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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就符号和语言的象似性和任意性问题在会议上和刊物上时有争论，偶尔脸红脖子粗。参加讨论的两方不少是我治学道上的老相识，非师即友，前者如已故的许国璋先生，后者恕不一一指名。我在随后的文章中，统称为任意论者或象似论者（当然也有折中论者），有时干脆称为任意论和象似论，对事不对人。在这场争论中，我置身局外，很少公开发表意见，因为从我接触语言学起，完全接受过索绪尔任意性的观点。后来，我认为语言中既有任意性，也有象似性。不料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际符号学会原会长Bouissac教授邀请我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召开的符号学会议，会议的主题为象似性。我给他报了几个选题，他最后选定要我谈汉语中的象似性问题。这样，在阅读有关材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事情远为复杂，许多想法有了变化，对我来说，不是先忙着站队划线，而是把一些问题好好清理一下。由于不少学者已先我一步深入研究，作为后学，这里只能谈谈我的困惑，也谈谈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就符号而言，我发现任意论者所谈的符号与象似论者所谈的符号在内涵上大相径庭。先从索绪尔（Saussure，1857—1913）谈起。索绪尔认为符号包括“音响形象”和“概念”，这两者是互不分离的，但两者构成符号关系是任意的。这说明，索绪尔所谈的是语言符号。由此产生的对应的“所指”和“能指”的区别从逻辑上说也只能是用来说明语言符号（Saussure 2001：66）。从《普通语言学教程》来看，索绪尔没有举例具体说明“音响形象”以外的“能指”。索绪尔还指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Saussure 2001：98），因而“音响形象”和“概念”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其实，“事物”和“概念”是一个不同视角的问题，当我们谈某事物时，在心理上必然有该事物的概念的反映；当我们在心理上出现某个“概念”时，必然联系到客观世界的某事物。这两者应是共存的。不管怎样，“概念”这个提法仍是可取的，因为“概念”不仅包括具体事物，也包括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如“神”“上帝”“真主”“天堂”“地狱”，以及中国的“龙”“麒麟”等。概念也可以包括某些抽象的或难以观察的情况，如“关系”“价值”“光阴”“先进”等。不过，索绪尔有时自己说漏了嘴，如他谈到过符号的任意性意味着“理论上可自由确定声音和思想之间的联系（Saussure 2001：110）”。这时，他用了“声音”二字。按他自己的界定，作为心理上的“音响形象”（sound image）或“声音范式”（sound pattern）同作为实体的“声音”（sound）不是同一个概念。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把“音响形象”和“概念”的任意关系作为索绪尔的真实思想。
相比之下，象似论者所谈符号的内涵要宽得多。与索绪尔同一时期的美国的皮尔斯（Peirce，1839—1914）关心的不是如何区分“词”和“符号”，而是考虑意义是如何表达的。他把符号分为3个成分：事物、概念和词（Peirce 1960）。皮尔斯的高明之处是他观察到在人们用一个事物代表某一事物时，这种自然联系的紧密性是有不同程度的，如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这样，人们在具体应用中，相应地区分“图象符号”（icon, iconic sign）、“标示符号”（index, indexical sign）和“象征符号”（symbol, symbolic sign）。图象符号完全以自然的相似性为基础，如图1中的正冒烟的烟卷和中间的斜线表示“禁止吸烟”的意义，标示符号以“邻近性”为基础，意义需要在有关成分中做一定的延伸或逻辑推理；如图2中有一男一女的图象，你要利用你的经验去捉摸原来这是供人们方便之处，它有时还可精确地也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男卫生间在左，女卫生间在右。象征符号则在两个不同的意义域之间建立联系。如图3是象征符号，将买卖中使用的磅秤用来首先表示买卖要公平，最后进一步表示司法公平的概念。这样，对皮尔斯三分法的符号概念，人们根据象似程度又分别称之为象似符号（iconic sign）、拟象符号（diagrammatic sign）和隐喻符号（metaphoric sign）。索绪尔虽也谈到图3的内容，但这不是他所要讨论的语言符号。
图1
图2
图3
以上讨论表明，象似论的符号具有“元符号”（meta-sign）性质，它概括所有的符号，可包括语言符号，更包括其他符号。鉴于象似论的符号不是索绪尔的研究对象，我们没有必要让索绪尔来回答有关符号的所有问题，因为索绪尔早就通过二分法中的“音响形象”来表明他研究的是语言符号，不完全是人类生活中所有的交际符号。这样，我们在讨论中应当容许人们有自由在“走独木桥”和“走阳关道”之间进行选择，不必强求一致。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尽管索绪尔不研究符号学，他还是预见到建立这么一个学科的重要性。索绪尔强调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符号学（semiology）是可能的，这门新的学科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符号。它要研究符号的本质，制约符号的法则。这样一门学科可以存在，有权利存在（Saussure 2001：33）。索绪尔也许内心中想把语言符号的模式扩展成为适用于所有符号的模式，如他在第100—101页曾谈及如果符号学科真的建成后，各种系统仍将依据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在他看来完全是任意的符号是最理想的符号化过程。这里，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学界对常被称为符号学的“二元说”和“三元说”只是从一个视角进行比较。从对符号的内涵看，两种学说分指不同的对象，一个是语言符号，一个是元符号，很难比较。因此，象似论者在和任意论者讨论时，应当紧紧围绕语言问题，而任意论者在讨论时应当避免跨越语言这个界限，不然很容易使自己处于被“群起而攻之”的境地。
鉴于象似论和任意论在符号内涵上有不同的认识，能否把象似论和任意论所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同一个对象上，譬如说“语言”呢？我曾经尝试这么想过、做过。
在讨论“语言”时，我们要抛开诸如聋哑人语言、舞蹈语言、音乐语言、数学语言、计算机语言等概念，具体明确要讨论的是本义的语言，人类用嘴说出来或用笔写下来的语言。不然，讨论又没法进行。对此，我认为象似论和任意论都会接受这个要求。另一个需要建立的共识是我们讨论的语言应当不仅仅是英语、法语、德语或汉语，因为这是一个普通语言学的命题。按理说，接受此点也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在真正讨论语言符号时，我们仍然面临一个“语言”的内涵问题。
首先，从人类本义语言的界定来说，它在不同文明时期的所指不全一样。例如，今天较多的人类学家把人类文明区分为三个时期，即口述（orality）时期、读写（literacy）时期和超文本（hypertext）时期。这三个时期实际上是按人类使用语言的样式区分的。口述时期的语言就是指口述语言，那时人类文明是通过口口相传一代一代传递的。读写时期的语言起自文字的产生。这时的语言既包括口述语言，也包括书面语言。由于书面语的产生，原来储存在大脑中的知识可以外化，储存于龟甲、羊皮、竹简、绢、纸等实物中。自1989年互联网正式使用后，不少学者认为这标志着第三时期的开始，即超文本时期，人们不一定非得通过口述语言或书面语言交际，还可通过其他交际方式进行。例如，打开电脑，在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一二十个图标。总之，人们对语言的定义在不同文明时期是不一样的（Whitehead 1996；胡壮麟 2004）。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从近而远，逐次审查。超文本的第三时期可先行排除，因为索绪尔和皮尔斯在上世纪初已经谢世，他们没能生活到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一个象似性和理据性必然得到强调的时代。
第二个读写时期在文明史上占时约6000年。那么，我们要讨论的语言该是6000年中的哪一段？从逻辑上说，索绪尔所指的语言应当是他所处时代的语言，因为他是讲究共时语言学的，只有在共时的条件下，才能讨论各个符号彼此对立和互动的符号系统；也只有在共时条件下，我们才能接受语言具有三个层次的观点，即语义层、词汇句法层、语音/文字层。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不难发现索绪尔把符号界定为“音响形象”和“概念”之间联系的说法有些单薄，因为除“音响形象”外，“文字形象”和“概念”的联系也可表达意义，特别是索绪尔自己也谈到“文字中使用的符号是任意的”（Saussure 2001：165），但他没有做更具体的论述。就这句话来说，他的有关文字的论断未免有些绝对。至少汉字的发展不是任意的，这在下面还要谈到。尽管索绪尔也谈到语法和词语，“语法”和“词语”作为“约定俗成”的产物，已经不是任意论所能解释的了。
考虑到索绪尔的符号能指是“音响形象”，在讨论时任意论最理想的是拿这个理论来说明第一时期，即史前时期的口述语言，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任何语言都是先有口述语言，后有书面语言。相形之下，象似论尽管可以举许多句法象似性、数量象似性、序列象似性等等研究成果，却不能回避要对史前时期的口述语言究竟是象似的，还是任意的问题做出回答，并提出更多的例证。
麻烦的是当我们把分析对象限定于人类的“初始语言”时，我们对这个持续约3—5万年的人类文明时期的语言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不论是象似论或任意论所做的工作都只能是“假设”，拿当今世界上的的语言去假设和构拟人类祖先的语言，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索绪尔对任意性立论的基础是比较英语中的“sister”和法语的“s-ö-r”，英语的“ox”和法语的“b-ö-f”，从而得出“没有人会争议语言符号是任意的（Saussure 2001：100）”这个论断。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它引起不少争议，因为用索绪尔所处时代的两种语言的不同来推论口述时代语言的任意性只能是一个假设。其次，历史比较语言学早就证明英语和法语以及许多欧洲语言有不少共同之处，最后追溯到原始印欧语系的构拟。这就是说，索绪尔可以用这两个例子或其他例子去探索原始印欧语系在时间的长河中是如何因音变和其他原因而分化成英语、法语、德语的，效果将会更好。尽管索绪尔受到严格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训练，但把当代共时的语言跳到史前时期的口述语言，时代跨度未免太大。如果他把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和汉藏语系的一种语言作为任意性的理据也许会更具说服力。即使这样，他还得面对人类起源的问题，这关系到人类最初是讲一种语言，还是多种语言同期产生。
象似论在讨论中也涉及史前时期的口述语言。他们通过现存的语言发现各语言中存在着“拟声语”（onomatopoeia）的现象。索绪尔本人对此也有察觉，并且承认语言中存在拟声语和惊叹语（exclamations）的提法，并对上面自己有关任意性的提法做了修正，他说：“不是所有的符号是绝对任意的。”（Saussure 2001：81）虽然这仍是假设，但这个假设是象似论和任意论都能接受的。
象似论除索绪尔所接受的拟声语和惊叹语外，在发现联觉（phonaestheme）词语具有象似性方面的工作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对读写时期各种语言的数量象似性、时间象似性、空间象似性、句法象似性、距离象似性、标记象似性、隐喻象似性、语篇象似性等等的工作更应该肯定，但在与任意论讨论时，一定要弄清楚与任意论讨论的是哪一时期的语言，这又与下面的讨论有关。
象似性（临摹性、拟象性、相似性）和理据性，严格地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自然相似的关系，尽管索绪尔把能指具体为“音响形象”更多一些；后者旨在说明能指与所指之所以构成符号关系、能指表示意义是有理可据的，是可以论证的。
象似论认为人类对符号，包括语言符号的构建，都具有一定动因，拟声词的出现和存在便是有理据的。这样，象似论必然接受理据性。与此同时，象似性的任何发现，又可成为理据性的最好依据。久而久之，两者几乎给人以同义词之感，而任意论被看作是无理据的。在讨论中，有的任意论者一不经意把自己与无理据说对上了号。其实情况远为复杂。
索绪尔力图对任意性做出解释，符号是任意的，而“信号”（signal）或“象征”（symbol）是有理据的，按照他的观点，就意义来说，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在现实中没有自然的联系（Saussure 2001：101）。但索绪尔在不同场合也说了如下一些话，难免使人把握不住：
任意性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没有理据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表示是任意的（Saussure 2001：101）。
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有理据的（Saussure 2001：181）。
但是如果句法分析更为直接，其成分单位的意义更为明显，理据也更为突出（Saussure 2001：181）。
不存在完全没有理据的语言（Saussure 2001：183）。
语言总是表示两种特征：本质上是任意的，相对来说是有理据的——但其比例差别很大（Saussure 2001：183）。
按照索绪尔的上述各种补充，他似乎想说明任意性不完全等于理据性，或者说，任意性可以容忍一定的理据性。希望任意论者在讨论时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阐述。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在索绪尔谈到符号时突出两个原则，符号的任意性特征和符号的线性特征（Saussure 2001：101-103）。对后者的立论他提出以下的认识：符号占有一定的时间空间；这个时间空间可以通过一条线来测算它的一个维度。索绪尔试图用这个理论来说明语言符号在结构上不同于其他符号，如视觉符号（船上的旗帜）。语言符号的元素是一个一个呈现的，是线性的；视觉符号是多维的，可以是非线性的。这个陈述表明索绪尔承认其他符号的存在，但他重点研究的是语言符号。
我在这里试图大胆提出一个看法：索绪尔的线性原则本质上是象似性的，因为人们说话的确是把音一个一个说出来的，听话时也是把语音一个一个听进去的，写字时是把字一个一个写出来的。这里，线性原则不是模拟了自然条件下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吗？不但是象似性，而且是有理据的。人类在表述世界和实际生活时，必然要求复杂符号的使用，便要对多于一个的符号进行排序；同时，解剖学表明，人类发音器官进化后，便可以发出连续的音了，这也是理据。线性特征不单是有理据的，而且是可以论证的或验证的，即我们在说话，自己说，别人说，一看就清楚。如果用现代的语音分析仪器，在图片上都可以显示音波的移动。这样，如果我这一解读能够被接受的话，那么，索绪尔符号观中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任意的（指能指与所指关系），一个特征是象似的（指符号的呈现），是有理据的，是可以论证的。
在这个问题上，象似论不能高兴得过早。因为象似论研究的是符号学的符号，不仅仅是语言符号。如果是符号学的符号，我认为它既具有线性的特征，也有非线性的特征。在人类的口述时期，人类的祖先会用口述语言传达信息，但在利用身势、舞蹈、神情等方面也是得心应手的。但从读写时期开始，线性语言养成了人类线性思维的习惯。现在有人认为电子时代使人类既保持线性的信息传递方式，也增加了非线性的信息传递方式，最终丰富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这将进一步加速创新思维，加速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我们密切注意（胡壮麟 2004）。
在第二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的任意说在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倡导三元说的皮尔斯与索绪尔活动在同一时期，但两人并未出现激烈争论，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而且，长时间内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处于统治地位，无人持有异议。那么，为什么过了七八十年，竟然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质疑和挑战任意论呢？这也是我思考的问题。我目前想到这么几个原因。
1）《教程》问世后，它有关符号系统和线性理论为多数学者接受，从而推动了各个语言理论和流派的出现，如日内瓦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伦敦学派、俄苏的形式主义学派，以至美国的结构主义学派。即使乔姆斯基在“革命”后还得沿用从线性原则发展起来的“系统”和“结构”的概念。这就是说，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完全处于“如日中天”的兴旺时期，那时的确没有多少人对任意论产生怀疑。
2）问题出在美国的乔姆斯基起来闹语言学的“革命”，他颇有一些搞“极左”思潮那样，把索绪尔的以语言结构为基础的“语言系统”的思想推向了极端，认为语言的“表层结构”都是从“深层结构”转换而来的，这个“深层结构”又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普遍语法”，而这个普遍语法又与所谓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ring device, LAD）有关。这就导致了George Lakoff等人从形式主义学派内部，Brown, Berlin, Kay, Slobin, Rosch, Mervis, Barsalou, Devalois, McNeil等人从外部的反对。这些后生的共同思想认为对词语和概念不宜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而应该基本上是体验的，与人类经验有联系的“概念是由感觉肌动系统、神经结构和身体经验形成的”，“语言由概念结构和音系结构之间的直接联系构成，这些结构又是通过感觉肌动系统，情感系统等体验的”（Lakoff 2001）。这些理论和相应的实验结果必然导致与乔姆斯基似有理据但尚未能验证的假设决裂，最后导致对索绪尔任意说的质疑（Kemmer 2007）。
3）与此同时，美国的功能主义者，如Joan Bybee, Bernard Comrie, John Haiman, Paul Hopper, Sandra Thompson, Tom Givon等也起来发难。他们认为，语言是一个交际系统，对思维结构有直接影响。此外，历史语言学家Elizabeth Traugott和Bernd Heine对“语法化”的研究，也不支持任意说。所有这些理论都持有语言不能离开认知的、体验的和社会的语境的观点（Kemmer 2007）。
4）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最早是由乔姆斯基自己倡导的。乔姆斯基的一些假设，如语言先天性和语言习得机制，都需要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验证。在有关乔姆斯基的介绍中，他的一个头衔便是“认知学家”，因为乔姆斯基在当时挑战了行为主义，并对心理学中的认知革命做了贡献（Wikipedia 2009）。也正是乔姆斯基1977年安排Lakoff从事“认知语法”的研究（Peeters 2001）。
事与愿违，这些血气方刚的第二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往往从自己身体周围的事物出发，向上下、左右、前后的空间扩展。在这种体验主义的新哲学观的影响下，象似性研究在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平台上大显身手。人们在研究符号、初始的符号（如结绳记事、呼喊、舞蹈等）和初始的语言（拟声语和惊叹语等），都力图探索这些符号与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联系。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观点，一场任意论和象似论之间的大讨论终于在20世纪末展开了，这是第二代认知语言学家对第一代认知语言学家的挑战！
2000年，作为第一代认知语言学家据点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所出版的《认知科学百科全书》只字不提Lakoff等人的研究。这又成为第一代认知语言学家对第二代认知语言学家的反击。为此，Lakoff撰文列举未被提到的近140篇的研究文章，公开质疑“百科全书”的权威性、全面性（Lakoff 2001）。
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的象似论和任意论在讨论时都习惯于把象似说与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挂上钩。这比较笼统，精确地说应该说是第二代认知语言学。与此同时，任意论在讨论中很少从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分析问题，所持立场比较模糊。话又得说回来，任意论有理由把讨论限制在语言符号之内。
正当人们为象似论和任意论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重读许国璋先生1988年的文章颇有启示。许先生说：“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我在多伦多国际符号学会议上宣读论文内容便是介绍中国历代和当代有关象似性的研究（胡壮麟 2009）。近的不说，单是先秦时期的《易经》就有如下的记载：“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李学勤 1999）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已经谈到了今天第二代认知语言学有关体验主义的论述。之后，在东汉时期注疏的“六书”中，象形和谐声完全立足于纯象似性，而会意、转注、处事和假借都是说明程度不一的拟象符号（百度百科 2009）。即使任意论经常引用的荀子的“约定俗成”说，经过近人的考证和许国璋先生的解释，他们没有完全理解荀子的原话。荀子一再强调“俗成”的“适宜性”。又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这个立论也是以象似性为基础的。
从逻辑上说，符号不应是自由决定的。符号只有在使用者之间达成默契才具有符号的价值，也就是说，没有“约定”，不成其为符号，“约定”必然要求理性的选择。即使“俗成”，也不是各说各的，而要根据每人通过五官和思考对世界的认识。由于民族和文化的不同，国民的认知和认知的结果也会不同，但都会有一定的理据，只是不全面而已。我这里举“盲人摸象”这个寓言为例，人们习惯于对这个寓言作负面的解读，四个盲人各自摸大象，对大象做出至少四种片面的解释，因而我们应当学会全面考虑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寓言也有一定的可贵之处，除了教导人们全面观察问题外，还在于它肯定了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个真理，即四个盲人都是根据自己摸到的那一部位下结论的，是有一定的哪怕是片面的“理据”的。他们不是不想提出更好的理据，而是因为生理缺陷，不得已而为之。这个寓言对回答语言符号的不同也有启示，当我们问：既然是象似性，为什么不同族群说的话很不相同呢？这就受制于人们的认知水平，有不同认识，便做出不同解释，就每个族群来说，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理据”的。
从汉语汉字的发展情况来看，索绪尔的任意性帮不了忙。除他有关“声音形象”的任意性的总体论述已在上面讨论过外，他曾对汉语有过专门评论。他先论述语言系统有两种相反的趋向，一种是使用词汇方法的倾向，它好用没有理据的符号；一种是使用语法方法的倾向，它好用有规则的结构。接着，他说英语比德语在非理据性方面更为明显。汉语是词汇方法的极端，而原始印欧语和梵语最强调语法（Saussure 2001：184）。显然，索绪尔一方面肯定语法在语言中的理据性，一方面否认词汇发展的理据性。我对前者可以接受，但对后一观点则认为明显与汉语的事实不合。我国以“六书”和“说文解字”为代表的训诂学传统是无法接受索绪尔这一论述的。当然索绪尔可以辩称：世界上有这么多语言，我不能让汉语或日语改变任意性的结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索绪尔首先要对普通语言学另下定义，普通语言学可以不包括汉语和日语吗？我们还要问，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索绪尔又究竟调查了多少语言呢？总之，这一方面反映索绪尔对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了解不多，另一方面反映他立论多少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
由此引发我一个新的问题：既然以训诂学为代表的象似论在我国有数千年的传统，为什么任意论竟然在我国语言学界统治了近一百年？这有待汉语界、语言学界和符号学界一起来回答。我初步的看法是我国汉语界是有人坚持象似论这个传统的。典型的例子是王力先生1999年的《同源词典》。如果王力先生从内心信奉任意论，他编不出这部词典。但我也否认我们这一代接触较多的是国外语言学的理论，何况索绪尔被公认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再一个原因是汉语界和外语界两张皮的老问题，前者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后者不熟悉国内的情况。
再进一步说，我认为不光是任意论，象似论也有人认为是进口的，是第二代认知语言学的产物。这好像“八卦”本来是中国的思想产物，却成了邻国的国旗，成了人家的“精神文明遗产”；其实，中国人搞象似论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却让国外兴起的第二代认知语言学抢拔头筹。这令人唏嘘不已。
在本文即将结束之前，顺势再说上几句。
第一个问题是本文中多次提到索绪尔，而对皮尔斯谈得不多。这是自然的，因为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皮尔斯没有这个殊荣。索绪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所做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我们从20世纪当代语言学研究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重大发展中都能找到索绪尔的影子。这个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当代语言学科的任何进展必然涉及对索绪尔理论的重新解读和讨论。从中连带的问题却是我想费些笔墨的，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一个划时代的理论，人们对它的认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发生分化或改变。在宗教上，这表现为原教旨主义和新教之争；在政治上，这表现为某一革命理论和“修正主义”之争：在学术上，这表现为老一代学派和新生代之争。受乔姆斯基影响的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对Lakoff等人的封杀便是一例；在中国则有“唯师命是从”的传统，不然要被逐出门庭。现在时代变了，我认为立论者要容忍不同声音，要鼓励年轻人超越自己，对“离经叛道”之声要有分析是否有理。牛顿的某些理论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超越了，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担心牛顿的历史地位会因此滑落。谁都清楚，没有牛顿，就没有爱因斯坦。同时，也没有必要让爱因斯坦倒退两三百年。牛顿如能活到今天，也许会比爱因斯坦做得更好。同理，索绪尔如能听到更多的声音，接触更多的语言，也许会以另一个面目出现在语言学平台上。谈到此处，我曾多次提出乔姆斯基有可敬之处，他敢于否定别人，也敢于不断否定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修正自己的模式，从经典理论到扩展理论，从管辖论到最简方案，力图使自己的理论更为“完美”。从当今我国中生代、新生代的学者来说，对前人的工作应当肯定，但又要力求把本学科向新的高度发展，这样才有创新，才能臻于完美。像“姜是老的辣”和“后生可畏”这些话语都不是凭空说出来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在这方面，中生代、新生代的学者们不妨向奥运健儿们学习，一项纪录多年没被打破，终究不是好事。同理，毕竟这一百年中我们对语言的认识有了这样那样的变化，许多现象不能强求一百年前的理论都能做出完美的回答。
再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倡导跨学科的研究。一个学科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与其他学科互有联系，受到启示，互相搭界。上面提到的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便是一例。此外，在弄清楚人类的初始语言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原始人类要学会直立行走，才能从肺部通过喉管发出多种声音。中国有句古话“站着说话不腰疼”，间接传递了一个类似的但不乏科学性的人类体验。又如，基因学家会告诉我们与语言能力相关的基因是FOXP2。鉴于最近从尼安德特人化石中发现这个基因，因此原始人类尼安德特人已经具备说话的条件了（《科技日报》2007）。不论是尼安德特人，还是现代人，还是智人，他们说话是象似的还是任意的？他们说话是一开始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单音节，还是立即进入索绪尔所设想的完整的符号系统？还是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些学科的任何进展都将为我们的研究讨论提供理据。在这个意义上，任意论和象似论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苦思吧！
让我们追求超越，追求创新，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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