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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人类社会受到两种同心震荡的扩散的影响。这犹如在约3 000年的时间间隔中，石头被扔进了一片池塘，激起了阵阵涟漪。地理和社会上的复杂性意味着两股连续浪潮的传播并不遵循严格的几何类型，而是要么在这里向前飞奔，在那里又造就了一座保守主义的孤岛，或者在其他某个地方突然受阻于无法逾越的气候障碍。尽管复杂，但比喻还是有用的。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各种不同地形中，中东类型的刀耕火种农业不断地传播到温度、降水和天然森林覆盖率等条件适宜的新地区。因此，有些距离遥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更复杂的社会，也在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新的地区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随着刀耕火种农业的传播、依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这种最早的农业类型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农业最早兴起于欧亚大陆山丘和山区以北的大草原地区，那里树木很少，具备适合刀耕火种农业的自然条件的土地也相应很少。另一方面，那个地区特有的广阔草原特别适合养殖被驯化的畜群。因此，当接触到最早的农民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技术时，草原地区的狩猎者也正在有效地适应自己的地理环境，他们接受了动物驯养，而拒绝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繁重的垦殖和收割工作。
因此，一种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了，它熟悉农业，但又轻视农业。相似的环境也存在于山区南面，尽管那里的气候更炎热和干旱，草原在阿拉伯半岛北部以弧形退化成沙漠。也是在这里，畜牧业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的变种。南部地区被驯服的动物种类不同于北部人喜欢的体形庞大的牲畜。绵羊、山羊、毛驴比牛和马能更好地抵御半沙漠气候固有的夏季饲料短缺，而较大的体形有助于牛和马度过北部草原寒冷的冬天。
作为农耕世界南北两翼的一种生活方式，畜牧业出现的时间难以确知。公元前3000年前，也许没有多少人口以畜牧业为生。此后很长时间，草原地区对游牧生活的适应也不彻底。例如，直到公元前900年，骑马这种似乎很简单的技术才变得普遍，也许因为马鞍上的生活需要饲养马匹，而且马匹需要被训练到被人骑上去而不至于惊慌，也需要训练能够始终驾驭马匹的人，即便最初的结果都是野性的反抗，以及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像狩猎者一样，游牧者也是以食草动物为生。他们像狩猎者一样，也追求漫游的生活，为了给牲口寻找草料，他们远距离迁徙。游牧者常常选择多少有些规律的迁徙模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从低地向高地牧场迁徙。牧民首先必须保护牧群不被敌对的食肉者所掠夺，无论这些食肉者是动物还是人类。这种生活需要一个首领，他决定游牧的路线，当遇到敌对者企图入侵部落的传统牧场或劫掠牲畜的紧急情况时，他指挥整个部落进行抵抗。
成功的大型猎物狩猎者特有的战争组织和暴力习性仍然接近这种生活的表面现象，而最早的农耕社区是相当和平和平均主义的。这种差别使游牧人群在与农耕人群发生军事冲突时占有明显的优势。的确，游牧人群乐在其中，他们一直渴望通过征服和剥削，像驯服牲畜一样驯服农耕人群。
此后旧大陆的人类历史取决于农耕带来的人数上的优势与游牧所需要的更优越的政治—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互角力。这种平衡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有利于另一方，取决于社会组织、凝聚力的起伏，以及技术的发展。伟大征服者和帝国创建者的偶然出现或者灾难性瘟疫的暴发，也不时打破这种平衡。无论何时何地，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混乱，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流血冲突也刺激人类冒险尝试从未有过的生活。因此，公元前3000年后整个旧大陆社会演变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犁的发明也非常显著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结构，使人类生活多样化。公元前3000年某个时间，也许是此前不久，在某个地方，人类学会了如何利用牲畜的力量从事耕耘活动。这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后果。它把谷物种植与牲畜饲养空前地结合起来了，使二者相互依赖。一些优于其他耕作方式的重要特点传到了中东，因而使中东农耕方式臻于成熟。
首先，犁使谷物生产者能够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地方。随着农耕群体的剧增，很显然，适合刀耕火种的林地越来越难以寻觅。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从其起源的中东多山地区向外迁徙，因而也把农业传播到各地。但是留在原地的农业群体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返回到已经被耕种过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再也不能奢望肥沃的处女地了。但是，犁使人类能够比仅仅用锄头、镐耕种更多的土地，通过从更多的土地上收获产量不高的作物，农民能够维持甚至增加食物供应。
此外，人们不久便发现，一块休耕地——被犁翻耕过，但是不种植作物的土地——在第二年能够长出令人满意的庄稼来，因为用犁翻耕休耕地能在杂草繁衍之前彻底铲除它们。因此，通过轮流使用耕地和休耕地，一个农民能够无限地在一个地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些用犁翻耕过的土地没有刀耕火种者的处女地肥沃，但因更系统和便利的土地规划而获得了一些弥补。即使使用锄头，树桩也会严重阻碍统一规划、精耕细作。的确，我们对田地的设想——相对平整、统一耕作的一片土地上播种单一作物——就是耕犁的创造物，但是耕犁的形状和大小、转弯笨拙、不能适应森林地区的坑洼地等特点，要求人类比森林地区的农民更多地改变地貌。
由于同一块土地一次次地被犁耕，小块方形田地开始出现于中东各地。当这个现象发生时，中东农民经常发现，即使在没有用河流淤泥翻新和水渠灌溉的土地上，自己也能生产出大量剩余粮食。在这种社会里，畜力已经开始有效地补充人力，少数人能够脱离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这就使文明甚至可能在灌溉范围之外的地区产生。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不久之后，在雨水地区创立和维持文明社会形态的新的可能性不出意外地出现在了文明生活起源地附近的地区。
因此，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畜牧群体的兴起和犁耕村落的产生，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种类，为文明大范围地传播到气温和降水都适合大规模粮食生产的欧亚大陆和北美各个地区奠定了基础。
但是公元前2500年以前，文明社会形式的传播需要特殊的地理条件。只有在可灌溉的河谷地区，当时所掌握的技术才能维持专业人员所需要的作物——如果技术和知识的开化水平能维持的话。苏美尔几条流程短小的河流具备了这些条件。例如，约旦河和卡鲁恩河今天都在接近其出海口处注入底格里斯河，但是在古代，它们都独自流入波斯湾，它们的两岸都兴起过非常古老的城市。考古学家可能将在其他地区发现类似的河流和城市遗址，但是这些河谷太小了，不能成为堪与苏美尔，或同时兴起于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社会的发源地。
直到20世纪30年代，埃及文明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现在埃及学家公认，20世纪20年代首次发掘的苏美尔遗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传统上认为，埃及历史发端于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这个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850年的某个时候，而当时苏美尔的一些城邦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
苏美尔对埃及最初的文明发展阶段影响虽然小，但是有迹可循，这已经得到承认。因此，波斯湾出海口的水手很可能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红海，与居住在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居民发生联系。苏美尔人熟悉的技术和思想对早期埃及人来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埃及人的生存环境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非常相似。到美尼斯时期，灌溉、冶金、文字、耕犁、带轮的车辆、纪念性建筑物都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它们都通过十分迅速的模仿和调整在埃及得到了应用。
政治统一促使埃及迅速接受苏美尔“百宝囊”中那些有吸引力的因素，而那些不适应埃及地方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则被抛弃。换句话说，埃及文明不仅迅速形成，而且具有自己的明确风格和制度结构。在美索不达米亚费时1 0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埃及只要不到一半的时间，这归功于埃及人能够从美索不达米亚经验中获得益处。
埃及人没有简单地模仿苏美尔模式；他们加以调整和改造，使各种事物适应当地的需要。早期埃及的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差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埃及人使用不同的书写材料和一整套不同的字母符号，所以，两者文字的真实形状是相去甚远的，唯一的联系是如何把抽象的词汇拆成不同音节而记录声音的想法。埃及的艺术也同样独立于苏美尔模式，唯一相同的是纪念性建筑物、建筑结构讲究数学精确和石头雕像的观念。同样的独特风格体现在埃及文化盛期的各个方面。
人们大致可以说，埃及与苏美尔社会结构的深刻差异使埃及文明早期的表现形式更接近完美，也更脆弱。埃及的所有事物都集中于神王（god-king）或法老的宫廷。在苏美尔，神被认为是看不见的，虽然他们的需要、性格特点和行为与人类相同。另一方面，埃及人宣称他们的国王就是神。国王不仅自己长生不老，而且能够把永生赐予他人。这是服从法老的一种强大动机，因为人们期望感恩的神王能慷慨地允许那些曾经在此生尽心侍奉过他的人作为永远忠实的奴仆，分享神圣的永生。另一方面，蔑视法老权威的人则被剥夺了死后永生的所有希望。
尼罗河谷地独特的地理条件也有助于政治集权。尼罗河两侧荒芜的沙漠使谷地几乎幸免于任何真正危险的外来入侵。来自南部努比亚人或来自西部利比亚人的侵袭的次数有限，而蛮族入侵正是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此外，在尼罗河谷内部，缓慢而稳定地流淌的尼罗河水使船只能够轻易地顺流北上，返航只需要扯起船帆，借助几乎终年劲吹埃及全境的西北——东南风就可以轻松完成。由于尼罗河上下航行便利，所以船舶几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交通运输工具。所有肥沃的土地都离尼罗河岸不远，船只几乎可以从河岸任何一个地方装载货物，或顺流或逆流航行于从尼罗河入海口沼泽密布的三角洲到第一瀑布之间的流域。在这些情况下，控制了河道航行就控制了整个国家。对往来航行的船只进行管理和检查当然比对任何没有固定线路的陆地运输工具进行同样的工作更加容易。因此，埃及并不需要在美索不达米亚艰难而不完整地发展起来的、维持中央集权的帝国管理机构。神圣的统治者只需少量忠诚而热心的奴仆以一定间隔驻扎在尼罗河两岸，就能够毫不费力地统治整个国家。在美尼斯首次统一上下埃及前夕，两个不同的王室分别管理各自的领土；但是最终两个王国被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实际上，神圣法老王室的作用犹如苏美尔的神庙：在一个地方征收来自尼罗河上下可通航地区的剩余农产品，从而能够维持绝对的权力。埃及因此解决了苏美尔一直不能解决的国内和平与秩序问题。
法老宫廷也是埃及文明形成的主要场所。附属于神王宫廷的工匠和官员不仅召集劳动力修建金字塔，而且开创了美尼斯征服之后三四百年无与伦比的埃及艺术传统。象形文字、釉面砖和釉面罐、优美的木器，加上音乐、舞蹈和其他考古遗址不太能反映的技术（这些技术在其他地方最多只是以黯淡的、不甚完美的地方形式存在），都诞生于王室。
这种高度集中于单一中心的情况具有一些大规模企业常有的优势。例如，大金字塔只有在农闲时节集中全国农业劳动力才能修建，只有诸如法老宫廷那样的唯一指挥中心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古代埃及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必定是脆弱的。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服从遥远的法老或其代理人。不过在古王国（约公元前2600—公元前2200年）大约400年的历史中，除了王朝更替的短暂时期外，实际情况似乎就是如此。
即使在古王国的鼎盛时期，严重的地方分歧也只是隐藏在法老权威的表象之下。古代埃及的宗教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常常被假想为动物或半人外貌的地方神祇赢得了当地人的忠诚，类似苏美尔万神体系那样的东西从未出现。地方神庙和祭司可能维持着这些不协调的宗教虔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地方性崇拜开始发展出复杂的仪式，建造了在规模上堪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神庙相比的建筑物。
但是，不是不服管理的祭司，而是公开叛乱的地方官员，最终破坏了埃及政府的中央集权。受过教育的书吏阶层记录了他们对法老统治秩序崩溃的惊诧，他们认为埃及政治解体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公元前2200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埃及政治四分五裂，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常态一样。
最终埃及文明的大多数方面都严重地衰落了。地方统治者竭力保持作为法老尊严的高雅艺术和其他属性，但是越来越少的资源意味着奢侈品和专业技术的衰落。然而，即使在外部动荡和政治分裂时期，法老文明的记忆仍然幸存了下来。古王国时期的辉煌已经被视为典范，深深地扎根于尼罗河流域的大地上。
因此，毫不奇怪，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后，埃及由一位来自南部的新征服者再次统一（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建都于更上游的底比斯，而不是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孟斐斯。所谓的“中王国”因而建立，它持续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随后埃及再次分裂为互相竞争的地方政权，每个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法老所有土地的合法继承人。
艺术风格和其他文献记录表明，中王国的统治者开始刻意效仿古王国法老的成就。但是它们之间有重大差异。神庙建筑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僧俗，地方领主和贵族的重要性都远高于古王国时期。埃及社会和文明因此变得不太依赖单一中心，相应地能更好地应对政治灾难。但是这些优势是以牺牲无与伦比的优雅艺术与一以贯之的风格为代价而获得的，而这正是古王国鼎盛时期（公元前2600—公元前2400年）的文化特点。
从事实来看，埃及历史随后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被来自亚洲的名为“喜克索人”的蛮族武力征服，中王国时期这种文化领袖地位的分散也许对埃及文明风格的保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仍然像古王国时期一样，由单一的法老宫廷囊括埃及全国的专门技术，那么它的毁灭也就可能意味着整个埃及文明的毁灭。但是在喜克索人出现之前，通过在埃及社会内部广泛建立较小的专业化技术和知识中心，这种风险已经被消除了。
人们对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于印度河谷的另一个伟大文明所知甚少。印度河流域的人所使用的文字至今还没有被现代学者破译，因此，了解印度河流域文化的首要路径仍未开放。对印度河流域遗址的考古调查也还没有完成，已经进行的一些考古挖掘则不尽如人意。但是根据已经发掘的成果似乎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两大城市遗址，一个位于哈拉帕，另一个位于其下游几百英里的摩亨佐-达罗。这两个城市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特点，如埃及古王国一般的政治统一或许能提供最好的解释。
这一文明与苏美尔的联系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印度河流域制作的印章和其他小型物件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约公元前2500年的地层中被发现了。因此，像埃及文明最初的发展阶段一样，与苏美尔的海上联系很可能加速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兴起。就像埃及一样，印度河流域人民发展的艺术风格和文字模式明显与苏美尔模式无关。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会的是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动力。只有在最初，本地风格形成之前，直接照搬或亦步亦趋地模仿苏美尔技术的痕迹才能被发现。这种模仿的例子在埃及已经被发现，但是目前地下水阻碍了考古学家对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最底层遗址的探索，也许那里还可以发现直接模仿的类似证据。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都被分成高地的城堡或圣祠与低矮的街区两部分。有些地区有成排的一模一样的房屋——也许是某些兵士或奴工的居所。除此之外，很难再推测出古代印度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埃及和苏美尔的相似性表明，由祭司集团组织起来为众神服务的社会也许是印度河文明的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十分确定。
构成这两大遗址的碎石堆所代表的时间跨度已相当确定，因为通过印章和双方其他的进口物品，与苏美尔进行交叉定年是可行的。在此基础上，印度河流域文明很可能繁荣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两个伟大的城市被入侵者毁灭，这些入侵者屠杀了居民，焚烧了城镇，但无意于定居下来。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北部讲雅利安语的部落是毁灭印度河流域城市和中断其文明的蛮族。这次毁灭几乎是彻底的。只有无辜村民所熟悉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幸存下来了。公元前1500年到最迟公元前1200年，当蛮族杀害或驱散他们的时候，曾经被首领（可能是祭司）掌握的专业知识和高级技术消失了。如果在喜克索人入侵并占领之前很久，中王国的政治发展没有将维系埃及文明所需的技术和知识传播到众多神庙和贵族家族的话，那么同样的命运也可能降临法老统治的埃及。
在埃及和印度河谷的生活经历重大转变的同时，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生活也并非保持静止不变。只是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苏美尔地区发生的根本变化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再也没有重现。长期以来，边境地区的蛮族渴望掠夺富饶的灌溉平原，如何防卫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另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维持城邦之间的和平，只有各个城邦都臣服于一个外来的、常常是被憎恨的蛮族或半蛮族征服者时，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在无休止的政治军事动荡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必须指出来。第一，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人们在一般场合不再说苏美尔语了，它被各种闪米特语言取代，其中阿卡得语是第一种形诸文字的语言。苏美尔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似乎是逐渐发生的。来自沙漠边缘的闪米特语各族可能大量迁徙进来，以致苏美尔语逐渐退为宗教语言，在学校里学习，在宗教节日中吟唱。但是，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称颂众神的显著需求使苏美尔语仍存留了许多世纪。正如我们今天可能得学习拉丁语一样，祭司必须学习苏美尔语，这要求他们创制双语词汇表和其他学习工具。现代学者一旦在古波斯语写成的双语铭文的帮助下掌握了阿卡得语，那么他们就可能破译和阅读苏美尔语。
第二，虽然经常倒退，但是领土广阔的政治帝国逐渐取得了统一和稳定。三种对后来的政治制度极其重要的基础系统发展起来：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官僚制度的原则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类社会中，个人的公共或行业角色不取决于他刚好担任的公职或被指派的其他职务。但当这种观念刚出现时，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它习以为常。一个被国王任命为总督并携有文件为凭的陌生人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同于其他陌生人。法官、军官、税吏和其他官员也起着特定的作用——他们必须通过劝说完全陌生的人相信自己有法定资格，并进行合作。而当这种观念得到承认后，国王就可能通过文武官员统治边远地区。即使没有尼罗河为埃及提供的这种特殊的联系途径，与遥远地区进行有效合作也成为可能。
能适用于国王统治下任何地区特定案件的法律条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它使人类关系更容易预测——像官僚原则所起的作用一样。陌生人最终可以自信地互相打交道。如果有人没有履行义务，就有可能被交给国王的法律和法官进行审判。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00年）颁布的，虽然从现存的案件记录中难以确定这部法典的条款是否真实推行过。
市场价格和可通过法庭强制执行的买卖规则也使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合作。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价格最初是用大麦计算的。后来银条被用于大宗交易，但是普通人很少参与贸易活动，即便参与，他们也是以物易物，从来不需要使用公共货币。
大多数人一直是贫穷的农民，耕作于田野，如果交纳税金和地租后还能剩下足够的口粮，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他们与国王的官员、法律或区域间市场没多少关系。而对巧取豪夺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富人来说，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场价格的逐渐发展，确实使他们能够跨越几百公里进行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有效合作。
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帝国从未实现长治久安。地方忠诚感还很强烈，交通运输缓慢而且昂贵，只有像汉穆拉比那样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给下属的许多信件存留至今。政治权力中心倾向于向两河流域上游转移，部分是因为水分蒸发使土壤盐碱化，削弱并最终耗竭了美索不达米亚南端最古老耕地的肥力。此外，在所有军事冲突中，上游城邦一直占有优势，因为它能够切断渠道，从而破坏下游的河水供应。因此，到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时期，阿卡得开始支配苏美尔；到汉穆拉比时代，更北部的巴比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都城。
也是在汉穆拉比时代，巴比伦祭司大胆地改造了苏美尔和阿卡得的学术，提高了巴比伦的主人和保护神马杜克的名声与权威。例如，所谓“创世史诗”（它关于世界如何被创造的描述后来在《圣经·创世记》中得到了体现），使马杜克神变成众神之王。这是通过用它的名字取代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而实现的，后者曾经在来自苏美尔的诸神中占有首要地位。在其他方面，汉穆拉比时代的书吏和数学家也表明他们是非常勇于探索的。例如，复杂数学运算似乎在这个时期首次出现于泥板文书；此后1 000多年里，数学领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重大成就。
这种苏美尔向阿卡得、阿卡得向巴比伦的地理转移，以及与财富和权力中心北移相伴随的语言变化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根本连续性造成很大改变。苏美尔祭司首先创造出来解释世界、人神关系的观念仍然经受住了时间检验。适应洪水泛滥的平原生活的早期技术也被保留下来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非常小。发明及缓慢改进倾向于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事务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帝国管理艺术日益复杂。
美索不达米亚河谷文明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遥远的尼罗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埃及式和印度式文明的兴起，显然对人类文明水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只要这种复杂社会需要有河水灌溉的河谷地区来维系自身，那么它们就必定仍是稀少而珍贵的人类生活方式，犹如蛮族汪洋中的孤岛。只有当雨水灌溉地区也能维持数量足够多的专业人员，使文明社会可能建立时，文明才能成为全球的主流。这是一个需要将近4 000年才完成的过程，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到公元19世纪才最终结束。关于文明向雨水地区的转移如何发端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尽管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例如，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周边诞生了一系列卫星文明或前文明，其中小亚细亚的赫梯社会、叙利亚的迦南和巴勒斯坦最为著名。埃及沙漠阻止了尼罗河两岸任何类似文明的发展，但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因素可能，也许很可能向南、向东渗透，影响了南部和中部印度非灌溉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尽管还没有考古材料能够证明。
文明在雨水灌溉地区繁荣所需要的条件不难概括。首先，农民必须能够生产出粮食剩余，其次，一些社会机构必须把粮食剩余从生产它的农民手中转移给一批专业人员，以便专业人员有条件钻研完善高级技术和补充专业知识，而不必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花费大多数时间从事田间劳动。
我们已经看到耕犁的传播如何使许多地区的普通农民在大多数季节里能够生产出农产品剩余，这是文明得以突破灌溉局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耕犁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具体情况非常不清楚。同样，对于把粮食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专业人员消费者手中的社会机构的起源和性质的探讨，的确超出了现有知识范围。征服和贸易也许是两个重要因素，但是征服者和商人遵照已有的各种社会领导形式展开活动，在开始突破灌溉河谷局限的文明或前文明中引发了相当重大的结构性变异。
例如，在东北部的小亚细亚，由于大约公元前1800年亚述商人刻写的一大批泥板文书被发现，人们对新兴的赫梯文明有了一点儿了解。那时，当地统治者已经开始招募一批士兵、祭司、商人和工匠——因此，在较小程度上预示了约一个世纪后在赫梯首都哈图萨斯发展出来的宫廷生活。赫梯生活的许多方面直接继承自美索不达米亚。例如，楔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宗教神话都被直接借鉴。与此同时，当地传统的重要因素也保存下来了，其结果是美索不达米亚风格与当地的独特性的融合。赫梯艺术敏锐地表现了随之产生的文化类型，因为尽管与美索不达米亚模式关系紧密，但是哈图萨斯的雕刻具有独特而明显的粗犷风格。
赫梯社会由几个不同的族群构成，一个族群被其他族群征服很可能是赫梯文明社会分层的基础。只有在地方首领和统治者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财富或劳动力之后，文明社会的商人才真正开始经商。遥远的文明地区生产的商品很可能太昂贵，不能引起普通农民的兴趣，文明地区商人寻求的商品——如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材料——在运输和其他准备工作上都经常需要相当精细的合作。凭借他们最初作为某个族群首领在征服其他族群时所取得的财富和权力，为这种活动组织当地人力的人，与从其他文明地区商人手中购买布匹、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的商人，很可能就能够这么合作。军人的突出位置、赫梯雕刻短粗笨重的特点都无疑表明了征服者的沉重践踏，他们需要从成为他们牺牲品的人那里获得大量的地租、劳役，以便维持小城市的生活，让其中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能够满足征服者的需要。
总的来说，同样模式的社会变化似乎也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地区。西边的迦南可能更侧重于商业，而军事发展比较少；但是底格里斯河谷北部和东部山区，胡里安人和埃兰人通过突出的军事路线——如我们不完整的信息所表明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更遥远的群山另一边的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对金属特别感兴趣，因为金属可以改进他们的武器，或者增加他们服饰的华丽程度。例如，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高加索山脉北部的库班河流域的部落首领开始用精美的青铜武器和珠宝装饰墓穴。青铜器使草原地区本就好战的蛮族变得更加可怕。事实上，他们证明自己能够广泛地征服邻居。例如，在此后六七百年里，使用青铜武器的蛮族从草原地区席卷了西欧各地，征服并逐渐与那里原有的人口同化。这些青铜时代的蛮族入侵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深深地打上了暴力习惯和崇尚武力的烙印。在语言方面，欧洲也变得欧洲化了，除了芬兰语、爱沙尼亚语、马札尔语和巴斯克语外，现代欧洲居民说的所有语言都起源于青铜时代欧亚大陆西部草原的征服者带来的一种古代语言（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语言）。
这个语系被称为“印欧语系”，因为其支系不仅有欧洲人的语言，而且在波斯和印度北部也有分支。这个语系的现代分布范围证明了下述事实：当他们的野蛮勇猛因占有先进的青铜武器而得到强化时，草原蛮族也得以向东、向南发动征服。例如，在中东，小股讲原始印欧语的武士似乎已经确立了对山区民族胡里安人的统治；更东部的加喜特人也是如此；以闪米特语部落为主的喜克索人可能也裹挟了一部分讲原始印欧语的部落。雅利安人对印度河流域的征服并继而摧毁古代印度文明构成这次蛮族迁徙的一翼。另一支不太著名的部落（吐火罗人）向更东部迁徙，也许在稍晚的时候，远抵中国边境。
下一章将进一步考察这次大规模民族迁徙的特点和后果。
文明地区的技术与蛮族社会的相互交流在欧亚大陆种族分布图上催生了这些巨大的变化，同时，另一股规模较小但并非不重要的海上迁徙之风也在改变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人类生活和文化。
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为早期海上文明提供了一个主要例子。在公元前4000年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开始之前，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不多。克里特遗址的堆积层清楚地显示了约公元前3000年前它与埃及的商业关系。它的整个文明大约在1 000年后出现在这个岛上，因为著名的米诺斯王宫始建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大约与此同时，一种至今未能破译的文字形式、金属冶炼、精美陶器、迷人的自然主义艺术风格，以及属于古风时代文明的其他物品也都已经出现了。
供养创造米诺斯文明辉煌成就的工匠和其他专业人员所需的财富主要来自海上贸易——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米诺斯船只穿梭往来于地中海，远航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寻求制造青铜器所需要的铜和锡。无论如何，米诺斯殖民的踪迹已经在靠近古代铜矿的撒丁岛上被发现。克里特岛出口木材和橄榄油到叙利亚沿岸和埃及。此外，米诺斯商人可能还充当了东地中海文明地区的工匠与北部和西部原料生产者之间的中间商。
关于米诺斯社会的确切组织方式我们仍然一无所知。米诺斯可能是一个类似于法老的称号，统治者的权力可能更多地依靠他的宗教角色，而不是军事或行政角色。战争的重要性显然远不如在陆地上那么大。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都城克诺索斯没有任何防御外敌的围墙；在克里特遗址中，武器和盔甲几乎不占什么重要地位。
米诺斯权威所依靠的宗教与小亚细亚历史上遗留的崇拜仪式有关。这一文明的主要神祇似乎是“大母神”，她的特定标志是双斧。此外，公牛和蛇是特别受崇敬的对象。在公牛舞即宗教杂耍表演中，年轻人抓住猛冲过来的动物的角，然后从它背上高高跳过，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西班牙斗牛可能就起源于这种古代宗教体育运动。
与严肃、呆板的赫梯雕刻相比，米诺斯艺术给现代观众的感受是轻盈、优美和自然。鱼和其他水栖生物的自然主义画像与模式化但活泼的人物肖像表明，它比赫梯和其他陆地社会所表现的主题更快乐，暴力元素更少，在陆地社会里，对被征服民族的军事征伐和残酷剥削是文明和前文明社会的主要现实。
当克里特文明处于鼎盛时，在地中海更西部地区，另一个高度繁荣的文化中心出现于马耳他岛。这个岛屿似乎已经是“巨石宗教”的“母亲教堂”。关于这方面，我们确切知道的是有许多用大块岩石建造的坟墓和其他建筑物，分布于从摩洛哥到瑞典南部的北非和西欧沿海各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畏困难，建造这种建筑物。也许传播宗教的祭司劝告当地居民：这样做是值得的。要修筑这些大型纪念物，组织必要的人力与向当地人民传授技能都是必需的。完全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这种宗教的导师希望在这个地处日落的极西之地的受祝福的岛上获得永生。坟墓和其他巨石建筑可能有助于确保这种幸福的永恒。巨石宗教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埃及的死神崇拜有关，但是这种关系是如何缔结的仍然不清楚。因为的确没有任何书面文献保留下来，巨石宗教的教义只能以后来爱尔兰和凯尔特的其他民间传说为基础进行猜测。
巨石遗迹主要分布在欧洲和非洲，这清楚地表明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不仅是通过水路行进的，而且一定是相当熟练的水手。他们的船只肯定是简陋的小圆舟，即用树枝编制后再裹以兽皮，以防海水渗透进来。利用这种轻便、简单的船只，通过贴近海岸航行、遇到风暴即刻登陆的方法，人们可以进行远距离航行。遇到突如其来的风暴时，船只显然会偶尔航行到远海。例如，加纳利群岛就可能是由于这种偶然航行而被人类当作定居地的。无论如何，当公元14世纪时的欧洲人首次发现他们时，那些定居在这些遥远的岛屿上的石器时代的人，可能就是巨石建筑建造者的后裔。事实上，像后来哥伦布在东北部商人之前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样，即使使用古代巨石建筑建造者那么简陋的船只，航海技术也不成问题。
巨石时期的前文明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扩张到远西。到公元前1700年，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后裔的蛮族征服者到达了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并征服了那些地方平和的巨石建筑建造者。这些土地的新主人偶然也利用已有的巨石技术建造英国巨石阵那样的建筑。这些矗立的圆形石阵，有几个就位于巨石阵旁边，可能是以石头表示宗教建筑的纪念形式。这种石头宗教建筑起源于年轮，其目的之一就是历法。巨石的排列方式是这样的：太阳年的每个重大日子，升起和降落的太阳（及一些明亮的恒星）就在巨石之间依一定间隔排列。一年中最长和最短的那天的日期就能用这种方法相当准确地予以确定。
关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世界其他地区人类生活的变化，我们所知的要少得多。在中国文明即将诞生的黄河中游地区，相当稠密的农业人口形成了，他们以粟为主要食物。这些农民在一种特殊的土壤“黄土”上耕作，黄土由冰川时期的风吹来的尘土沉积而成，因此容易开垦。黄土地区森林不多，因此，耕作技术与中东的刀耕火种大相径庭。正因如此，加上粟在其他地方不是重要作物，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农业独立于中东农业而兴起，虽然中东独特的作物小麦和大麦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黄土地区培植了。
在更南部的东南亚大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左右，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农业的重要性也大大提升。在这些地区，季风是决定性因素：一年中有半年天天下雨，其他时间则是干旱。雨季与旱季的明显交替意味着雨季时当地有洪涝，然后土地逐渐干旱。各种根茎作物都适合这种气候条件，水稻也是如此，它是季风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亚洲季风气候地区水稻种植的成熟的形态与中东谷物农业形态有三个重要的差别：第一，水稻植株是从特殊的种苗移植而来的（即像对待根茎作物或其他可以通过移栽旁枝进行繁衍的植物一样）；第二，在耕作过程中，畜力不是人力的必要补充；第三，无论在水田还是在梯田，在水稻生长期的几个月内都必须保持有一层浅水覆盖土壤。这些差异意味着东南亚的耕种方式比中东更精耕细作、更耗费劳动力。特别是，除了每年部分时间能够自然被水淹没的土地外，建造水稻梯田需要进行大量劳动，并采用许多技术。在其他地方，则首先必须平整土地，并挖掘浅浅的沟渠，以便灌溉的水能够平缓地流动。然后人们还需让小水沟改道，把水引入稻田，以便保持适合水稻生长所需要的水深。但是任何能够平整土地的地方，精耕细作的田地里的水稻产量都很高，足以维持修筑梯田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在水稻梯田农业的基础上，亚洲季风气候地区得以发展出非常稠密的农业人口。这种农业共同体最初都紧靠大河两岸，因为那里的天然水源使梯田农民的劳动轻松得多，只是后来中国文明形成后，海拔更高、更多山的土地也被大规模地用于种植水稻。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许多人口稠密的人类共同体在大河两岸和东南亚沿海平原兴起，散布于从孟加拉到中国各地。这些社会以稻米和根茎作物为食，并发展了大量航行技术。但是没有任何文明的复杂程度能够与中东文明相比。在技术专业化、把大量人口组织成单一政治和经济单位等方面，这些地区都无法与中东相提并论，也许季风气候地区的气候条件使大规模灌溉所需的共同努力不再必要。的确，在更湿润的地区，这甚至显得荒唐。
至于早期亚洲水手在太平洋各个岛屿深入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能确定，因为对这些地区的考古研究还非常少。从地理范围看，也许比欧洲巨石宗教时代更广泛的移民活动已经发生了，因为在可预测的季风和信风地区，即使对原始技艺来说，航海也比较容易；而受风暴困扰的大西洋北部地区是全世界最难航行的海域之一。
在新大陆，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随着冰川的消退，越过白令海峡的游猎者占据了整个北美和南美大陆。这从南美洲南端火地岛发现的大约与此同时代的碎石就可以证明。但是狩猎和采集并不是这些美洲人口长期依赖的唯一生存手段。第一批游猎者到达火地岛后不久，墨西哥中部、美国西南部，也许还有秘鲁和南美洲其他地区就出现了玉米种植。但是最早培植的玉米形状与后来的玉米不太一样，也许早期玉米的产量和营养价值都很小。无论如何，美洲农业的曙光并没有很快导致城市的兴起和文明的诞生。直到公元前几个世纪，即使在新大陆最先进的地区，也只有简单的村庄生活。
虽然我们的信息中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和明显的空白，但很清楚，到公元前1700年，人类取得的成就已经很可观。与较早时期普遍的文化发展速度相比，社会变化的步伐快得令人吃惊。在不到2 000年的时间里，三个灌溉文明在旧大陆的中部地区兴起；大量更小的卫星文明在雨水地区发展出来，文明成就的回音波及北方草原的蛮族战士和地中海、大西洋，也许还有印度洋沿岸的居民。不太复杂、技术不太发达也不太著名的文化也出现于亚洲季风气候地区、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区。
总而言之，文明的历史已经带着其所有复杂性踏上了征程。文明和半文明的冒险家、先驱者、战士、商人、宗教传播者、探矿者、土地抢夺者，都已经显示了他们破坏其他弱小民族、渗透到地球上新的更边远地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