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扶南王朝（公元1—7世纪初）

扶南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古代国家，是柬埔寨中古历史的开端。扶南出现于公元1世纪，繁荣于3世纪，6世纪后逐渐衰落，公元7世纪被真腊国取代。扶南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和文化遗址，成为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关于扶南时期将近700年的历史，不仅柬埔寨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献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记录，只有中国史籍保存了一些断断续续的记述，量虽不多，但弥足珍贵。如果没有这些中文记述，世人将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而我们现在要撰写和研究这段历史，则只能靠穷搜中文典籍，一字一句都不放过，竭泽而渔，沙里淘金，方能勾勒出扶南国的历史概貌。

扶南——由一则神话开创的王国

扶南的出现，始于一则神话。

《南齐书》卷58记载了一则关于扶南开国的神话：“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中，广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又有激国人混填，梦神赐弓一张，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于神庙树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叶见舶，率众欲御之。混填举弓遥射，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怖，遂降。混填娶以为妻。恶其裸露形体，乃叠布贯其首。遂治其国。子孙相传。”

神话虽非信史，但系现实生活的折射。柳叶为女王，且裸露形体，说明当时扶南正处于母系氏族的原始部落状态。来自激国（今印度半岛的康志维南）的混填，征服了柳叶，并代之为王，反映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混填教会她们穿“贯其首”，带给她们先进的印度文化。可以说，扶南的古文明，是印度文明与土著文明相结合而催生出来的。

这则神话，最先源于印度，是中国古人根据流传于柬埔寨的印度传说翻译的。故事虽有不同版本，内容却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在印度传说中，柳叶是一条由纳加蛇变成的女王（有的说她是蛇王之女）， 混填（ 陈如）是一位婆罗门教士。混填跟柳叶结婚的时候，送了一套衣裳给柳叶，这种衣裳名叫“贯头衣”，即用一块布，中间剪个洞，由头上往下套，即最初的筒裙。作为回报，柳叶吸干了淹没地面的洪水，使陆地露出来，这片陆地就被称为“甘菩”。

“甘菩”或许就是柬埔寨国名的由来。中国古籍中历来就把柬埔寨称为“究不事”“甘武”“甘菩”“甘孛智”“甘破蔗”等，直到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才正式通译为“柬埔寨”。

按照美国学者David Chandler对柳叶和混填传说的解读，混填是印度移民，柳叶和混填的结合，表示当地人接受了印度文化，这不仅是印度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也包括民族血缘的融合。 扶南王族拥有印度婆罗门种族的血统，不仅可以显示其血统的高贵，也是后来分为月亮和太阳两大族系之滥觞。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扶南国的主体民族是被中国古籍称为昆仑人的吉篾族。他们有什么特点？《晋书》卷97描述说：“人皆丑黑卷发，裸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亦有书记府库，文字类于胡。”

《南齐书》卷58说：“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略傍邑不宾之民为奴婢，货易金银彩帛。大家男子截锦为横幅，女为贯头，贫以布自蔽。”

这些看法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观点，有的看法观察得客观细致，有的看法则流于主观片面。比如说“人皆丑黑卷发”，扶南人肤黑卷发是事实，但不一定都丑。每个民族都有漂亮的人，也有长得丑的人，不能一概而论。再说了，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审美观，你认为美的，别人不一定认为美，你认为丑的，别人不一定以为丑。

从中国古籍的记载倒是让我们相信，扶南是柬埔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第一个国家。女人为王是原始部落母系社会的遗风，柳叶让位给混填，则反映出社会形态向男性为中心转化。那个时代，物资匮乏，生产力低下。这从他们简陋的生活可以证实。“裸身跣行”，光着身子赤着脚，反映了他们的赤贫，当然也和气候炎热有关。“大家男子截锦为横幅，女为贯头，贫以布自蔽。”有钱男人用一条锦布横围腰间，女人则用一块中间剪成圆洞的布贯头而衣，贫者只能用破布遮羞。他们发兵去攻打附近的村邑，把不肯归顺他们的人掳掠为奴。他们以耕种为业，“一岁种，三岁获。”即种一年的地，可以得到三年左右的收获。说明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贡赋以金银珠香。亦有书记府库，文字类于胡。”这些记述，正好说明扶南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的新元素。

扶南王朝的世系： 柳叶混填结合，为扶南立国之始，时间大约在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广东人杨孚著的《交州异物志》中提到扶南：“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杨孚是公元1世纪人，说明扶南立国的那个时代，中国人起码已经听说过这个国家了。

混填为扶南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他生了七个儿子，“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夷，令相疑阻，因起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

混盘况是继混填之后的第二位国王。他用计谋离间封王七邑的王子之间的关系，然后起兵征讨，各个击破，并封自己的儿子以小王的名义去统治这些地方。

混盘况和混填大概有血缘继承的关系，他活了90余岁，“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 。

盘盘只当了三年的国王便去世，“国人共举蔓为王”。范蔓已属外姓，跟混填没有血缘关系了，故学者们将其列为扶南的第二王朝。

范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曲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范蔓统治时期，对外扩张，一直打到马来半岛的吉打、顿逊一带，开拓疆域五六千里。

当范蔓打算率兵攻打金邻国（今泰国北碧府）的时候，他生病了，遂命太子金生统军代行。范蔓姐姐的儿子名叫旃，原是统领两千军马的将领，乘国内空虚，起兵造反，篡位自立。他派人用欺诈的手法将统军在外的太子金生杀死，再次将扶南改朝换代。

范蔓遇害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名叫长的小儿流落民间。20年后，长已长大成人，结交民间壮士，杀旃复仇。旃的大将范寻，又将长杀害，自立为王。又一次上演了宫廷政变的闹剧。

范寻当政的时期，已是公元3世纪了。根据《梁书》的记载，范寻曾于晋武帝太康中（公元280—289年）遣使进贡中国。

从公元289—357年，有关扶南国的记载一度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消失，所以这68年的扶南史阙如。我们不知道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扶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公元357年扶南再度遣使中国，送来驯象，中国方面才知道，此时的扶南国王名叫竺旃檀，并告知来使：“此物（大象）劳费不少，驻令勿送。” 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在人名前加“竺”，意味着此人来自天竺（印度），或者具有印度血统。因此，此时的国王竺旃檀，很可能是位印度移民。法国汉学家列维进一步考证，旃檀是印度人和月支人的混血儿，系贵霜国的望族。旃檀即贵霜王的月支人王号Chandan的音译。

继竺旃檀之后继承王位的是 陈如二世。《梁书》卷54明确指出， 陈如二世“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 陈如二世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这段记载说明婆罗门教士 陈如二世取代贵霜王族旃檀是神的旨意， 陈如二世先到盘盘国（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后被扶南“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可见此时婆罗门教在扶南拥有巨大的政治势力。 陈如二世执政后在扶南大举进行制度改革，加快了扶南的印度化进程。

陈如二世死，持梨迤跋摩继位。此事发生于何年？史无明载。持梨迤跋摩最早一次遣使中国是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齐永明中（公元483—493年）遣使来中国的扶南王则是阇邪跋摩，说明持梨迤跋摩在位的时间在公元430—483年之间。

至于阇邪跋摩继位的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公元483年，《梁书》卷54载他于天监二年（公元503年）遣使中国，被梁武帝萧衍封为“可安南将军、扶南王”。他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多次派使节来中国。他逝世于公元514年。他的庶传儿子留迤跋摩杀掉嫡传太子夺取王位，继续保持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联系。因为中国的梁武帝萧衍是一位十分推崇佛教的帝王，扶南在促进中印佛教交流的过程中，起了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自持梨迤跋摩以后，几乎所有扶南王的名字后都有“跋摩”二字。这究竟为什么？跋摩译自Varmen，在柬语里是“受神庇佑之人”。有的学者把凡是名字后带有“跋摩”字样的国王归纳为一个有血统联系的王朝世系，显然是不当的。留迤跋摩之后，扶南逐渐走向衰退，最后被真腊所灭。

扶南王朝的世系列表大致如下：

陈如（Kaundinya），即混填，统治时间：公元1世纪后期。

混盘况（Hun Pan-huang），统治时间：公元2世纪下半叶。

盘盘（Pan-Pan），前者之子（在位三年），统治时间：公元3世纪初。

范蔓，亦称范师蔓（Fan Shih-man），统治时间：公元205—225年。

范金生（Fan Chin-sheng），前者之子。

范旃（Fan Chan），篡位者。

范长（Fan Chang），范师蔓之子。

范寻（Fan Hsun），篡位者，公元240年登位，287年仍在统治。

从公元289—357年，有关扶南国的记载一度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消失。

竺旃檀（Chu Chan-t'an），357年开始统治。

陈如二世（Kaundinya Ⅱ），434年前已死。

持梨迤跋摩（Che-li-pa-mo），遣使来中国，434—483年统治。

阇邪跋摩（Kaundinya Jayavarman），最迟不会晚于483年登基，514年死。

留迤跋摩（Rudravarman），514年即位，539年开始统治。

扶南与中国的关系

扶南的王朝世系和历史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天，完全是因为有中国史籍不间断的记载；而中国史籍之所以能够有不间断的记载，完全是因为扶南与中国有着不间断的联系和往来；这种不间断的联系和往来是建立在朝贡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海上丝绸之路则为构成这种关系创造了必要条件。

海上丝路见证了扶南的古代文明，也使扶南文明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两大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印之间海路往来必然途经扶南，扶南文明成为中、印两大古代文明在东南亚地区相碰撞的产物，是柬埔寨本土文明在中、印两大文明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与扶南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实际就是古代连接中国与海外交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畅通的开始。海上丝路见证了扶南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传递和保存了扶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如果没有海上丝路，就不会有中国古代的官员、商人、僧侣、学者、水手、移民来到东南亚地区，也就不会有中国历代留下来的根据这些人亲身见闻记录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唯一性、真实性和无可替代性。所以我们说，海上丝路传递和保存了包括扶南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古代文明信息，这是海上丝路的诸多贡献之外的又一大重要历史贡献，这个功绩在海上丝路的研究中，一直被忽略了。现在，我们研究柬埔寨的古代史，要寻觅柬埔寨古代的历史概貌，就必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探寻。

早在公元1世纪，中国汉朝政府就派出使节，从广西合浦港出发，乘船经现在的越南、柬埔寨，渡暹罗湾，步行穿越克拉地峡，然后再乘船至印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使行程。汉朝的使节曾经路过扶南，这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有汉使行程中专门访问过扶南的确凿记载。

现有的确凿证据证明扶南与中国的正式直接交往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 。

《后汉书》称他们为“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他们的首领曾向中国汉朝敬献过生犀、白雉。这里提到的日南，即汉武帝于公元前设立的郡县日南郡，属汉朝管辖，其地在今越南南圻。所谓“日南徼外”，指的是扶南的“究不事人”。而“究不事”则是Combodia（今柬埔寨）的古译。

自汉朝以后，三国时期、东晋西晋、南北朝、隋朝、唐朝，直到扶南被真腊所灭，时间跨度达600—700年，扶南一直跟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因此这条海上丝路一直保持着畅通。

朝贡原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诚敬的一种制度。《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按郑玄的解释，每年派大夫来称作小聘，隔三年派卿来称作大聘，隔五年诸侯自己来称为朝。后来，朝贡已经不是最初的含义了。朝贡变成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进行政治交往的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朝贡关系不同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因为朝贡国只在名义上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遵从“王化”，但在国家主权上是保持独立自主的。敬献的贡品，皆为方物土产，得到的“赏赐”，则为银钱、丝绸、瓷器等实用商品。而且，中国政府一贯自诩是“上方大国”，采取“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政策，贡品越多，“赏赐”越大，不但把朝贡变成官方之间的朝贡贸易，而且使朝贡国方面获得更优厚的经济利益。因此，海外诸国都乐意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这种朝贡关系必须由朝贡国主动提出申请，并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和批准。

扶南从立国始，到最终被真腊灭亡，都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现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将两国使节往来的情况表述如下：

《后汉书》卷86：“肃宗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夷豪献生犀、白雉”。

《三国志》卷47：吴主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

《晋书》卷3：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十二月……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

《晋书》卷3：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夏四月，扶南等十国来献”。

《晋书》卷3：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是岁，扶南等二十一国、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

《晋书》卷3：武帝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十二月……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

《晋书》卷8：“（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春正月……扶南竺旃檀献训象”。

《宋书》卷5：文帝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是岁，林邑国、扶南国、诃罗单国遣使献方物”。

《宋书》卷5：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秋七月辛酉，阇婆婆达国、扶南国并遣使献方物”。

《宋书》卷5：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是岁，武都王、河南国、高丽国、倭国、扶南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

《南齐书》卷58：永明二年（公元484年）“阇邪跋摩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

《梁书》卷2：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秋七月，扶南、龟兹、中天竺各国各遣使献方物”。

《梁书》卷2：武帝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四月戊子“百済、扶南、于阗国各遣使献方物”。

《梁书》卷2：武帝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八月葵卯，扶南、于阗各遣使献方物”。

《梁书》卷2：武帝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八月辛丑，老人星见。扶南、婆利国各遣使献方物”。

《梁书》卷2：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秋七月甲申，老人星见。于阗、扶南国各遣使献方物”。

《梁书》卷3：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正月“庚子，扶南高丽国各遣使献方物”。

《梁书》卷3：武帝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六月“壬申，扶南国遣使献方物”。

《梁书》卷3：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七月“辛卯，扶南国遣使献方物”。

《梁书》卷3：武帝大同五年（公元539年）“八月乙酉，扶南国遣使献生犀及方物”。

《陈书》卷2：高祖永定三年（公元559年）五月“景寅，扶南国遣使献方物”。

《陈书》卷5：宣帝太建四年（公元572年）三月“乙丑，扶南、林邑国并遣使来献方物”。

《陈书》卷6：后主祯明二年（公元588年）“六月戊戌，扶南国遣使献方物”。

综上所述，从公元84年至公元588年之间，扶南遣使中国计23次，在东南亚国家中是跟中国联系交往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与中国的历代王朝保持友好关系，使古代的这条海上丝路一直维持通畅。中国方面亦多次遣使出访扶南，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曾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 归来后朱应作《扶南异物志》，康泰作《吴时外国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扶南国的两本著作，并以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遗憾的是这两本书早已失传，仅遗下片段保留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后来又被收入《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之中。当代著名学者许云樵先生穷搜典籍，从诸多的古籍和类书中将康泰遗文辑录出来，编辑为《康泰吴时外国传》在新加坡出版发行，使这些珍贵的史料得以重见天日。

朱应、康泰的书记载了公元3世纪中叶扶南的历史，虽只剩下数千字，然字字珠玑，弥足珍贵，认真考校，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讯息。其人其书，影响甚巨。

2015年8月作者到柬埔寨实地考察，柬埔寨负责文化事物的国务秘书Kamsan会见我们时说：“早在公元3世纪，吴国官员朱应、康泰就访问过扶南。我们柬埔寨的学者就是根据这些中文记载来撰写扶南史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亦曾经说：“根据中国使节朱应、康泰的记载，从高棉人开始建立有组织的国家，也就是从公元1世纪起……” 由此可见，朱应、康泰在柬埔寨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扶南人的风俗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民族风俗。民族风俗是该民族自古以来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好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它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继承和改变。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对风俗的调查和研究，“为政必先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是历代统治者恪守的信条。他们通过委派官吏考察民风民俗，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并由史官载入史册。因此，中国使节出使外国，都会仔细观察当地的风俗，并认真记录下来。

在浩瀚的中国史籍中，有关于扶南风俗的记录，成为研究扶南社会历史状况最直接、最生动的资料。从这些鲜活的资料中，不难了解扶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人们的心理活动。扶南人的风俗，由他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便可窥见一斑。

衣： 早期（公元1世纪）的扶南人是不着衣衫的。在混填征服柳叶的传说中，混填“恶其裸露形体，乃叠布贯其首”。扶南人裸露形体，一方面是由于气候炎热，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明程度不高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混填来自文明程度较高的印度，他教柳叶穿贯头衣，用一块布，中间剪个洞，贯头而衣，类似今天的长袍。这也是柬埔寨人的民族服饰干缦筒裙的滥觞。

到了公元5世纪以后，在《南齐书》的记述中，扶南人的服饰则变为“大家男子则截锦为横幅，女为贯头，贫者以布自蔽”。大家即指有钱人家。富家男子用一块锦缎横系腰间，也就是今天柬埔寨人的民族服饰干缦。女人的贯头衣发展为今天柬埔寨女人喜着的筒裙。贫穷的人只能以一块布遮蔽下身，上身依旧赤裸。值得注意的是，扶南人已经懂得“锻金环鏆银食器”，即用金子锻造金手镯、金臂环，用银子锻造各种食器。这种豪华的装饰，当然只限于富豪之家。至于帝王的生活，则更为奢华。《梁书》说：“其王出入乘象，嫔侍亦然。王坐则偏琚翘膝，垂左膝至地，以白叠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南史》说：“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缦，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被布，以璎珞绕身。……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这里说到了“以古贝为干缦”，“古贝”有时写作“吉贝”，是用木棉纺绩的布，盛行于云南南部和东南亚地区。“云霞布”也是一种木棉布，色彩艳丽，灿若云霞，披在肩胛上，作为披肩。至于璎珞，则是贯穿珠玉而成的装饰品。

我们今天虽然无法见到扶南人的服饰装扮，但从扶南时期留下的神像可以想象扶南人的风采。

扶南人的衣着服饰，最突出的特点是喜着干缦。《梁书》卷54说：“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缦也。《吴时外国传》说：“扶南人悉着钩络带”，就是用络带缠下身以作装饰。从金边博物馆保存的一尊扶南时期雕塑的男神石像，可以看到钩络带的样式。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的真腊时期，作为吉篾传统服饰的干缦有了进一步发展。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服饰条说：“自国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围腰，出入则加以大布一条，缠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级，国王所打之布，有值金三四两者，极其华丽精美。其国中虽自织布，暹罗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其精巧而细美故也。”真腊时期的干缦比扶南时期奢华，使用进口的布料缝制。

食： 扶南人的饮食以稻米为主，“啖粳米”。《晋书》扶南传说：“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扶南的自然条件很好，土地肥沃，浇灌方便，种一年的稻米，可供三年食用。他们除了用大米当主食外，还用米酿酒。米酒味道醇美，储于大瓮之中，很多人围坐瓮旁，用竹管吮吸。扶南人的食器颇讲究，“食器多以银为之”。扶南的属国毗骞国王曾赠送扶南国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当然这是供国王用的，至于一般民众，“作饭则用一瓦釜，作羹则用一瓦罀。就地埋三石为灶。以椰子壳为勺。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羹则用树叶造一小碗，虽盛汁亦不漏。又以茭叶制一小勺，用兜汁入口，用毕弃之。虽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锡器或瓦器盛水于旁，用以蘸手，盖饭只用手拿，其粘于手者，非水不能去也”。

扶南的邻国赤土国，在今泰国宋卡一带。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该国，赤土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他们：“王前设两床，床上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 扶南与赤土毗邻，其饮食习惯当大同小异。

住： 扶南人的住所，分为王宫和民居两大类。《南齐书》扶南传说：“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可见，无论是王宫或是民居都是木结构，基本上没有砖木结构的房子。因为古代的扶南，地处热带、亚热带雨林，森林繁茂，木材易得。用木头盖房子，简便易行。覆盖屋顶亦不用瓦，而是用海边生长的大箬叶。“大箬”即高棉语t’noct的对音。时至今日，柬埔寨农村仍用大箬叶盖屋顶。而在泰国地区，则用生长在水边的茭草盖屋。 东南亚地区流行干栏式建筑，俗称高脚屋。用木桩把楼架高，上面住人，下面养牲畜。遇到雨季，人住楼上，水也淹不着。

行： 扶南人的出行主要靠象、马和车、轿。《真腊风土记》车轿条说：“轿之制以一木屈其中，两头竖起，雕刻花样，以金银裹之，所谓金银轿杆者此也。每头一尺之内钉勾子，以大布一条厚摺，用绳系于两头勾中，人坐于布内，以两人抬之。轿之外又加一物如船篷而更阔，饰以五色缣帛，四人扛之，随轿而走。”这种轿子，实际是一大布兜。人坐在布兜里，由两名轿夫抬着。另有四人扛着一张大布蓬，随轿而行，为乘轿人遮阳避雨。

《真腊风土记·车轿》又说：“若远行，亦有骑象、骑马者，亦有用车者。车之制却与他地一般。马无鞍，象却有凳可坐。”《南齐书》卷58：“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打仗的时候，将军、统帅亦坐在象上指挥。所谓乘象用的凳子，名为象轿，固定在象背上，可供数人乘坐。

在吴哥浮雕壁画中，也有骑马打仗的场面。马无鞍辔是一大特点。东南亚地区古代并不产马，扶南的邻国堕罗钵底国，“一国之中，马不过千匹”。其国使者曾于唐贞观年间到中国“乞马”，事见《新唐书》卷222。所以，扶南的马也不多，种马和鞍辔是后来由中国传过去的。

由于扶南缺马，马车亦不多见，运输主要靠牛车。封牛是当地最常见的黄牛，牛颈后面长着一个驼峰状的肉髻。《尔雅·释畜》提到此牛，晋郭璞作注说：“健行者日三百馀里。今交州合浦、徐闻县出此牛。”由于扶南人信奉婆罗门教，而牛是湿婆神的坐骑，所以对牛崇敬有加。《真腊风土记》走兽条说：“马甚矮小，牛甚多，生不敢骑，死不敢食，亦不敢剥其皮，听其腐烂而已。以其以人出力故也，但以驾车耳。”从吴哥巴云寺的浮雕壁画可以看出，有的牛用绳子穿了鼻孔，有的牛没有穿鼻孔，说明即使到了扶南之后的吴哥时期，牛穿鼻的现象在柬埔寨还不普遍。我们知道，给牛穿鼻是为了使牛耕田时驾驭方便，扶南恰恰没有牛耕的习惯。《真腊风土记》耕种条说：“耕不用牛。”山川条说：“野牛以千百成群，聚于其地。”就像当今印度，牛在城市满街乱跑一样。

婚： 扶南人的婚嫁习俗深受婆罗门教的影响。《南齐书》卷58林邑条说：“贵女贱男，谓师君为婆罗门。群从相姻通，妇先遣聘求婿……婆罗门牵婿与妇握手相付，呪愿吉利。”《梁书》卷82林邑传说：“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也。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见妇，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以为成礼。”

《隋书》卷82林邑传说：“每有婚媾，令媒者賫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大家会亲宾歌舞相对，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牵女受之。”

上面所引有关林邑国的婚俗，虽然在扶南传里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晋书》扶南传说，“（其国）丧葬婚姻略同林邑”，因此，上面所引关于林邑婚俗的记载，大体也有与扶南相近者。

丧： 至于扶南的丧葬风俗，《梁书》卷54扶南传说：“国俗，居丧则剃除须发。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

《南齐书》卷58林邑条说：“居丧剪发，谓之孝，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鸟，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

《北史》卷95林邑条说：“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水次，积薪焚之。收其余骨，王则内金甖中，沉之于海，有官者以铜甖，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于江。男女皆截发，哭至水次，尽哀而止，归则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复哭尽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

嫁娶： 扶南的嫁娶风俗可以归纳两个特点：一是如前所述，男方嫁给女家，相当于入赘女家。二是婆罗门教士可以娶妻。

除了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风俗外，扶南民间还盛行斗鸡斗猪的风俗。《新唐书》卷222下扶南传说：“扶南人喜斗鸡及猪。”《南齐书》卷58说：“斗鸡及豨为乐。”其实，斗鸡斗猪不仅是一种娱乐，而且还带有赌博的性质。在范寻担任扶南国王的时期（公元3世纪），范寻十分喜欢斗鸡。《初学记》卷30引《吴时外国传》说：“扶南王范寻，以铁为斗鸡家距，与诸将赌戏。”当时铁很少见，范寻把比较珍贵的铁制成利爪，装在斗鸡脚上，堪称时髦的装备，下的赌注也很大。扶南的邻国三佛齐，斗鸡成了国家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位名叫Inpon Hordatpai的阿拉伯商人描述说：“税收的另一来源是斗鸡，每天大约得黄金50盎司，斗赢的鸡有一只腿是属于国王的，鸡的主人必须献上黄金才能把鸡赎回。”猜也自古就是一个享有盛名的斗鸡场，那里的威弯寺（Wat Veivan）有一尊名叫泼搭翘（Potajiao）的佛像，其造型为佛的右腿上抱着一只斗鸡，老百姓参加斗鸡前，都要到该佛像前膜拜，据说十分灵验。此佛像现存佛统博物馆。 时至今日，东南亚各地仍定期举行斗鸡比赛，奖金很高，靠斗鸡致富者不乏其人。

斗猪是柬埔寨古代的一种风俗，吴哥浮雕壁画中有生动的表现。现代柬埔寨人的生活中，斗猪之俗已经不传。

扶南的物产与外贸

扶南的物产富饶，资源丰富，早就为中国的商人所关注。特别是一些自然资源和农、林、牧、副、渔产品是中国没有或欠缺的，中国方面通过朝贡贸易或私家船商用丝绸和瓷器换回。《梁书》卷54详细记载了扶南的物产：“出金、银、铜、锡、沉香木、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洛阳伽蓝记》卷4永明寺条说：“（扶南）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榔。”

《通典》卷188扶南条：“出金刚可以刻玉，状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盘石上，如钟乳，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铁锤之而不伤，铁反自损，以羖羊角扣之，漼然冰泮。”

《太平御览》卷69引《扶南传》说：“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磐石，珊瑚生其上也。”

《水经注》卷36说“（扶南）有鲜鱼，色黑，身五丈，头如马首，伺人入水，便来为害。”这里说的便是鳄鱼。

扶南的水产丰富，“鱼鳖惟黑鲤鱼最多，其他如鲤、鲫、草鱼亦多。有吐哺鱼，大者重二斤以上。更有不识名之鱼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来者。若至海中之鱼，色色有之。鳝鱼、湖鳗、田鸡土人不食，入夜则纵横道途间，鼋鼍大如合苧，虽六藏之龟，亦充食用。查南之虾，重一斤以上。真蒲龟脚可长八九寸许。鳄鱼大者如船，有四脚，绝类龙，特无角耳。蛏甚脆美。蛤、蚬、蛳螺之属，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独不见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

扶南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禽有孔雀、翡翠、鹦哥，乃中国所无。其余如鹰、鸦、鹭鸶、雀儿、鸬鸶、鹳、鹤、野鸭、黄雀等物皆有之。所无者，喜鹊、鸿雁、黄莺、杜宇、燕、鸽之属。兽有犀、象、野牛、山马，乃中国所无者。其余如虎、豹、熊、罴、野猪、麋、鹿、獐、麂、猿、狐、狖猴子之类甚多。所不见者，狮子、猩猩、骆驼耳。鸡、鸭、牛、马、猪、羊在所不论也。马甚矮小，牛甚多” 。

扶南盛产稻米，且易耕种。《真腊风土记》耕种条说：“大抵一岁之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后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树尽没，仅留一杪耳。人家滨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后。十月至三月，点雨皆无。洋中仅可通小舟，深处不过三五尺，人家又复移下，耕种者指至何时稻熟，是时水可淹至何处，随其地而播种之。耕不用牛，耒耜镰锄之器，虽稍相类，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种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与之俱高，想别一种也。”

另外，扶南的甘蔗亦很有名，《南方草木状》说：“泰康六年（公元285年），扶南国贡诸蔗一丈三节。”这种长一丈才有三节的甘蔗，想必很甜，否则不至充当贡品。

扶南的果树种类很多，热带水果丰盛。《南齐书》扶南传说：“有安石榴及橘，多槟榔。”

《隋书》真腊传说：“有婆那娑树，无花，叶似柿，实似冬瓜。”婆那娑就是菠萝蜜，又叫牛肚子果。果形硕大，味甜清香，被誉为热带水果皇后。

《真腊风土记》草木条说：“惟石榴、甘蔗、荷花、莲藕、杨桃、蕉芎与中国同。荔枝、橘子，状虽同而味酸，其余皆中国所未曾见。树木亦甚有别，草花更多，且香而艳。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杏、梅、松、柏、杉、桧、梨、栆、杨、柳、桂、兰、菊、芷之类，皆所无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除了上述的矿产、海产、农产之外，扶南还盛产林木，这是因为扶南地处热带，“土气恒暖，草木不落”。晋人崔豹在《古今注》卷下中的紫栴木条说：“紫旃木，出扶南而色紫，亦曰紫檀。”紫檀木又叫檀香木，系山茶科的紫茎属植物，坚硬耐潮，可制家具和造船，亦可制成焚香用的檀香。

《梁书》卷54扶南传说：“扶南出沉香木。”这是一种常绿乔木，木质坚硬而重，放到水里会沉，故名沉香。黄色有香味，中医入药，有镇痛、健胃的功用。其木材又名伽喃香。是一种名贵木材。佛教徒常用来制作念珠和焚香。

《本草纲目》笃耨香条说：“笃耨香，出真腊国，树之脂也。树如松形，其香老则溢出，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笃耨，盛夏不融，香气清远。”

《南方草木状》卷中说：“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极柔弱，不胜刀锯，乘湿时，刳而为履，易如削瓜，既干而韧，不可理也。履虽猥大，而轻者如通脱木，风至则随风而动，夏月纳之，可御湿蒸之气，出扶南大秦诸国。太康六年，扶南贡百双，帝深叹异，然哂其制作之陋，但置诸外府，以备方物而已。”这里说到扶南人用抱香木制作木屐，利用生长在水边的抱香木乘其新鲜之时，质地较软，剖开制成木拖鞋，等到干后就变得有韧性，且非常轻便，风都能将其吹移动。夏天穿在脚上，可以预防湿气。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扶南进贡了一百双用抱香木做的木屐，晋武帝司马炎叹其怪异，但嫌做工简陋，将其置于外府不用，仅当作一种方物土产存库。

《梁书》卷54：“十八年（公元519年），（扶南）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和等香。”

这里提到的“天竺旃檀瑞像”，就是来自印度的紫檀木佛像。紫檀木坚硬有香气，可雕像，做家具，入中药，还是制檀香的原料；婆罗树为龙脑香科常绿大乔木，具有白色芳香树脂，是一种名贵香料；火齐珠系石质宝珠，也有人说是琉璃珠，因其罕见而珍贵；郁金具有活血止疼，行气解郁，清心凉血，疏肝利胆的作用；苏合香为苏合香树所分泌的树脂，将其溶解在酒精中，过滤，蒸去酒精，则成精制苏合香。有开窍辟秽，开郁豁痰，行气止痛的功效。

扶南进贡中国的贡品中，香料占有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除了香料是东南亚地区的特产以及可以入药外，还因为焚香是佛教的一种重要的礼仪，佛教徒在佛像前焚香供养。《妙法莲花经》的香赞云：“香炉乍热，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佛教徒通过焚香，用缭绕的香烟与上天沟通，使诸佛现全身，这就是焚香的意图和功用。扶南产的沉香、檀香、龙脑香、安息香、郁金香等，都是制作焚香的原料，亦是中国欠缺之物。由是之故，中国与扶南之间的朝贡贸易，用丝绸瓷器换回各种香料，变成一种常态。

中国与扶南的朝贡贸易时间跨度长达600—700年，使这条海上丝路一直保持着畅通。扶南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产作为海上贸易的物质基础。同时，扶南还是一个海上大国，造船业十分发达。《梁书》卷54说：扶南“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涨海即中国海，说明扶南舶东边到达中国；往西则连接印度，“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 扶南人“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 三国时期出使扶南的康泰亲眼见过有名的扶南大舶：“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首至尾，面有五十人或四十余人，随船大小，立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则用篙，皆撑上，应声如一。” 更为稀奇者，扶南的竹子也可以造船。《南方草木状》卷下说：“云邱竹一节为船。”这种被称为云邱竹的竹子，刳开一节便是一条船，看来非常粗壮结实。

扶南人既有舟船之利，又拥有海上霸权，依托富饶的方物土产，海上贸易兴盛。从印度到中国，从越南交趾到苏门答腊、爪哇等处，皆有扶南商舶的踪迹。

扶南人的宗教信仰

从公元1世纪扶南立国之始，便同步传入了婆罗门教。根据混填和柳叶的传说，混填就是一个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教士。混填“先事神，梦神赐之弓，又教载舶入海” 。当时印度信奉的神祇主要是婆罗门教的三尊神——婆罗摩、湿婆、毗湿奴。混填是得到神的启示乘船来到扶南的，用神赐之弓征服扶南，并在扶南开始传播婆罗门教的。

如果说，混填和柳叶的传说尚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公元3世纪范旃统治扶南时期，有覃杨国人名叫家翔梨的，从天竺（印度）至扶南，为扶南王旃介绍天竺风俗。旃为其所动，遣亲人苏物使天竺。苏物乘船由投拘利口出发，经印度洋，溯恒河入海口而上，到达天竺，受到天竺国王的热情接待。天竺国王命陈、宋二人回访扶南，并带去4匹月支马作为礼物。当他们到达扶南时，前后已经历了4年的时间，旃已不在王位，而是范寻为扶南国王。恰巧此时中国使节朱应、康泰亦在扶南，遂将此事记入他们所写的书中，以致我们今天得以知悉此事。

公元4世纪，又有一位名叫 陈如的天竺婆罗门当上了扶南的国王。《梁书》卷54说：“其后王 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 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迎天竺婆罗门 陈如来扶南当国王，不仅是天意（神语曰），也是人愿，扶南国“举国欣载”，专程去盘盘国“迎而立焉”，可见此时婆罗门教在扶南已较为普及，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陈如当上扶南国王后，更是加紧推行印度化，“更改制度，用天竺法”。

我们还可以通过许多中文古籍的记载，来看婆罗门教在扶南传播的情况：

杜佑《通典》卷188扶南条说：“其国人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通典》说扶南人“居不穿井”，数十家共用一池之水。表面上说的是当地人与中国不同的风俗习惯，背后则反映了扶南人信奉婆罗门教这一事实。池水不仅提供生活用水，也是举行婆罗门仪式不可或缺的东西。洒法水是婆罗门教一项重要的宗教仪式，婆罗门僧用法水洒在信徒的手上或头上，以示祝福。另外，法水还可以治病。凡是婆罗门寺庙前面，都无一例外地有两个大水池，梵语的名字叫“布施格尔”，即莲花池。天然的莲花池不好用，多是人造莲花池。除了宗教仪式的沐浴和洁身外，它还被用于国王及僧侣的灌顶礼。直至今天柬埔寨地区还在修这种水池。至于上文提到的神像，完全是婆罗门教信奉的湿婆、毗湿奴和婆罗摩的造型。我们可以从金边博物馆珍藏的扶南时期的青铜或石雕神像得到证明。湿婆通常有四只手臂，拿的物件常有变化，最常见的是一只手拿一柄三叉戟，另外两只手一手执日，一手执月。裸露的身躯缠着蟒蛇，骑着一只名叫南迪（Nandi）的白牛。毗湿奴则被塑造为一位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四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一个球或一朵莲花。婆罗摩有四张脸，后来成为佛教的四面佛。

据《南齐书》卷58扶南传载，扶南王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 到中国上表：“言其国俗事摩醢首罗（Mahe Svara）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这里所说的“摩醢首罗”，就是“伟大湿婆”的古代译法，摩耽山则是湿婆神居住的地方。可见婆罗门教在扶南十分流行。

扶南的属国或邻国，如顿逊、盘盘、赤土、林邑、丹丹等，也于纪元前后传入了婆罗门教。中国古籍亦不乏这方面的记载：

竺枝《扶南记》曰：“顿逊国属扶南，国王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唯读天神经，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疾困便发愿鸟葬歌舞送之邑外，有鸟啄食，余骨作灰，罂盛沉海。鸟若不食，乃篮盛火葬者，投火余灰，函盛埋之。”

顿逊国的位置在今下缅甸的丹那沙林（Tanasarin）。竺枝是5世纪中叶人。在竺枝那个时代，顿逊国就有天竺（印度）移民500家，有两座佛图（浮屠，即佛塔），和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僧人1 000余人。顿逊人信奉婆罗门教，把女儿嫁给婆罗门教士，使婆罗门教士中的多数人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他们整天所做的事就是诵读婆罗门教经典“天神经”，举行“以香花自洗”的宗教仪式，不分昼夜地修行。一旦生病面临死亡，便发愿死后鸟葬。由许多人载歌载舞地将尸体送到城外，让鸟啄食，剩下的残骨用火烧成灰，用瓦罐盛着沉于海底。若是鸟都不吃他的尸体，便把尸体装在篮子里火葬，烧剩的骨灰盛在匣中埋葬。这些关于婆罗门教士的记载，既生动有趣，又合乎历史真实。

盘盘国是扶南的另一邻国，其地域在马来半岛南部，即现今泰国的素叻它尼府，存在的时间为公元5—6世纪。这个国家亦盛行婆罗门教。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其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就王乞财物，王甚重之。”

与盘盘国毗连的赤土国，其政治中心在现今泰国宋卡一带，也是一个信奉婆罗门教的国家。《通典》卷188赤土条说：“俗敬佛，尤重婆罗门。”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常骏等人乘船从中国南海郡出发，航行一月余抵达赤土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 足见婆罗门教士之受国王器重。

林邑是公元2世纪末出现的一个东南亚古国，其位置介于扶南与中国所属的交趾之间。这个国家除了信奉佛教外，同时也信奉婆罗门教。《南齐书》卷58林邑传说：“谓君师为婆罗门。”就是说，婆罗门教士担任国王的老师。婆罗门的人数很多，成为林邑的大姓，故《梁书》卷54林邑传说：“其大姓婆罗门。”另外，根据《旧唐书》林邑传的记载，“国王有名婆罗门者”，可以解释为，曾经有一位国王是婆罗门教士。《通典》林邑条说：“王事尼乾道。”陈序经先生认为尼乾就是Naga的对音。 Naga译为纳加蛇，有五个头或九个头，是婆罗门教信奉的毗湿奴神的坐骑。林邑国王信奉婆罗门教是没有疑义的。

丹丹国，又称单单国或旦旦国，出现于公元6世纪，大约在马来半岛的吉兰丹一带。《通典》卷188丹丹条说：“王姓刹利，名尸陵伽。”丹丹国是孟族人建立的国家，古代孟族人是没有姓的。所谓姓刹利，是指国王属婆罗门教划分的刹帝利阶层。名尸陵伽，可能是译自Siva-Linga，意即神圣的希楞伽（男性生殖器，湿婆的化身）。《通典》卷188丹丹条接着说：“王每晨夕二时临朝。其大臣八人，号曰八座，并以婆罗门为之。”丹丹国王的八位决策大臣都是婆罗门，足见婆罗门地位之显要。

扶南及周边邻国皆信仰婆罗门教，这是不争的事实。

婆罗门教产生于印度，是人类最早创造出来的宗教之一，它的出现，早于佛教900—1000年。婆罗门教传入东南亚的时间应比佛教稍早，婆罗门教初期的影响力及势力范围也比佛教为大。我们虽然不知道佛教最初传入扶南的具体时间，但我们可以肯定佛教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传入与扶南毗邻的金邻国。根据佛教文献《善见律毗婆沙》卷3的记载，在阿育王派出到各地弘法的9个僧团中，有一个僧团由高僧须那迦（Sona）和郁多罗（Uttaro）率领到达黄金地（素弯拿普米）弘法。黄金地就是中国古籍里说的金邻国，在今泰国的素攀府和佛统府一带。佛统大金塔是佛教传入东南亚地区的标志之一，泰国曼谷王朝拉玛四世（公元1851—1868年在位）时期修建佛统大金塔的时候，出土了一只青铜浇铸的迦楼罗鸟（Garuda），这是婆罗门教信奉的毗湿奴神的坐骑，说明在佛教传入东南亚之前，婆罗门教就已经传入这一地区了。“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 所以佛教传入扶南的时间也不会比金邻国太晚。

佛教是公元前6——前5世纪由北天竺毗罗卫国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一个宗教。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尊者，简称释尊。他的真名叫乔达摩·悉达多。关于他的出生年代颇多争议，他的有生之年在公元前560——前480年之间。释尊于16岁那年结婚，29岁出家，35岁悟道成佛，80岁涅槃。佛教所谓的佛，并非至高无上的神，而是觉悟者。人皆有佛性，只要以佛心为心，以佛的行为为标准精进而行，终能成佛。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教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种姓制度，因而后来居上，迅速传播。

在有关东南亚的中文古籍里，对婆罗门教和佛教是有明确区分的。婆罗门教士被称为“道”（非指中国的道教、道士），佛教的和尚则被称为“释”。例如，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扶南国王阇邪跋摩派来访问中国的天竺道人释那伽仙，原先是一位婆罗门教士，后来皈依了佛教，故又称“释”。

由于扶南地处中、印交通要冲，所以扶南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中转站，在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519年扶南王留迤跋摩给梁武帝萧衍送来“天竺旃檀瑞像”。梁武帝萧衍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帝王，他曾多次舍身出家，又让朝廷出巨资将他赎回。在他的推动下，“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扶南王投其所好，进贡来自印度的旃檀木佛像，客观上对南朝大兴佛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陈如统治扶南的时期，大约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扶南还有佛教僧人到中国来译经。《续高僧传》卷第一本传说：“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人也。幼而悟颖。早附法律，学年出家，偏业阿毗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以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舶至都，住正观寺，为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弟子也。……天监五年（公元506年）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是也。……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因疾卒于正观，春秋六十有五。”这位名叫僧铠的扶南僧人，在中国译经17年，享年65岁，为扶南与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同书又记载说：“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者，梁言弘弱，大赍梵文，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这位名叫曼陀罗的扶南僧人，中文名弘弱，带了许多梵文经典来中国。尽管他不识中文，但他还是与僧伽婆罗（僧铠）合作，翻译了《文殊般若经》三部计十一卷。

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中国梁朝听扶南派来的贡使说：“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中国僧人赴印度求法，途经海路者，亦多以扶南为中转。如西凉州僧人智严泛海至天竺，幽州僧人昙无竭从南天竺随舶至广州，都是5—6世纪的事。唐朝有一位名叫义朗的僧人，是益州成都人，专攻律藏，到过扶南，“越舸扶南，缀缆朗迦戍，朗迦戍国王待之以上宾之礼” 。还有许多不见经传的中外僧人都经扶南，往来于中印之间。

冯承钧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南洋交通史》中评价说：“五世纪与六世纪的时候，扶南为佛教东被的一大站，其重要与西域之和阗、龟兹等也。”

伴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还有扶南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扶南的音乐被称为扶南乐，跟天竺乐一样颇具民族特色。扶南乐的产生并不像我们以前理解的那样，是人们在劳动之余的一种自我娱乐活动。扶南乐的首要功能是酬神、媚神和取悦于神。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无一例外都要奏乐、跳舞。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而且，有一尊非常有名的湿婆正在手舞足蹈的塑像，婆罗门教解释说，这是湿婆用舞蹈节拍控制世界。由此可见音乐、舞蹈的宗教内涵。扶南乐传入中国后，深得统治阶层的重视，被纳入礼、乐的范畴。隋朝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中央政府“置七部乐”，包括中国的国乐（汉族音乐）、西凉乐（敦煌音乐）、龟兹乐、琉勒乐、突厥乐、高丽乐（朝鲜乐）、天竺乐（印度乐）等，扶南乐也被纳入其中。 到了唐朝，把来自14个国家的音乐分为东夷乐、北狄乐、南蛮乐、西戎乐。扶南乐和天竺乐、南诏乐、骠国乐一道被列入南蛮乐。 乐器作为一种器乐，也是从这些国家传入的。汉唐时期传入中国的乐器有：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箫、笛、筚篥、铜抜、贝。

对于像印度、扶南等以宗教文化为传统文化的国家来说，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亦是跟宗教息息相关。绘画、雕塑是图解宗教或者是宗教形象化的手段。因此，神或佛的画像和塑像是永不厌倦的主题。《梁书》卷54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咸和中（公元326—334年）丹阳府尹高悝得到一张佛像，每到中夜，会发金光。后来有5位胡僧来对他说，佛像是他们从天竺得到的，他们带到河南安阳，时值社会动乱，他们把佛像埋在河边，后来就找不到了。有一天晚上做梦，佛像对他们说，佛像已被高悝所得，所以他们才找上门来。从这个故事，生动地描述出佛像从印度经扶南传入中国的事实。

扶南的宗教艺术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对世界和人的生命的信仰和认知。当它用来进行思维的时候，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精神寄托；当它用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时候，它便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当它用于艺术创作的时候，它便成了一种宗教艺术。

宗教艺术是宗教的载体，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为着宣传宗教而产生和发展的艺术样式，它的作用是使宗教直观化、生动化、美观化、具体化，从而更具有视觉和精神上的感染力、震撼力。所谓宗教艺术，是通过艺术家的劳动和再创造，把要表现的宗教内容及对象加以提炼和升华，使其既源于生活实际，又高于生活实际，将当时流行的审美观、价值观巧妙地融入其中，并打上强烈的时代烙印，赋予珍贵的保存价值，甚至可以流芳百世。

宗教艺术在人类创造的诸多艺术门类中一枝独秀。

宗教艺术包括神像和佛像的塑造，宗教活动场所神庙和佛寺的建造及装饰，宗教纪念性建筑塔或陵墓的构建等三大部分，涵盖雕塑、绘画、浇铸、建筑、装饰等各种艺术领域。

扶南的宗教艺术堪称人类早期宗教艺术的瑰宝。从柬埔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现存的神像、佛像及遍及各地的宗教文化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扶南时期大量的宗教艺术精品。

婆罗门教神像的出现比佛教的佛像出现的时间为早。相传大梵天王丧其太子，命毗首羯磨（Visvakarman）制其形象，既成，大梵天王赞其精妙曰：“山中妙最高，鸟中唯大鹏，人中如轮王，艺中是丹青。”这就是婆罗门教的造像艺术之始。佛陀在世的时代，婆罗门教已经有神像崇拜了。《十诵律》卷50云：“舍卫国有一天神像，能与人愿，有一居士，从求所愿，得随意欢喜，故以白氈裹天神像。”

婆罗门教从印度传入扶南的时候，神像亦同时传入扶南。主要有三大神祇：大梵天王婆罗摩（Prahma），幻惑天王毗湿奴（Visnu），大自在天王湿婆（Siva）。扶南时期的神像造型与印度的神像造型既有传承关系，又有一些源自民族特性的变化，尤其表现在脸型和服饰方面，由印度人的脸型变成吉篾人的脸型，由印度人的服饰变成吉篾人的服饰。特别是扶南人喜欢赤裸上身，这是生活在炎热环境下养成的习惯，反映在扶南神像的造型上就是神像也赤裸上身。

大梵天王婆罗摩被称为创造之神，是世界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创造者。一般情况下其造像为四手四面，头发挽成顶髻，两只左手各持经文和钵盂，右手一只持御杖，另一只举起来，摆出“无畏施”的姿势。头上饰以花环，耳垂缀着耳环，颈上挂着念珠，手上戴着手镯，脚上戴着脚镯，身穿帝王的御服，腰系纳加（Naga）蛇皮制成的腰带。他以凤凰为坐骑，有时乘坐一辆由七头凤凰拉的车，有时则坐在由毗湿奴肚脐里生出来的莲花瓣中。婆罗摩的配偶是女神沙拉萨瓦底（Salasavatti）。当佛教兴盛并逐步取代婆罗门教的时候，婆罗摩又成为佛教的四面佛。

幻惑天王毗湿奴，又被称作帕那莱神，是婆罗门教徒崇拜的保护神。其妻名叫拉克湿迷（Lalshmi），传说是54位神仙和54位妖魔用纳加蛇搅动乳海时从海底获得的，同时还获得三头象、长生不死药和许多金银珠宝。毗湿奴的造像为四手二眼，鼻子很高，手执三叉戟、法轮、权杖、海螺、莲花、弓箭等。头戴高高的王冠，颈上围着黄色的围巾，额头正中有被称为“锡瓦萨”的符号。肩膀上斜挎着一根圣带，有时挂着长至膝盖的花串。颈上的念珠、臂上的手镯、脚上的脚镯都是必不可少的装饰。他以大鹏金翅鸟为坐骑。常见的造像有站像、卧像和坐在纳加蛇身上的坐像。多是石雕像和青铜像。其中最常见的是一尊头戴高帽、四手各执一种兵器的年轻人的立像，可以视作毗湿奴的标准像。

大自在天王湿婆是破坏之神，后来又成为创造之神，住在盖拉沙雪山上。其妻名叫吴妈（Umd，亦名巴拉瓦底Paravati），前妻叫萨迪（Sati）。湿婆的坐骑是一头名叫喃蒂的黄牛。湿婆的造像是：一位留有胡须的老者，或皮肤白皙（有时为黑色或红色）的中年人。脖子是深蓝色或黑色。有三只眼，第三只眼在两眉之间，其上有一月牙，头发挽成顶髻。有时头戴筒状帽，饰耳环，用纳加蛇充当斜挂在肩上的饰带。头上围着花环，颈上挂着念珠，穿虎皮（或象皮，或鹿皮）衣，但最常见的形象是裸体。有时候有两只手，有时候则有四只手。手执三叉戟、弓箭、套绳、拨浪鼓、法螺，有时执法轮、斧、盾。有的湿婆神像做成两性人，一半男人，一半女人，而且湿婆神经常以被称为希楞伽的男性生殖器的形式出现。在神庙里供奉希楞伽，就等于供奉湿婆。

金边博物馆保存着一尊婆罗摩、毗湿奴、湿婆三神合一的神像。按照婆罗门教的教义，婆罗摩是创造之神，而土生育万物，因此婆罗摩属土；毗湿奴是保护之神，而水能保护生命，因此毗湿奴属水；湿婆是破坏之神，而火能焚烧一切，因此湿婆属火。婆罗门教信奉的最高神祇，可以归为一尊，这就是三神合一的神。

神具有神通变幻的本领。金边博物馆有一尊马头神，据说是由毗湿奴转世而来。毗湿奴一共有过九次转世，分别转世为鱼、乌龟、野猪、狮头勇士、巨人、持斧的罗摩、《罗摩衍那》里的英雄罗摩、王子格里萨纳和佛陀，来拯救世界。第十次转世亦是最后一次转世，这个转世其实还没有到来。这是一个尚未到来的末日世界，世界陷于一片黑暗之中，世道人心颓废，充满罪恶邪念，没有忠诚没有爱，人们不再信神，文明丧失殆尽，人类变得像森林里的动物一样，以树皮为衣，以野果为食，人的寿命不超过23岁。这时，毗湿奴变成马头人身的马头神，绕世界跑一圈，把罪恶荡涤干净，重创新世界。从这尊马头神像可以看出古代柬埔寨人对人类文明被毁灭的担忧。

婆罗门教按时间顺序分为吠陀时代和转世时代。吠陀时代以吠陀为经典，通过学习吠陀，达到人与梵天合一，最后进入涅槃境界。转世时代相信神能转世为英雄，譬如毗湿奴转世为史诗《罗摩衍那》里的英雄罗摩，从而演绎出《罗摩衍那》的故事。

除了婆罗摩、毗湿奴和湿婆三尊主神外，他们的配偶亦是重要神祇，同样塑像供奉。

婆罗摩的妻子女神沙拉萨瓦底，本是印度一条河流的名称，此河现已干涸。她原是闪电神的女儿，长得仙姿美貌，经常应邀参加各种祭典，像水一样能够帮人荡涤污秽。她是一尊地位尊贵的专司智慧和艺术的女神。她有多种多样的造像，有一种造像的姿势是骑在大象身上，手执一柄控制大象的铁锤。也有的造像为四张脸，手持念珠、水钵，或经书。按照《吠陀经》的描述，她的皮肤呈红色，穿红色衣服，四脸四手，八只眼，右手持莲花和念珠，左手持水钵和一把勺。她的坐骑是一只凤，有时也骑孔雀、羊或狮子。

毗湿奴的妻子名叫拉克湿迷，是智慧、美丽和财富女神。她经常坐在莲花宝座上，有时也骑在大象身上，有的造像有两只手，有的造像有四只手，皮肤白皙，戴着珍珠项链，有两位仙女作为她的侍从，大象在一旁为她洒水。若是拉克湿迷和毗湿奴在一起的造像，那么她只有两只手；若是她单独的造像，则有四手。

湿婆的妻子叫吴妈，之前还有一位妻子叫萨迪。萨迪是帕他萨的长女，而帕他萨是大梵天神婆罗摩的儿子。由于帕他萨对女婿湿婆不甚满意，有一次他在举行宗教祭祀时当着众仙的面提到湿婆的名字，使他的女儿萨迪十分羞愧，她便跳进火堆里自杀。湿婆闻讯大怒，派人去破坏祭祀，并将帕他萨的头砍下来。后来萨迪转世投胎为刀辛哇的女儿，名叫巴拉瓦底，她逐渐长成一位漂亮的姑娘，而且只信奉湿婆这一尊神，最终湿婆便娶她为妻。她的造像经常和湿婆在一起。若是她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则是一位面貌娇美的女人，手持长矛和镜子；有时的样子也很凶。

湿婆有两个儿子，亦是婆罗门教信奉的神祇。大儿子叫斯肯达（Skanda），是战神。他永远是一个童子的模样，他有六张脸，十二只手，红色皮肤，手持长矛，骑着孔雀，战旗上有一只公鸡。他的这些特点跟太阳崇拜有关：六张脸代表印度一年的六个季节，十二只手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长矛代表太阳的光芒，孔雀自古就是印度的象征，鸡鸣呼唤日出。

湿婆的小儿子叫嘎乃萨（Ganesa），是智慧之神。关于他的生平，有许多传说。最初他长着普通人一样的头，他母亲巴拉瓦底在屋里洗澡，命他守门，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他父亲湿婆来了，他不认识，不准进门。双方发生争斗，湿婆砍了他的头。其母巴拉瓦底十分伤心，百般哀求，湿婆命随从去找一个刚去世的生灵，将其头拿来给他装上。结果找来一个象头。从此，嘎乃萨变成象头人身。他有两只或者四只手臂，拿着驯象的刺棍和套索。他只长着一只象牙，另一只象牙拿在手上。他的坐骑是一只老鼠。

迦楼罗是一只人体鸟头的金翅鸟，是毗湿奴的坐骑，头戴王冠和珠宝，后来成为佛教天龙八部之一，专食毒蛇，是纳加的天敌。

纳加是半神蛇精，婆罗门教崇拜的神祇之一。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称为九头蛇精，实际常见的造像只有五头或七头。纳加系女身，国王每夜必先与之同寝交媾，若此精一夜不见，则国王死期至矣。若国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后来，纳加又从婆罗门教崇拜的对象变为佛教护法，成为天龙八部之一。据说佛祖遇到洪水劫时，是纳加载佛祖逃离洪水。佛祖讲经时遇上下雨，纳加爬到佛祖头上，九个蛇头像扇子一样张开，为佛祖遮雨，所以小乘佛教常有纳加在佛祖头上的塑像和雕像。

总而言之，扶南时期所塑造的各种神像，他们的配偶、子女、坐骑，以及各种妖魔夜叉，人或非人，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神的世界。不仅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他们的信仰、愿望和期盼，也充分展示了他们浪漫脱俗的精神生活。古代扶南的艺术家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塑造了许多流芳百世的经典形象，使婆罗门教义得以在当时的民众中普及，也让我们现代人有缘一睹这些人类文化遗产。

扶南时期的宗教艺术除了以婆罗门教为主要表现内容外，佛教也是一个重要主题。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传入东南亚，最早传入的地区在现今泰国的佛统府，古时称为黄金地。现存资料显示，印度阿育王曾派出由高僧须那迦（Sona）和郁多罗（Uttaro）率领的僧团到黄金地弘法。扶南距黄金地不远，所以稍后不久佛教也就传到扶南。

扶南的佛教造像艺术，在承袭印度佛像艺术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佛陀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佛像的制作和佛像的崇拜，即使佛陀涅槃以后的一段时期，信徒们也是以一些信物象征来代替对佛陀的怀念。比如以大象表示佛的诞生，马表示出家，座表示降魔，菩提树表示成道，法轮表示说法，塔表示涅槃。佛像出现于公元1世纪前后，即印度的贵霜王朝（Kusak）时期，发源地是马朱拉（Mathura）一带。其后印度受到波斯、希腊文化的影响，形成犍陀罗艺术。佛像的制作，仿希腊神像的制作方式，从脸型、发式到衣褶，全然是希腊模式。有人将犍陀罗佛像的特点归纳为：欧洲发式，希腊鼻子，波斯胡子，罗马长袍，印度薄衣，袈裟透体。公元4—5世纪，是印度的笈多王朝（Cupata Dynasty）时期。孔雀王朝的后裔犍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纠集雅利安的藩侯，在恒河流域称霸，于公元320年建立笈多王朝。10年之后，他统一北印度，并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南印度。这是印度佛像艺术最辉煌的时期，形成了笈多佛像的特殊风格。它把佛陀弯曲的头发变为印度珠宝帽的形式，被后人称作释迦头。衣服由宽敞变为合身，由多层变为单层。腰部由粗变为苗条，呈女性化趋势。眼帘下垂，表现出安宁静谧的神情。

扶南时期塑造的佛像与印度佛像的最大区别，在于佛的相貌本土化，既看不到欧洲发式，也不见希腊鼻子、波斯胡子、罗马长袍、印度薄衣，而是变成了吉篾人典型的四方脸、厚嘴唇。现在越南胡志明市博物馆、泰国博物馆、柬埔寨博物馆都保存着一些扶南时期的佛像，因为那个时期除开柬埔寨本土外，越南南部、泰国上高棉地区，都在扶南国的势力范围内。现今，金边国家博物馆保存着一尊公元6世纪的佛像：四方脸，厚嘴唇，弯曲的卷发成珠宝帽状，耳廓很长，身着轻薄透明的袈裟，站立在莲花座上。这是一尊具有代表性的扶南时期佛像的造型。

泰国武里喃府巴空猜县发现一尊高137厘米的青铜浇铸的菩萨像，年代大约在公元7世纪，亦是典型的扶南艺术风格的佛像。菩萨是大乘教派供奉的佛，小乘教派不供菩萨，说明那时扶南流行大乘教派。

扶南的宗教艺术除了神像和佛像的造像外，还在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纪念物的建筑方面有杰出的表现。宗教活动场所指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众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即神庙和寺庙。扶南时期的神庙和寺庙并无严格区分，即使是作为宗教纪念物的塔，也跟神庙、寺庙合为一体。塔是空心的，寺的外观像塔，塔的内部是寺。柬埔寨的宗教建筑称为巴刹（Brasat），其意思是指有尖顶的建筑物，译成英文为Castle（圣殿），完全用石头堆砌而成，故泰国和柬埔寨的华人将其称为石宫。已故泰国华人作家黄病佛先生在其著作《锦绣泰国》中介绍披迈石宫说：“披迈石宫的用途，为政府官邸与孔族（吉篾族）所崇奉的婆罗门教庙宇。”

巴刹或石宫具有吉篾式古建筑的风格，与被称为Wat（潮州话音译为越）的泰式寺庙有明显的区别。石宫是用巨石堆砌而成，石与石之间不用泥灰衔接。屋顶、塔尖、长廊、门框、窗棂等一切建筑材料都是石材，装饰的图案、花卉、动物、人物等统统是石雕；越（Wat）则是砖木结构，庑殿式的大屋顶，再配以木质的雕梁画栋，从外形上一眼就可以看出前者是吉篾式，后者是泰式。石宫分别由7个建筑部分组成：主塔、神堂、砖塔、小塔、藏经室、拱门、长廊。现存的石宫广泛分布于柬埔寨本土，泰国东部、东北部和中部，越南南部。保存较为完好的石宫有泰柬交界的帕威汉石宫，泰国境内的披迈石宫、武里喃府的帕侬诺石宫等。吴哥寺则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石宫，只是建筑年代稍晚，是公元7世纪真腊王国时期的建筑。

扶南的政治统治

扶南是公元1—6世纪雄踞东南亚的泱泱大国，是一个由许多城市部落联合组成的城邦国家。

扶南的城市建设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城市的中心是一座称为巴刹的神庙，神庙往往建在一座小山上，即使是没有山的平原地区，也要堆起一个小山头，然后在山头上建庙。在神庙的四周，必然有一个居民聚居区，因为作为公共祭祀场所的神庙，不是凭借一两户人家的财力所能修建起来的，而要靠很多人家的力量。作为居民聚居区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以神庙为中心，居民住宅向周围辐射发展，规模慢慢增大，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几乎每座古代城市都采取这样的发展模式。每座城市都形成一个部落，每个部落皆有一位首领，他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领袖。许多城市联合组成国家，这个国家称为扶南，因为在柬埔寨语里“扶南”（Ba Phnom）就是山，意即山地王国。

据学者们考证，扶南的首都在湄公河畔，在现在的朱笃（Chaudoc）和金塔之间。《新唐书》卷222下扶南传说：“扶南……治特牧城，俄为真腊所倂，益南徙那弗那城。”说明扶南的旧都原先在特牧城， 后来在真腊的胁迫下，迁都那弗那城，即现在柬埔寨的婆罗提拔城。

扶南的城市建设规划以山顶神庙为中心的特点，反映出国家行政领导亦是以神权为核心的事实。我们只要检索扶南历史上的历代国王，不难发现许多国王本身就是婆罗门。即使是世俗出生的国王，也是以婆罗门为国师。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典章制度深深打上了婆罗门教的烙印。婆罗门教把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阶级，前两者是统治阶级，后两者是被统治阶级。婆罗门教创造了一种教会人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世界观，它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社会秩序，有的人为什么生来就是高种姓，有的人为什么是低种姓，这是因为不同种姓的人是由湿婆神不同的部位变成的，先天就处于不平等的位置。它教人承认这种社会秩序，坚持各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并用许多烦琐的祭祀神的礼仪和规矩，将这种阶级差别固定下来。因为在祭祀活动中，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礼仪和规矩，是不能违背的。只有高种姓的人才有资格祭祀湿婆、毗湿奴、婆罗摩这样的主神，而低种姓的人，只能拜祭山神、树神、神猴等级别较低的神。祭神仪式也有很大区别，国王和贵族举行的仪式，一般都比较隆重和有相当的规模，因为具备丰厚的物质基础。普通百姓祭神，虽然也同样怀着虔诚的心情，但经济条件决定他们的仪式不得不办得比较简便和草率。宗教仪式是宗教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离开宗教仪式，宗教内容就会变得抽象和不易理解。正如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用宣扬礼教的办法来规范君、臣、父、子等人与人之间必须遵守的人际关系一样。所以我们说，等级制度是东方专制主义形成的基础，是平等自由社会的对立面。

扶南国初期的社会性质，处于由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混填立国之后就“分王七邑”，把他的后代子孙分封为“小王”，分别去统治七个城市。到了盘况当国王的时代，亦遣子孙“分治诸邑”。这种统治方法，跟中国商周时期的采邑制度相似。“大王”（天子）是中央的统治者，“小王”（诸侯）统治地方，小王是大王的亲属或宠信，小王和大王保持进贡关系。“贡赋以金银珠香”， 这里所谓的“贡赋”，包括小王向大王进的贡，也包括土地耕种者向小王交的赋。这样的关系反映了大王、小王作为国家土地的所有者与土地实际耕种者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赋税和地租是合为一体的。

扶南的很多政治制度是直接取法于印度的。特别是到了公元4—5世纪的 陈如当扶南国王时期， 陈如本身就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当他握有统治权以后，“复改制度，用天竺法”。首先他竭力提倡婆罗门教，甚至把他到扶南当国王也说成是神的旨意，“有神语曰：应王扶南”。谁人能当国王，应该是由神的旨意决定的，神权凌驾于王权。在阶级等级的划分上，婆罗门地位最高，其次才是刹帝利（国王）。国家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都掌握在作为祭师的婆罗门手里。国王的登基大典，婚丧仪式，节日庆典，宗教祭祀等，统统都由婆罗门主持。烦琐的婆罗门教礼仪，规范了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不能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当宗教信仰广泛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时候，它便变成一种政治制度。

婆罗门教给扶南带来了最早的法律。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则，对维系社会安定，规范人们的言行，处理各种矛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古籍的记载，来看扶南时期是怎样为犯罪嫌疑人定罪的：

《南史》卷78说：“（扶南）国法，无牢狱，有讼者，先斋三日，乃烧斧极赤，令讼者捧行七步，又以金环、鸡卵投沸汤中，令探取之，若无实者手即烂，有理者则不。又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喂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

表面上看，这种定罪的方法很荒唐，实际上它却把“神”的意志引进了法律，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神”参与了诉讼的裁决。所以在诉讼前要“先斋三日”，吃素三天以示对神的崇敬。下面的是非曲直，是死是活，则看神是不是愿意显示奇迹。

《太平御览》卷786扶南条引《吴时外国传》说：“扶南人若户中亡器物者，即以米一升诣神庙，乞神见盗者。以米著神足下，明日取米，呼户中奴婢分令啮之。盗者口中血出，米完不碎，不盗者入口即败。”

这种断案方法，更是把法庭搬到神庙里，由神充当审判官。

由此可见，婆罗门教对扶南的政治制度影响巨大，不仅是为扶南人带来一种宗教，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政治制度。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婆罗门教看成虚幻的、脱离现实的东西，其实其头伸进天国，脚却立足于尘世。

扶南的衰亡

扶南作为早期东南亚的一个大国，经历了六七百年，曾经盛极一时，最终还是逃不了衰亡的命运。世间事物，有生必有死，有盛必有衰，这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扶南的衰亡，虽然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但也并非没有促成其衰亡的内、外部原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我们在撰写扶南历史的时候，有必要探讨一下扶南衰亡的原因。

扶南的开国之君混填去世以后，“子孙相传”，传位混盘况（混盘况以计谋获得王位），父子相传说明国家政权的传子制度已经基本确立。这表明扶南已经由原始部落联盟进入了阶级社会。在此之前的原始社会，领导人的产生通常是通过选举制，或者禅让制，具有较多的民主成分。到了氏族社会末期一度出现传弟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完善，“家天下”的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于是确立了传子制，由直系血脉的儿子承继大统，开始由民主走向独裁专制。然而有些时候国王有不止一个儿子，这些儿子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不惜流血火拼，上演了许多惨剧，造成社会动乱。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嫡长继承制便应运而生。嫡长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保证了政权和平转移。

扶南国的政权，从混填到混盘况都是父子相传。“混盘况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立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伐金邻国，蔓迂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 就是说，自盘盘以后父子相传的制度受到了挑战。盘盘死后王位不是由他的儿子继承，而是由“国人共举”的范蔓为王。范蔓原准备传位给太子金生，却被其侄旃篡位。范蔓的小儿子长成年后又杀旃，夺回政权。其后长的大将范寻杀长自立。王位就在异姓间被流血争夺。上层统治者的内讧，必然造成国力的内耗，影响社会安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扶南衰败的内部原因。

从外部看，扶南末期常受林邑欺凌。《南齐书》卷58说：“（扶南）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袭。”同时，真腊的崛起对扶南也造成很大的威胁。此消彼长，扶南最终被真腊取代已不可避免。我们虽不能确定扶南亡国的具体时间，但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扶南不再见于中国史籍。

作者点评

扶南是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个古代国家，出现于公元1世纪，繁荣于3世纪，6世纪后逐渐衰落，公元7世纪被真腊国取代。

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以梳理出扶南经历了从混填至留迤跋摩计11个王朝世系。当然其中有些王朝史籍阙如，无法补全，但总体来说已非易事，是中国古人对柬埔寨历史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因为这是仅仅依靠柬埔寨本身的历史记载所无法做到的。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两大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印之间海路往来必然途经扶南，扶南文明是中、印两大古代文明在东南亚地区相碰撞的产物，是柬埔寨本土文明在中、印两大文明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与扶南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实际就是古代连接中国与海外交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畅通的开始。海上丝路见证了扶南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传递和保存了扶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贸易等方面的信息。自汉朝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直到扶南被真腊所灭，时间跨度达六七百年，扶南一直跟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扶南的兴亡与海上丝路密切相关，海上丝路助力扶南成为东南亚的海上强国，推动了扶南的造船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扶南的经济繁荣和鼎盛。由此证明，海上丝路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沿线国家互利共赢、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共创辉煌的海上通道。

扶南的古代文明，说到底是一种宗教文明。宗教虽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当用其来进行思维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当用其至日常生活实践的时候，它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当用其与政治统治相结合时，它便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婆罗门教对扶南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影响甚巨。神的旨意决定谁人能当国王。在最初阶段神权凌驾于王权，婆罗门地位最高，其次才是刹帝利（国王）。即使后来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国家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等都掌握在作为祭师的婆罗门手里。国王的登基大典，婚丧仪式，节日庆典，宗教祭祀等，统统都由婆罗门主持。烦琐的婆罗门教礼仪，规范了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不能越雷池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仪便是划分阶级地位的标准。扶南的法律也打上了婆罗门教的烙印，其《法典》基本上照抄印度的《摩奴法典》，很多情况下，诉讼断案被引进神庙，神的职能相当于法官，神的意志成为断案的依据。

由于宗教在扶南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作为宗教载体和表现形式的扶南宗教艺术十分昌盛，包括神像和佛像的塑造、宗教活动场所神庙和佛寺的建造及装饰、宗教纪念性建筑塔或陵墓的构建等三大部分，涵盖雕塑、绘画、浇铸、建筑、装饰等各种艺术领域。扶南的宗教艺术堪称人类早期宗教艺术的瑰宝。经历了新、旧石器时代的扶南人，似乎对石头情有独钟，将石头视为最坚固并能永远保存的材料，用坚硬的石头雕刻神像和佛像，竟能刻出薄如蝉翼的服饰和细致生动的面部表情；用石头建筑神庙，竟能不加泥灰就能使万丈高楼拔地而起。他们给石头赋予了生命，创造出奇迹。从柬埔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现存的神像、佛像及遍及各地的宗教文化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独具特色的扶南宗教艺术精品，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宗教传播是古代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元5—6世纪扶南成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个中转站，其地位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和阗、龟兹。除此而外扶南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也伴随宗教传到中国。

扶南创造了奇迹，扶南历史也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转变。从内因分析，扶南上层统治集团的内讧和争权夺利，削弱了国力；从外因上看，真腊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它的灭亡。真腊是继扶南之后吉篾族建立的又一个国家，它由同一个民族在同一块土地上把柬埔寨历史推向了更进一步的辉煌。 PMNMO0k8rCqwZaK6NCDs/svvzEi0kwpbohY+jZQEqHPaL13V0R7xrJ99JdI30P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