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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非仲景旧文也。《伤寒》论篇首，有“辨脉”平脉“伤寒例”，人皆知出于王叔和。《玉函经》篇首，有“证治总例”，太炎先生辨为出于六朝人。此篇之文，亦与全书不类，盖仲景书经汉末丧乱，即便散佚，后之编次者不止叔和一人，各以己意作为篇首耳。今从赵氏以下注本之例，存而释之。每篇所标论若干首，脉证若干条，数之不能悉合，无关弘旨，略而弗斠。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脾王不受邪之王字，读如旺。）
此条当分三段，自“问曰至惟治肝也”为一段，举例以明上工治未病之理，且示肝实之治法。自“夫肝至调之”为一段，言肝虚之治法。自“酸入肝至要妙也”十一句似以后人注释语掺入正文，当删。肝虚以下为又一段，总结上两段，今分释之。
今上工治未病一段，意谓治病须先知其传变而预防之也。肝病传脾者，所谓木王侮土也。先实脾者，补脾气，使不受肝之克贼也。《难经·七十七难》亦持此说。然上工治未病之文，昉见《灵枢·逆顺篇》，其文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灵枢》所云，不过言各种疾病，当及其未生与其方衰而刺之，非谓预防传变，义与《金匮》《难经》自异。意者，上工治未病，盖医家自古相传之语，后贤见仁见智，解释遂有不同耳。
于此须研究者，肝病是何种病，脾病是何种病，肝病又何以必传脾。若谓肝木脾土，木能克土，则语甚空泛，殊难令人理解。按《内经》之法，以愉悦舒畅为肝德，以忧愁郁怒为肝病，是则古医书所谓肝，乃大半指神经。愉悦则神经舒缓，忧怒则神经刺激也。《太阴阳明论》及《厥论》，皆言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是则古医书所谓脾，乃指胃肠之吸收作用也。然细绎古书，又多包括消化器官之全体而混称脾，故肝传脾者，乃谓忧愁郁怒足以阻滞消化耳。忧愁郁怒何以能阻滞消化，则交感神经之刺激也。交感神经者，植物性神经之一部，但有定型的反射，不能以意识指挥，其分布至广。外而瞳孔汗腺毛发，内而血管脏腑，皆属交感神经之领域。上古之人，浑浑噩噩，与鸷鸟猛兽相搏食，胜负之际，生死系之。故恐惧忿怒，常所不免，恐惧则逃遁，忿怒则斗争，皆须剧劳其肌肉，然人体一切器官，不能同时并用，肌肉剧劳，则内脏之消化作用必须完全停止。惟心房须供给多量血液于肌肉，肺脏须为肌肉加增吸氧排碳作用，大脑须量度敌我情势以为应付，故心肺脑之作用，与肌肉同时加剧。交感神经之分布与其作用，适合于逃遁斗争时之需要，故当恐惧忿怒之际，交感神经传出刺激，则胃肠停止其分泌蠕动，心脏加增其张缩，肺脏加增其呼吸。他若瞳孔放大，毛发森立，须髯戟张，则又显于外而张其威武者也。人体赖有此种本能，始得生存于洪荒世界。其后社会进化，人类无须与鸟兽搏食，则恐惧忿怒之刺激日少，而欲望渐多。生活程度日趋复杂，有所求而不得，则忧愁郁怒起焉。然人体之有交感神经也如故，忧愁郁怒之足以刺激交感神经也如故，交感神经受刺激而行其反射也如故。忧愁郁怒，非逃遁斗争所能解决，则无所用其肌肉，于是肌肉有余力，则经脉奋张。大脑有余力，则夜不能寐。心肺有余力，则心悸而喘。若是者，古人谓之肝病。胃肠常日受制，则消化不良，或干呕，或便闭，或胃脘痛。若是者，古人谓之肝传脾，西医书载神经性胃病多种，但知其原因为精神过劳，忧郁过度，神经衰弱，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又言慢性肠炎之病人，每因心志抑郁，而成疑病。Hypochondria（译言忧思病）以为因肠炎而致心志抑郁，其言实倒果为因。近时有生理学教授卡侬氏者（Walter B.Cannon）费四年之实验，证明痛楚恐惧忿怒时，皆因交感神经之刺激。消化为之阻滞，正可为肝传脾之说下一确解。是故古人能知忧怒之阻滞消化，此事实之极精当者也。而《内经》云，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肝应木而胜脾土，以是知肝病当传脾，则似乎不大合理。惟《内经》之时，科学尚未萌芽，以五行解说病变，本无足怪。今之医家，生当科学昌明之世，殊不宜墨守风木湿土之说。著书教学，导学者于迷途。至于国人之习西医者，对于中医学说，应认识其精当之事实，理解古义，交流新知，取其菁华，去其糟粕是则团结中西，发扬医学之正轨也。
夫肝之病一段，言肝虚之治法。肝虚之病，实际上不经见。补用酸，亦与《藏气法时论》辛补酸泻之法不同。《灵枢·五味篇》言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韭，又言麻犬肉李韭皆酸，则与此正合。然其言五谷、五果、五畜、五菜之味，颇与一般味觉不同，当别研考。
“酸入肝至要妙也”六十九字，迂谬不可为训。上文言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可知补为主，助益为辅。此处专从甘入脾立论，置补与助于不问，一误也；治肝而伤肾伤肺，五脏俱受牵动，是为诛伐无过，二误也。此段当是后人旁注，传写并入正文，故以为当删。
末段明虚实异治，辨寒热虚实，本是中医之特长。《灵枢·九针十二原》云：“无实无虚，损不足而益有余”，《难经·八十一难》亦申其说。
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纹理也。
此条言一切疾病之原因，且示人以卫生之道也。五常即五行，风气包括自然界之气候变化而言。凡气候之变化，皆所以生长万物，然有时亦足以害万物，是以有浮舟覆舟之喻。动植物有宜于春夏不宜于秋冬者，入冬即枯死。人及高等动物，能历数十寒暑而不死者，以其身体有一种调节机能，能适应气候之变化故也。惟调节机能之力量有限度，若气候变化过于急剧，调节机能力不足应付，则生活状态起异常变化，是为疾病。故疾病者，系身体自起之变化，而邪风实为引起病变之原因。调节机能之说，出于英人斯宾塞氏。其实即《金匮》所谓元真，亦即所谓真气，调节机能不能应付气候之剧变而病。乃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故曰“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可知真理所在，中西本自一贯。
病由三条，第一条即伤寒卒病，第二条乃拘挛瘫痪风痹之病，第三条文意自明。陈无择有言百病不外乎三因，以六淫所感为外因，七情所伤为内因，房室金刃虫兽之等为不内外因，意义较《金匮》更为完密。一切经音义云，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名为导引。若使别人握搦身体，或摩或捏，即名按摩。吐纳谓口吐浊气，鼻纳清气。膏摩即摩膏，见《千金方》。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灵枢·营卫生会篇》又著其出入之路。后世所言三焦，不过将躯壳分成上中下三部分而已。三焦究属何物，迄无确解。唐宗海以三焦为油网，则指三焦为胸膜肠系膜及腹膜矣。然诸膜所以衬贴躯壳脏腑，免除摩擦损伤，固定肠之位置，绝无决渎行水之用。其为病不过发炎，亦与古书所言三焦病不合，可知三焦绝非油网。太炎先生及祝君味菊并以为即淋巴管，殆得其真。盖淋巴液自血浆中渗出，浸润于各组织之罅隙中，淋巴管吸收之，以回入静脉，此与决渎行水之义正合。《金匮》所言腠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乃谓血浆渗出淋巴于组织。腠即组织之罅隙也，然腠者以下二十七字，亦似后人注语，误入正文。
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苦痛者死）。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色黄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痓，不治。又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
此条是四诊中之望法，古人以鼻头为脾之部位，故望色莫重于鼻。其实望色当包括颜额面部唇舌爪甲，不可专主鼻也。色青是郁血，若兼见腹中痛而苦冷，则是阴寒内盛，体温不能上达，致令面部郁血，故当死。色微黑者水气，据痰饮篇支饮木防己汤证亦云面色黧黑，盖出自五色配五行之说，不必过信。色黄者胸上有寒，未详。色白亡血，验之唇舌爪甲，尤为明显。微赤非时，未详。尤怡《金匮心典》以此句从亡血说下，谓亡血而面色反微赤，又非火令之时，则是虚阳上泛，故死，亦通。目正圆谓直视也，凡直视歧视戴眼，皆为病入脑。病入脑则十九不治。痓字当作痉，详次篇。色青为痛，亦是郁血。色黑为劳，注家以为劳力伤肾，其事至确。盖古医书所谓肾，多指无管腺之内分泌，而于肾上腺关系尤切。肾上腺之分泌物，为量甚少，为效甚大。其作用与交感神经相似，能使肝脏放出肝糖，以供肌肉之需要，能使肌肉增加伸缩力，能消除肌肉疲劳时所生有害物质，能增加动脉血压，能加速血液之凝结，以防失血。凡此种种作用，大有利于肌肉之剧劳。《内经》云：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犹言肾上腺分泌能使肌肉作强，成其伎巧也。由此推之，若肌肉剧劳不已，则肾上腺分泌必致竭涸，而肾上腺必病。肾上腺有病，始则衰弱倦怠，恶心便闭，骨节腰痛，继则头眩眼花，失神贫血，其人面色，始则黄浊，继则暗滞如青铜，如黑铅。然则古人谓剧劳伤肾，肾病色黑，其事乃至确。特所谓肾者，不必指睾丸卵巢，亦不必指泌尿之内肾耳。色赤为风，指风热，酒齄鼻是其例。亦有得之遗传者，病深则为神经变性。色黄便难，未详。及门赵锡庠云：十二指肠病发黄疸者，大便多秘结。又贫血者，胃肠必不健，亦多便难，殆所谓色黄者便难欤？色鲜明者有留饮，尤氏引经云：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是为肾脏病之水肿，与中医古书所谓水气不同。留饮与水气之别，一则在躯壳内脏腑间，一则在躯壳外肌肉中。
师曰：病人语声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一作痛）
语声寂然，时喜惊呼，是骨节作阵痛之故。喑喑，声气低微也。盖因心膈间窒塞，不能鼓动气息，故使尔。头中病，依或本作头中痛为是，亦有作腹中病者。凡头中痛者，作大声则头痛愈甚，故发声不得不细。然胸中不病，则气息自盛，故声虽细而气则长也。凡此所言，不过言某种病可以致某种声息耳，非可据以诊断，学者勿拘泥，他皆仿此。
师曰：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唾沫。
息摇肩，谓呼吸时肩部摇动。心中坚，谓胸部窒闷也。肺叶虽有弹力，然不能自行张缩，故呼吸动作非肺叶所自营。吸气时腹部季肋向外扩张，使膈膜下压，而胸部容积增大，呼气时反是，腹部季肋收缩，膈膜上推，使胸部容积减小，于是肺中之气一入一出而呼吸成。若胸部窒闷，则膈膜之上下推动不利，而腹部季肋之张缩，不能增减胸部之容积，呼吸受其障碍，于是两肩起救济代偿，承代腹部季肋之张缩，两肩上抬，虽膈膜不动，而胸部之容积亦增。两肩下压，虽膈膜不动，而胸部之容积亦减。肩部抬压不已，以营呼吸，故息摇肩者，知其心中坚也。
气管发炎，则渗出物令喉头作痒，于是引起咳嗽，以驱除作痒之物。喉痒而咳，与鼻痒而嚏同一作用。盖在吸气未毕之际，因空气通过喉管之发炎部时，冲动渗出物而作痒，不得不急迫作咳也，故曰息引胸中上气者咳。
肺痿，《巢源》作“肺萎”，谓若草木之枯萎不荣也。肺叶失其弹力，则碳氧气之交换，不足供身体之需要，故张口以助呼吸。但虽然口张而气之出入仍短，所谓呼吸困难，亦即气喘也。据《外台》所引苏游许仁则之论，肺痿即今之肺结核。而《金匮》所论，殊不似结核病，此条似肺气肿。第七篇中甘草干姜汤证则似支气管哮喘。
师曰：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即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
中焦有病，阻碍膈膜之下压，则吸不得深，而入气少。入气少，故济之以微数，数犹促也。如其中焦之病为实，则当下之而愈。其虚者，乃因膈膜无力鼓动之故，是以不治。病在上焦者，胸腔不能扩张，人气之少，更甚于中焦，故其吸促，促则甚于微数也。病在下焦者，不致障碍呼吸之路，故其吸深远如常人。从上文虚字说来，凡病属虚，而见呼吸障碍者，多难治。若呼吸时全身振振动摇，则虚弱已甚，故不治。此条所言，亦属理所或然，而不必尽然。以此为例，作临床诊察之一助则可，拘泥执著则不可。
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王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
此条《脉经》家言，殊无理致。脉之应用于诊断，不过察心脏之强弱，血液之多寡，血压之高低，血管之张缩，及血管壁神经之作用而已。凡病之无关于心脏血液血管者，脉即不变。四时气候，有显然之变化，生理机能固不能不随四时以俱变，若谓四时之变心形见于色脉，吾未能信，今姑随文释之。
古书凡寸口与关上尺中对举者，指两手寸部也。单举寸口，或与人迎趺阳对举者，即包括寸关尺三部而言。《内经》举四时之平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假令春时肝王，其脉当弦，其色当青。若得毛脉白色，是为克贼，故当病。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上至字谓时之至，下至字谓气之至。汉之太初历法，先上推至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其时日月五星皆在黄经二百七十度。所谓日月若合璧，五星如贯珠者，以为历元，为推步所从起。既以甲子日为冬至，则冬至后之甲子，正当雨水节，气候当温和，是为少阳起。然自冬至至明岁冬至，即地球绕日一周，约为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时四十七分四十八秒，则冬至不能常当甲子日。此云冬至后甲子夜半少阳起，据历元而言也，且日月五星之行度，时时有小盈缩，所谓合璧贯珠之甲子冬至，乃亘古无此时日。故太初历法不久即废。
《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气更立，各有所胜。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此即本条所蓝本，其意盖谓六气运行，各以六十日一交替，故一岁则六气一周。六气之太过与不及，影响人身，则生种种疾病。换言之，即疾病随节气为转移也。夫六气者，气候变化之代名词耳。地球绕日而行，其轨道即所谓黄道，地轴与黄道面斜交，成六十六度三十三分之角。故四季之昼夜有长短，因昼夜之长短，日光射于地面之斜正，故气候有温凉之变。地球之绕日无时或息，即气候之变化亦无时或息。节气之日，与平常之日，同在变化之中。则节气与疾病，宜无何等关系。春分秋分为昼夜平均之日，冬至夏至为昼夜长短之极，皆气候变化之大关键，谓其能转移疾病，犹可说也。若其他节气，不过人为的分黄道为二十四段，每段十五度，地球每至各个十五度交界之处，名为节气。节气日之气候变化，与平日无异，岂能影响人身？然年老之人，遇节气则筋骨每感酸楚，大病之起，及其死亡，常在二分二至。尤以冬至前之大雪，冬至后之小寒占多数。一若历验可征者，天下事不可索解者甚多，医学其一也。
师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后，其病在里。腰痛背强不能行，必短气而极也。
前谓寸口，后谓尺中。征之实验，病在上在表者，脉变见于寸口。在下在里者，见于尺中。在表者其脉浮，在里者其脉沉。此条所云，似以浮为病脉，指寸口为表位，尺中为里位，殊与实际不符。腰痛以下十三字，文不联属，未便强释。沈明宗《金匮编注》虽有说，亦附会而已。《方言》云：“极，疲也”。
问曰：经云：厥阳独行，何谓也？师曰：此为有阳无阴，故称厥阳。
厥阳独行。盖古医经之文，今《内经》《难经》无考。有阳无阴，语意浑涵，亦难强解。程林《金匮直解》及《医宗金鉴》引李
注，皆以厥阳为阳厥，而引《素问·厥论》为说。案：厥论但有寒厥热厥，病能论则以怒狂为阳厥，程李盖谓阳厥即热厥耳。然古医家派别不同，此条所引经，不知何出。后人一切依《内经》之说，既以厥阳为阳厥，又以阳厥为热厥，转相牵附，岂谓得真？今既不知《金匮》原意，姑论《内经》之厥。《内经》之所谓厥，乃眩仆猝倒，状如假死之病，故“大奇论”曰：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是也，厥论以厥而手足寒者为寒厥，厥而手足热者为热厥。后人专以手足寒热为厥，而以大厥为中风，则误解《内经》矣。谓之厥者，古人以此病为气逆所致。本字作厥，说文云：厥，气逆也。诸书多假为厥。《史记·扁鹊传》又作蹶，蹶之原因，大抵由大脑及交感神经受急剧刺激所致。古人通指内脏之神经作用为气，故曰气逆。
又案：大失血之后，有卒然昏倒者，产妇去血过多而运闷（参看二十一篇产妇郁冒条丹波氏注），是其例。此时血液之存者极少，而交感神经之兴奋特甚。血为阴，神经之作用为气为阳，殆所谓有阳无阴，厥阳独行欤。
问曰：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何谓也？师曰：唇口青，身冷，为入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腑，即愈。
丹波元坚《金匮述义》云：此条脉经题云平卒尸厥脉证。《巢源》载之尸厥候中，而杂疗方尸厥下原注曰脉证见上卷者。徐镕以为此条殆是扁鹊所疗虢太子之病也。又素阳明脉解篇：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渊雷案：寸脉沉大以下十八字，亦是《脉经》家言。《伤寒》《金匮》中此类甚多，疑出于王叔和沾入，且与下文不相顺接，故《医宗金鉴》直以为衍文。血气，程氏及《金鉴》并改为厥气，以应下文卒厥字。然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知古人又以血气并走为厥之原因，则血字不改为是。厥训气逆，而又以血气并走为厥，何也？血之行，神经司其调节。所谓气以帅血，举气逆可以包血逆也。卒读为猝，猝厥，据《脉经》《巢源》，即是尸厥，《史记·扁鹊传》所载虢太子之疾是也。其证脉动而无气，耳中如有啸声，股间暖，详本经二十三篇尸厥条，此病罕见，不知是否身和汗出而苏。若寻常晕厥。则愚尝身经二次，一次约当十七八岁，其时方专攻许郑之学，手不停披，口不绝吟，忽有同学强以足球之戏，驰突一小时许，甚困乏，方坐定，即眩晕不能自持。急入室而卧，心中了了，而口不能言，身不能动，耳目不能视听，遍体汗出如渖，历半小时而苏。又一次，因右手患湿疮，不能执笔，就诊于西医。西医于胸口行皮下注射，其注射剂，据云是银质所制，注射讫，命护士揉之二百度，揉毕整衣，骤觉目昏无所见，势欲仆。急呼人扶持，比登床，亦已不能言动，而心中仍了然，亦大汗一刻许而苏，此皆所谓身和汗出而愈也。推求其故，第一次当是急性脑贫血，第二次不过药力反应，当晕厥时，肢冷汗出，作亡阳虚脱之状。所以然者，亡阳证因静脉郁血，淋巴液停滞，必有水毒蕴积，故姜附为亡阳主药。而吉益氏《药征》，谓附子主逐水，干姜主结滞水毒，盖亡阳与猝厥，皆有水毒须排除。出汗固排除水毒之一法，然大病亡阳，惧体温随大汗而尽散，必须姜附温经止汗，使水毒仍由淋巴管血管，以排泄于肾脏。猝厥则体温之来源不伤，而汗腺之排泄水毒，更捷于淋巴管回流，故汗出则厥苏，不须姜附。故知身和汗自出云云，乃古人实验有得，非虚言也。入腑入脏，则想象之词，于病理实际，初不尽合。盖谓脏藏而不泻，腑泻而不藏，入腑则毒害性物质有去路而得愈耳。
问曰：脉脱，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何谓也？师曰：非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里者即死。
脉脱，谓脉乍伏也。浸淫疮详第十八篇。观此条，知入脏入腑，乃病势向里向表之学术语。
问曰：阳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阴病十八，何谓也？师曰：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五脏病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
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此条分为两段，前段就经络脏腑之病位，而举病证之数目。后段就风寒雾湿之病邪，而言诸邪之所中也。十八病一百八病，盖古医家相传有此说，今不可考。师所举答，亦难得其条理。程氏云：阳病属表而在经络。故一头痛，二项，三腰，四脊，五臂，六脚掣痛。病在三阳，三六一十八病。阴病属里而在脏腑，故一咳，二上气喘，三哕，四咽，五肠鸣胀满，六心痛拘急。病在三阴，三六一十八病（以上程氏）。姑备一说。哕即呃逆，咽读如噎，谓咽中哽塞。六微未详，沈氏以为小邪中里，邪袭六腑。周扬俊《金匮衍义》补亦用其说，然亦难信。五劳者，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疲劳也。六极者，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精极也。七伤者，一曰阴痿，二曰阴寒，三曰里急，四曰精连连，五曰精少阴下湿，六曰精清，七曰小便苦数。临事不卒，俱见巢源。妇人三十六病详妇人杂病篇。清邪，雾也。浊邪，湿也。大邪，风也。小邪，寒也。寒邪有直中太阴者，故曰中里。
即谷字之异体，饪，熟食也。中前中暮，文意不明。《金鉴》以前为早，亦于诂训无征。脉急乃拘急之急，即脉紧。元坚云：风则泛散，故称之大，寒则紧迫，故称之小。且风之伤人为最多，寒则稍逊，亦其所以得名欤。风性轻扬，故先中表而令脉浮，寒性剽悍，故直中里，而令脉急。陶氏本草序例曰：夫病之所由来虽多端，而皆关于邪，邪者不正之目，谓非人身之常理。风寒暑湿，饥饱劳逸，皆各是邪，非独鬼气疫厉者矣（以上元坚）。极寒伤经，极热伤络，亦以阴阳比象为言。《内经》所谓经络，意指血管，直行者为经，支分而互联者为络，深者为经，浅者为络。然经络之径路，与解剖所见血管之径路大异，则经络究属何物，尚不可知。或附会伤经伤络之文，乃谓伤寒在经，温热在络。在经者传，在络者不传，传者当用麻桂，不传者当用石斛，亦近于臆说。祝君味菊则以脉为动脉，络为静脉，经为神经，当再考之。
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此条解在《伤寒论今释》中。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也。
痼疾谓慢性病，病已沉锢，不能旦夕取效，亦不至旦夕死亡者也。卒病谓新感急性病，不急治即可致命者也。痼疾加卒病，当先治卒病，后治痼疾，是为大法。若欲同时兼治，则药力庞杂，反不能取效。然有时因卒病而痼疾加剧，则方药亦当稍稍并顾，如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是其例也。又医书所载证治，卒病与痼疾各不相蒙，而临床实验，常有卒病痼疾混淆者。谓为某种痼疾固不似，谓为某种卒病又不似，初学者往往迷于诊断。是当细问经过证状以详辨之。《金匮》首篇中，惟此两条足为医家圭臬，学者宜究心焉。
师曰：五脏病，各有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
尤氏云：所得所恶所不喜，赅居处服食而言。如《藏气法时论》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肾色黑，宜食辛。脾色黄，宜食咸。又心病禁温食热衣，脾病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肺病禁寒饮食寒衣，肾病禁焠
热食温炙衣。《宣明五气篇》所云：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灵枢·五味篇》所云：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之属，皆是也。五脏病有所得而愈者，谓得其所宜之气之味之处，足以安脏气而却病气也。各随其所不喜为病者，谓得其所禁所恶之气之味之处，足以忤脏气而助病邪也。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者，谓平素所不喜之物，而反暴思之，由病邪之气变其脏气使然，食之则适以助病气而增发热也。
程氏云：若病人素不食而暴食之，则食入于阴，长气于阳，必发热也。暴思之，楼全善作暴食之，为是。
丹波元简《金匮辑义》云：病者素不应食以下，必是别条，沈、尤辈接上为义，未免强解。《差后劳复病篇》曰：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正可与此条相发明。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尤氏云：无形之邪入结于脏，必有所据。水血痰食，皆邪薮也。如渴者，水与热得，而热结在水，故与猪苓汤，利其水而热亦除。若有食者，食与热得，而热结在食，则宜承气汤，下其食而热亦去。若无所得，则无形之邪岂攻法所能去哉？
渊雷案：本条之脏，宜即前条之五脏。而本条之所得，宜即前条之各有得。前条之各有得，旧注皆据《内经》五脏欲恶为说，与尤氏略同。然本条举猪苓汤以例随得而攻，猪苓汤非五脏欲恶所关，则前条之旧注皆非矣。本条旧注，皆嗫嚅其辞，惟尤氏最畅达。然其说仅可以释本条，不能回应前条，仍未得编次之本意也。内子本琰，谓如渴者以下三句，或是后人沾注，设无猪苓汤之例，则随得而攻，不妨释为随五脏之欲恶而攻，与前条不相戾矣。此说不为无见，然尤注固可离经独立，作药治之准则耳。又案：徐氏、沈氏、朱氏注本，于此出猪苳汤方，大误。
又案：《金鉴》“如渴者”句下，有“小便不利”四字，则猪苓汤似与证适应矣，附备研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