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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语法隐喻》一文中曾谈到由于人们对“语法”和“隐喻”这两个词有不同理解，从而产生了至少五种类型的语法隐喻（胡壮麟1996）。在这五个类型中，第一种是某些语法术语来自对现实世界的隐喻，第二种是转用语法术语来隐喻中世纪的社会生活，其功能主要是修辞作用，另三种可认为具有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即结构主义的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方法和美国功能主义的方法。这一点在新加坡召开的第26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上韩礼德曾表示同意。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曾听到这样的评说，语言学界对语法隐喻理论并不重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语法隐喻在80年代曾红火一阵，现已式微，这可能是乔姆斯基转入第三第四代的生成主义模式后已把“转换”打入冷宫。但美国的Givón、Heine、Hopper等学者一直在研究语法化、形义一致和象似性等课题，只是没有采用语法隐喻这个名称而已。
这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20世纪90年代只剩下韩礼德和他的战友们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了。其实，语法隐喻内涵丰富，有不少内容值得深入探索。在系统功能语法内部已出现不同意见的深入讨论，这是繁荣学术的好现象
。我在本文中主要介绍韩礼德近年来在语法隐喻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新的解释、新的提法和新的观点
，有时夹杂一些自己的不成熟的意见，以引起讨论。
韩礼德《功能语法入门》1985年和1994年两个版本中主要提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形式（下称1985/1994模式）。在概念隐喻中他显示一个过程可以隐喻为另一个过程，随着过程的转换，各小句中的功能成分（如参与者、过程、环境因子等）可互相隐喻化，被转换的功能成分在词汇语法层体现时又可以从一个形式（如短语和词类等）隐喻为另一个形式。在人际隐喻中，则区分情态隐喻和语气隐喻，前者表现为情态的体现形式可以有多种，如情态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而语气可以有多种言语行为互相转换。这个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韩礼德有关语法隐喻的
韩礼德在1996年的论著中虽然也提到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以及词汇语法的转换，但在框架上呈现不同，即他认为语法隐喻包含“元功能”和“层次”两个方面（下称新模式），如图2所示。
图2 韩礼德有关语法隐喻的新模式
韩礼德对这一框架的重新整理是有其原因的。首先，语法隐喻的韩礼德模式实际上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模式，它突出的是功能的思想，即语法隐喻主要表现在及物性的过程和功能成分的相互隐喻化，最后才见之于词汇语法层的体现转换，前者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但在1985/1994模式中，一到人际隐喻这个阐述便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人们看到的只有词汇语法层的转换，那是结构主义者早就做过的工作。第二，韩礼德和马丁（James Martin）对科技英语语篇研究后，曾多次报道所谓语法隐喻主要是名词化（nominalization），这在原模式中并没有被突出。但在新模式中，所谓的名词化主要与词汇语法层有关，这样词汇语法层的隐喻与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取得并起并坐的地位。第三，层次的概念既然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三个层面，这就摆脱了给人以与乔姆斯基的“转换”概念雷同的印象。正如他的“转换”是语法和语义之间的“交叉叠合”（cross coupling），不同于乔姆斯基语法的单纯的、形式的句法运作。最后，引入层次的概念可以使语法隐喻的研究和人类语言的发展结合起来，以说明词汇语法层的出现是儿童语言向成人语言过渡的必经之路。
应该说，新模式与1985/1994模式相比是个突破，不仅在框架上更完整、更成熟，在理论上能自圆其说，对语言的系统发展、个体发展和语篇发展的阐述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韩礼德的元功能是三分的，即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既然韩礼德确认在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中存在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人们不禁要问在语篇功能中为什么不出现语篇隐喻？语篇隐喻与语篇功能能否挂上钩？我们知道，在分析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时，韩礼德曾确认在复合主位中，本来属语篇功能的不同主位又可按三个元功能进一步区分主位结构中的概念主位、人际主位和语篇主位（Halliday 1994：52-56）。
马丁对这个疑问做了肯定的回答。他最早提出语言中的时间关系可以经语法隐喻建构成不同形式（Martin 1992：168），如例（1）中的斜体部分。
（1）We walk the ring with our dogs. Afterwards we just wait.
We walk the ring with our dogs and then we just wait.
After we walk the ring with our dogs we just wait.
Subsequent to walking the ring with our dogs we just wait.
马丁（1992：483）还提出语篇可以通过元陈述（meta-proposals）和元命题（meta-propositions）加以组织，这也可以解释为语篇隐喻的一种。
比较全面的论述则见之于他和韩礼德的合著（Halliday & Martin 1993）中，马丁在他负责撰写的第11章中除了表明“时间和结果的逻辑关系可以通过各种关联手段作隐喻的体现”外，专门提到“语法隐喻通过展开一个语篇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成为组篇的工具”。为此，他采用了隐喻性主位（Metaphorical Themes）和隐喻性新信息（Metaphorical News）两种语篇隐喻的论点（Martin 1993：241-243）。
隐喻性主位可见例（2）
，其中黑体表示非标记主位，“黑体+斜体”表示标记主位，斜体表示新信息。
（2）（f） The Second World War further encourage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towards a manufacturing basis.
（g） Between 1937 and 1945 the valu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lmost doubled.
（h） This increase was faster than otherwise would have occurred.
（i） The momentum was maintained in the post-war years.
（j）and by 1954-5 the value of manufacturing output was three times that of 1944-5.
（k） The enlargement of Australia's steel-making capacity and of chemicals, rubber, metal goods and motor vehicles all owed something to the demands of war.
（l） The war had acted as something of a hot-house f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change.
从例（2）中可以看到，语法隐喻与主位关系密切。在g, h，j小句中的新信息经过名词化分别转换成为下句中的主位，如h中的increase, i中的momentum, k中的enlargement。
例（3）则说明语法隐喻和新信息的关系。当隐喻作为新信息时，它不是原文照搬前句中的述位，而是将多种语义压缩成新信息。
（3）（m） The war had also revealed inadequacies in Australia's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n） After the war strenuous efforts were made to improve these .
（o）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emphasis on research.
（p） The government gave its support to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q） 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the effects of war from other influences , ...
（r）It is clear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not only enjoyed the security and peace won by their forefathers but also the benefits of war-time economic expansion.
在上例中，m句中的新信息 inadequaicies in Australia's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的一致式原先为一个投射小句，有它自己的新信息和已知信息的结构，如例（4）中的β句：
（4）αThe war had also revealed
βthat Australia's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were inadequate.
马丁通过例（4）说明作为语篇隐喻之一的隐喻性新信息的生成过程。按常理说，韩礼德与马丁的合著表明，两人有关语篇隐喻的理论应该是互相通气、互相接受的。令人惊奇的是在《功能语法入门》1994年修订版中，韩礼德居然保留1985年的模式，仍未提到语篇隐喻。这使人不得不推论，韩礼德当时没有对马丁这个亮点眨眼。他只是在1993年合著的第60页谈到著名科学家牛顿行文时将一个复杂现象压缩成小句结构中的一个成分，起到重要的语篇效应和修辞功能。
直到1995年，韩礼德在对例（5）做分析时，才谈到“Movement of the solvent across the membrane”这个表达是对前面所述的归纳，作为下一句的出发点，即主位。这就是马丁的隐喻主位，但韩礼德避而不用语篇隐喻这个术语。
（5）When a solution of any substance is separated from a solute-free solvent by a membrane that is freely permeable to solvent molecules, but not to molecules of the solute, the solvent tends to be drawn through the membrane into the solution, thus diluting it. Movement of the solvent across the membrane can be prevented by applying a certain hydrostatic pressure to the solution.
韩礼德1999年的文章基本上保留了这个立场，承认这种将前文浓缩的语法转换是为了体现主位成分，并使用了“语篇上的浓缩”（textual condensation）这个说法，但仍没有正式使用语篇隐喻，因此我认为韩礼德对语篇隐喻一直持某种程度的保留。
一致性（Congruence）是韩礼德语法隐喻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一个隐喻形式必然要与一个非隐喻形式对照，这个非隐喻形式，在韩礼德理论中就是“一致性”，其表现形式为“一致式”（the congruent form）。于是人们必然追问：一致性是什么？一致式是什么？
我们从韩礼德和马丁的论著中可找到以下一些回答。
1）以年龄为标准
这是韩礼德最早提出的标准。他说：“通常见到的没有隐喻的语篇的唯一例子是年幼儿童的言语。”（Halliday 1985：321）之后，他又在与马丁的合著中说过“儿童要在八九岁后才操作语法隐喻”，“青春期前的儿童的口语可作为讨论隐喻语篇的出发点”（Halliday & Martin 1993）。他在1999年的文章中又说儿童上小学时开始学习书面语法，进中学时开始学习语法隐喻。
这些回答的最大问题是标准不好掌握，前后相差五六年。儿童上小学时的年龄应为五六岁，而进中学的年龄为十一二岁。至于“青春期前”和“八九岁”不是同义词，不是等值的。
2）以难易度为标准
韩礼德在1994年说，措词中隐喻用得最少的情况意味着措词达到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这种“平白的、简单的英语”意味着那就是通常所谓的一致式的那种语言。
何谓“最大限度的简单化”？韩礼德给我们引入了“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的概念可供参考。按韩礼德的定义词汇密度指一个语篇中的实词项与小句之比。隐喻式往往在一个小句中装入大量压缩的词项，密度比一致式大。这就是说，密度越大，难度越大；密度越小，难度越小。后者是一致式。但这里密度成了一个相对的观念，由于基数的不确定，这又是一个难以掌握的标准。
3）以合乎自然为标准
韩礼德和马丁（1993：218）认为在“平白体”英语中，语义和形式、语义学和语法之间存在“自然”的关系，如动作体现为动词，描述体现为形容词，逻辑关系体现为连词等。韩礼德在1995年又说，动词意味着事情的发生，名词意味着实体、事物，两者典型地与感知世界相关。这种表示意义的方式是语法的一致式。
由于传统语法对这种对应关系早已肯定，这方面的争论不大。
4）以历时为标准
韩礼德和马丁（1993：18）在比较“aerogels subsequently developed”和“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aerogels”两种表达方式时，认为前者的出现在时间上先于后者，因此提出如儿童从母亲处学习语言那样，人类的语言最先出现的形式是小句，以后才有名词化形式。这样小句式是一致式。这个观点韩礼德曾以不同方式多次重复：“建构的一致式是人类语言最初形成的形式；因而它决定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集体范畴化”（Halliday 1996）；“我所谓的‘一致式’简单地说是它们（语法范畴）赖以演变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的任何交叉叠合就定义来说都是隐喻式”（Halliday 1999）。
这个标准的难点是人类语言的书面语形式已延续数千年，口语形式当出现更早。鉴于文化的沉淀，人们对某些形式已难以确定孰早孰晚，这又成了一个不易确定的标准。
5）以方式为标准
1999年韩礼德还提到“我们的常识世界是用口语构建的，正是在这里奠定了一致式，建立语义和语法之间的对应。这种对应一旦出现，便会被挑战和解构。口语总是优先的，意义由此创立，范畴和经验关系得以定义。书面语通过脱离这种一致性，经由我所提到的语法隐喻而创建新义”（Halliday 1999）。
人类语言始自口语，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与上面的其他标准有矛盾。譬如说，按韩礼德的年龄标准，孩子在二岁学母语，五六岁入小学学书面语，学语法；进中学后学语法隐喻。如果把口语这一方式作为标准，那么儿童在进小学学习书面语时应已掌握口语的一致式了。那么，界于口语和语法隐喻之间的书面语该如何定位有待进一步讨论。
以上情况说明，韩礼德这几年来一直试图给一致性以更明确的阐述，但解决得还不是很理想。马丁也承认，就语法隐喻而言，由于对解释的基线，即一致性不熟悉，基线似乎是一个不甚清楚的问题（Halliday & Martin 1993：237）。
我在1999年新加坡第26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的发言中认为，语言中的隐喻首先要在概念中形成隐喻（参见Lakoff & Johnson 1980）
。之所以说人们在概念中也有一个隐喻化过程，因为任何概念都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我曾以下面的图3表示：
图3 概念隐喻化和语言隐喻化
应该说，我这个图式暂时回避了一致式的问题，企图把语言中的各种形式彼此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隐喻化，从而把一致式的问题放到认知领域去解决。这次重读韩礼德和马丁的合著（1993：18）过程中发现，他们也发表过类似这个图式的看法，他们说，“如果我们从发展概况看，我们所能说的每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来说都是隐喻的。”不过，韩礼德在1996年对自己的研究做了限定，认为他所说的隐喻是经典意义的隐喻，即一旦概念成为语言符号后，符号内部的隐喻转换仍有一个先后关系。他在1999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上解释道，由于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沉淀作用，今天有时难以恢复其原来的面目。
韩礼德最早在1993年分析科技语篇时，从一本电视杂志借用了雅式（Attic，阿蒂卡式）和土式（Doric，多利安式）的概念（Halliday & Martin 1993：116）
。自1995年起，他基本上以“雅式”和“土式”的区别替代隐喻式和一致式的区别（Halliday 1999）。要而言之，雅式指一个小句中含有较多的语义长而复杂的词组和短语，而同样的语义在土式中可分解为较多的简明的小句，如下例所示。
（6）雅式：Prolonged exposure will result in rapid deterioration of the item.
土式：If the item is exposed for long it will rapidly deteriorate.
雅式比土式更具分量，它不仅陈述一个事实，而是一件已经证明了的严肃的事实，具有权威性和智慧，科学性更强。如上例中的动词deteriorate隐喻化为名词deterioration，副词rapidly隐喻化为形容词rapid。这样，雅式就是隐喻式，土式就是一致式。采用雅式和土式的优点是可以回避一致式定义的不确定性。
韩礼德认为雅式和土式的区别在于语法。这便要先分明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的区别。
图4 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的区别
韩礼德曾从不同视角加以解释。首先，传统的隐喻概念指发生在词汇层面的隐喻化过程，而语法隐喻则发生于语法层面的隐喻化过程。语法隐喻的词语意义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语法性状，如动词或形容词化为名词，连词化为动词。其次，所谓隐喻是在两个语言变体之间建立关系，如果按习惯“从下”看问题，着眼于形式，一个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本义的，一个是隐喻的，因此英语词fruit既可以是本义的“大地的产物”，也可以是隐喻的“动作的结果”，如果“从上”看，“动作的结果”这个意义可体现为result和fruit。如把fruit看作是隐喻的，因为在它之前出现过另一个词。在语法隐喻中，变体体现的不是词义而是范畴意义。韩礼德又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解释，词汇隐喻是同样的能指，不同的所指（如图4左图，fruit一词除表示“果实”外，也表示“结果”）；而语法隐喻处理的是不同的能指和同样的所指（如图4右图的所指“过程”的能指为“动词”和“名词”）。因此，语法隐喻是在不同层次之间的重新排列，是将语义重新映叠于词汇语法上。
通过对科技语篇的分析，韩礼德确认3种隐喻化过程：1）原先为名词仍以名词形式变换，并作为中心词，如small, unnoticed surface cracks这一词组中的cracks；2）隐喻成分虽在名词词组之中，但不具事物的功能，如上述词组中的作为修饰语的small, unnoticed和surface；3）隐喻化词语不是名词，也不是名词词组中的功能成分，如同词组中can span中的span。
为此，韩礼德采用了“级的一致性”（congruence in rank）和“性状的一致性”（congruence in status）的概念。在级的一致性方面，韩礼德引入了一些新的术语，如把语义分成三级，分别为“言辞列”（sequence）、“言辞”（figure）和“成分”（element）。言辞为对一件发生的事的语义表达，因为人类经验主要由发生的事构成，语法通过小句的构建把这些发生的事转换为语义。若干表示事件的言辞构成言辞列，由小句的连接体（clause nexus）体现。小句由动词词组、名词词组、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构筑，它们分别体现表述每一事件的言辞的成分。这构成了性状的一致性，表1表示两者关系：
表1 级和性状的语义语法对应关系
表2进一步表示例（6）中的某些词项在雅式和土式方面的性状差异。
表2 语篇词项的性状差异
韩礼德把突出名词化的语篇称为雅式，把大量使用简单小句的语篇称为土式。
用以表明雅式和土式之别的例（6）还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在1985/1994模式中韩举例时往往由一致式而及隐喻式（例（7））。
（7）a. They arrived at the summit on the fifth day.（物质过程，一致式）
b. The fifth day saw their arrival at the summit.（思维过程，隐喻式）
但在新模式中，他往往先举例雅式，然后还原到土式。这个变化说明，在1985/1994模式时期，韩礼德强调不同过程可以互相隐喻化，并揭示人们是如何构建隐喻化句子的；而在这以后，韩礼德从真实语篇中撷取语料，而他又认为科技语篇为了表达更复杂的经验和更高度的认知，它的句型基本上是雅式的，这就是说，科技语篇已完成了从简单的小句被“打包”（pack）成词组的过程，或从两三个小句“打包”成一个小句的过程。这样，当我们理解科技语篇时，有时可以直接理解，有时要经历一个“拆开”（unpack）的过程。因此，雅式的一些名词词组可还原成小句，它的动词词组可还原成表示两个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的连词，等等。在举例上，更多的是从雅式而“拆开”成土式。图 5表示这个拆开过程。
图5 对雅式句的拆卸
通过对科技语篇的分析，韩礼德总结了概念隐喻的13种类型（Halliday 1996，1999）。可简单表示如下：
表3 13种概念隐喻类型
总的来说，这个分类应当说是清楚的、可操作的。语义和语法形式的对应可澄清人们对韩礼德模式的批评：即他的工作似乎重复了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曾经做过的工作（严士清、朱永生 1999）。现在，韩礼德将词汇语法的转换和语义的转换结合起来，这是转换生成语法所欠缺的。
韩礼德认为，科技语篇语法隐喻化的趋势在语义上是“事物化”（thingization），在语法上是“名词化”（nominalization）。马丁在1992年表述过同样的观点。他说“高层次的名词化是抽象的书面英语的特征，特别是在科技、人文和政府部门的语篇中”（Martin 1992：138）。我本人对商业英语中的语篇进行过分析，名词化的词语确实不少（例（8））。
（8）“A partnership is an extended form of the proprietorship. It is organized by the contractual agreement between individuals to share resources and operations in a jointly run business. Rather than one owner , a partnership has two or more co-owners . These partners—who are team members—share financing of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in return, the firm's residual claims to profits...”（Li Ping et al. 1999）
既然在各种语篇中都有大量的名词化，名词化不再是区别科技语篇与其他语篇的特征，而是英语书面语篇的共同的非标记形式。韩礼德正是经此找到他的突破点，论证人类语言由口语向书面语的演化过程，由表述简单经验向表述复杂经验的过程，以及人类用语言重构自己经验和知识的过程。这种向“实物”转化的原因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可以测算，可以概括，可以分类（Halliday 1995）。
但是韩礼德的这个观点也给自己带来矛盾。他在1995年说，语法类别不是不变的，语法总是能将一个词类变成另一个词类，不一定在形式上有变化，重要的是句法功能的变化。甚至到1999年，他还说任何语法词类可从任何其他词类衍生，并且没有词形标记。令人困惑的是在他的13种语法隐喻类型中，未见到“实体转换为过程”的报道。这不是韩礼德的疏忽，也不是受所分析语料的限制，而是他的观点。在广州中山大学会议上，他认为实体不能转换为过程。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一论断还不能解释实际语言现象。实际语料表明实体可以隐喻化为过程。我们不妨对以下例句进行分析。
（9）a. Our office is carpeted.
b. We work in a room which is covered with carpet.
在例（9）中，a句为一个雅式小句，可“拆开”为b句中的两个土式小句，其中b句中的carpet是指实体的名词，而a句中的carpeted由covered with carpet“打包”而成。
（10）a. Information appliances, handled or may be implanted, disgorge knowledge in multimedia profusion.
b. When information appliances are handled or implanted, they will pour out knowledge from their chips（gorges）and do it profusely by means of multimedia.
在例（10）中，gorge原为表示实体的名词，其意义为“鹰的嗉囊”（ Shorter Oxford ），由此而词汇隐喻化为妖怪或人的“狼吞虎咽的能力”，但在上句中它在功能层次上表示“吐”的“过程”，在词汇语法层次上体现为“动词”，这完全符合韩礼德的标准。何况我们可以把这句“拆开”为b句。拆开后的chips（gorges）是一个由名词体现的实体。
（11）a. The same obsession with authenticity drives Hasidic Jews in Israel or the Diaspora to champion Yiddish while also learning Hebrew and English.（Fishman 1998）
例（11a）中的不定式动词champion可认为是被拆句（11b）句中的the top choice隐喻化而来。
（11）b. The Hasidic Jews in Israel or the Diaspora were obsessed with authenticity in the same way and treated Yiddish as the top choice when they were also learning Hebrew and English.
有时，雅式和土式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雅式中的一个成分涵盖了或综合了土式中的两个以上成分，韩礼德把这种现象叫作“特征群”（syndrome）。试比较例（12）中的a句和b句，a句对语法隐喻化作了分析，并表明特征群。
例（12a）句中的数字是韩礼德13种隐喻变式的编号（参见表3），方括弧［ ］ 表示特征群。
韩礼德认为特征群可以鉴别某语篇类型的价值和权威（Halliday 1996）。在他看来，科技语篇以至书面语篇是受过教育者才能理解的，因而既有价值，又有权威性。
例（13）是我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看到的一则汽车修理行的广告，非常醒目。
（13）a. We baby your car.
b. Our task is to repair your car with care.
（13b）句中的实体task，动词repair和介词短语with care构成“特征群”，建构成a句中的过程——动词baby。但我还想用它说明几个看法：1）此例是语法隐喻，不是词汇隐喻，因为词性发生了变化；2）实体是可以隐喻化为过程的，名词是可以隐喻化为动词的；3）雅式的句子不一定非得有延伸的名词词组；4）价值和权威性的内涵包括情感交流。
韩礼德和马丁意识到他们关于语法隐喻中的实体化和名词化倾向与当代科学理论的新发现并不一致。他们说：
符号系统的原型……是自然语言；这使我们进入这样的悖论。在将自然语言结合构筑实验科学时，科学语篇的创作者发展了有力的词语新形式；这些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现实——这种现实是固定的、决定性的，其中物体居主导地位，过程只是起到对这些物体定义和分类的作用。而20世纪物理学的方向正好相反，从物体到过程，从决定性的到概率的，从恒定到流动。（Halliday & Martin 1993）
当代将科学理论应用于语言分析的是物理学家Bohm，他认为语言应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被构筑成离散的碎块，如“主谓宾”和“以名词为基础”的格局；他提出我们需要的形式是主要概念“可用事件和过程”表达（Bohm 1980：124）。
韩礼德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Bohm着眼于形态学，想把语言形式构建为让任何动词成为词根形式，也着眼于词语的“本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正在展开中，不妨拭目以待。我个人认为语言学理论有时可借鉴科学理论，有时则不，因为语言涉及人的作用和认知水平，语言的常规不等同于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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