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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危机的形式表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系统整合面临的危险直接威胁着社会整合。这就充分证明经济危机是值得讨论的。原始社会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因为家庭组织原则不允许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分离开来。传统社会中出现的功能分化，尽管在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没有停止，但只有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整合的任务才真正被转交给市场这个非政治的控制系统。具体方式是，（最初在资产阶级身上）发挥合法性作用的传统因素（如理性的自然法、功利主义），会对基本的意识形态，即等价交换的意识形态产生依赖。在传统社会里，危机仅仅在下述时刻才会发生，即在组织原则所限定的活动范围内，控制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对系统整合构成威胁，并危及到社会认同本身。相反，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增长差不多定期会产生控制问题，由于本身一时无法得到解决，而且危及着社会整合，因此，危机变成了一种局部的痼疾。由于社会转型的加速造成了持续的不稳定，导致社会分裂的周期性的控制问题不仅奠定了资产阶级危机意识的客观基础，而且也使雇佣工人对革命充满了希望：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社会形态像这样处于对系统突变的恐惧和期待当中，尽管快速变革的观念，即革命的观念与作为持久危机的系统危机的运动形式真正形成了对比。
社会整合功能之所以能被转交给主要行使系统整合功能的亚系统，仅仅是由于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关系是通过劳动市场而制度化的，因此也就失去了其政治意义。由于社会财富的源泉，即工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而且社会资本是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再生产的，所以劳动过程和交换过程都具有马克思所分析的二元性：劳动过程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同时，也生产交换价值；交换过程通过货币机制调节着劳动力和商品的分配，从而促使资本的形成和自我运作。因此，市场就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社会劳动系统中的控制机制，而社会劳动系统受到货币这个媒介的控制；另一方面，它把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加以制度化。由于资本家的社会权力被固定为一种私人劳动契约形式的交换关系，对可被私人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榨取取代了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市场不仅具有控制论意义上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阶级关系可以表现为一种非政治形式的雇佣依附关系，因而具有一种无名的力量。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对价值形式的理论分析就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是揭示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的控制原则，另一方面是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基本意识形态。价值学说（Werttheorie）既分析经济系统的功能，也对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并且还证明劳动市场上根本没有什么等价交换可言，以此来揭示阶级统治对于资产阶级意识自身的蒙蔽。市场确保生产资料所有者拥有民法所认可的私人占有和自由支配剩余价值的权力。但是，充满危机的积累过程很自然地就会暴露出潜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经济增长伴随着周期性的危机，因为转移到经济控制系统中的阶级结构，把阶级利益的矛盾转变为系统命令之间的矛盾。在选择这种说法的时候，我们使用了两种不同理论框架中的“矛盾”（Widerspruch）概念。为了避免误解，我想先做一点概念上的解释。
矛盾这一范畴已经完全走了样，通常被当作是“对抗”（Antagonismus）、“对立”（Gegensatz）或“冲突”（Konflikt）的同义词。然而，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原意，冲突仅仅是一种基本逻辑矛盾的表现形式和经验方面。在行为系统中，根据一些有效的规则会产生互不相容的要求或意图。只有参照这些规则才能理解冲突。然而各种要求和意图之间的矛盾与各种陈述之间的矛盾有着不同的含义。因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则系统，一种是表达的规则系统，即表现意图的意见和行为的规则系统，另一种是我们建立和改变陈述形式而又不损害其真实内容时所依据的规则系统。换言之，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不是狭义上的逻辑结构。但是，表达总是要使用命题内容。因此，能够用来讨论“社会矛盾”的逻辑应该是一种在言语行为（Sprechakt）和其他行为中所使用的命题内容的逻辑。它应该充分关注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相互之间的交往关系。因此，这与其说是一种逻辑学，不如说是一种普遍语用学（universale Pragmatik）。
只有当社会的组织原则迫使具有根本不可调和的要求与意图的个人和群体在这个系统中不断彼此对立时，我们才可以说这样一个社会存在着“基本矛盾”（Grundwiderspruch）。阶级社会的情况正是如此。只要要求和意图的不可调和性尚未被社会参与者所意识到，冲突就是潜在的。当然，这种强行整合起来的行为系统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的辩护，来掩盖合法满足需求机会的不均等，掩盖对需求的压制。于是，参与者之间的交往就遭到彻底的歪曲或堵塞：在强行整合的条件下，矛盾不可能表现为敌对双方所宣布的意图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用策略行为来解决。相反，它表现为一种矛盾的意识形态形式，这是主体自以为在追求的意图与他们无意识的动机或基本利益之间的矛盾。只要人们意识到那种不可调和性，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不可调和的意图就会被认为是对抗的利益。 [1]
系统论也涉及可能造成不可调和状态的规则系统的逻辑。当既定环境中产生的问题超过了系统控制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在逻辑上可以推演出来的矛盾；要求系统结构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就会导致毁灭，即要求改变或放弃某些一直发挥作用的因素。这些“矛盾”是从系统维持角度提出来的。因此，与辩证法的矛盾完全不同，它们不是从一开始就涉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或主体构成的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在系统论的框架里，冲突也可以说是系统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种表现。但是，保留下来的“矛盾”一词不应抹杀自我调节系统的逻辑和日常语言交往的逻辑之间的差别。
不是根据交往理论或系统论来描述的冲突是一些与真理无关的经验现象。只有当我们从交往理论或系统论的角度来把握这些对立时，这些经验现象才与逻辑范畴有一种内在联系。如果系统整合问题有若干具体而且功能相似的解决办法，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容纳真理。当然，对于观察者来说，主要是存在着控制问题与真理的关系。而对于该行为系统的参与者来说，这种关系就不那么必要了。冲突可以说是社会整合问题的具体表现，但社会整合问题也能容纳真理，因为相互竞争的要求可以被理解为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支持（和反对），这点或许可以根据它们相互竞争的有效性要求，在实践话语中加以判断。但是，无论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还是所分析的行为系统的成员自己来说，系统产生的利益冲突都与真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与系统分析不同，批判所针对的是能够被启蒙的接受者的意识。 [2]
阶级结构决定着从对社会生产财富的特殊占有中所产生出来的矛盾。在传统社会里，这些矛盾直接表现为活跃各方的利益冲突。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对抗反映在控制问题中，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动态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获得了相对持续发展生产力的能力，所以，经济危机就标志着一种充满危机的经济增长模式。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积累是与剩余价值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是依靠这样一个机制来调节的：这种机制在建立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部分地遮蔽了这种关系。由于价值的生产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来控制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这可以用系统论来加以重建。资本的总体积累过程包括资本各个因素的周期贬值。这种发展形势就是危机周期（Krisenzyklus）。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我否定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大量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即资本和社会财富），通过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即通过既能使资本增值，又能减少开支的技术进步而积累起来。另一方面，在每一个新的积累阶段上，资本构成的变化都不利于唯一能够继续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由此，马克思推导出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积累过程的动力持续减弱的趋势。
从资本实现的角度来看，同样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在每一个新的积累阶段，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多，潜在的社会财富也在增长；但另一方面，大众的消费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运作机会也会有同样程度的提高，但前提是资本拥有者必须放弃相应比例的私有剩余价值。因此，由于缺少资本实现的可能性，或缺少对投资的刺激，积累过程就必定会陷于停滞。
资本积累过程的中断表现为资本的毁灭。这是实际社会过程的经济表现形式。实际社会过程剥夺了各个资本家的财产（竞争），也剥夺了劳动大众的生计工具（失业）。经济危机直接转变为了社会危机，因为在揭示社会阶级对立的过程中，经济危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只是在表面上摆脱了权力的社会交往领域的自我表现进行了实际批判。经济危机源于矛盾的系统命令，并因此威胁着社会整合。同时，经济危机也是一种社会危机，在此危机中，行为集团的利益相互冲突，并且对该社会的社会整合提出了质疑。
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上关于系统危机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例证。系统危机的特征在于：处于互动关系中的成员之间的辩证矛盾具体表现为结构所无法解决的系统矛盾或控制问题。通过把利益冲突转移到控制系统层面，系统危机却获得了一种十分鲜明的客观性。它们具有从目的理性行为系统中心迸发出来的自然灾难的特征。在传统社会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是用意识形态的各种意识形式来调和的，因而具有一种错觉环境中的命定客观性；但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对抗从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转移到了生活世界的基础：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世俗化的残余意识形态，又是经济系统中具有实际功能的控制原则。这样，经济危机也就失去了能够自我反思的宿命论特征，而获得了不可解释的偶然自然事件的客观性。意识形态的核心也因此而转移到了基础层面。在这种意识形态核心被反思摧毁之前，这些事件所需要的是对系统过程的客观考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反映了这种需要。 [3]
虽然价值学说也应当履行批判商品拜物教以及市民社会 [4] 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的使命，但它更直接的是对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系统分析。因此，价值学说的基本概念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即从自相矛盾的资本积累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命题，可以转化为阶级理论的行为理论观点。马克思为自己保留了把资本运作的经济过程转化为阶级之间的社会过程的可能性，而资本运作是在阶级结构范围内进行的。马克思不愧是《资本论》（ Kapital ）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 Brumaire ）的作者。但正是这种把经济分析转换到社会学上的内在方法，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里遇到了许多困难。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5]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次提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表现形式中是否保持不变，并且继续有效？或者说，危机的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真的彻底转变为克服了充满危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了吗？
[1] 皮洛特（H.Pilot）试图建构一种类似的“辩证法”，请参阅其“哈贝马斯的经验证伪历史哲学”（J.Habermas' empirisch falsifizierbare Geschichtsphilosophie），载：《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之争》（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Neuwied，1969，第307页及以下诸页，以及第310—311页。
[2]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m Main，1968，第234页及以下诸页。
[3] 诺伊恩多夫（H.Neuendorff）：《兴趣概念》（ Der Begriff des Interesses ），Frankfurt am Main，1973。
[4] 今天，阿道尔诺的著作成为了文化批判的典范，这种文化批判不断回过头来批判商品拜物教，请参阅阿道尔诺（T.W.Adorno）：“文化批判与社会”（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载：《多棱镜》（ Prismen ），Frankfurt am Main，1955，第7页及以下诸页。
[5] 都留重人（S.Tsuru）：《资本主义变了吗？》（ Has Capitalism Changed ?），Tokio，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