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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00年之后大约300年里，文明世界被蛮族征服者蹂躏。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的山区民族，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北部沙漠边缘的游牧民族，加上起源于北部草原的各种好战部落联盟，相互掺杂，入侵了各个已有的文明生活中心。这些蛮族征服的范围之大，此后再无可与之相提并论者。在文明地区外围，维持专业化技术的社会结构并不牢固，蛮族征服几乎破坏了所有文明成就。在文明世界的两端，即克里特和印度，亚该亚人和雅利安人入侵之后，唯余断垣残壁，而这两个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可能都达到了高峰。
在更接近文明中心的地方，文明的生活方式已根深蒂固，蛮族征服的影响就不那么剧烈。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幸存下来了，只在局部有暂时性的倒退。在文明地区建立政权的蛮族（公元前1680年左右喜克索人在埃及，大约同时加喜特人在美索不达米亚）都满足于享受他们征服的成果，因此，他们需要祭司、书吏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帮助，使神和人都安分守己，以便继续获取地租、税收和由专业技术工匠制造的奢侈品。因此，文明依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崩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的传统形式发生的变化的确小得惊人。
这些蛮族征服的范围和力度与一种战争技术的重大进步密切相关。蛮族征服者拥有快马牵引的轻型战车。他们能够安全地从疾驰的马拉战车上向对面的敌军阵地发射密集的箭矢，而自身几乎毫发无伤。其战术是无数次佯攻敌人，从各个方向向敌军射箭，然后发起总攻，所有战车同时发起冲锋，最终击溃敌军。
公元前17世纪战车兵占据的优势也许只有1925年至1950年坦克兵进攻孤立无援的步兵时所占有的优势可比。战场需要的机动性、火力和防御这三个基本因素都有利于战车兵。他们最大的缺陷是战车和战车武士所需要的装备都很昂贵。青铜武器和盔甲，马匹，制造性能良好的战车所需要的熟练木匠、皮匠等工匠，都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所以战车数量一直比较少。因此，战车时代是一个贵族时代，军事优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都掌握在极少数精英手中。
完备成熟的战车作战起源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伊朗或阿塞拜疆似乎最有可能是战车作战最初发展起来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业技术，特别是车轮制造技术已经受到文明地区的影响，而且可以接触饲养马匹的游牧者。最可能的时间是公元前1700年后不久，因为正是这个时期，蛮族迅速走上了对外征服扩张的道路。
随着战车优势全面显示出来，这一新兴的主力武器备受推崇。即使在弓箭作战几乎无法施展的森林地区，如北欧和西欧，蛮族也竭力获得最好的战车，希腊似乎就是这种情况。根据《荷马史诗》记载，亚该亚武士的战术在特洛伊城墙面前肯定发挥不了作用。荷马笔下的英雄不使用弓箭，而是在战斗前跳下战车，战车仅仅是为了来往战场的便利才使用的。这就剥夺了战车的作战价值，使它仅仅具有仪式性意义。但是在希腊以东，更开阔的地形使弓箭成为实用的武器。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公元前1400年之前在中国黄河流域建立统治的其他战车民族，都明智地把战车作为一个流动的平台，从这个平台上发射箭雨。
随着战车作战技术的完善，蛮族的马匹饲养者开始占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即使只有少量战车，征服战争也变得容易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久已经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周边建立地方性文明的土地贵族更容易确立统治，因为少数拥有战车的人与其他人在军事力量上已有云泥之别。因此，经历了最初仅仅以破坏（这些破坏降低了印度和克里特文明的水平）为主的阶段后，蛮族征服者开始在希腊和印度建立他们自己更野蛮、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文明方式。古典希腊和印度文明都起源于这种方式。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战车武士的到来可能创立了商朝（传统上，按照最短的纪年，商朝存在于公元前1525年至公元前1028年）。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商朝是第二个朝代，在他们到来之前，夏朝为中国文明奠定了许多基础。但是，商朝战车兵为中国社会和政府带来了重要的新动力和新方向。
因此，战车的发明和引入战场从而使骑兵与步兵之间产生的巨大差异，为旧大陆三大边远文明的新的发端奠定了基础。迈锡尼希腊、雅利安人印度和商朝中国的军事贵族政府几乎同时兴起，他们形成了一种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松散的亲族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间接影响——战车战争正是在其周边地区最先完善的——也在旧大陆各大文明之间建立了一种虽然遥远但真实的相互关系。
战车征服者对中东本身的各个古老而牢固的文明的意义没有这么大。获胜的蛮族入侵者迅速地建立起广阔但松散的封建帝国（feudal empire）。各支战争队伍散布于整个国家，把自己变成地主和原有居民的主人。征服者非常迅速地采用了至少部分文明生活方式。例如，被埃及人憎恨的外来者喜克索人甚至接受了古代埃及宗教和文明的礼仪与仪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加喜特人的同化甚至更加彻底。
尽管如此，中东的古代民族并非甘愿向蛮族俯首称臣。不久，地方的首领就开始小规模地借鉴战车技术，以便摆脱外来的枷锁。例如在埃及，南部底比斯的一个地方青年首领就起而反抗喜克索人，到大约公元前1570年，把他们全部驱逐出整个尼罗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由远在北方的亚述国王领导“原住民的反抗”，推翻蛮族的统治的（约公元前1380年）。赫梯也通过获得战车而从最初面临新式战争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不久就变成第三大国家，并在遥远的叙利亚边境，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和亚述争霸。
公元前14世纪埃及外交文献档案的发现使现代学者能够对这三个大帝国间的上层往来进行栩栩如生的描述。阿卡得楔形文字是外交语言。国王的儿女的嫁娶可以促成结盟，也因此顺带把宫廷生活方式和文明传播到新地区。驻扎在要塞中的职业战车兵是核心战斗力量，他们的报酬是战利品、黄金或通过征税积聚到统治者手中的其他奇珍异宝。以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金矿充实国库的埃及拥有最大的黄金储备，因此，它能够维持一支最好的军队。法老从尼罗河两岸边境地区招募雇佣兵。
贵族武士、马匹驯养者和战场指挥官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臣民。一个好战的国王的确可以劝说他们跟随自己的旗帜，进行不顾后果的任何冒险活动；但是在以野蛮的战车贵族们之间的粗略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国家里，井然有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发达。因此，埃及、赫梯和第一亚述帝国都是松散的统一国家，地方叛乱时有发生。当一个王子或大土地贵族反对中央政权时，他们就能轻易地蔑视遥远的国王及其官吏，只有追随他的大多数贵族站在国王一边反对他时，他才能受到审判。战车贵族会在所有可能的方式之中选择最现实的一种，要么响应国王的征召加入平叛的战争，要么拒绝。因此，国王的权力事实上受到强大臣民的极大限制。同样，贵族间的粗略共识也限制了个别贵族随时发动叛乱或抗命的可能性。
战士们的尚武礼仪、对贫穷农民和仆从的无情镇压，保证了青铜时代帝国的大一统。占统治地位的武士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长期缺乏共情，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只要普通人在战场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抵御战车作战术的武器，那么贵族的世界主义勇武精神就仍占据上风。
但是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一种新的、比战车贵族所依赖的青铜廉价得多的金属得到广泛使用，急剧地打破了军事平衡。数量再次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这种新金属就是铁，其矿藏比铜，特别是冶炼青铜所需的锡丰富得多。但是冶铁的技术要复杂得多。
铜和锡容易从矿石中提炼出来。青铜（铜与3%~10%锡合金）容易熔化，能被直接铸造成设计好的形状，或被铸成铜锭，然后锻打成型。冶铁在许多方面与此不同。只有在远高于任何自然火的温度下，铁才能熔化。用木炭包裹加热的时候，铁矿石很容易变成固体，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金属海绵状物，在它呈白热之时就锻打，不需要熔化就能变成固体，这也是清除铁矿石杂质的过程。一旦变成了固体，当加热时，铁极具延展性，能够轻易地被锻造成型，铁块通过锤子敲打也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当铁被置于燃烧的木炭中时，持续加热能使铁吸收碳（0.1%~1%）并变成钢。钢与铁的区别在于，当炽热的铁块在水中淬火时，就变得特别坚硬，但是钢比较脆，除非淬火是非常精心地分次进行以防冷却太快，或者被淬火的物体被稍微重新加热，使它部分软化。直到公元1000年后，第二种淬火工艺才被普遍使用，因此早期铁制工具的特性千差万别。最好的产品极为罕见，它们的制造者因此而扬名。只有少量铁被统一炼成钢，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才是坚硬的形态。早期的铁特性并不优于青铜，它的优势主要在于铁矿石通常更容易获得。
金属铁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可能是提炼铜或铅的过程中偶然获得的副产品。人类有意识地生产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200年，但是直到4个世纪后，铁制工具和武器才被普遍使用。
这次技术进步的第一个重大后果就是新一轮蛮族入侵，他们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包围了古代中东地区的大帝国，并一个接一个地推翻了它们。铁器时代的蛮族军事胜利依靠的是原始平均主义共同体的同心同德，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强大的战士，因为那里不存在世界文明地区长期盛行的主人与臣民之间的鸿沟。人数必然稀少的战车贵族，被愤怒的臣民包围，被传统的内讧削弱，所以不是这种群体性攻击的敌手。
中东的新入侵者与其青铜时代的先辈来自相同的边界地区：北部和东部草原与山区、南部沙漠边缘地区。许多后来出名的民族都置身于这些迁徙群体之列：伊朗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非利士人（也译腓力斯丁人）、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爱琴海地区的弗里吉亚人和多利安人。大多数入侵者是以部落为组织的。每个部落都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性政治制度，有时（如希伯来人）组成更广泛的非正式的部落联盟，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铁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这种新的金属储量丰富，足以使农民也用得上铁刃的镰刀、铁犁铧和其他铁制农业工具。这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在开垦比较困难的黏土地区时。
在中东某些地区，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后突然兴起的自由农民阶层把他们的一些作物用来交换手工业产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铁制工具和武器，但是也包括诸如纺锤、烧制的陶器、带辐条的车轮等，这些产品的制作需要用到任何普通农民都无法掌握的特殊技术。即使当地主和税吏在中东社会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一种即将发生的现象——这种地方性的城乡商品流通也继续存在。卑微的城市手工业群体由于拥有农民需要的技术和产品而永久地形成了。不管后来有怎样的军事或政治灾难和破坏降临这个地区，这种地方性的专业化分工还是幸存下来了，或者迅速得到恢复。
随着经济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就此深入中东社会底层，文明首次全面而牢固地扎根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民族能完全置身于交流和互相依赖的网络之外。每个人都从专业化分工中得到切实的益处，即使最贫穷的农民，如果不购买其他东西，也要去市场购买基本农具。这也许是铁器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最初也许是由非同寻常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造就的社会分化和专业化分工，变成了中东农业社会的永久组成部分。历经大约2 000年，文明社会的复杂性和专业化分工最终变成了地区特色。
相反，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带来的政治局面是相当动荡的。地方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争夺很快导致较大的领土国家重现。亚述人是最成功的帝国建立者，他们能够从当地吃苦耐劳的众多农民中征募战士。其他宝贵资源是帝国传统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管理技术，亚述国王故意声称自己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另一方面，埃及无力驱逐接连而来、自封为王的三轮入侵者（公元前1220—公元前1165年），在尼罗河谷内处于守势，只想与入侵者保持距离，保护大多数古代法老的文化遗产。
尽管几乎连年发动残酷的战争，但是亚述帝国从未变得安全。被征服的民族，如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多次发动叛乱。亚述采取严厉的报复行为，如把以色列王国的重要家族迁到巴比伦（公元前722年），但是一有机会反抗就会出现，这样也不能防止新的动荡。然而任何内部叛乱最终都没有推翻亚述的统治，直到出现一次战术的重大革命。这次军事革命发生于公元前850年至公元前700年，它的主要中心是草原地区。从本质上看，这次军事革命非常简单：在这几个世纪里，草原民族已经学会骑马，因此，他们变成了骑兵，通过利用马匹力量和速度的简单方法，获得了机动性的各种优势。
今天我们认为骑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认为这是最自然的利用马匹的方法。为什么人类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习惯骑马呢？事实上，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人类已能偶然地骑在马上。但是这有几重困难。在军事行动的危急关头，一个骑马的弓箭手必须腾出双手射箭。但是马匹任何出乎意料的移动都会给骑手带来危险：从马背上正好跌落在敌人脚下。战车兵通过让一个人驾驭马匹，另一个人射箭来解决这个问题。而骑兵必须同时进行这两项活动。这要求劳动分工不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而是在控制马匹的下肢与控制弓箭的上肢之间进行。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马匹和骑手都长期习惯于彼此才能取得可靠的合作，保证骑行安全。因此，希腊传说中的半人半马怪兽和历史上的骑兵都可被视为不同生物物种之间的一种异常的共生现象，所以骑马很久之后才变得重要，我们对此不必感到吃惊。
但是当骑马变得普遍时，它的军事影响就像早先战车发明的后果一样。通过跨上马背，手持弓箭，游牧部落取得了比任何组织精良、纪律严明的步兵部队都更优越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草原发动游击突袭变得安全又容易。只有同样机动、纪律更严明或人数更多的骑兵才有希望阻挡这种袭击。亚述不能提供这种骑兵。他们的故乡缺乏充足的草料，并非饲养马匹的好地方。因此，亚述的马匹稀少，限于尊贵的统治者和贵族使用，远远超出了普通士兵所能企及的程度。
公元前700年后不久，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和“西米里人”的民族利用这种草原新力量对中东发动广泛袭击。成功的骑兵袭击鼓舞了后方的叛乱。因此，南部反叛的巴比伦人、向东出击的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联合起来，最终于公元前612年推翻了亚述。胜利者瓜分了果实：斯基泰人返回北部草原故乡，他们的马匹满载战利品；米底人和巴比伦人与新兴的、野心勃勃的埃及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的领土。
胜利者很快便陷入互相争夺。特别是巴比伦和埃及为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开始交恶，在此过程中，选择与埃及结盟的犹太小王国激怒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公元前561年在位）。巴比伦军队于公元前5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毁灭了这座城市，把它的居民掳往巴比伦。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不是特别非同寻常，但结果对犹太教的发展至关重要。
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新征服者——波斯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公元前530年在位）从东部的伊朗高原崛起，在他统治时期，中东几乎全部被统一了。他的后继者冈比西（公元前530—公元前521年在位）和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公元前486年在位），把埃及和印度西北部也囊括进波斯帝国。波斯通过雇用边境牧马民族部落，防止更遥远的游牧民族的侵袭，从而防守重要的草原边境。当这种措施难以实行时，居鲁士和大流士先后率领波斯本土大军远征草原地区，虽然不能打败草原的骑兵，也希望借机威慑他们。居鲁士就是在一场这样的边疆战争中丧命的，而大流士大帝只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公元前513年他入侵欧洲时，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南部，深入斯基泰人的故乡。
在中东文明腹地，波斯最初致力于恢复所有被并入波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局部自由、传统宗教和法律制度。为此，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有些犹太人的确返回了。与此同时，他恢复或承认埃及和巴比伦古老的祭司阶层的权威，条件是他们必须支持他的政权。但是当冈比西——居鲁士之子和大流士发现，当地的信仰和祭司的野心会成为滋生反叛的沃土时，就收回了这种特权。因此，居鲁士的后继者抛弃了他实行的放任政策，亚述古老的行政管理技术很快便被恢复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争取地方独立地位的斗争屡屡受挫，中东各民族对高高在上的外来政治强权的反抗越来越弱。但是，波斯帝国只存在了200多年，最终（公元前330年）不是被本土叛乱消灭，而是被地处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灭亡。
在我们离开中东而把注意力转向印度、希腊和中国之前，我们应该简要地思考中东文明的三个重要发展成就，在漫长而动荡的世纪里，这些发展变得前所未有地突出。第一个发展成就就是帝国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字母文字的发明，第三个是民族一神教的兴起。
大致说来，帝国政府的基本机构在公元前18世纪青铜时代蛮族入侵之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全部产生了。由官僚或行政官员控制的政治秩序在汉穆拉比统治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这些官僚的权力依靠其官职而不是他们自身。亚述人恢复了同样的原则，波斯则未做任何重要改变就沿袭了。官吏任命体系终究非常单薄。一名掌管较大领土的王室总督不能监督或控制辖地内所有角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不得不与当地各种各样的权威打交道——神庙祭司、城市官员、地方显贵、部落首领或控制地方权力的其他权贵。
惯例和习惯对大多数这种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地方权威交给总督的各种税收或兵役的数量/时间与种类；国王、总督和地方权贵的司法管辖权；为与众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宗教和其他礼仪。总之，官员与当地生活发生接触的任何事情都越来越打上习惯的沉重烙印。因此，合作双方都发现很难改变这种关系。这在国王及其总督在为战争或其他目的调集整个社会资源时是一种局限，而对帝国政府本身的稳定则是一种保障，因为传统的纳贡和劳役或多或少可以仰赖，无须每年重新协商或强行征调。
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些政府原则并不新鲜。但是亚述、巴比伦、米底和波斯把它们应用于比以前更广大的领土上，持续更长的时间。他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较大领土的统治者相对较小竞争者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这种帝国优势的背后是军事管理的重大改进。例如，亚述发展了接近职业化的军官团体，建立了常备军事单位，分成十人和百人。一个成功的军官有望根据上级指挥官的意志和判断得到晋升。这种制度比行政管理制度具有更彻底的合理性。此外，每年或几乎连年的战争使帝国军队处于整装待发的战斗状态，能够轻易地镇压任何地方性的仓促反叛，并震慑来自遥远边境另一边的大多数威胁。
在阿卡得的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350年左右），维持一支常备军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为用以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的物资无法大规模地集中到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将军队分散到能找到粮食的全国各地，则面临中央政权解体的风险。萨尔贡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轮番抢掠来维持军队，解决了这个难题。汉穆拉比则让军队驻扎在庄园上，并力图通过仔细登记每个人的兵役义务而保证常规的劳役。在亚述和波斯统治下，这一古老的两难处境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交通和运输条件的改善而有所缓解。帝国宫廷现在能够为自己征收足够的粮食，长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国王卫队。帝国全部军队不可能时刻被置于肘腋之地，他们在战争间隙分散到全国各地，在需要的时候再征调服役。但是随着国王卫队规模扩大和职业化的加强——直至组成一万人的波斯“不死队”，帝国中央政权取得了对任何普通对手的绝对军事优势。这样一支国王卫队的存在迫使即使遥远的行省也得服从帝国的征兵要求，因为每个人都已知道，反抗只能立即招致压倒性的报复行为。只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军队，如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游击骑兵，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率领入侵波斯的组织精良的马其顿军队，才能打破这样的帝国政权通常享有的军事优势。
亚述和波斯政治-军事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历史里，这种基本权力工具的发展——如常备军，辅以为了某些战争需要而征召的半职业化民军——的确是政治进化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军队都建立在古代亚述和波斯首先实行的管理原则基础之上。
职业常备军兴起的背后隐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这使物资能够以足够的规模集中，年复一年地维持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系统的道路建设也有助于此。亚述军队经常修筑适合车轮运输工具行走的驿道。这便利了军队后勤供应，也极大提高了军队到达帝国遥远边境的行军速度。驿道还降低了和平时期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成本，加快了流动的速度。
此外，关于商人权利和特权的一系列法律与惯例，促进了远距离贸易，以及与彼此陌生、缺乏信任的人群之间的贸易。公元前2000年左右巴比伦的法律已经考虑了商人的需要，在帝国的鼎盛时期，亚述和波斯都继续给予商人重要的法律保护，例如，商人可免除兵役。商人和工匠居住的重要城市享有惊人的广泛自治权，以换取他们的货币租税。更重要的是，驿道——原则上，不总是实际地——由帝国政府管制，因此，帝国官员命令地方守军或者手边的分遣部队，打击企图劫掠过往商队的任何地方强盗。跨地区经营的商人和帝国军队由此有意无意地结成了联盟，互相支持。他们组成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500年古代中东社会的主要增长点。
单一中央政权的优势日益突出，这具有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例如，商人、官吏和跨地区性事务的其他参与者都需要一种通用语。大约公元前1000年之后，他们找到了阿拉米语（又作亚兰语、阿兰语、阿拉姆语、阿拉美语）。他们还需要一种更简便的书写模式。在苏美尔神庙，书写技术自诞生起就限于少数有学问的人使用，他们必须在学校学习很长时间，才能掌握大量表示语音的符号，这些符号被用来记录口头语言的含义。但是公元前1300年前，书写技术的急剧简化使书写相当容易被掌握，而这反过来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识字提供了可能性。
更简便的书写方法似乎集中出现于地中海东部沿岸，从西奈半岛到托罗斯山区。这个地区位于分别出现了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模式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但是它没有培养男孩全面掌握这些复杂文字所需要的严格的学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古老的正确性不那么在乎的、半吊子的书吏自由地使用简化的语言记录方式。他们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以一个符号表示一个特定辅音读音的原则为基础的“字母”，后来仅用大约30个符号就足以记录人类的语言。对该地区所说的闪米特语而言，元音不一定要拼写出来，因为在书写的辅音字母之间很容易插入正确的元音字母。即使今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仍然省略元音。
字母文字起源的精确时间无法界定。大约到公元前1300年，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字母文字已经得到普遍使用了。考古发现的许多用于记录非常普通的商业交易的陶片表明，字母文字很快就相当广泛地应用于该地区的城市社会。当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书吏批判这种新的文字形式，直到公元元年前不久，宗教场合一直沿用比较古老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但是对于普通事务，稍加改变就可以适应不同语言的字母文字，从它的发源地叙利亚四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更多的大众文献借助它可以长久保存。
字母文字发明的重要性堪与大致同时代铁器的使用相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铁制工具和武器使战争大众化，社会民主化。正如前面已经解释的，通过把乡村农民和城市工匠纳入互利的交换关系，铁器也使文明第一次变成真正地方性的。同样，字母文字通过使普通人掌握基本的识字能力而使知识大众化。通过字母文字，以前由祭司和受过严格训练的书吏组成的特殊群体垄断文明社会高级知识的传统，首次向世俗的普通人打开了大门。更为重要的是，字母文字使世俗的普通人更容易为文明共同体的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大大地扩充和丰富了这种遗产的种类。例如，如果没有字母文字，一个像阿摩司（或任何希伯来先知）那样卑微的牧羊人的言论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因此，通过让更多人口更全面地参与文明的经济和知识活动，铁器和字母文字的影响将使文明生活方式得以更稳固地确立。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城镇与乡村的差异仍然很大，除了少数例外，中东农民只是被动地作为牺牲品参与政治事务。同样，他们很少分享城市上层文化，而是顽固地坚持当地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憎恨严苛的税吏、狡诈的商人和贪婪的地主——后三者的生活方式与农民不同，在农民眼里，这些人的存在似乎正是严重的不公正和邪恶的证明。
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500年，与农民阶级的疏远只是中东文化领袖们所面临的问题之一。被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祭司的虔诚和知识变得僵化呆板的旧思想和感情，不足以解释世界主义时代新出现的事实。例如，埃及军队和外交官纵横驰骋于亚洲、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地，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时神圣法老的意志像神的旨意一样无处不在、高于常人的说法再也没有人相信了。当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向上游相继转移到巴比伦和尼尼微时，曾经繁荣的苏美尔各城邦或走向衰落或完全荒芜，把苏美尔当作世界中心的宗教诗歌和仪式、众神的关注焦点等，再也无法轻松获得由衷的赞同了。对于居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地区的弱小民族来说，这种眼前的现实与传统的信仰之间的矛盾甚至更尖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外国军队和外来主人的摆布，这些外来者对当地祭司珍视的宗教神话、仪式和神祇知之甚少，漠不关心。
一般说来，这些矛盾激起了两种相反的反应。有人认为，由于人们没有恰当地履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引起了神的不悦。这就解释了虔诚应有的回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因此，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更忠实地遵循古代惯例，那么神就有望拨乱反正。顽固的保守思想和刻意的拟古主义——力图发现并复兴已经失传或遗忘的旧形式——是那些接受上述解释的人的相应做法。
其他人则认为，早期关于众神及神人关系的思想应该改变，甚至应该用新的神祇加以取代。但是即使激进的宗教改革者也经常主张恢复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的真理。另一方面，如果保守的复古主义者心目中的真理和正确侍奉神的方法与现行宗教实践在某些重要方面发生冲突的话，他们也会变成革命者。事实上，那些对人类世界观造成深远改变的真正重要的运动把对美好（有时候是想象的）过去的向往与对新的神授权威的诉求结合起来了。
古代中东的知识和宗教演变逐渐趋向民族的、超验的一神教。但是只有犹太人得以坚持把这种趋势发展成合理的、明确的结果。尽管其他民族把一个神祇提高到其他神之上，扩大一些特定的神的权威，甚至提高为宇宙之神，但是他们未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多神崇拜。
例如，在巴比伦，祭司宣称马尔都克神是宇宙的主宰。旧的宗教赞美诗和仪式都被“修正”，以剔除与祭司论调不一致的所有内容。例如，苏美尔赞美诗提及国王神性的段落都被完全删除了。但是在这种对古代文献的清洗之后，进一步的篡改就终止了，一批大多起源于古代苏美尔的宗教文献，历经亚述统治而几乎未有任何更改。这种宗教的古老性和权威性无疑给人深刻印象，但是它为这一时期伟大的世界主义帝国中漂泊不定的个人提供不了多少安慰。
埃及宗教的演变比较剧烈。驱逐了入侵的喜克索人之后，埃及人踏上向亚洲扩张的帝国征程，他们不得不考虑在尼罗河流域之外遇到的奇特的外国文明方式。将尼罗河和法老视为宇宙中心的旧观念似乎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外部世界。公元前14世纪，一群改革家和宗教激进分子由此兴起，他们认为埃及和其他地区的传统众神都是虚假的。对改革者来说，只有无处不在的、恩泽众生的光辉的太阳神阿顿，与像太阳一般仁爱并无所不在的法老（至少理论上），具有真正的神性。当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79—公元前1362年在位）登上王位时，他支持这些观点，将自己改名为埃赫纳顿（意即阿顿的仆人或阿顿光辉的灵魂），并开始利用法老的所有传统权力，废除了埃及的旧仪式和神祇。这遭到了祭司和保守主义者的反抗，所以埃赫那顿去世后，信仰阿顿神的人遭到残酷迫害，就像从前埃及旧宗教形式信仰者所遭到的短暂迫害一样。因此，埃及人放弃了改造宗教传统以适应与遥远民族的接触而带来的新现实的全部努力。各种事务都奉行严格的保守主义，古代知识因其古老性而被点滴珍惜，这些变成了人们的普遍心态。越古老越好，因此在艺术领域，例如雕塑家会复制古王国时期的作品，且技巧纯熟，以至于现代学者常常不能确定哪个作品是公元前3000年的，哪个是2 000年后仿制的！
古代中东政治史加强了这种心理上的回归。公元前1100年后，埃及政权退缩到狭窄的尼罗河谷，其天然屏障甚至使亚述望而却步，并使波斯对它的控制难以持久稳定。总之，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埃及都与外部世界隔绝了，正是由于这种做法，直到罗马时代，埃及还能够保持它古老的政治和文化认同。
公元前1000年左右真正有影响的思想不是在古代中东文明两大中心的任何一个中产生的，而是在两个边缘地区：巴勒斯坦和伊朗。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它的居民了解两者的文化传统，但是没有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同样，东部的伊朗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新兴印度文明的文化分水岭。因此，在巴勒斯坦和东部伊朗，当本地环境刺激人们试图重新解释宇宙的运行时，他们面对着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同化，或者把文明社会的神话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和传统的两种做法都不太令人满意。相反，更自由和更激进的宗教启示倒成为可能。在这两个地方，严肃而敏感的人不再依赖现成的、自成体系的、极其古老的教义体系，而开始探索人类生活的永恒问题。
在这场重新确定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的斗争中，以巴勒斯坦为中心、记录在希伯来经典中的犹太教传统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为现代犹太教，也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圣经》传统上将希伯来人追溯到亚伯拉罕，他离开苏美尔城邦乌尔（也许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沙漠边缘过着游牧生活。据说亚伯拉罕的迁徙跨越了环绕阿拉伯沙漠北缘的新月沃地，直到他与其追随者到达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实际上这种传统的描述并非完全虚构。
在希伯来历史上，下一个重大事件，即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埃及文献和编年史很难与《圣经》故事吻合。也许一些希伯来人随着喜克索人一起迁徙到埃及，后来被埃及本土法老征服，但是埃及文献没有相关记载。《出埃及记》中的领袖摩西也许曾接触阿顿宗教，但是关于此事也没有证据，除了他的埃及名字。关于受压迫的希伯来人如何逃离埃及、在西奈半岛恢复游牧生活，《圣经》的记叙可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与耶和华的契约、摩西在西奈山脚下的立法活动等，似乎的确正是一个忘记了沙漠中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所需要的。
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入侵迦南并占领巴勒斯坦丘陵地区的希伯来人是刚从沙漠中走来的，只有少数人（也许12个部落中的一两个）曾经到过埃及或知道摩西的宗教。但是，对于缺乏政治或文化凝聚力的部落来说，一部成文法典和一位通过保护其子民不受埃及威胁证明了自身力量的战神，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毫不奇怪，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对抗迦南人的军事行动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当希伯来人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当地的神，即巴力神，它保护庄稼和使土地肥沃的法力已被长期的经验证明。
崇拜耶和华从未与崇拜迦南人的丰收之神结合起来。对沙漠的记忆，对耶和华的追随者重创迦南人并摧毁其偶像的美好往昔的记忆，使古老的对抗情绪一直存在。因此，当抵抗非利士人和其他相邻民族的需要迫使希伯来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领导下时，先后为扫罗王和大卫王战斗的勇士们就在耶和华的战旗下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然而，大卫的王国（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961年）的迅速扩张，为宫廷奢侈生活和与邻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促使一批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谴责文明的侵袭所带来的各种花里胡哨的腐败行为，重新攻击巴力神。以利亚就是这些早期先知中最著名的一位。
个别先知强烈感受到上帝的权力和意志，受此鼓舞，他们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抨击社会不公，这些诗歌都被记录和保留下来了，先知运动由此改变了方向。在这些爱好文学的先知中，最早的是阿摩司（约公元前750年）。在这个时期，希伯来先知改造了耶和华的宗教，赋予耶和华无边的力量，不再仅仅把他当作入侵迦南时期的部落战神。与此同时，他们宣称上帝既公正又仁慈，既惩罚作恶者，也随时宽恕及时忏悔的罪人。
耶和华一直是嫉妒成性的神，他要求子民完全忠于自己，拒斥其他神。因此，希伯来先知比较容易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发展为一种不妥协的一神教。中东没有其他民族能够变成一神教的信徙，而是保留他们的传统信仰，因为他们都继承了多神教。但是在一个遥远的君主和起源于几百公里外的无法预见的事件能深刻影响当地事务的世界里，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够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适应一般常识和日常经验。传统的崇拜仪式显得虚伪空洞，只有希伯来人能够全面表达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普遍需求。因此，他们对民族一神教的定义就成为古代中东文明最伟大和最持久的成就之一。
耶和华崇拜所取得的制度化形式也对后来的宗教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只要希伯来人享有政治独立，以圣殿仪式为中心的耶和华崇拜就会在都城实行。在大卫的儿子和继承人所罗门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61—约公元前922年在位），圣殿崇拜仪式达到顶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修建了一座雄伟的新圣殿。所罗门死（约公元前922年）后，希伯来人的政治力量削弱了，王国分裂成两部分：北部的以色列定都撒玛利亚，而南部较小的犹太国仍然定都耶路撒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征服时，它的权贵家族都被驱逐了，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征服者尼布甲尼撒也把同样的命运强加给犹太王国。
从以色列流亡出来的人丧失了他们的民族认同（10个“失落的部落”），并与中东其他族群融合了。因此，在北部王国，耶和华的宗教只幸存于普通农民中间。这种宗教的信徒后来被称为“撒玛利亚人”。继承了更丰富的犹太教传统的犹太人蔑视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把真正的宗教与迷信混同起来。
被从犹太王国驱逐出来的人遭受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耶路撒冷被征服（公元前587年）前不久，犹太人力图净化对耶和华的崇拜。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宗教文献被编写成《圣经·旧约全集》，内容几乎与今天所知道的一样。因此，当犹太王国的权贵家族被流放于巴比伦，远离耶和华的圣殿时，他们至少拥有经书以供阅读和研究。每周信徒集会时，教师（拉比）以讲解经书取代圣殿仪式，这变成后来我们所说的犹太教的核心仪式。甚至当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允许流放者返回耶路撒冷（只有少数人真正返回）后，修复了的圣殿中的仪式也没有取代地方性的每周集会和阅读《圣经》。大多数犹太人不能进入圣殿，因为许多人仍然杂居在遥远地区的其他民族之中。但是他们保留了全部的信仰，通过思索《圣经》中上帝的承诺而增强信念。
因此，宗教与地域分离了。在大多数外部事务中，犹太人能够像周围其他民族一样生活，说各种语言，穿着和举止也五花八门，但他们都保留了对耶和华的忠实信仰。总之，宗教与人类文化的其他方面脱离了。犹太教不再依靠祭司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仪式，或要求信徒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并遵守几乎统一的习俗，而是只要存在任何可供少数耶和华崇拜者集会、研究和思考《圣经》的地方，犹太教的信仰就能够得到发展。
流放者也使犹太教信仰的感情基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先知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一直强调未来错误将得到纠正的预言。但是流放巴比伦的经历赋予未来更重要的意义。犹太人被迫扪心自问：为什么上帝允许邪恶横行人间？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惩罚“他”忠实的仆人？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理论。有些人，如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h），强调必须更谨慎地遵守《圣经》所揭示的上帝旨意，因为现实的苦难显然是由于上帝对过去的缺点感到不悦。但是其他人，特别是伟大的诗人以赛亚，则发展出另一种思想：上帝正在净化他的子民，考验他们的耐心，检查他们的坚韧，以便在世界走到尽头、所有不公将被最终铲除的大“审判日”，赐福于坚持下来的人。对于那些受到这一美景鼓舞的人来说，现实中所遭受的苦难越大，那么“审判日”似乎就来得越快，认真地依照《圣经》记载的上帝启示而行动就更为重要。
由于《圣经》不同段落的许多观点似乎相互矛盾，而且《圣经》的指示不能解答许多个人问题，所以拉比们不得不时常发挥独创性，把《圣经》应用于日常生活。以此，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几乎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每个问题，并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和价值。这样一种信仰和道德规范就像古代中东凋谢的文化景观中的一束亮光，中东的大城市中有大量的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价值，却没有获得任何适合城市环境的真正信仰或新道德规范。因此，在大城市里，其他的信仰衰落了，只有犹太教繁荣发展，在动荡而艰难的时代里，更深地扎根于信徒的心灵之中。
直到公元前500年之后很久，《圣经》的内容才被编定；直到公元后几个世纪，拉比们对《圣经》的注释才固定下来。但是，到公元前500年，犹太教特有的重要性和独特的生命力已经变得非常鲜明了。
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侧的遥远东部，公元前6世纪，另一场宗教运动变得举足轻重。与作为唯一伟大的先知产物的犹太教的发展不同，波斯宗教的改革与琐罗亚斯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琐罗亚斯德蔑视和抨击民族传统，力图革新各种事物。虽然现代印度的拜火教徒把他们的宗教追溯到琐罗亚斯德，但是这种联系非常模糊。例如，拜火教所保存的宗教文献就很难确定哪些可被归于琐罗亚斯德本人。这些宗教文献中最古老的部分《伽他》（ Gathas ）是用波斯语的草书形式写成，许多段落至今仍然不为现代学者所理解。
因此，很难了解琐罗亚斯德的详细教义，关于他在何时何地传教也存在激烈争议。唯一无可争辩的重要事实是波斯国王大流士（卒于公元前486年）的一些铭文引用了琐罗亚斯德的话语，这表明大流士本人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大流士时代，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很可能只是一部刚刚完成的作品，其作者力图解释和梳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当波斯人开始帝国征程之时，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自我。
琐罗亚斯德的启示是崇高而抽象的。他宣扬至高无上、虚无缥缈的宇宙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荣耀。马兹达注定与邪恶主神阿里曼争夺宇宙。每个好人的职责显然是站在“光明”一边，遵守由先知琐罗亚斯德传达的阿胡拉·马兹达的指示。这些就涉及适当的崇拜仪式（血腥祭品被明文禁止）和对待他人的道德行为标准。作为回报，琐罗亚斯德许诺此世的兴旺和来世的永生。他似乎还认为，世界的末日将在预定的时节来临，到那时，阿胡拉·马兹达将带来金属熔化而成的净化洪水吞噬恶人，彰显自己的胜利。到那时，神圣的、天使般的、人性化的“光明”力量也将永远沉浸于他们的胜利喜悦之中。
琐罗亚斯德教从未成为波斯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即使在波斯人中，可能也只有少数贵族和宫廷人员完全接受其教义。例如，薛西斯（卒于公元前465年）之后，波斯君主们留下的铭文所提及的神和观念就与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现代学者所重构的任何教义）相悖。因此，即使在波斯宫廷内，严格的琐罗亚斯德教也没有长期盛行。但是波斯人在居鲁士统治下取得并在大流士统治下得以巩固的政治权威意味着，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至少模糊地了解琐罗亚斯德教。因此，后来犹太教的一些特点——如天使的观念和恶人将入炼狱的观点——或直接借鉴自琐罗亚斯德教，或受到其教义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未能像犹太教及其两个衍生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改造世界。但是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的确值得与伟大的希伯来先知的教义一起，被视作某种严肃而积极的努力，试图为古代中东大一统世界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提供宗教指导和秩序。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主义对恶的解释比任何严格的一神教都更有说服力。因此，间接起源于琐罗亚斯德的二元主义出现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统之中，但是琐罗亚斯德教本身几乎没有幸存下来，除了后来印度拜火教群体中面目全非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