，韩礼德有步骤地着手建立他的功能语法的理论，即要从语言的社会语境和用途来探讨语义学、音系学和句法学的实质。

韩礼德认为语义的主要部分是表示说话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对此，他围绕英语的及物性（transitivity）进行研究（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1967—1968）。他指出，及物性应包括主客观世界的变化过程以及与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s）和环境（circumstances）。这些范畴又可按精密阶一一细分，如过程可包括物质的（material）、思维的（mental）、关系的（relational）和报道的（reporting）；参与者可细分为动作者（actor）、目标（goal）、范围（range）、受益者（beneficiary）等；环境可分为时间、地点和方式等。韩礼德这一研究内容与菲尔摩（Fillmore）的格语法理论和切夫（Chafe）的理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但三者的根本差别在于：首先，后二者是把格语法放在转换语法的深层结构理论框架内研究的，而韩礼德不承认深层结构，认为语言的及物性从表层即可描写；其次，菲尔摩等认为句子由上述语义成分转换而成，韩礼德则坚持及物性仅是语义成分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概念部分（ideational），涉及句子语义的还有人际部分（interpersonal）和话语部分（textu al）；最后，菲尔摩等强调格语法的普遍性，而韩礼德表示他对及物性的描写仅针对英语而言，其他语言该如何描写不一定强求一致。

在此阶段，韩礼德在英语音系学方面有较多著作，如《英语的声调》（ The Tones of English ，1963）、《英语语法中的语调》（ Intonation in English Grammar ，1963）、《英国英语的语调和语法》（ Intonation and Grammar in British English ，1967）、《英语口语教程》（ A Course in Spoken English ，1970）等。在这些著述中，韩礼德从功能语法的角度对英语的语音、语调作了解释。他认为，对不同语调的选择，实际上是说话人在一定话语环境中对角色（role）的选择，而中心（focus）的选择是由信息理论决定的。在正常情况下，人们说话总是从已知信息着手，然后进入新信息，中心便是声调群中新信息出现的位置。语调的功能属交际部分，信息理论的功能属话语部分。

韩礼德的人际部分还包括情态（modality）和语气（mood）。情态表示说话人的判断和预见，语气跟语调一样，表示说话人为自己和听话人在交际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选择。所不同者，语气体现于句法层，语调则体现于音系层。应该指出的是，韩礼德的情态范畴并不包括传统语法中所有的情态动词形式，像He can swim（他会游泳），You can go now（你现在可以走了）等句子中的情态动词在韩礼德的体系内是情态意义（modulation）范畴，属于概念部分。反之，有些副词或表达方式，如perhaps（也许），probably（大概），it is possible（有可能）则属于其他的情态范畴。韩礼德有关英语中语气的体现比传统语法更为具体，即英语任何句子中真正表示语气的只是主语和动词词组的限定成分。后者既包括后来在夸克等人所著语法（Quirk et al. 1972）中提到的操作成分（operator），也包括动词的现在时语素和过去时语素。

韩礼德的话语部分除信息理论外，还提取了布拉格学派的位组成的理论。他在《英语小句主位组成的某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thematic organization of the English clause，1967）一文中把句子分为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主位是句子中首先出现的成分，是句子所要叙述内容（述位）的出发点。此外，韩礼德受弗斯的搭配概念的启示，在话语部分包括了接应（cohesion）的范畴。有关接应的最初萌芽可见于《文学研究中的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1962）和《文学语篇的语言学研究》（The linguistic study of literary texts，1964）两篇文章。这一工作间隔了十多年后由他和妻子哈桑（R. Hasan）合作，写成《英语的接应》（ Cohesion in English ，1976）一书。两人对语篇（text）和语篇结构（texture）做了明确的解释，即要把它们看成是语义学的概念。英语中的接应关系可分成所指（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conjunction）和词汇接应（lexical cohesion）五大类。可见接应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已大大超越了弗斯的搭配概念，在话语分析中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知道，当代的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都承认语言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但不少人在研究语言与思维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对语言本身规律的探索。韩礼德把主位结构、信息理论和接应理论列入话语功能，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这样，韩礼德大致花了5年时间建立了他的全面又具体的功能语法体系，即英语的语义由3个功能部分组成：1）概念部分，包括及物性、语态、情态意义；2）人际部分，包括语气、情态、语调；3）话语部分，包括主位结构、信息理论、接应。对此，韩礼德在《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function ，1970）一文中做了全面总结。按照韩礼德的观点，所有这些范畴在其深层都有一个系统，即可供选择的网络。从此以后，系统—功能语法的称谓替代了早期的阶和范畴语法，也多少有别于新弗斯学派（New Firthians）的笼统的称呼。这一新体系的出现立即推动了语言学家们对韩礼德所提出的语域（register）的进一步研究。

韩礼德在20世纪70年代前5年的活动转向对儿童语言发展或个人语言发展的探索。这方面的成果见于《语言功能的探索》（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1973）和《学习如何表示意义：语言发展的探索》（ Learning How to Mean: 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1974）两本书中。韩礼德的观点和方法是社会学的而不是心理学的，是联想主义的而不是本能论的。他认为儿童语言的发展除了须具备必要的生物基础外，主要是用语言来表示社会环境中的某种意义，因而儿童语言的发展是如何逐步掌握儿童语言所要履行的7种功能的过程。这7种功能是工具的（instrumental）、控制的（regulatory）、交往的（interactional）、个人的（personal）、启发的（heuristic）、想象的（imaginative）和信息的（informative）。幼儿在学话时期，每一种功能都只能用一个形式来表示。在儿童语言向成人语言过渡时，出现了一种形式要对付多种功能的复杂情况，因而演变为成人语言的概念部分、人际部分和话语部分。这样，韩礼德不仅探索了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的相互关系，而且阐明了语言作为用途与语言作为联系之间的内在关系。

继儿童语言的研究之后，韩礼德把重点转向探讨语言与社会学和符号学的关系。这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更为突出。这方面的论著有《语言与社会人》（ Language and Social Man ，1974）、《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通向全面的社会语言学理论》（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owards a general sociolinguistic theory，1975）、《语义变化的社会学面面现》（Sociological aspects of semantic change，1975）、《语篇作为社会语境中的语义选择》（Text as semantic choice in social contexts，1977）、《语篇与语境》（ Text and Context ，与哈桑合著，1980）。在这些著述中，韩礼德强调语言学家不仅要从语义学来说明句法学，而且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说明语义学。要做到这一点，光凭许多语义学家所描写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这个更高的层次应当是社会符号学。为此，他进一步阐明语义的概念部分、人际部分和话语部分，分别受社会语境中的场（field）、意旨（tenor）和方式（mode）3种因素的制约。场指话语范围，决定题材；意旨指话语的正式程度；方式指传递中介。

韩礼德既然强调要以用途或功能来考察语言，必然注意到语言理论的研究要为语言教学服务。这方面的论著有《语言科学与语言教学》（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与A. Mclntosh和P. Strevens合著，1964），《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Lingu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1967），《语言学与语言学习者》（ Linguistics and the language learner ，1969）等。当前流行的功能教学大纲有不少得益于他的功能语法理论，但韩礼德也曾对某些按功能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摇头，可能是这些教材片面强调了概念功能或人际功能，而忽视了语篇功能，而三者本应该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

从韩礼德今后研究的动向来看，除继续从社会符号学的立场研究有关语言的各种问题外，正在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验证如何用他的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从有关的资料中生成可接受的话语。根据句子生成中出现的问题，找出种种制约因素，从而进一步校正和完善有关理论的细节。在韩礼德的影响下，在英语国家中现已初步形成了一支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队伍，其中有澳大利亚的Ruqaiya Hasan, J. R. Martin, L. M. O'Toole等；英国的Margaret Berry, Christopher Butler, Robin Fawcett, Gepffrey Turner等；加拿大的Michael Gregory, James D. Benson, William S. Greaves等；美国的William C. Mann, Christian Matthiessen等。国际性的系统理论讨论会已举行过8次，第九届年会198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专门报道和交流系统理论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名为《网络》（ Network ）。 fBuWm0JJDnnoXh5HDk4iRQm0OfqTk3KNtH4oHYADHFg6b52kngPkg9ZQsxYV9uB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