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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夏一代，四百余载，从禹勤沟洫到桀败鸣条，其间多少风云诡谲和波澜壮阔。但早在司马迁时代，文献已然不足征，无法构建完整翔实的夏代史，而只能征引《禹贡》《皋陶谟》等《尚书》诸篇内容，集中叙述大禹功绩作为《夏本纪》的骨干。这里以《夏本纪》为纲，佐以其他文献记载，综考夏代重大史事，为夏文化探索勾勒出必要的历史背景。
大禹治水是中国上古史上的“大事件”，但近代以来，受“疑古”风潮的影响，颇有把它一笔抹杀的趋势。大禹治水同时兼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学证据，所以不能轻易否定它的历史真实性。
关于大禹治水，以《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三篇《尚书》所记最为系统完备，兹分述如下。
（1）《尧典》
《尧典》是今文二十八篇《尚书》中的第一篇，因为它“牵涉古史的各个方面，所以问题成堆”，但仍是研究上古史的关键史料。
《尧典》中与治水有关的记载共三条：
一是帝尧听从四岳的建议命鲧治水，九年而无功：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二是鲧治水失败，被帝舜视为“四罪”之一，殛之于羽山：
流共工于幽洲，放
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三是帝舜命禹为司空，继续治水大业：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2）《皋陶谟》
《皋陶谟》是今文《尚书》中的第二篇，记录了皋陶和禹在帝舜朝廷上的对话。他们谈论的要点是如何引导德教，建设和谐社会，所以该篇开首就是：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
禹的发问，引出了皋陶关于“九德”“五典”“五礼”和“五刑”的长篇大论。《皋陶谟》的后半部分则记录了禹的大段言论，其中陈述了他治水的情况：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
然后禹向帝舜建言要谨慎执政，舜表示首肯：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
在向帝舜的建言中，禹提到了自己娶涂山之女，生子启；并述治水成功后海内咸归，划天下为五服，但苗民依然冥顽不化：
禹曰：“予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
（3）《禹贡》
《禹贡》是《尚书》中的鸿篇巨作，也是与大禹治水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篇文献，一般认为它的最终写定应该是在战国时期。
《禹贡》讲述了禹治理洪水，奠定疆土，按照自然地理划分九州，并按州记录各州的山川、土壤和物产，以及根据田地的等级和经济繁荣程度确定各州贡赋的高低。篇末又有一段关于“五服制”的论述，与全篇以自然地理为主的描述颇不协调，应出于后人的附会。
《禹贡》的核心内容，可以全篇开首第一句作为总括：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奠高山大川”的结果就是划定了“九州”，《禹贡》的“九州”依次是：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全篇以禹的声教达于四海而结尾，与篇首前后呼应：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禹贡》是《尚书》研究的焦点，历代学者意见纷陈。但《禹贡》既然是司马迁作《夏本纪》的主要史料来源，它无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理应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大禹治水和夏代史的核心材料。
除上述三篇《尚书》外，其他先秦文献中还有很多与大禹治水相关的记载，兹不赘引。近年与大禹治水相关的新发现是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器底有铭文10行98字，铭文开首即说：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
铭文内容与上引《尧典》《皋陶谟》和《禹贡》诸篇的思想乃至语句都惊人地相似，足证至晚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划土作贡的事迹及其爱民敬德的思想已经十分流行。很显然，铭文所述内容不会出于周人的杜撰，而是夏商以降口耳相传、书于竹帛并铸为彝铭的结果。
另外，上博简《容成氏》也有关于大禹治水、疏通河道的记载，其中提到“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序，水潦不湝，乃立禹为司工”，并记禹“既受命”之后，亲执耒耜，开始了治水的伟业，决河之阻，东注之海，天下九州乃“始可处也”。
从简文来看，禹治水的范围涉及九州，治水之后，九州方可居处。《容成氏》所述九州与《禹贡》九州之名不完全相同，学者对此已经多有考证，兹不赘述。
而禹的功绩之大，无人可匹，所以简文又说“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
图1-5 豳公盨及其铭文
综合上述记载，发生在尧舜时期的这次大洪水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即水大、时长、地广。《尧典》说“汤汤洪水”“浩浩滔天”，可见洪水之大；鲧治水九年而“弗成”，而“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史记·河渠书》），大洪水前后肆虐长达二十余年，生民深受其苦；《夏本纪》描述大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九”是数之大者，极言其多，可见当时遭受水患的地域十分广泛，至少整个黄河下游地区都在洪水的暴虐之下。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这次异常大洪水进行了分析。有研究指出，在相关遗址所发现的异常洪水地质记录，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确实是我国北方超大洪水多发的时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在这一时期均普遍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研究表明，此次异常洪水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降温事件有密切关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水量增多可能是造成大洪水的主要原因。
一般认为，鲧治水失败是因为他一味地壅堵洪水，而禹的成功则在于他采用了疏导的方法。《国语·周语下》记“灵王二十二年，榖、洛斗，将毁王宫”，而“王欲壅之”，太子晋向灵王进谏“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并以共工、鲧、禹和四岳的治水经历为例加以对比说明：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
，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
按太子晋所言，禹为鲧之子，四岳乃共工之后，鲧和共工都因为没有遵守“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古训，反而“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破坏自然环境而导致洪水泛滥，最终身败名裂，禹和四岳则依靠疏川导滞而大获成功，如此鲜明对比的历史经验当然很具有说服力。
但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治水的成败绝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于疏或堵，因为任何治水活动都必然要疏、堵结合方可奏效，即便在当今社会，壅堵（如加高堤坝）依然是最常见、必要的治水方式，疏与堵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所以，早在战国时代屈原就已经心生疑虑，在《天问》中写道：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在屈原看来，禹之“成”是基于鲧之“营”的，两者根本不可截然分开，所以屈原在《天问》中又写道：“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而童书业先生甚至认为鲧、禹的治水方法根本不存在本质差别：
禹治水之事见于《诗经》与《周书》，只言其“甸山”“敷土”“平水土”，而未明言如何从事。读《山海经》《天问》及《淮南子》等书，始知禹所用之治水方法与鲧相同，为“堙”为“填”。
因此，大禹治水成功的原因需要从其他角度来考虑，从《尧典》等篇章的相关记载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技术环节。从文献记载来看，大禹治水确实注重疏导，但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疏导，而是大范围、因地制宜式的疏导。治水是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尧舜时期这种异常大洪水，小范围的疏堵不但无法根治，而且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以邻为壑，反而阻碍了治水的实施。因此，此时的疏堵必须是广大区域内集体行动才可以奏效，通过设立分洪区，主动淹没一些区域，形成新的泄洪道，才能真正根治洪水。而文献记载显示，大禹及其治水团队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方法就是《皋陶谟》所说的：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毫无疑问，洪水肆虐给生民带来的最大困扰显然是吃饭问题，而设置泄洪区疏导洪水就会加剧该地区的灾情。在益和稷等人的辅佐下，大禹使“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充分调剂和分配粮食，较好地化解了分洪区居民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在分洪后能够有基本生活保障。司马迁对《皋陶谟》中的上述记载笃信不疑，所以在《夏本纪》中将这段话转述如下：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在禹的一系列举措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只有在这种大范围的粮食调配，排除分洪区民众后顾之忧的前提下，大禹才有可能动员天下诸侯“舍小家，顾大家”，齐心协力，“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从而彻底疏导洪水。
大禹治水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的治水精神。很多先秦文献都记载大禹常年奔走在治水第一线，如《庄子·天下篇》就有以下的描述：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劳天下也如此。”
《韩非子·五蠹》也有类似的记载：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上博简《容成氏》也讲大禹受命治水，亲持耒耜，面容乌黑粗糙，“胫不生之毛”。很显然，这些记载都有共同的来源，大禹这一辛劳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并传之后世。直到汉代画像石中，大禹依然是头戴斗笠、手执木耒、奔走在山川之间的勤劳造型。
发生在尧舜时期的这次大洪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
，在与洪水长期抗争的过程中，古代先民在治水技术、保障机制和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不断积累经验，这是大禹治水终获成功的根本原因，故梁启超特别指出：“兹事虽出天变，而影响于古代人民思想及社会组织者盖至大，实史家所最宜注意也。”
《国语·鲁语上》记“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豳公盨铭文也反复称颂禹之“德”和禹之“明德”，都可谓是一语道破，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不在“术”，而在“德”也。大禹之“德”，催生了治水所需的社会机制，促使史前部落联盟向早期王朝的演变，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堪称中国上古史上最为人瞩目的历史事件。
图1-6 武梁祠汉画像石大禹形象
据徐旭生先生的研究，我国上古部族大体上可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集团，三苗是苗蛮集团中重要的一支。
《战国策·魏策一》对三苗的活动空间有一个界定：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徐先生据此判断三苗的活动地域“似乎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
三苗是尧舜时期的大患，双方纷争不休。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位时：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吕氏春秋·召类》也记载：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虽然尧“迁三苗于三危”，但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
虞舜在位时，三苗依然是心腹大患，故《左传》昭公元年就有“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的说法，可见三苗对中原华夏集团危害之大。因此，舜继续对三苗进行征伐，如《吕氏春秋·召类》在记尧伐南蛮之后，紧接着又说：
舜却苗民，更易其俗。
从文献记载来看，虽然是舜在位时彻底征服三苗，但禹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韩非子·五蠹》记：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征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还有记载表明，舜、禹之所以能够征服三苗，其实得益于三苗的内乱。《墨子·非攻下》说：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墨子·兼爱下》还引禹征三苗时所发布的《禹誓》：
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此战舜禹一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舜又崩于苗蛮之地。《史记·五帝本纪》于此言之凿凿：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礼记·檀弓下》也有“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的记载，郑玄注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郑玄的说法应该合乎史实，舜崩于苍梧，必然与征伐三苗集团有关，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战争的惨烈程度。帝舜的葬地，文献中也有其他说法，但以苍梧九疑说影响最大，在战国秦汉间十分流行，其中应该包含了某些史实的素地。
至于《五帝本纪》说舜践帝位时已61岁，39年后以百岁高龄而南巡狩，这自然是出于后世的附会。
禹征三苗是上古史中的大事，是中原华夏集团压服苗蛮民族的关键一役，在后世记忆犹新，成为重要的历史教育素材。如《尚书·吕刑》本是记载吕侯为周穆王言“作修刑辟”之事
，但把五刑之作追溯到苗蛮的作乱：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综合上述分析，大体可以肯定上古时期华夏与苗蛮集团之间确实发生过剧烈冲突，并以华夏集团获胜而告终，故有学者称“虞夏之际，其兵戈扰攘而生民困厄可知”。
近些年有不少学者尝试从江汉平原考古学文化变迁来理解“禹征三苗”，取得了显著成绩。
有关“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我们将在下文再做详细讨论。
《左传》哀公七年载：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而禹会诸侯于涂山，是以禹娶涂山氏女为基础的。《尚书·皋陶谟》载大禹曰：
予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
上文已经指出，涂山在今安徽蚌埠。而近年来蚌埠禹会村的考古发掘为“禹合诸侯于涂山”增加了有力的考古学证据，在这里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大规模祭祀遗存以及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发掘者认为，禹会村遗址集中出土多种文化背景的陶器，应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此参加某种盟会而制作的结果，这与文献记载的“禹会涂山”可相契合。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禹会村遗址进行了环境考古研究，发现公元前4100年前后是淮河流域洪灾发生的高峰期，因此它有可能是大禹治水的客观前提。
图1-7 禹会村祭祀台基及其效果图
要论定禹会村遗址的上述发现一定就是“禹会诸侯”这一历史事件的遗存，当然还需要更为确凿的考古学证据。但该遗址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都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需要考古学者深入阐释这些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内涵。
古本《竹书纪年》载：
（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
《国语·鲁语下》也记载此事：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但禹也崩于这次会稽之会，《史记·夏本纪》记载：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正义》引《括地志》云：
禹陵在越州会稽县南十三里。庙在县东南十一里。
《墨子·节葬》有“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的说法，可知所谓禹葬会稽的性质与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是一致的，实际上反映的都是中原尧舜禹集团对长江流域土著民族的征伐。
上文已述，因禹崩于会稽，并葬于会稽，故夏人封其后裔于此以祭祀禹。这就是《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记的：“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会稽即今浙江绍兴，今绍兴市东南会稽山香炉峰北麓即有大禹陵和大禹庙。
虽然传世文献对禹葬会稽均言之凿凿，但今人却以夏文化不可能影响到浙江地区为由而对此说多持怀疑态度
，并推测这是越人为提高本族地位而虚构的故事。
但以《史记》所载，禹崩于巡守途中，或崩于会诸侯于江南之际，都是突发事件，就近而葬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史记·夏本纪·集解》更引多条文献述禹之节葬。此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视天下，专门“上会稽，祭大禹”（《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司马迁本人也曾经“上会稽，探禹穴”（《史记·太史公自序》）。所有这些记载和举措不宜简单地归于后人附会，禹葬会稽当有其历史依据。
在禹崩会稽之前，禹已经对接班人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墨子·尚贤上》更是列举了古代的多位贤臣，益赫然在其中：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尧举舜，舜传禹，而禹欲传位于皋陶和益，这就是颇为后世所艳羡的禅让。《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等文献所记述的尧、舜、禹的禅让，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出于后人的伪托，是学术界长期争讼不已的问题。
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如夏曾佑、钱穆和范文澜等人都倾向于相信所谓的禅让制应该体现了上古时期的君位推选制
，也有学者认为是酋邦社会中“和平的权力转交”。
特别是近年来，在出土文献中也屡屡见到与禅让有关的记载，如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就是一篇典型的专讲禅让的战国文献，其中说：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又说：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
还说：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而教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
上博简《容成氏》也详细记载了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过程。
第6、7简载：
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贱施而时时，
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
据此，尧之为天子，本身就是尚贤的结果。第9、10、11和13等数简又记：
尧乃为之教，曰：“自纳焉，余穴窥焉，以求贤者而让焉。”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尧为善与贤，而卒立之。
举贤、让贤是尧一贯的主张，而舜的出现，圆了尧的让贤梦。第13、14简记：
昔舜耕于历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尧闻之而美其行。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亩之中，舜于是乎始免笠、肩耨锸，
而坐之。
尧求贤若渴，而最终取得圆满结果。第12简载：
［尧乃老，视不明，］听不聪。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尧有九子而不用，要传位于舜，舜让天下贤者，但最终是“不得已”而“受之”。据简文，舜受尧禅之后，也重用后稷、皋陶等贤人，“天下大和均”。
舜之世，洪水滔天，舜乃命禹为司工，肩负治水大业。禹决九河，通三江五湖，九州才适合居处。于是《容成氏》第17、18简记：
舜乃老，视不明，听不聪。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禹即位后，类似的故事又重来了一次。据《容成氏》记载，禹在位期间有各种制作、行俭、建鼓以及开言路的举措，天下大治。他并效仿尧、舜的故事，准备禅位给皋陶。第33、34简载：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上述记载让我们充分意识到禅让说在战国时期的盛行程度，而如果禅让完全没有历史基础，这种状况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裘锡圭先生近年从出土文献出发，同时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对禅让的问题有一个公允的评价。裘先生认为：
顾氏（引者按，指顾颉刚）指出战国时代盛传的尧舜禅让等传说，把受禅者说成有贤德的平民，这种说法只有在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才能产生，决不反映历史事实。这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这一点，是《禅让考》（引者按，指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的主要贡献。但是顾氏因此认为禅让传说纯系战国人所造，反对“用了社会分析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用禅让传说讲上古社会，认为有人说“禅让说是原始共产社会里酋长选举制的反映”，是以假造的故事为史料。这却是不完全妥当的。战国时代普遍流传的禅让传说，似乎不可能毫无一点历史的影子。说禅让传说反映了古代王位世袭制建立前以“不授其子而授贤”为特点的君长推举制度，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因为战国人编造了舜由平民升为天子的情节，就否定古代有类似禅让的制度存在。……夏代之前的“禅让”时代，连文字都没有，因此只有传说而没有确凿史料传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从《容成氏》《子羔》《唐虞之道》和《礼运》都认为在传子制建立前普遍实行过禅让制来看，广泛流传的禅让传说很可能的确保留了远古时代曾经实行过的君长推选制的史影。
将禅让理解为远古时期君长推选的一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以此为背景再来审视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可以获得一些新认识。按前引《史记·夏本纪》，禹先欲禅位于皋陶，皋陶卒后，又准备“以天下授益”。皋陶之所以被选定为禹的嗣位者，是因为其贤德。《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曰：
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
曲阜是少皞之墟，所以皋陶其实是东夷嬴姓和偃姓各族的首领。
禹是华夏族的领袖，却禅位于东夷的部族首领，这一现象自然值得深究。皋陶卒，禹又授天下于益，而皋陶和益的关系又极其密切。《史记·秦本纪》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史记·秦本纪·正义》云：
《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
综上，皋陶为少皞之后，偃姓；伯益也是少皞之后，嬴姓。偃、嬴本是一字，因音转而为两字。
因此，即便皋陶和伯益不是父子关系，他们之间也必有极密切的关系，至少可以视为前后相继的少皞族首领。
《史记·夏本纪》记伯益受禅的经过是：
（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如果说禹“荐皋陶于天”是因为皋陶“最贤”，符合禅让制度“尚贤”的原则，那么，在皋陶卒后，禹又“举益，任之政”，则丝毫看不出任何“尚贤”的因素。
合理的解释是，益之所以获得继承人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他与皋陶的密切关系，而并不在于他自身是否“贤德”。换言之，禹死后禅位于少皞族首领是早已确定的原则，皋陶和伯益是否贤明，都不会也不能影响这一制度的实施。所以，禹与皋陶、伯益之间的禅让实际上是华夏与东夷集团的轮流执政，这才是禅让制度所反映的历史真实。
如果我们再分析尧、舜和禹之间的禅让，则这种轮流执政制度表现得更加明晰。先看尧的族属，《大戴礼记·帝系》记尧之世系为：
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曰陬訾氏，产帝挚。
《史记·五帝本纪》基本袭用《帝系》之说，但略有增改：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以稷、契、尧和挚为兄弟，自然是出于后世的虚构。但从尧之居地，依然可以大致判断其族属来源。《史记·五帝本纪》称：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
《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据此可知尧之陶唐氏居于冀州。《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平阳在河东，即今晋南一带。这一区域有著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尧都平阳。
晋南、豫西是华夏族的核心控制区，所以尧出于华夏集团应该无疑。
舜的问题更为复杂一些。《孟子·离娄下》称：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率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赵岐注：
生始卒终，记终始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也。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
但《史记·五帝本纪》则云：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正义》称：
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
《孟子》的“东夷之人”与《五帝本纪》的“冀州之人”无疑是矛盾的。但《史记·陈杞世家》的相关记载有助于判断舜的族属问题，该篇记陈国之封为：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据前文的考证，夏代有虞氏之封在今河南商丘虞城一带。而陈国的所在，《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
陈州宛丘县在陈城中，即古陈国也。帝舜后遏父为周武王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封其子妫满于陈，都宛丘之侧。
按此，陈国当在今河南淮阳。既然夏代有虞之封和西周的陈国之封都在今豫东地区，那么《孟子》所说的舜为“东夷之人”应有所本。但另一方面，主张舜为“冀州之人”的文献也颇多，恐怕也不能轻易否定。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记载来看，舜是上古时期以迁徙著称的帝王之一，有“三徙三成”之美誉。
如《吕氏春秋·贵因》称：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
《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尸子》：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
《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据此似乎可以折中“冀州”和“东夷”两说，即舜之部族本来活动在东方
，最晚在尧时向西徙居到蒲州（今永济）一带，并在尧都平阳接受尧的禅让而即天子位。文献中所谓“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很可能反映了有虞氏在迁徙过程中的发展壮大。
综此，可知尧、舜、禹和皋陶、伯益其实来自华夏和东夷两大族群，他们之间的禅让其实是这两大族群的轮流执政，其顺序是：
华夏（尧）——东夷（舜）——华夏（禹）——东夷（皋陶和伯益）
因此，只有从华夏和东夷的轮流执政制度上考虑，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禹先要禅位于皋陶，在皋陶早卒后又要授天下于伯益。但这种君长推选制度最终被启所破坏，这就是《史记·夏本纪》所说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夏本纪》的说法，启之所以能即位，依然是“尚贤”的结果。一方面，“启贤，天下属意焉”；另一方面，“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两相比较，启贤于益，所以“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启遂即天子之位”。但最晚在战国时代，对于启继禹位还有另一种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但古本《纪年》记事简略，对于个中详情不得而知。不过，从文意上看，既然是“益干启位”，则暗含的意思是帝位本来就属于启，而非益，这与传统的禅让说截然不同。那么，启的“位”究竟从何而来？是因为“贤明”，还是因为他是禹之子？如果是前者，在实质上还是属于禅让；如果是后者，则为世袭。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对于启、益之争也有记载，其文曰：
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
《韩非子》的这一记载与《容成氏》所谓“启于是乎攻益自取”的说法相契合，它简直就是“启干益位”，与古本《纪年》“益干启位”的记载正相反。但这种说法其实更符合历史真相——按轮流执政制度，禹应禅位于皋陶，但皋陶早卒，遂传位于皋陶之子益；但此时禹之子启觊觎君位，于是“启干益位”，杀益而自取君位。
启、益之争的激烈程度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楚辞·天问》也曾诵及此事，曰：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后世学者据此认为，禹传位于益之后，益曾经“拘”禁了启，但启“反起杀益”而“达”，由此可见启和益反复较量，启才最终胜出。
禅让制的基础是尚贤，而世袭制则重血缘。
启继禹位，明明是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但后人却有意将其美化为一种特殊的“尚贤”。如《孟子·万章上》就这样强解启的即位：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孟子》所述的核心意思是：启之所以能够即位，并不因为他是禹之子，而是因为“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反之，益之所以未能按计划即位，也不在于他的出身，而是因为“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德政不够的缘故。所以，尽管《孟子》、古本《纪年》和《史记》对于启、益之争的叙述各有不同，但在实质上其实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启得天下是具有合法性的——这个合法性并非缘于启是禹之子，而是因为启比益更“贤”。毫无疑问，《孟子》、古本《纪年》和《史记》的上述解释都是曲说，启、益之争当然无关贤德，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孟子》和古本《纪年》等战国文献如此强调启之“贤”，足见战国时期尚贤思想的极度勃兴，而且这种思潮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直接影响，并直接催生了燕王哙与燕相子之的禅让闹剧。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此事的来龙去脉十分详细，据此略述事件经过如下。
首先是策士苏代劝燕王哙重用子之，为日后的禅位做铺垫：
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之曰：“齐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济燕王以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苏代百金，听其所使。
所谓“信其臣”，实际上就是游说君主放权给臣下。在子之取得燕王哙的“大信”之后，策士鹿毛寿又开始推波助澜：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
这是利用君主沽名钓誉的心理来诱惑燕王哙，既有“让天下”之美名，而又“实不失天下”，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一心想当尧舜的燕王哙果然中计，真的就“举国属子之”，于是“子之大重”。但策士们并不满足，想方设法说服燕王哙完全将权力交给子之，于是：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
这“或曰”的一段话才道出了禅让的真谛，策士们精于权谋，绝不会让启、益的故事重演，落个“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的结局。子之及其策士们老谋深算，他们不要名义上的“禅让”，而要实实在在地掌控燕国的权柄。可怜燕王哙居然对他们言听计从，“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于是“国事皆决子之”，为子之受禅奠定了实实在在的权力基础。
虽然燕王哙对禅让十分艳羡，子之和策士们的诡计也初步得逞，但这场禅让闹剧的结局却很血腥。据《史记·燕召公世家》，先是“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接着是子之与燕太子两党纷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然后是齐宣王趁人之危，“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
燕王哙的这次让国悲剧，在当时即遭到各国诸侯的极大非议。河北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即有针对此事的长篇议论：
适遭燕君子哙，不分大义，不告诸侯，而臣主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寡人非之。曰：为人臣而反臣其主，不祥莫大焉；将与吾君并立于世，齿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旃，愿从士大夫，以靖燕疆。
像燕王哙如此醉心于禅让者固然是极端的个案，绝大多数战国君王并不准备授天下于臣属。但很显然，燕国的禅让试验还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君主们，只有在目睹了燕国的惨剧之后，中山国王才会把禅让看作“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的荒诞行为，并从此不再做尧舜那样的圣君梦了。
从以上分析来看，战国时代人们都笃信或刻意将禅让美化为圣君的高风亮节，是尧舜禹时期真实施行过的制度。禹欲禅位于益也是历史事实，但由于“操作失误”，“以启为吏”，没有真正放权给益，益的贤明没有能够充分展现出来，所以启取得帝位。在前引各种文献中，都以不同的理由来强调启继禹位是“尚贤”的结果，而益失其位则是未能“尽贤”所致。“尚贤”思想，或以为起于墨家
，但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共同心声，是由世袭社会向选举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讲，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但燕国的禅让以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启干益位”，禅让制度终结而世袭之制开启。这一君位继承方式的改变，导致上古社会由“大同”之世转入“小康”之世。《礼记·礼运》载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启攻益而自取天下之后，即有“钧台之享”。《左传》昭公四年有椒举列举的几次重大会盟：
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
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毫无疑问，启的钧台之享，是要与会的天下诸侯承认他的合法地位，但结果是“有扈氏不服”，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夏本纪》）。《尚书·甘誓》就是启的战前动员令
，启的誓师之词简明扼要，掷地有声。他首先申述战争缘由：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
启伐有扈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有扈氏“不服”启攻益而自立。但《甘誓》中，启却对此不着一词，而是强调有扈“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启用托词为征伐的借口，正说明有扈氏的“不服”有其正当性，而启杀益谋取君位才是不义之举。也正因为如此，有扈氏虽遭剿灭，后人却称它“为义而亡”，并视之为“知义而不知宜也”的典型代表（《淮南子·齐俗训》）。从这层意义上讲，禅让曾是尧舜禹时期得到普遍认同的制度，而启改禅让为世袭则是时之“宜”也，有扈氏不知时变，企图阻挡历史之潮流，自然归于失败。类似地，《礼记·礼运》假借孔子之口褒扬“天下为公”的禅让，贬低“天下为家”的世袭制，其实只不过是当时知识阶层站在自身立场上的一厢情愿而已。
由此可见，启继禹位的三部曲是：先攻杀乃父选定的接班人益，抢夺王位；召集天下诸侯于钧台，以盟会方式来宣告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以武力压服异己势力，最终巩固自身的王位。
《史记·夏本纪》记载：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但司马迁在此没有详细交代太康失国及相关史事的原因和过程
，《史记集解》认为“疏略之甚”，并引孔安国之语对此略有解释：
（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
孔氏之说依然语焉不详，而《左传》襄公四年则对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过程有详细描述：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据魏绛所言，后羿之所以能够取得夏政，关键还在于“昔有夏之方衰也”，这大概就是孔安国所谓的“（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除此之外，夏族内部不睦，也给了后羿可乘之机。前引《国语·楚语上》载“启有五观”，虽然后代学者对于此五观究竟是一人还是五人，看法分歧很大。
但既然五观与丹朱、商均、太甲和管蔡相提并论，都属于“古之奸子”，基本上可以判定太康在位期间夏王朝内部出现了纷争。总之，太康内失于兄弟，外失于黎民，才导致了“为羿所逐”的结果。
后羿本是夏王朝的射正，入为卿士。
后羿代夏，只是驱逐了夏后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夏人并未就此亡国，所以在实质上就是一场宫廷政变。
太康和弟仲康先后居于斟寻，夏王朝依然保留有一定的权威和实力。如《夏本纪》记载：
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集解》引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由此可见仲康仍然得到部分诸侯的拥戴。仲康卒，夏后相即位，夏人依然实力不俗。古本《竹书纪年》载：
后相即位，居商邱（帝丘）。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相居斟灌。
而此时有穷氏内部发生了动乱。据前引魏绛所言，后羿在“因夏民以代夏政”之后，也步太康后尘，“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并且“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等贤臣，而用“伯明氏之谗子弟”寒浞，结果落了个被寒浞杀而烹之的血腥结局。“浞因羿室”之后，试图将夏王室斩草除根。《左传》哀公四年引伍员之言详细叙述了夏后相之亡和少康复国的过程：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
，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从魏绛和伍员的叙述来看，夏后相及其所倚靠的二斟均被寒浞子浇所灭，只有后缗逃出并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复国所仰仗的力量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夏之遗臣靡，堪称王室中坚；二是斟寻、斟灌这两个同姓诸侯的残余力量，一路走来，可谓不离不弃；三是有鬲氏、有仍氏和有虞氏等异姓国族，其中多数是与夏王室有婚姻关系的甥舅之国；四是其他各类“夏众”。
在夏后氏复国的过程中，少康无疑是个关键人物。他虽是遗腹子，先后寄居于母族有仍氏和妻族有虞氏，所掌控的力量不过是“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但少康既能修德，又善谋断，所以深得夏众的拥戴。少康复国的过程必然充满艰辛曲折，可惜多已失载，现在只能在文献中窥见若干的蛛丝马迹。如屈原《天问》曾述：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
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
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
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按林庚先生的注释，这四句的意思是：
浇与他的嫂子只是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少康何以便追随着狗的踪迹前去行刺，结果是把那嫂子的头砍掉了，而浇却无恙。
女歧与浇不过是偶然的男女关系，何以刺杀浇时女歧却代他被砍了头而亲身遭殃？
少康跟随狗的踪迹去行刺浇，堪称最早的刺客。从这些细节来看，在复国大业中，少康可谓身先士卒，勇力过人。凡此种种，既凸显了少康的英勇善战，也说明少康力量不足而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手段。
少康复国也是一场持久战。按魏绛的说法，先是“少康灭浇于过”，后有“后杼灭豷于戈”，合少康、杼父子两代人的努力，才彻底消灭了寒浞的势力而“复禹之绩”，其历时至少在三十年以上。
实际上，少康自即位伊始，就开始积聚力量，为复国做准备。今本《竹书纪年》载少康“三年，复田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这都是注重民生的具体表现。在剿灭穷寒之后，少康治下更是呈现出一派中兴之势，诸夷臣服，所以《后汉书·东夷传》有“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的说法。
少康子帝杼继承了乃父的伟业。早在少康复国过程中，杼已经就能独当一面，他曾经“诱豷”，为灭豷的戈国立下首功。即位之后，帝杼继续对东夷保持强大的压力，古本《竹书纪年》说他“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与此同时，帝杼还将夏都迁于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也应是出于镇抚东夷的考虑。《国语·鲁语上》称“杼能帅禹者也，故夏后氏报焉”，从帝杼的功绩来看，他确实值得夏人后裔隆重祭祀。
少康中兴之后，夏王朝的统治进入扩张和繁荣阶段，主要表现就是后荒、后泄、不降诸夏后对夷人的控制，从而形成“方夷来宾”“九夷来御”的盛世景象，可惜文献中有关这一阶段的史事保留极少。
夏王朝的衰退是从孔甲开始的。《国语·周语下》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孔甲究竟如何乱夏，详情已经不可知，但史籍中的零星记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其一是《吕氏春秋·音初》所记：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另一则是前引孔甲食龙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
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从这两个事例足见孔甲行事颇为怪诞，故《史记·夏本纪》称他“好方鬼神，事淫乱”。所谓“好方鬼神”，应该是指孔甲破坏原有的祭祀体系，属于好淫祀一类。淫祀既破坏宗教秩序，又浪费社会资源。“事淫乱”则可能更多指孔甲个人行为乖张，荒淫无度，属于私德不淑。既然在公私两个方面都失德，结果自然是“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的亡国之君，夏桀历来被视作暴君的典型。《夏本纪》也未细述桀的暴行，只是笼统地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从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夏桀的“不务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古本《纪年》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上博简《容成氏》第38简也记载夏桀：
□为丹宫，筑为璇室，饰为瑶台，立为玉门，其骄泰如是状。
《楚辞·离骚》也说：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
从文意上看，倾宫的特点是规模大，而璇室、瑶台和玉门则是过于精细奢华，两者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故“百姓弗堪”。
上行下效，夏王朝的与国有洛氏也效仿夏桀而广为宫室。《逸周书·史记解》记载：
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故《逸周书·史记解》将有洛氏列为“宫室破国”的典型。有洛氏既如此，夏桀倾宫、瑶台耗费民力之巨则不难想见。
二是刚愎自用，不听劝谏，枉杀贤臣。古本《纪年》又载：“大夫关龙逢谏瑶台，桀杀之。”但文献中又有关龙逢所谏为长夜之宫的说法，《路史·发挥》记
：
关龙逢，……其在《竹书》，始以为谏瑶台。……逮汲冢张华书则更以为谏长夜之宫，而荐之以必亡之语。
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
今案《博物志》曰：“夏桀之时，为长夜宫于深谷之中，男女杂处，十旬不出听政。天乃大风扬沙，一夕填此宫谷。又饰瑶台，关龙逢谏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则亡。’以龙逢为妖言而杀之。其后山复于谷，下反在上。耆老相与谏桀，又以为妖言而杀之。”
究竟是谏瑶台，还是反对长夜之宫，并非问题关键所在。《韩非子·说疑》把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六人称为“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的典型，说明关龙逢确是古之良臣。《韩非子·人主》又称，“昔关龙逢说桀而伤其四肢，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可见关龙逢是惨遭折磨而死，由此也折射出夏桀的残暴。
三是沉迷酒色，不理政事。《国语·晋语一》记载：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古本《纪年》又记：
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伐有施，得妺喜，夏桀宠之；伐岷山，得琬、琰二女，夏桀又宠之，足见夏桀确实贪恋美色。《管子·轻重甲》甚至记载：
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
三万人自然不是实数，但反映夏桀后宫之众。后宫云集，自然就不免有嬖妾。《列女传》卷七记载：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
而妺喜“与伊尹交”，更是直接导致了夏桀之亡。《吕氏春秋·慎大》记：
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
好色之外，夏桀又好饮。《新序·节士》记：
桀为酒池，足以铉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用人恐不能死，不革，天祸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闻之曰：“天之命矣夫。”
《韩诗外传》卷四也载：
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酒池大到可以行舟，自然是出于后人的夸张，但也衬托出夏桀的奢靡。如此沉迷于酒色，必然导致政事与祭祀的荒废，故上博简《容成氏》载：
当是时［也］，强弱不辞扬，众寡不听讼，天地四时之事不修。
四是疏远忠良而近于邪人。《史记·龟策列传》记夏桀有奸臣赵梁：
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系汤夏台，杀关龙逢。左右恐死，偷谀于傍。国危于累卵，皆曰无伤。称乐万岁，或曰未央。蔽其耳目，与之诈狂。汤卒伐桀，身死国亡。听其谀臣，身独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
《吕氏春秋·当染》则记：
夏桀染于干辛、歧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
今本《纪年》也有夏桀六年“歧踵戎来宾”的记载。虽然干辛、歧踵戎的具体恶行不详，但既然与崇侯、恶来等人并论，必然是误国的奸佞。近奸人则必然疏远忠良，夏桀之世，王朝内外均有良臣离其而去，如《吕氏春秋·先识》：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则载：
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
五是四处征伐，以丧其国。
夏桀暴虐，必然众叛亲离，这又导致夏桀四处征伐。除上面提到的伐有施、伐岷山氏之外，又因为仍之会，“有缗叛之”而“克有缗”（《左传》昭公四年、十一年）。
在诸多反夏力量中，商人是最为强大的一支。对于商族的崛起，夏桀有所警觉，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史记·夏本纪》载夏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今本《纪年》对囚汤、释汤的过程有更细致的记载：
二十二年，商侯履来朝，命囚履于夏台。
二十三年，释商侯履，诸侯遂宾于商。
释放商汤，无异于放虎归山，其结果就如《夏本纪》所说：
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也说：
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汤伐夏桀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其过程在文献中颇多记载，但以《吕氏春秋·慎大》所记最为细致生动：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
上述记载可谓史实与传说参半，令人难以抉择，但汤伐桀的基本史实不容置疑。上博简《容成氏》则对夏桀的败走路线有翔实的记录：
（汤）然后从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略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备。
《容成氏》所提到的几个地点如戎遂（有娀之墟）、鬲山（历山）氏、鸣条、南巢氏和苍梧之野在传世文献中都可见到：
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
，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史记·殷本纪》）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
，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尚书序》）
桀死于鬲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荀子·解蔽》）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史记·太史公自序》）
于是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淮南子·本经训》）
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古本《竹书纪年》）
（帝癸）二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雪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出奔三
，商师征三
，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今本《竹书纪年》）
综合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夏桀节节败退的路线大致为：首败于有娀之墟，再败于鸣条之役，三败于三
，然后被放于南巢。
《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集解》：“《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而《正义》则称：“按，《记》云‘桀败于有娀之墟’，有娀当在蒲州也。”将有娀定在蒲州，主要是依据鸣条的地望。《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释鸣条曰：“地在安邑之西。”《殷本纪·正义》也称：“《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据此，有娀之墟和鸣条都在今山西夏县一带。
据调查，今山西夏县西北7公里处有禹王城，分大、中、小城和禹王庙四部分，城址北依鸣条岗，南望中条山，从出土物判断当是春秋时期的安邑，这对于鸣条地望的判断是有力的旁证。
也有学者认为，《容成氏》所说的“戎遂”即“有娀之墟”，简文“升自戎遂”即《尚书序》的“升自陑”，其地在今山西永济县，这与有娀蒲州说相吻合。
夏桀居斟寻，在今偃师、巩义一带，而鸣条和有娀之墟都在晋南，可知夏桀先是向北败走。
败于鸣条之后，夏桀又折而向东逃亡，成汤继续追击，在三
再次击败夏桀。据前文考证，三
在今山东定陶。夏桀在出奔三
之前，很可能在鬲山氏短暂停留。一般认为鬲山氏即有鬲氏，其地在今山东德州一带，但也有意见认为鬲山即历山，是中条山的某一段。
不过，上引《荀子·解蔽》称“桀死于鬲山”，上博简《鬼神之明》也说“桀折于鬲山”。
但很多文献有桀放南巢的记载，所以“桀死（折）于鬲山”的说法可能不确，但鬲山一定是夏桀逃亡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地点。
汤伐三
之后，夏桀又被迫折而向南。《史记·夏本纪》仅记“桀走鸣条，遂放而死”，过于简略，司马贞《史记正义》释夏桀所放之地甚详：
《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又云‘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妺喜女焉’。”
据此，南巢当在今安徽巢湖一带。有学者甚至认为，安徽江淮地区目前发现的富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古文化遗存，与夏桀奔南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夏桀的逃亡路线先是从豫西向北奔往晋南，这应该与晋南为“夏墟”密切相关；在败于鸣条之后，他又转而向东，先后寄居于有鬲氏和三
，说明豫东鲁西地区仍有夏王朝的忠实盟友；但成汤紧追不舍，夏桀只好掉头南下，千里逃亡到江淮地区的南巢氏，这又显然与禹娶于涂山氏有关。
在传世文献中，大都认为夏桀最终卒于南巢，但上博简《容成氏》却以“苍梧之野”为夏桀的最后落脚点。然而“苍梧之野”历来被认为是帝舜的卒地，如：
舜葬于苍梧之野。（《礼记·檀弓下》）
（舜）崩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
因此，《容成氏》所谓桀“去之苍梧之野”很可能是误植了舜的传说。
以上对夏代史料的考证分析，涉及王世、积年、都邑、族氏等多个方面，同时对禹、启、太康、少康、帝杼、孔甲和夏桀等数位夏后的关键史事进行了梳理。通过这些研究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的族群与地域，由此部分地窥见夏王朝的版图、人群构成、社会结构和王朝变迁，从而为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框架。在此背景下开展研究，既可以有效地防止随意解读或曲解考古材料，更可以帮助我们在解读考古材料时“透物见人”。我们认为，在历史语境下理解和利用考古材料，实际上是“二重证据法”的高级阶段，唯如此二者才可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双重史料的价值。
[1]
临朐县文化馆、潍坊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朐发现齐、
、曾国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
[2]
临朐县文化馆、潍坊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朐发现齐、
、曾国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
[3]
雷学淇：《介庵经说》七“穷鉏
灌考”，此据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三订本）下册，第1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