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柬埔寨王国（The Kingdom of Cambodia）是东南亚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扶南文明和吴哥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绚丽的篇章。扶南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存在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初。吴哥王朝是柬埔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从公元9世纪初沿袭至公元15世纪初。璀璨夺目的高棉文化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中南半岛广袤的大地上，永远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柬埔寨强盛之时，有“富贵真腊”的美称，雄踞东南亚，操控海上贸易，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官方朝贡贸易关系，频繁与印度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印度引入婆罗门教和佛教，俨然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泱泱大国。只是从公元13世纪末以降，柬埔寨不断受到暹罗、越南等强邻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被迫多次迁都，国势由强转衰。近代，由于经受了法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时间长达90余年，结果是国破家亡，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哀鸿遍野。1953年获得国家和民族独立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但好景不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陷入20多年的内战与动乱。直到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签订后，柬埔寨王国才真正走上了和平、独立、中立的发展道路。

柬埔寨的历史，是一部辉煌与屈辱相糅杂、成功与失败相交替的历史。柬埔寨人民既创造了傲世的惊人成就，也经历了惨不忍睹的悲痛。他们是值得我们同情和尊敬的。自古以来，中国和柬埔寨就有着频繁的友好交往，中国与扶南外交关系的建立，实际就是古代连接中国与海外交通的海上丝绸之路畅通的开始。海上丝路见证了扶南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传递和保存了扶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如果没有海上丝路，就不会有中国古代的官员、商人、僧侣、学者、水手和移民来到东南亚地区，也就不会有中国历代留下来的根据这些人亲身见闻记录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唯一性、真实性和无可替代性。所以我们说，海上丝路传递和保存了包括扶南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古代文明信息，是海上丝路的一大重要历史贡献，这个功绩在海上丝路的研究中，一直被忽略了。

早在公元1世纪，中国汉朝政府就派出使节，从广西合浦港出发，乘船经现在的越南、柬埔寨，渡暹罗湾，步行穿越克拉地峡，然后再乘船至印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使行程。汉朝的使节曾经路过扶南，这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没有汉使曾经专门访问过扶南的确凿记录。

现有的确凿证据证明，扶南与中国的正式直接交往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后汉书》卷三）。

《后汉书》称他们为“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他们的首领曾向中国汉朝敬献过生犀、白雉。这里提到的日南，即汉武帝于公元前设立的郡县日南郡，属汉朝管辖，其地在今越南南圻。所谓“日南徼外”，指的是扶南的“究不事人”。而“究不事”则是今柬埔寨的古称。

自汉朝以后，三国时期、东晋西晋、南北朝、隋朝、唐朝，直到扶南被真腊所灭，时间跨度达600—700年，扶南一直跟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条海上丝路一直保持着畅通。三国时期，吴国交州刺史吕岱派官员朱应、康泰出访扶南。归国后，朱应作《扶南异物志》，康泰作《吴时外国传》。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扶南的两部专著，惜已失传，仅留片段记载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人从这些类书中将有关条目辑录出来，编辑成书，使亡佚的《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得以部分复活，便于学者进行研究。

柬埔寨扶南时期的历史，柬埔寨自己都没有记载，全靠《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的残卷，以及《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的记载，才得以勉强凑成断断续续的历史。

而柬埔寨的吴哥文明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并为世人所重新认知，完全是因为元人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公元1295年，元成宗铁穆尔遣使真腊，温州人周达观作为翻译随使团而行。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始还。周达观回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了《真腊风土记》，成为世界上仅存的最早全面记录柬埔寨吴哥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情况的专著。

继周达观访问吴哥后一百多年，即公元1431年，暹罗人攻占了吴哥城，柬埔寨人被迫迁都，吴哥王朝从此走向衰亡。直到公元19世纪，沉睡于热带丛林中数百年的吴哥遗址才重新被唤醒，而《真腊风土记》则是打开吴哥秘境的钥匙。1858年法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亨利·穆奥到湄公河流域考古探险。《真腊风土记》的西文译本，使他相信吴哥文明不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在暹粒向导的带领下，用砍刀劈开密林，终于发现吴哥寺高耸的塔尖。亨利·穆奥是把吴哥遗址信息传递出去的第一个西方人。随着吴哥遗址被逐步清理修复，吴哥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吴哥文明之谜被一个个破解，而解谜的依据正是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柬埔寨的古代史才得以清晰、真实地存活下来。西方学者所著关于柬埔寨的历史著作，包括霍尔的《东南亚史》（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 ）、《剑桥东南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 ）和大卫·森德的《柬埔寨史》（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等史学名著，它们都是靠征引中文史料才得以完成的。由于西方汉学家对中文（特别是文言文）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赶不上中国学者，在翻译和引用中文史料时难免发生一些错误，造成历史误会。因此，由中国学者来重新撰写和诠释柬埔寨古代史，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

再者，自1867年以来的柬埔寨近现代史，是一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同时也是柬埔寨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奋斗史。这一点与中国十分相似。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也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民和柬埔寨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命运与共，相互支持。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人民的反帝、反霸和反侵略的正义斗争，西哈努克亲王也视中国为他的“第二故乡”。这种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情，加深了相互的支持和了解。进入21世纪以后，中柬关系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重建21世纪海上丝路，互利共赢的中柬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柬埔寨的近现代史。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催促下，《柬埔寨通史》的撰写任务被提上了议程。

2013年笔者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编辑之聘，撰写了《泰国通史》，作为“万国通史”丛书之一种。该书2014年正式出版后，读者反映强烈，被列为大学泰语专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材。接着笔者主动请缨撰写《柬埔寨通史》，因为柬埔寨不仅是泰国的近邻，而且两国的历史、文化相互交织，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解难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的支持和帮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柬埔寨通史》便完稿。之所以如此顺利，完全得益于对大量史料的掌握。笔者穷搜典籍，几乎做到竭泽而渔，从大量中文记载中汲取营养，同时参阅英文和泰文的著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多次亲赴柬埔寨实地考察，在柬埔寨文化部官员的关照下，到吴哥、暹粒博物馆、柏威夏、磅同、金边博物馆等地参观拍照，获取第一手资料。笔者觉得，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阐述和解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历史研究方法。

在撰写《柬埔寨通史》的过程中，笔者刻意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既然写的是柬埔寨的通史，就要把握住通史的特点，从古至今，一以贯之。要强调历史发展持续性和连贯性，努力厘清2 000余年柬埔寨历史发展的脉络，绝不可以断章取义割断历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概括和总结盛衰交替的原因和规律，以作为我们的历史借鉴。

据笔者所知，世间有关柬埔寨通史的著作不多。1914年出版的Adhemard Leclere著《柬埔寨史》（ History du Cambodge ）是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的柬埔寨通史。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森德又出版了《柬埔寨史》（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并于1997年被译为泰文在曼谷出版，2013年8月又被译为中文在北京出版。这是两部关于柬埔寨通史的著名专著，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新的史料和考古发掘的出现，使得重新撰写《柬埔寨通史》成为必要。

《柬埔寨通史》必须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环境中来撰写。古代中国与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实际就是连接中国与海外交通的海上丝绸之路畅通的开始。海上丝路见证了扶南、真腊时期柬埔寨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传递和保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如果没有海上丝路，就不会有中国古代的官员、商人、僧侣、学者、水手、移民来到东南亚地区，也就不会有中国历代留下来的根据这些人亲身见闻所作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唯一性、真实性和无可替代性。所以我们说，海上丝路传递和保存了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古代文明信息。这是海上丝路的一大重要历史贡献，这个功绩在海上丝路的研究中，在对柬埔寨古代史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古代史的研究中，一向被忽略了。

二是《柬埔寨通史》应该包括华侨华人的移民史。正如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流寓条所说：“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著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室屋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这就是造成古代大批华侨华人移民柬埔寨的基本原因。随着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在柬埔寨各地形成华人社区，进而发展为华人社会，以致到现在华人成为柬埔寨的一个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用他们辛勤的劳动，不但参与创造了柬埔寨辉煌的古代文明，也投身于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以及当代柬埔寨国家建设的行列中。这不仅从吴哥浮雕壁画中可以看到大量生动的描述，也可以从当代柬埔寨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所以，《柬埔寨通史》需要把华侨华人史列为重要的一部分。

三是以吴哥为代表的柬埔寨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它与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并称世界四大奇观，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很多人去吴哥旅游，见到许多石头建筑和雕像，不太理解，甚至产生审美疲劳，不知其内涵。我们要给他们解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吴哥文明的灵魂？灵魂是生命存在的标志。不仅生物有生命，非生物也同样有生命，非生物的生命表现为它的存在价值。灵魂就是使生物和非生物得以维持生命的那点儿精气神，失去灵魂，生物便没有生命，非生物也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吴哥城市建设的特点，充分说明吴哥城是以宗教为中心的理念而形成的。城市的中心建筑是神庙，城市里的主要建筑群是王宫和宗教建筑，商店和民居统统在城外。城市建设明显以神权和王权为中心，由吴哥城反映出来的吴哥文明，毫无疑问是一种宗教文明。在吴哥王宫的地下曾挖出一块吉篾文的石碑，是公元12世纪阇邪跋摩七世建造吴哥城时留下的。这块石碑只有一句话：“吉篾国宛如天堂国度。”充分说明吴哥城是当时的吉篾人以他们理想中的天堂为蓝图而建造的。世界上，除了吉篾人，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把宗教理念中的天堂变成生活中的现实？这是一个多么富于想象又多么敢于实践的伟大民族！这种文化创举，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四是吴哥文明也和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样，一定会遵循产生、发展、兴盛、衰亡的规律。吴哥文明的衰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婆罗门教宣扬的“天国理想”，实际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前景的期盼。正因为有了这种期盼，人们才获得超越自我的能力，在劳动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居然用一块块巨石筑成象征人间天堂的吴哥城。可以想见，他们以何等坚韧不拔的毅力来超越自我，创造奇迹。他们的财力、精力和人力都集中到吴哥城、吴哥寺和大大小小的其他宗教建筑上，因而忽视了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他们崇尚虚拟世界，回避现实矛盾。他们不知道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之间，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理想不能代替现实。他们的精神追求超过了物质需要，堕入理想主义的宗教乌托邦。当外国军队攻入吴哥城的时候，他们的美梦这才被惊醒了，他们沉醉其中的宗教乌托邦被打碎了。

其次，吴哥文明是建立在发达农业的基础上的。吴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肥沃的土壤，纵横交错的沟渠，自动调节水量的洞里萨湖，茂密的热带雨林，所有这一切，都给农业丰收提供了保障。可是，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旱涝保收的农业基础被动摇，国力衰败和文明凋谢就不可避免。

再者，兄弟阋墙，争夺王位的内讧，是削弱国力的内部原因。

最后，人口的锐减是造成吴哥文明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主观原因方面说，吴哥时期以前信仰婆罗门教为主。婆罗门教主张生殖崇拜，提倡繁衍人口。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到了阇邪跋摩七世时期，佛教逐步取代婆罗门教，宗教信仰的变化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小乘佛教注重个人修行，戒色寡欲是他们最看重的信条。许多男女青年出家为僧为尼，使全国人口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加之，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争，素不以夺取土地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夺取人口和财富为目标。这是因为东南亚地广人稀，最缺乏的是劳动力。因此，柬埔寨每次战败，都有大量的人口被掠夺。众多的劳动力流失，国家焉得不衰落之理！

多种因素的合力，导致了吴哥文明的衰亡。

五是19世纪中叶，柬埔寨相继沦为法国、日本的殖民地后，柬埔寨历史进入一个黑暗、屈辱的时期，同时也是柬埔寨人民奋起反抗殖民统治，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光辉时期。充分揭露外国殖民统治给柬埔寨带来的危害，热情歌颂柬埔寨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撰写这段历史的主旋律。

六是1953年柬埔寨独立后的现代史，头绪纷繁，错综复杂，国内各种政治派别登台，背后都有不同的外国势力。各种矛盾的激化，导致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经济发展停顿，人民生活痛苦。经历了1970—1975年的抗美救国斗争，柬埔寨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1978年12月越南军队的入侵，促成了三方抗越联合政府的建立；1991年《巴黎协定》的签订，给柬埔寨带来暂时的和平；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派出维和部队，经过20年动荡以后柬埔寨有了第一届民选政府；1993年以来，通过3次大选的历练，民主政治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柬埔寨实现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柬埔寨王国宪法》所规定的“君主立宪制”和“自由民主多党制”的基本框架得以构建。梳理柬埔寨的现代史，对历届政府、重要政治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撰写这段历史的重点。

总而言之，在撰写《柬埔寨通史》的过程中，笔者紧紧扣住上述6个重点，力图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彰显出自己的特点。笔者竭尽全力，不敢稍怠，但囿于学术水平有限，是否真正实现了这个愿望，还望方家和广大读者评鉴。

段立生
2016年11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