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暂且将作为资本主义增长后果的全球性危机撇开不论，而来集中思考系统所特有的危机倾向。各种不同的地方都可能出现危机。同样，危机倾向爆发成为政治事件，其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所谓爆发成为政治事件，是指现有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遭到了否定。我认为有四种危机倾向，如表4所示。
表4
经济系统需要投入的是劳动和资本，而产出的则是可以消费的价值。长久以来，消费价值都是按照数量和种类在各社会阶层中加以分配的。投入不足所造成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所遇到的障碍是产出危机（Output-Krise）。危机周期一再使人们对于合乎系统的价值分配产生了怀疑。这里，具有合法性功能的价值系统的变化范围内所容许的一切负担与报酬的分配模式都是“合乎系统”的。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因此，它们也受制于经济危机的逻辑，这种经济危机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根据这个观点，国家用其他手段来继续推行资本政策。 [1] 表现形式的变化，如政府财政危机、持续的通货膨胀、国有资产与私人财富之间差距的加剧等，都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运作过程的自我调节，此时也是通过作为控制中介的合法权力来进行的。但是，由于危机倾向依然是由价值规律，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所决定的，因此，国家行为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国家顶多对此加以调节，也就是说，国家本身通过政治手段来阻止利润率下降。因此，经济危机倾向也就会表现为社会危机，并且引发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资本所有者与靠工资为生的大众之间的阶级对立会再次公开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机器并不自发地服从于价值规律的逻辑，而是有意识地维护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这种代理理论（Agenturtheorie）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并不把国家看作是资本运作过程中的一个盲目的机构，而是把国家看作是一个有潜力的集体资本家，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政治计划的内容。
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Rationalitätskrise），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skrise），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尽管这两种危机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系统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这种危机倾向会转变为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来取消其合法性。相反，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ä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只有在合理性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的时候，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合理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运作问题的逻辑就不只是反映在另一种控制手段，即合法权力的控制手段中。相反，由于市场交换发出的矛盾控制命令被转移到了行政系统中，危机逻辑自身也发生了变化。这一论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的起点是人们所熟知的论点，即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市场交换过程所固有的。
[2]
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利益有计划地加以协调。另一种说法是奥佛提出来的。
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受制于资本运作要求的经济系统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是无法纳入行政手段控制的领域，并在这一领域中得到处理，而同时又不使这一结构的异质倾向得以扩散的。
公共行政在合理性方面的欠缺，意味着在既定条件下，国家机器不可能充分地控制经济系统。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的范围不仅推进到了经济系统中，而且也推进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中。随着组织合理性的扩散，文化传统受到了损害和削弱。但是，传统自身不受行政的控制而继续存在，因为对于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传统是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再造出来的。此外，用行政手段控制文化会产生副作用，原来由传统所确定的，属于政治系统范围条件的意义与规范成为了公开争论的问题。这样，意志形成的话语范围也就扩大了，这一过程将会动摇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结构，而这种结构对于该系统的继续存在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由于社会文化系统和经济系统不同，不能组织自己的投入，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文化系统所产生的投入危机。这里所出现的危机总是产出危机。一旦规范结构发生变化，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文化危机倾向，因为根据规范结构固有的逻辑这种变化会导致下述结果：即以国家机器和就业系统的要求为一方，以社会成员所理解的需求和合法期望为另一方，这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被打乱了。合法化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化的需求。这种需求是由于政治系统发生变化造成的，即使是规范结构保持不变，也会出现这种需求。而现有的合法化又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而动机危机则是社会文化系统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在文化传统的层面上（道德系统、世界观等），而且在儿童教育系统（学校、家庭和大众传媒等）的结构变化层面上，这些危机倾向都有所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依靠的传统被逐渐吞噬，传统主义的基础被剥夺了，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则遭到了质疑，公民和家庭—职业的私人性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保留部分（对科学的崇拜、现代机械复制艺术以及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构成了一种功能紊乱的规范结构。晚期资本主义产生了自己所无法满足的“新”要求。 [3]
我们对晚期资本主义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倾向作了抽象概括，目的是为了用于分析。我认为，如果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危机，它们就至少面临着一种可能会出现的危机倾向的威胁。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一个后果，会导致下列情况：
——或者经济系统不能生产必要数量的消费价值；
——或者行政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合理决策；
——或者合法化系统不能提供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机制；
——或者社会文化系统不能产生必要数量的行为动机意义。
所谓“必要数量”，指的是各不同系统（价值、行政决策、合法性以及意义）运作的范围、性能和时间向量。这里并不排除在不同系统以及同一系统不同性能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亚系统的运作是否能被充分地把握和分离出来，对系统运作的批判性需求是否能充分地加以确定，则是另外的问题。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这是难以解决的任务。但是，从原则上讲，如果在社会进化理论框架范围内无法确定社会系统的发展程度，而且，沿着这一路线，社会系统理想状态维持认同的活动范围也无法确定，那么，这个任务才真正是不可解决的。
当然，同样一种宏观现象，也可能是不同危机倾向的表现。每一种危机论点，假如被证明是正确的，都足以解释一种可能存在的危机情况。但是，解释实际存在的危机情况时，可以用多种论点来相互补充。当然，我强调分析的完善性，只是针对危机倾向而言的，而不针对列举解释论点的清单。关于这些解释论点，我想用表5作概要论述。
表5
[1] 参阅曼德尔（E.Mandel）：《晚期资本主义》（ Der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1972。
[2] 赫希（J.Hirsch）：《科技进步与政治系统》（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politisches System ），Frankfurt am Main，1970，第248页及以下诸页。
[3] 马尔库塞（H.Marcuse）在《反革命与造反》（ Conterrevolution und Revolt ，Frankfurt am Main，1973）中阐述了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