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起大落

双子峰

长期以来，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变化的？目前为止，我已经分析了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权力不平等和等级制度与非洲类人猿一起在几百万年前就出现了，并且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渐减弱了。全新世期间，人类驯化活动推动了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的一次上扬，并随着我们描述过的大规模的掠夺成性的国家形成而达到顶峰。现在是时候对这个地球的特定部分进行放大，以看清楚其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演化是否更加普遍地遵循一种能够被特定的不平等和矫正力量解释的模式。我的目标是证实这本书的关键论点：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由技术及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形成之间的交互作用驱动的，有效的矫正需要暴力性冲击，这种冲击至少能暂时限制和扭转由资本投资、商业化以及掠夺性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的伙伴行使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

我会把大家一路带到20世纪早期的调查中，我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聚焦欧洲的，从整体和长期来看，欧洲社会产生了最丰富的（或者至少是最彻底研究过的）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关于物质不平等演化的证据。这一证据使得粗略重现几千年来上升或稳定的不平等和平等化冲击之间的反复变动有了可能性（图3.1）。

公元前7000年起，欧洲出现了农业，并且农业在接下来的3000年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宽泛地说，哪怕我们不能期望可以细致地追踪这一过程，这一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注定要伴随着逐渐升高的不平等。设想一个直截了当的线性轨迹是不够明智的，例如瓦尔纳那些考古证据表明，短期的变动也可能是相对可观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退后一步，而是退后三步或者更多，把我们的考察尺度从几百年扩展到几千年，我们也许可以安稳地设想一种人口密度增加、规制强化和剩余增长的总体向上的趋势。

基于这种俯瞰的角度，我们能够确定，在公元纪年之后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成熟期中，物质不平等达到第一个长期最高点。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此前没有达到过与之相当的人口、城市化、私有财富和强制能力的水平。希腊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它与古代西亚文明核心区域地理上的邻近性，其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要比欧洲其他地区在时间上往前回溯更远。高水平的不平等在迈锡尼铜器时代晚期就已经达到，并且也许在公元前13世纪达到顶峰。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随着宫殿变成村庄，国家的崩溃大大降低了这些差异，这就是我在第9章中讨论的暴力解决措施。尽管古代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文化（大约公元前800—前300年）取得了高得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比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高），根植于大规模军事动员的制度限制了不平等。然而，就像欧洲的其他地方，罗马时期也同样是一个区域不平等大大上升的时代。

暂且不谈巴尔干地区的南部，这里依然是在拜占庭的控制之下（有时是不稳定的），所有受到罗马统治的欧洲其他地区经历了一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严重压缩，这一过程开始于公元5世纪的下半叶，即罗马政权分裂的时候。就像我在第9章中表明的，这种经济平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衰败的结果，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暴力性冲击，并且被从6—8世纪在西欧发生的，提高了劳动相对于土地价值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当大变化：矫正效应可能在后罗马帝国时期的英国最为彻底，早期的机构和基础设施大体上都被一扫而空，不平等可能在更封闭的地区表现得更有弹性，例如在西哥特人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即使是这样，广泛的精英利益交换网络、城市化、财政结构和跨区域财富持有的瓦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过程。

试图对这次大压缩进行量化似乎是不明智的：为罗马帝国估计基尼系数很困难，为6—8世纪的罗马帝国估计基尼系数可能是更困难的。注意到以下两个下行压力的同时发生就足够了：降低了不平等范围的人均剩余的缩小，以及国家和精英的榨取能力的逐渐变小。即使是拜占庭统治下的希腊也受到了可以缓解暴力性动乱的严重影响。有一段时间，作为那个时代欧洲城市化的最东端的君士坦丁堡，可能是帝国的不平等的最后残存的堡垒，但即使这个受到很好保护的中心也经历了一段严重衰退的时期。

欧洲经济和国家组织开始在不同时期复苏。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的扩张可以被视为一段不平等复活的时期，也许穆斯林对西班牙的征服也如此。在英国，在埃赛克斯伯爵的领导和强大且富有的贵族形成的条件下，后罗马时代的低谷让位给国家的形成。拜占庭这样一个权贵主导的社会，在9世纪和10世纪重新掌握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普遍变得衰弱的贵族重新开始聚集力量。考虑到相当大的地理差异，9世纪以来，封建主义的日益突出使得精英阶层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农业劳动力及其剩余，这是一个与民间和宗教领袖之间正在进行的土地集中同时发生的过程。大约1000—1300年以来，欧洲随之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阶段。更多人口、更多更大的城市、更多商业和更优良的精英阶层，所有这些都提高了经济不平等程度。

在整个这一时期，英国的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虽然1086年的《土地赋税调查书》表明，大多数农民家庭拥有足够的土地，从他们自己的地块就可以获得超过维持生存水平的收入，但1279—1280年的《百户区卷档》发现，他们后代中的大多数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收割工作获得工资收入，补充他们的农业生产，使得自己收支相抵。模拟模型显示，单凭人口增长不足以产生这一结果：不平等的上升是由人口数量上升的交互效应驱动的；这种土地转移政策的放松鼓励了小土地所有者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把土地卖给状况好一些的人，以购买食品、种子、牲畜，或者偿还债务；可分割遗产带来的效应是打破了财产的持有规则，并且促进了更多的压力环境下的出售。一些农民变得完全没有任何土地，这更进一步提高了资产不平等。此外，即便这些人的地产规模在缩小，英国的地租在11—14世纪早期之间却大大增加了。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即9—14世纪早期之间，典型的地块大小从大约10公顷下降到常常少于3公顷。

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程度也受到了上层社会收入和财富集中的驱动。1200年的英格兰，有160位富豪（男爵）的平均收入达到200镑，但是到1300年，这一群体已经扩大到200人，平均收入为680镑，扣除物价因素也有原来的两倍。作为一个不平等程度强化的典型时期，最大的财富增长得最多：在1200年，最富有的男爵，切斯特的罗杰德莱西用掉了800镑（也许是所有同级别群体平均年收入的4倍），然而到1300年，康沃尔伯爵埃德蒙得到3800镑，扣除物价因素后几乎有其三倍之多，等价于这时期所有同级别群体人均收入的5.5倍。英国精英阶层的中间等级增长得更为显著，束带骑士的数量在大体相等的收入门槛上，从1200年的大约1000人上升到1300年的3000人。军队报酬的不平等能够通过骑士阶层相对于步兵的收入比率来追踪，这一数字从1165年的8∶1上升到1215年的12∶1，再到1300年的12∶1~24∶1。并非巧合的是，在14世纪的早期，法国葡萄酒的进口也达到顶峰。同一时间，精英的收入在实际水平上也上升了，那些普通人的收入则下降了。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的交互效应很可能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

在1347年暴发黑死病的前夜，欧洲整体上要比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更为发达和更不平等。我们只能猜测这两个顶峰的对比。我怀疑甚至到14世纪早期，整体的不平等可能已经下降到比大约1000年之前的水平低一些。在中世纪欧洲，没有能和罗马帝国后期贵族相媲美的人物了，他们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及其腹地拥有资产，并从庞大的帝国财政中汲取资源。只有拜占庭帝国可能遭遇过比成熟的罗马帝国更高的榨取率，但是它主要位于严格意义上的欧洲之外。一项对1290年左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入基尼系数的孤立估计，其不平等程度用人均产出的可比水平表示，要比2世纪的罗马帝国的水平稍微低一些。最终，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中叶之前对不平等的更有意义的对比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在这里，重要的是中世纪中叶收入和财富的整体不平等，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理由质疑的趋势。14世纪第一个10年巴黎和伦敦高水平财富集中（基尼系数达到0.79或者可能更高）的税收记录仅仅记载了那段时间的长期性商业革命靠近终点的情况。

当瘟疫在1347年袭击欧洲和中东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几代人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瘟疫蔓延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到1400年，超过1/4的欧洲人口被认为已经死去——也许在意大利是1/3，在英格兰是接近一半。劳动力变得稀缺了：到15世纪中叶，在这个区域，非熟练的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大体提高了一倍，但是熟练的手工艺人提高得少一些。即使地租下降和精英阶层财富缩减，英国的农业工资的实际值也翻番了。从英格兰到埃及的平民享受到更好的食物，并且身体长得更高了。如同我在第10章所指出的，意大利城市的税收记录展现出财富不平等的戏剧性下降，本地或者区域的基尼系数下降了超过10个点，上层社会的财富比重下降了1/3或者更多。几百年的不平等化过程被人类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一个冲击化解了。

攀登新的高峰

瘟疫在15世纪末消退之后，欧洲的人口开始复苏。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不平等也是如此。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海外殖民帝国的创立，以及史无前例的全球贸易扩张促进了制度变迁和新的交易网络产生。尽管商业性和朝贡性的交易一直都是并存着的，但随着附庸国的商业化转变以及对商业收益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前一种交易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更为统一的世界系统的增长得到新世界中金银的开采和跨大陆贸易调动的财富支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当欧洲变成世界性交易网络中心的时候，发展带给商业精英更多的力量，并且把农村大多数人拉进了对他们的土地依附带来压力的市场活动之中。获得进贡的精英阶层演变成商业和企业化的地主，同时商人与政府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通过圈地、税收、债务和持有土地的商业化，农民被逐渐从土地中剥离了。根植于对政治权力的掠夺性应用的传统致富方式与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过程一起持续存在：更强大的国家提供了通向富裕的有吸引力的路径。所有这些都对财富不平等施加了上行压力。

中世纪后期，现代欧洲在物质不平等的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的位置。财富分配（然而还不是收入）的量化证据首次变得可用了，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地追踪长时间的变化，并且在不同区域之间比较发展的成果。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可征税财产的本地记录，并且得到了有关地主和工人收入信息的补充。接下来，我将同时使用财富分配和收入的信息。一般来说，系统分析这一时期的两个指标是不可能的：研究前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学者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比现代经济学家选择的更折中。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前工业化社会，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基本不太可能向不同方向移动。

尽管这些数据集并不意味着关于不平等的真实全国统计数据，但它们把我们对于财富集中的结构和演化的理解置于一个比以前更坚实的基础上。由于它们的内在凝聚力和时间上的一致性，一些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数据可能对这些变化的总体轮廓来说是更为可靠的向导（相对于从不同来源的，即使是19世纪的资料来重构全国趋势的现代尝试而言）。几个西欧和南欧社会得到的证据表明，资源在大城市中要比在较小的城镇或者乡村中分布得更不均衡，不平等程度在黑死病结束之后通常都上升了，这种上升发生在多种经济条件的作用之下。

更细致的劳动分工，技能和收入的差异化，精英家庭和商业资本的空间集中，以及更贫穷的移民的流入总是推高了城市的不平等程度。根据1427年的佛罗伦萨王国人口统计，财富不平等与城市化的规模是正相关的。都城佛罗伦萨有着一个达到0.79的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如果把没有记载的无财产穷人包括在内，也许接近0.85。较小城市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0.71~0.75），农业平原的还要低一些（0.63），最贫穷的地区（丘陵和山区）的最低（0.52~0.53）。最高等级人群的收入相应发生类似的变化，从佛罗伦萨最高5%收入人群所占的67%的比重，下降到山区同类人的36%的比重。另一个意大利税收登记数据中出现了大体相同的情况。15—18世纪，托斯卡纳地区的阿雷佐、普拉托和圣吉米尼亚诺这些城市报告的财富集中程度一直比相邻的农村地区高一些。在皮德蒙特也能观察到同样的模式，虽然程度轻一些。

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西欧早期的主要城市中，基尼系数至少达到0.75的较高财富不平等程度是一个标准特征。奥格斯堡是当时德国领先的经济中心之一，提供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从与瘟疫相关的矫正作用下复苏之后，城市财富基尼系数从1498年的0.66上升到1604年超常规的0.89。很难想象出一个更为两极分化的社区：很少比例的居民拥有了几乎所有的资产，另外1/3~2/3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将会在第11章详细讨论这一案例。在荷兰，大城市同样有着类似的高水平财富集中（基尼系数在0.8~0.9之间），小城镇则落在后面（0.5~0.65）。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其相应的基尼系数在1742年达到0.69。1524—1525年的英国税收记录反映出的城市财富基尼系数通常都高于0.6，也可能高达0.82~0.85，要比农村的0.54~0.62高出不少。在个人财产的遗嘱清单里，资产的分布同样与住房的规模相关。1500—1800年之间，在这些区域的某些地方，城市化比率保持了稳定，最为显著的是在意大利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但是在英格兰和荷兰，城市化比率有了显著的增长，由此提高了整体不平等水平。

从15世纪时由黑死病带来的矫正效应的低点开始，在我们有数据的几乎欧洲所有地区，不平等程度都上升了。荷兰在这方面提供了最详细的信息。作为一个早熟的，几乎确定有着当时全世界最高人均GDP的发达经济体，它证明了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效应。在17世纪晚期，城市人口比例达到40%，同时只有1/3的人口从事农业。大城市为出口市场进行制造和加工。脆弱的贵族阶级已经被享有免受专制掠夺的自由商业精英超越。由于资本集中在城市，以及许多地主居住在城市，城市变得高度不平等了。在1742年的阿姆斯特丹，几乎所有收入的2/3来自资本投资和创业活动。作为对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的转移和压低了实际工资的国外劳动力流入的反应，荷兰的资本收入的比例从1500年的44%上升到1650年的59%。

荷兰公民中的一小部分人，即使在城市贫民队伍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新创造财富的不成比例的很大份额，经济发展和城市增长带来的是长期上升的不平等程度。在莱顿市已报告财富的最长可得时间序列中，顶层1%群体占有的财富比例从1498年的21%上升到1623年的33%、1675年的42%和1722年的59%。在同一时期，资产总额没有达到最低税收门槛标准的家庭比例从76%上升到92%。相关度最高的信息来自记录了荷兰不同区域房屋年度租金值的税收登记表，这是总资产不平等水平的一个更为间接和不完美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富人如果变得更富有，他们在住房上花费的收入比例会逐渐变小，这就可能会带来对不平等水平的低估。荷兰大部分地方的加权值显示出一种持续的上升，从1514年的0.5到1561年的0.56，18世纪40年代的0.61或者0.63，以及1801年的0.63。在1561—1732年间，租金的基尼系数在所有地方都上升了，在城市中从0.52上升到0.59，在乡村中从0.35升到0.38。对15个荷兰城镇资料的最新标准化调查显示出一个从16世纪—19世纪后期总体上升的趋势。

经济进步仅仅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部分解释。有时即使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财富集中还保持上升。只有在北方低地国家中，不平等的上升趋势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而在南方低地国家中，这两个变量之间根本没有系统性关系。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并没有影响不平等上升的共同趋势。不同的税收体系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南方对累退的消费税的强烈重视本应该产生不平等的后果，然而荷兰共和国对北方的税收实际上是累进的，关注的重点是奢侈品和不动产。可是，不平等还是在整个区域逐渐扩大。

这并不奇怪：在更有活力的北方，不断拉大的工资差距成为全球贸易和城市化的不平等力量的一部分，它至少部分根植于社会政治的权力关系。在1580—1789年间的阿姆斯特丹，高级行政官员、教士、校长以及兼任医生的理发师的工资上升得更快——以5~10的倍数，相对于木匠获得的工资而言，后者仅仅翻了一番。对于一些职业，例如外科医生，这可能反映了赋予他们的技能更大的重要性，尽管这一时期工人的技能溢价并没有普遍上升。此外，对政府官员和例如校长这样相关的“知识性工人”慷慨加薪，很可能最初是由一种人的欲望驱动的，这种人紧跟这些人，在同一个资产阶级阶层，并且从增长的资本收入中获益。因此，商业资本的收入对特定的社会特权群体而言，可能对工资有一种明显的冲击效应。精英阶层的寻租行为对于收入分配有一种极化效应。

在佛罗伦萨境内，财产登记记载表明，财富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5世纪中叶0.5的低点增长到1700年左右的0.74。在阿雷佐市，它从1390年的0.48上升到1792年的0.83，在普拉托从0.58（1546年）增长到0.83（1763年）。这一集中趋势最主要是由最高层人群的财富比重增长驱动的：在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18世纪早期之间，佛罗伦萨境内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已知资产的比重从6.8%上升到17.5%，在阿雷佐是从8.9%变成26.4%，普拉托则是从8.1%上升为23.3%。从皮德蒙特地区的各种登记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在一些城市，财富的基尼系数的增加可以达到27个点，一些农村社区也达到相似的规模。在那不勒斯王国的阿普利亚区，最富有的5%群体的财富比例从1600年前后的48%增长到1750年的61%。在皮埃蒙特和佛罗伦萨，财富最少达到本地中位数值10倍的家庭比例从15世纪后期的3%~5%上升到10%~14%（三个世纪后）：随着更多家庭脱离中位数水平，两极分化加剧了。

荷兰的情况与其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大多发生在17世纪经济停滞甚至更长期的缺乏城市化进展的环境当中。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从黑死病的消耗中恢复的人口；对农业生产者的逐步征用和无产阶级化；军事财政国家的形成。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压低了其相对于土地和其他资本的价值。精英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在荷兰和法国也见证了这一过程。此外，具有自治社区的传统，以及公民与共和主义强大观念的城邦被纳入征收更重税收的更大和更多强制的国家。在皮德蒙特和南部低地国家，公共债务把资源从工人引导到了富有的债权人那里。

这些案例研究强调了不平等机制的长期持续性。至少可以回溯到古巴比伦时期，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商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提高了不平等水平。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同样也是如此。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富裕的资本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通过财政攫取维持的精英阶层的富裕，以及其他政府活动有着更长的历史，可以回溯到苏美尔人时期。现代社会早期的收入和财富集中仅仅在方式和规模上有所差异：与更传统的寻租策略一起，精英阶层现在可能从购买公债中获益，而不是直接窃取或者勒索资源，全球贸易网络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遇，城市化水平空前。然而在本质上，不平等的主要方式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在由暴力性冲击导致的一次短暂中断之后，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了自己。

这些行之有效、公认的不平等因子的有效补充，对解释大范围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下得到的相似结果大有裨益（图3.2）。在荷兰共和国，由于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不平等程度得以提高，然而财政压力看起来是皮德蒙特和托斯卡纳的农村无产阶级化的最关键因素，它们在南方低地国家都发挥着作用。在英格兰，即这一时期北方低地国家之外的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商业化和城市扩张提高了财富差距：诺丁汉的财富基尼系数从1473年的0.64上升到1524年的0.78，同时在一个个人财产遗嘱清单的调查中，基尼系数从16世纪上半叶的0.48~0.52（在接下来的80年里）上升到0.53~0.66。在这些记录的9个样本中，最富有的5%群体的财富，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占所有资产的13%~25%，后来则占到24%~35%。

西班牙的经济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异，它经历了乡村化——从畜牧业到农业的转型，以及低工资。在经济停滞甚至紧缩的背景下，名义人均GDP与名义工资之比从15世纪20年代—18世纪末一直在稳定上升，反映出伴随着实际工资下降的一种持续进行的不平等的劳动力贬值，这也是我们在很多欧洲国家观察到的现象。另一种不平等指标，即地租与工资之比，在这一时期有更大的波动，同样，1800年的要比400年前的高得多（图3.3）。这些发现与在马德里省得到的观察十分相符，从税收记录中重建的财富不平等在1500—1840年间上升了，不过是以一种非连续的方式进行的。

在16世纪初的法国乡村，人口复苏和不断增长的庄园的双重压力，使得介于更大的土地所有者和由于农场太小而不能养活自己的小佃农之间的中等大小的本地社群空心化了，迫使后者变成了雇佣劳动力。目前，葡萄牙是唯一一个已知的例外。根据税务记录，大约在1565—1700年间，在一个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陷入停滞，以及被海外帝国的殖民弱化的环境中，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技能溢价大体上维持稳定，而地租与工资之间的比率在18世纪70年代获得部分恢复之前，在整个17世纪都在下降。更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收入不平等的温和下降大多发生在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城市的不平等在长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没有暴力压制，不平等水平可能因为本地经济和制度条件决定的各种因素而上升，但它（几乎）一直上升。无论好坏，为这一时期设计出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现代尝试，大体上与更为本地化的经验数据集合所反映的趋势是一致的。荷兰的整体收入不平等，在1808年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回落到0.57之前，已经从1561年的0.56上升到1732年的0.61。考虑到基本原理计算的不稳定基础，这些数字应被视为相当高的和稳定的不平等水平的一种象征。英格兰和威尔士相应的基尼系数从1688年的0.45（比0.37的公认中世纪峰值高出不少）上升到1739年的0.46和1801年的0.52。在1788年的法国，基尼系数同样高达大约0.56。所有这些数值都要比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数值要高，人均产出也是如此：大体上是荷兰最低生活标准的4~6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7倍，法国的4倍，大约相当于罗马、拜占庭和中世纪英格兰基本最低生活标准的2倍。然而，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并不是通向更高不平等的唯一路径：在维持最低生活收入的2.5倍的水平上，1752年的旧卡斯蒂利亚并没有值得夸耀的、比古罗马多得多的人均剩余，但有着很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0.53），这反映了强烈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化力量的影响。

在所有能够大体估计出这些数值的例子中，有效榨取率（给定人均GDP水平上最大可行不平等的实现比例）在16—19世纪初期或者保持水平，或者上升。黑死病减弱之后的3个世纪，在西欧和南欧那些有着更好资料的地方，收入不平等已经在名义上（以总基尼系数表示）第一次达到超越之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平。用对人均GDP比较敏感的有效生存需求进行调整之后，它们大体上与那些生活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中叶的人群接近。毫无例外，1800年的城市工人实际工资要比在15世纪后期的水平低一些，同时，尽管经过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化生活成本指标调整的“真实”不平等水平要比名义上的测度波动性更大，总体趋势同样是向上的。

欧洲之外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来自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4个城市的遗嘱清单记录了全部的资产，包括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例如现金、贷款和借款，揭示了1500—1840年间财富不平等的演进。在欧洲，平均财富和不平等水平与城市的规模是呈正相关的。在三个有全面数据的城市中，资产集中的基尼系数在1820年和1840年要比这些序列开始的时候更高，从16世纪早期—18世纪早期一直在变动。这同样基本适用于最高收入者的财富份额。农村遗嘱清单的总基尼系数从16世纪第一个10年的0.54上升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0.66，这是一个可能与农业的商业化，以及以不断下降的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和不断扩张的私有化为特征的，与不断变化的产权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增长。财富不平等中所能观察到的增长也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的证据是一致的。因此，爱琴海东部地区的不平等趋势与西欧和南欧的情况是非常相近的。

在继续讨论从“漫长的19世纪”一直到“一战”的这段时间之前，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在全球其他地区，与图1.1类似的对几千年不平等轮廓的重构是否可行。目前，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猜测，但不能为此提供恰当的证明，即中国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波动与所谓的它的“王朝更迭”形成映射。就像我在之前的章节中试图展现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汉朝的长期统治之下，不平等程度上升了，而且它可能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早期的东汉后期达到顶点，就像罗马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完整统一帝国的最后阶段达到巅峰一样。从4世纪早期—6世纪后期，延长的“分裂期”很可能见证了一定程度的压缩，特别是在这一区域北部，大量短暂的外国征服者政权和后来经历了大规模动员战争、雄心勃勃的土地分配、计划复兴的王朝之间的第一次激烈争夺。

如同第9章所描述的，在6—9世纪的唐朝统治之下，一直到其精英阶层解体的最后阶段、基本上被消灭之前，收入和财富注定都获得了增长且变得更为集中了。宋朝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商业化和城市化可能产生了与现代欧洲早期一些地方所观察到的类似的不平等结果，在后来的南宋时期，大地主是强大的。随着经济衰落、瘟疫、入侵和掠夺性统治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元朝时期的趋势更难确定。在明朝统治下，不平等程度再次上升了，尽管用国际标准来看是有益的，其总水平在清朝末期之前并不是特别高。除了18世纪的莫卧儿帝国和200年后在英国控制下的高度不平等进一步证实了大规模掠夺性帝国或者殖民统治的不平等效应之外，这里关于南亚可以说的就更少了。

对于过去600年的大部分时间，新世界的不平等趋势只能以一种高度写意的方式进行简述。15世纪时，随着进贡的流动距离越来越远，以及强大的精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世袭资产，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形成很可能将经济差距扩大到新的水平。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期间，抗衡性的力量发挥着作用：少数征服者精英完成的西班牙扩张和掠夺性殖民统治可能维持，甚或提高了现有的财富集中水平。我在第11章描述的新的“旧世界”传染病的到来导致的灾难性人口损耗，使得劳动力变得稀缺，甚至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推高了实际工资。即便如此，在这些传染病消退之后，人口得以恢复，土地和劳动力比率下降，城市化水平提高，殖民统治得到了全面巩固；到18世纪，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水平也许和从前一样高了。19世纪初的革命和独立可能产生了平等化效应，直到该世纪下半叶的商品繁荣把不平等推向了更高的水平，这是一个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只有间歇停顿的收入集中过程（图3.4）。

漫长的19世纪

这把我们带到19世纪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从当地数据集到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估计的一致性转换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仅仅是这个原因，工业化是否令英国不平等的问题恶化就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难以应对的了。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1700年—20世纪早期，私人财富集中得到了稳定的强化，在此期间，实际人均GDP变成了之前的三倍多。因此，最富有的1%群体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700年的39%上升到20世纪早期的69%。到1873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系数已经上升到0.94，实际上这一类型的不平等不可能进一步增长了。关于收入分配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清晰。来自纳税申报表和各种社会信息表格，以及地租与工资比率的证据相当明确地指出，收入不平等在18世纪中叶—19世纪初出现了增长。此外，尽管从房产税数据和报告的工资得到的住房不平等的信息已经表明，在19世纪的上半叶，收入在继续变得更为不平等，但是关于这一特殊资料能够承受多少压力依然是存在争议的。

关于不平等的各种指标在19世纪上半叶或者前2/3的时间里上升，随后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都在下降的较早观念更为准确，从而产生了一个平缓的倒U形曲线，这就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转型社会中，经济现代化首先提升然后降低不平等水平。工资分散度在1815—1851年间上升，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接着一直下降到1911年的观察结果，可能是不同行业的基础数据的假象，显示出相互矛盾的趋势。类似地，从房产税数据中构建的住房不平等程度的测度指出，对有人居住的房子，基尼系数在1830年和1871年分别是0.61和0.67，对于私人住宅，则从1874年的0.63下降到1911年的0.55，我们不能轻易地仅凭表面就信以为真。收入份额的清单也没有太大用处。修订后的社会统计表格显示出一种长期的、相当稳定的程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801及1803年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2，1867年是0.48，整个英国在1913年是0.48。精确性是很重要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在19世纪，英格兰或者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大体保持不变。

意大利的结果也同样不能确定。近来关于意大利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同的指标，都指出了1871年至“一战”（及以后）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基本稳定性，这与较早的关于家庭总预算的调查结果形成对比，后者显示1881年和战争期间不平等水平逐渐下降，这是一个由工业化导致的不平等效应被向西半球的大规模移民抵消的时期。国民收入数据对法国来说是不可得的。在巴黎，以顶层1%群体的资产在其个人财富总量中的占比来衡量的财富集中度，从1807—1867年间的50%~55%上升到1913年的72%，这个比例在顶层0.1%群体中上升得更为猛烈，从15%~23%上升到43%。在整个国家，精英的财富比例更为稳定地从1807年的43%（顶层1%群体）和16%（顶层0.1%群体）分别增长到1913年的55%和26%。西班牙的收入不平等也在19世纪60年代到“一战”期间一直上升。

这一时期的德国的数据也不存在。在普鲁士，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874年的13%或者15%上升到1891年的17%或18%。在1891—1913年之间的净趋势是平稳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这些年当中大体上保持不变，它们以一种顺周期的形式变动，与经济增长一起上升。最详细的普鲁士收入基尼系数调查追踪到了从1822年一直上升到1906年的顶峰的一条路径，然后一直到1912年出现一个小幅下降，再到1914年出现部分恢复。由于“一战”的爆发在那个时点截断了不平等的“和平”演化，我们无法分辨这一简短的下降仅仅是暂时的中断，还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转折点。在荷兰，19世纪是经历几个世纪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之后的一段巩固期。不平等还没有完全走完其发展历程：在1808—1875年间，在10个省中，可租赁房屋价值分布的基尼系数8个有所上升，高收入群体中的不平等增长从1742年延续到1880年，再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然而，在同一时间，实际工资回升，技能溢价下降。国民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似乎在1800年和1914年是相似的，这就意味着不平等大体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稳定了。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提供了这一时期相对丰富但有时令人费解的信息。1870年在丹麦的一次评估估计顶层1%收入群体中的已婚夫妇和单身成人的收入份额为19.4%。这些报告在1903年被重新恢复的时候，这一份额达到16.2%，到1908年达到16.5%，伴随着也能在其他中立国家中观察到的由“一战”中的牟取暴利诱发的短暂的暴力潮。尽管1870—1903年间隐含的不平等程度降低并不是剧烈的，但我们必须怀疑早期资料的可靠性。

类似的保留意见适用于有关1789年发生的一次性税收的记录，这一记录被用来表明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6~0.7，这一数值意味着不平等程度接近，甚至等于理论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些担忧使人们很难想象，18世纪末—20世纪初收入不平等在持续衰减。相比之下，关于18世纪末大地主的统治性地位的报道，为那些指出从1789—1908年，在丹麦社会中最富有的10%群体中存在显著的财富分散的计算提供了可信度。

挪威和瑞典的发展同样提出了关于记录质量的问题。在挪威，顶层1%收入群体的财富比重，从计算得到的1789年的较高水平处下降，在1868—1930年之间稳定维持在36%~38%。1875—1906年，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在18%~21%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变动得非常少，但是到1910—1913年，突然下落到大约11%。这很难解释，1908年和1909年的衰退是否足以说明这一分化还不清楚。如果这种下落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证据的假象，它就表明存在某种冲击驱动的矫正事件。瑞典的趋势与挪威的类似，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03年的27%下降到1907—1912年的20%~21%。然而，1870—1914年，工资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同时与丹麦和挪威不同，财富集中程度在1800—1910年间略微增加了。

在后来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地区，不平等可能持续增长了250年的时间，仅有一些很短暂的停顿（图3.5）。殖民地时期的趋势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即使是这样，可能奴隶制的扩张还是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提高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伴随着战争毁灭了资本、军事服务，伤亡、逃跑的奴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海外贸易受到破坏，以及城市精英不成比例地受到这些混乱局面的沉重打击，独立战争及其直接后果（给不平等）带来了暂时性的压制效果。富裕的效忠者逝去了，其他人最后一贫如洗，同时，城乡工资，白领与非技能城市工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800—1860年，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工业和城市的技术进步以及金融机构的改善，使贫富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1860年底，全国收入基尼系数从1774年的0.44和1850年的0.49上升到0.51，同时这“1%”，从1774年的8.5%和1850年的9.2%增加到获得10%的总收入，蓄奴州通常记载了更高的不平等水平。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财产集中的急剧增长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大规模上升都有助于这一发展：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774年的14%变成了1860年的32%，是原来的两倍多，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39暴涨到0.47。

我在第6章中会更为详细地描述，内战使得南方的财富趋于平衡，但进一步加剧了北方的不平等，这两种相互抵消的区域性趋势使得国家层面的测度大体不变。不平等随后延续到20世纪初：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例从1870年的大约10%变成了1913年的大约18%，几乎翻了一番，同时技能溢价也上升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低技能工人的大规模移民是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最高收入群体财富比例的一整套指标同样表明了从1640年到1890年，甚至再到1930年的持续性上升。以一种测度为例，1810—1910年间，顶层的1%美国家庭持有的所有资产的比例几乎增长了一倍，从25%上升到46%。财富集中在最顶层是最明显的：在1790年，美国所公开的最大的财富已经等于平均年度工人工资的25000倍，在1912年，约翰·洛克菲勒身价为这一等价工资的260万倍，相当于增加了两个数量级。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拉丁美洲经济中存在着不平等的长期性增长。当商品出口使区域精英富裕时，收入集中程度飙升了：对南锥体各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一项估计认为，总体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870年的0.575增长到1920年的0.653，另一项分析得出更强烈的上升趋势，即使经过了人口加权，还是从1870年的0.296变成了1929年的0.475。尽管这些数据很不确定，这一趋势的总体方向似乎是足够清晰的。日本是一个更为奇特的例子。德川时代的技能溢价好像下降了，当日本与世隔绝的情形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时，不平等水平是相当低的。商业精英以前不能通过国际贸易来确保其收益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此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部门在闭关锁国期间的扩张，税收是基于产出的固定假设来设定的事实阻止了拥有大片土地的“300位世袭贵族”获取不断扩大的农业剩余，这就导致他们在总收益中的份额下降。日本对全球经济的开放以及随后的工业化推动不平等达到更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一个以当前标准来看产生了常常是有限质量和一致性的只有相对较少数据量的时期来说，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个世纪的国家发展趋势就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清晰。对于一段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时期，时间范围取决于各国的可得证据，可以从几十年到一个多世纪，不平等程度主要是上升或者维持不变的。尽管财富的集中实际上大量增加到此前没有的高度，但是在英格兰，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世纪早期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不能再高。虽然在另一个发展较早的不平等国家荷兰（也许还有意大利）较为稳定，然而财富或者收入的差异在法国、西班牙、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以及已经得到充分描述的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和日本都上升了。基于对记录的保守解读，除了19世纪富裕人群中一定程度的财富集中和一些突然发生在“一战”爆发前几年的没有得到较好解释的最高收入群体收入比例下降之外，北欧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似乎保持着相当稳定的不平等水平。18世纪末、19世纪初至“一战”期间，在我们掌握数据的8个国家中，6个国家的顶层1%收入群体的财富比例上升了：英国、法国、荷兰、瑞典、芬兰和美国。

同时，对不平等收缩情况的较好记录是罕见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法国和拉丁美洲发生的革命带来了温和平等化冲击之后，美国内战是唯一已知的对一个区域的财富集中产生影响的事件。除了这种具有不变的暴力性矫正效应的零星现象外，不平等大多或者维持在高水平，或者进一步扩大了。大体而言，不管这些国家较早实现工业化还是较晚，甚至完全没有，也不管土地稀缺还是丰富，以及政治系统如何配置，这都是正确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商品和资本流动日益全球化，以及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加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寻常的和平条件，创造出一个保护私有财产并使资本投资者受益的环境。在欧洲，这使得开始于中世纪末期黑死病消除后的长期不平等向上摆动，并且持续了4个多世纪。世界其他地方可能已经经历了不那么长的不平等化阶段，但是正在进行稳步地追赶。

在第14章的结尾，我得出关于这个世界是否将进入一个收入和财富更为极端分配的不均衡时代的可能答案。但是，这当然不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在1914年6月28日上午11点前不久，一个19岁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开枪打死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当时他们乘坐的敞篷轿车正行驶在萨拉热窝街头。当问到他受的伤有多严重的时候，垂死的王储越来越微弱地回应“这没有什么”。他完全搞错了。

36年后，1亿多人死于暴力，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多次遭到破坏。在1914—1945年（或者记录中的最近一年）间，这“1%”的收入份额在日本收缩了2/3；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许还有英国，收缩了超过一半；在芬兰是一半；在德国、荷兰和美国超过了1/3。不平等也在俄国和其原帝国范围内的其他地方、中国大陆、韩国等地崩溃了。精英阶层手中的财富集中，尽管在革命的环境之外更富有弹性且因此减弱得更慢，还是遵循了同一模式。在西欧，资本存量与年度GDP的比率在1910—1950年间下坠了大约2/3，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接近1/2，这是一个极大降低了富有投资者的经济优势的再平衡过程。暴力性矫正的四个骑士中的两个——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已经释放出毁灭性的后果。这是自黑死病以来第一次，在西罗马帝国衰落以来也许无可匹敌的规模上，获得物质资源机会的分配更加平等了，这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这次“大收缩”结束的时候（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实际的不平等水平在发达国家和亚洲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下跌到自几千年前人类过渡到定居生活和食物驯化以来没有过的深度。接下来的章节将会告知其缘由。 Dw/PNDrrXqoJpHew9XMbi00B5LVIJfGjllZB7Y8swNTmn5B5zPzSZCw4iJteOW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