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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从猿人演变而来的智人（ Homo sapiens ）的出现，人类历史开始了。这个过程无疑是非常缓慢的，不过，到了大约10万年前，已经有在生物学意义上属于现代人类的散居狩猎者分布于非洲的热带大草原。也许，在亚洲气候温和、更适宜生存的地区也有人定居。这些最早的人类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猿人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技术。例如，木制和石制工具的使用，可能早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原始的语言与共同狩猎的习惯，也起源于猿人。火的使用，可能也是如此。
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与在他们之前繁衍的类人的生物之间，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人类有更长的婴儿期和儿童期。这意味着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时间更长，同时长辈给后代传授生活技能的时间也相应地更长。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缓慢的成熟意味着塑造过程的延长和学习能力的大大提高。学习能力的增强反过来使得有意识地保护那些发明和发现——可以推测，或多或少是偶然获得的——的行为更为频繁。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文化演化就开始超越生物演化的缓慢步伐。支配人类行为的，更多的是人从社会中学会的知识，而不是个体通过神奇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遗传机制生物性地继承来的东西。当文化演化超过生物演化而占据首要地位时，严格而恰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便发端了。
如果确实有一个地理上的中心，现代人类就是从那里开始进化的，那么，最早的人类是如何从发源地向外散布的，确切情况尚不得而知。细微的生物差异当然是存在的——对此，看看现存人类之间的种族差异就知道了。但是现代的各个种族是何时、何地形成的，这一点还不清楚。幸好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忽略这种问题的理由，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改变人类行为的那些变数，似乎跟不同人群之间的生物差异没有什么可靠的关联。
甚至文化之间的差异，起初也许并不显著。无论如何，在旧大陆的广大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手斧和其他石制工具表现出了显著的同一性。的确，在智人时代约十分之九的时间内，人类局限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使用简单的木制和石制工具，熟悉火，一代又一代繁衍，生存方式——就我们所知道的——几乎一成不变。
现存的石器都是按特定目的熟练地砍削和打磨而成的，并不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制造者生活情况的信息。可以推测，只要人类主要是以狩猎为生，除了动物的肉类之外，以能够捡拾到的任何东西作为补充，如幼虫和成虫、可食用的植物根茎和种子，那么，他们过的还只是一种飘忽不定的生活，就像现代世界里残留的少数原始的狩猎民族一样，人群规模可能很小，由20~ 60人组成。偶然会与其他的邻居有所接触，这显然是原始生活的特点之一。当相邻的人群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自己的幸存和进行非同寻常的交易的时候，这种接触也许会变成正式的仪式。在这种场合下，可能会安排不同群体的成员进行联姻，而且，肯定要交换像贝壳那样的珍稀物品。在邻近的人群之间，也可能发生敌对行为，至少有时会发生，但是相关证据很缺乏，因为现存的石刀和石斧既可以用于狩猎，也可以用于杀人。
早期狩猎生活方式似乎具有稳定性，这表明，人类已能很好地适应环境。每支人群都继承了惯常的应对方法，足够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动植物的生态平衡——早期狩猎者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生活可能仍然依赖那种适合小股的、四处游荡的狩猎和采集人群的行为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的文化演变步伐将会更为缓慢，更接近于它所发源的生物演化的节奏，而不是突飞猛进的人类历史。
但是，在地球上的一些重要地区，自然环境并不稳定。相反，人类（和猿人）定居地区的北部边界一带的气候变化剧烈而反复地改变了生态环境，并给人类适应环境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很有可能正是这一因素，使得文化演变的潜力从习俗与惯例的紧密网络——古代狩猎者的生活既因之而成又受其限制——中释放了出来。
触发人类历史的生态变化都与北半球大陆冰川最后一次消退有关。大约3万年前，欧洲、亚洲北部和美洲的冰川开始融化。在光秃秃的地表上，冻原和稀疏的森林首次生长出来。旧大陆的大西洋沿岸，漂浮的低气压风暴穿越墨西哥洋流的温暖水域，在西欧形成了比较湿润和暖和的气候，因此植物生长茂盛，维持了北极圈以南地区大量食草动物的生存，比如猛犸、驯鹿、野牛等等。大量食草动物又为原始人类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不过，在利用这些潜在优势之前，人类需要一些基本的技术发明。特别是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缝制兽皮，制成毛皮衣服，以便让身上未披长毛的人类能够在非常寒冷的地区保持体温。接着，就需要有锥子和某种可以作为“线”的东西——也许是动物的肌腱或是毛皮搓成的条。大约2.5万年到3万年前，必要的发明出现后，与现代人外形区别不大的狩猎队伍开始向西欧的冻原和森林地区入侵。随着入侵者的推进，更早的人类或“前人类”（para-human）——所谓的“尼安德特人”，他们与现存的人类在体型上有很大的差别——消失了。
关于这些入侵的狩猎者的生活，石制的工具和武器并非他们留下的唯一证据。正是他们，绘制了法国南部岩洞中的著名岩画，并在地表的暗穴中留下了他们的巫术——宗教仪式的其他痕迹。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让大约18 000年前的猎人们把他们捕猎的场景绘制在昏暗幽深的岩洞的内壁上，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人类与他们杀死的猎物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从复杂的神话中找到解释。也许，岩洞中的仪式是为了借助动物的神灵，促进世上生命的丰裕和繁衍；不过，我们也只能猜测而已。
西欧北极圈内的大型动物狩猎者依赖野兽群，而野兽群依赖草地、苔藓和其他植物。当冰川进一步消退、气候进一步变暖时，茂密的森林开始形成，这些食物来源被切断了。大型野兽消失，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必然就产生了。当冰川消融时，洞穴被放弃了，那些曾经穴居的人也许追随不断减少的北极圈野兽向北、向东迁徙。在西欧，在森林里觅食的动物，如鹿和牛，随着树木的生长而到来，狩猎的人类（也许是新来者）很快便学会了捕猎它们。不过，那些终生追捕驯鹿和野牛的狩猎队伍留下的考古证据比较少。而其他的人群，则发明了简单的船只、渔网和鱼钩，从而学会了利用水生的食物资源。因为船只必须返回停泊，而且只能找到少数适合躲避暴风雨的栖身之所，从此，在地理上，有固定活动区域的人类共同体发展起来了。主要由甲壳类动物遗骸堆积起来的大垃圾堆在这些地点形成。它们使得现代的考古学家们能够研究定居点的顺序，追溯历史上人类所使用工具的变化。
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远不如西欧，因此，在旧大陆的西北边缘地区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目前尚无法在细节上还原。这些变化也可能没这么剧烈。西欧寒冷的冰川与墨西哥湾暖流之间的动态平衡所造成的气候和生物圈的改变，远比其他地区更为剧烈。迄今为止仍然十分有限的一些探索让我们可以推测，与此相应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人类的定居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也不太剧烈。也许美洲是个例外，因为正是冰川的消退使狩猎队伍可以迁徙到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并穿越太平洋来到阿拉斯加。然后他们转而南下，足迹遍及整个美洲大陆以及附近岛屿。人类首次到达新大陆的时间仍然有争议，不过，可能在2万年前左右，最早的狩猎队伍就开始散布在北美洲了。在世界上另一个可居住的大陆——澳大利亚，人类的定居显然更为久远，可能要追溯到一座大陆桥把澳大利亚与东南亚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当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在中东的广大地区确立起来的时候，原始狩猎队伍才刚刚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可能就是在公元前8500年至公元前7000年，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部丘陵地带的一些人类共同体开始培植作物和驯养动物，重新塑造了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小麦和大麦是他们培植的最重要的作物，绵羊和山羊是他们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最早的生产粮食的人类共同体喜欢树木茂盛的土地。通过剥除树干表层的树皮，他们就能很容易地毁灭任何数量的树木。这样一来，阳光可以照进林地，撒播在死树躯干周围的腐叶土壤里的种子能够生长和成熟。当两茬或三茬作物消耗了土地的肥力后，焚烧干枯树干并把灰烬撒在地上，土地的肥力就能恢复。原始农民无法防止杂草在开辟的耕地上生长扎根；几年之后，自行生长的杂草就开始侵夺庄稼的土壤。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迁徙，在森林中开辟新耕地，开始新一轮的耕作过程，让被废弃的耕地重新变成林地并逐渐恢复其原始状态。这种耕作方法至今仍然在世界上的一些偏远地区保留着。地理学家称之为“刀耕火种农业”。
第一批农民需要三种与狩猎者所需不同的工具：能砍伐树木的斧头，能翻动腐叶土壤以便播种的锄头，能收割成熟庄稼的镰刀。一把有用的锄头可以全部以木头制成，镰刀需要锋利的刀刃，与狩猎者用于砍削动物尸体的刀具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斧头必须足够坚硬，以便用力砍砸时不会碎裂。狩猎者曾经长期用于削制箭头和刀刃的燧石是不能用于制作斧头的，因为它太易碎了。其他种类的石头，主要是花岗岩和玄武岩，太坚硬而不能被砍削，必须通过磨制和抛光这类精细的操作，才能制成斧头的形状。这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新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此外，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在狩猎者的基础上，发明了大量其他重要工具。由于人们不再经常迁徙，所以用于储藏粮食和其他物品的篮子和陶罐变得重要也变得可能了。泥砖砌的房屋、织布机、适合煮粮食和其他食物的烧制陶器、烘焙和酿造技术等都很快得到应用。村社共同体取代了漫游的人群，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田间劳动十分艰苦，规律性强，并需要计算时间以便确定正确的耕种季节，所以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狩猎者的生活方式。人们还需要考虑未来和有所节制，因此即使在饥饿的时候，人们也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种子，以确保来年的收获。拥有实施暴力活动的勇气和习惯对狩猎者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对农民来说，就无关紧要了。
最后，当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掠食者时，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人类不再是一个相当稀少的种类，其数量之多足以彻底打破动植物的天然平衡，这种平衡的打破，部分是有意识的，部分是无预见性的、无意识的。
在亚洲季风带的某些地区，一种区别于中东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发展起来了，其中心是根茎作物。许多专家也认为，美洲、东亚和西非都独立地发展了粮食生产。但是考古研究还没有清楚地表明，种植业何时和如何在这些地区产生。由于最早的农民通常很少留下遗址，所以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精确地重建地理范围和时间先后方面的事实。
但是中东的谷物种植和动物驯养确实值得在人类历史上给予特殊地位，因为最早的文明正是从这种生活方式中诞生的。
迄今所知的超越简单村庄的最早居民点位于古代中东的几个地点，那里发现了一些非常珍贵而稀有的物品。例如，杰里科（Jericho）控制了获得死海食盐的通道。当人类转向谷物膳食时，他们开始需要食盐来维持体内的体液平衡，通向这种重要物资的道路就变得非常宝贵，因此，当农业在其附近地区广泛传播时，即大约公元前7000年之后，杰里科就出现了有城墙的城市。另一个早期的中心是小亚细亚的加泰土丘（Catal Hüyük），那里可以发现松脂石（也称“黑曜石”）。黑曜石被砸碎时能够产生极其锋利的边缘，因此也是非常珍贵的石材。公元前6000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杰里科的贸易中心也相应地在这个地方兴起。
但是这些孤立的“城市”本质上是不能扩大的，正如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它们依赖对某些珍稀物品的垄断或近似垄断。可供传播的文明需要比杰里科和加泰土丘所能获得的任何东西更加广泛的生态基础。苏美尔地区就提供了这种基础。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与波斯湾接壤的冲积平原上。苏美尔的这片土地，每年都因河流淤积而恢复肥力，可出产丰富的粮食，在此之前，原始农耕技术急需彻底的革新。在生长着森林的中东山丘上，初夏时节降雨充沛，可保证作物生长，直到收获为止。但是南部与此不同，那里的夏天几乎从不降雨。因此，只有把河水引入田地灌溉庄稼，才能保证作物的收获。但是灌溉沟渠与堤坝的挖掘和维护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需要比最早的农业共同体更严格的社会纪律。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小型血缘家庭可能构成了寻常的劳动单位。每个家庭一般消费自己的一块或数块耕地上所出产的粮食，不需要更多成员的有组织合作，也许一些仪式和宗教场合除外。每个人都受控于反复无常的天气，所有的人同样自由，因为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只是年龄和性别。这种简单的社会结构在河谷环境中彻底被颠覆。因为人类为了控制河水有必要做大规模的努力，而这要求大多数劳动力接受某种管理精英的领导。
（本书地图反映的均是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我们的立场。——编者注）
1英里≈1.6公里。——编者注
关于管理阶层如何兴起尚不清楚。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可能导致主人与奴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划分。另一方面，与神有关的专业人员拥有特殊地位在人类社会必然由来已久，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了广泛的职能专业化过程。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解释说，众神创造人类，是让人类成为他们的奴仆，这样，人类就能提供食物、衣服和一座设施完善的神圣居所（即神庙）所需的其他必需品，供神享用，使他们不用费事亲自制造这些东西。
我们也知道一点儿这些观念如何应用于实践的情况。在拉格什，一份碑铭记载，该城邦的土地依据占有者对神承担的租税而被分为三类。在最沉重的租税负担下，留给农民的粮食很可能还不够糊口。因此，农民不得不每年为神劳作一段时间，即从事修筑灌溉渠道的劳动，或者根据祭司的安排从事其他劳动。农民以这种方式把一些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交给神庙，而神庙又把这些产品作为工资，付给那些参加神的近身仆人即祭司所安排的劳动的人。
这种制度显然使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能够被集中起来，从事大型工程建设。它也使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因为许多专业人员，诸如舞者、歌者、金匠、厨师、木匠、建筑工、制衣工等各展其才，以侍奉神进食、穿衣、娱乐和受祭拜，用各种必要的盛典和奢侈品确保神的愉悦。由于他们不必再花费时间自己生产粮食，这些专业人员能够发展出比此前人类所取得的多得多的技能和知识。因此，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河谷首先出现定居点，到公元前3000年能够被现代学者解读的书写记录开始透露苏美尔文化的社会和知识情况，在短短1 000年里，文明就诞生了。
技术发展最初是非常迅速的。青铜冶炼、轮制陶器、带轮的车辆、航行的船只、雕塑、纪念性建筑物以及——也许最重要的——耕犁等，几乎同时出现于考古记录之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通过现存数千枚的印章雕刻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也相当迅速地定型了。未能给现代考古学家留下线索的其他技术肯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例如，后来为美索不达米亚各城邦提供主要出口产品的羊毛纺织和染色、复杂的神庙宗教等，一定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诞生之初。此外，测量技术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和精确性。为了修建沟渠堤坝和犹如人工山峰一样拔地而起、高高在上的纪念性神庙建筑，精确的测量和仔细的规划都是必要的。
但是，更为关键的技术是时间测定，因为每年农业生产的基本周期依赖于有关播种时间的知识。月亮盈亏是时间流逝最显著的标志，但是月亮的周期与太阳年不能完全吻合，所以在可靠的历法被制定出来之前，祭司不得不观察、测量、校正月亮和太阳的运行规律之间的误差。维系这种历法的确是早期祭司为农民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掌握历法的必要知识也是祭司占有社会优势地位的重要基础。普通农民也许认为，能够预先知道季节的人证明了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值得服从他们的统治。灌溉工程的组织工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技术和社会后果，可能就是在祭司的指导之下展开的，祭司的社会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预知季节的能力。
祭司权力和威望的另一个基础，是他们了解众神的一切，并知道如何取悦众神，或者如果不能取悦，那么也知道如何安抚他们。圣歌如何吟唱，神圣的仪式如何进行，这些是祭司掌握的主要知识。但是苏美尔祭司并不满足于重复前人所说和所为。在某个时刻，可能是文明发展之初，他们就已经发展了有关众神如何统治世界的系统教义。我们从很久之后编订的诗歌中得知他们的思想，也许只有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人感兴趣的概念才被记录下来——当大多数这种文献首次被书写下来的时候。但是即使古代苏美尔人的宗教可能包括某些粗陋而原始的因素，例如，我们知道乌尔的一位早期国王就有妻妾和大臣陪葬，他们似乎都是被活埋的，古代祭司的确也提出了一套严密的神学理论，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现象。
基本的观点是简单的。自然界的主要力量都被拟人化了，即把它们当作人类看待，但是赋予它们更大的力量，包括长生不老的能力。每种拟人化的自然力量或神都在由天空之神恩努（Anu）统治的神圣政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每年元旦，众神聚会，决定当年应该发生的事情。每个神的决定都可能被否决。例如，根据神命，一些灾难可能降临到某个城邦，虽然居住在这个城邦的神受到该城人民的悉心供奉，不想看到他们受到伤害。但是即便是神也必须服从众神的集体意志；当该年的命运被决定后，任何神都不能改变它。风暴和雷电之神恩里尔（Enlil）是众神意志的主要执行者，他根据每次新年聚会的决定而施行惩罚和带来灾难。
每个神的性格都被认为完全与人类相同。他居住在房屋——神庙中，隐藏在神像之中，就像人的灵魂隐藏在身体之中一样。神的灵魂有时会出窍——就像人的灵魂可在梦中游荡一样；但是当出现某些重大问题必须向神请示时，人们有办法召唤神返回神像。神通过暗号和预兆给予答复：如鸟的飞行、作为祭品的绵羊的肝脏的形状等事物或现象，专业祭司能据此判断神的旨意。神必须每天都被奉献祭品、取悦和赞扬。在特别的节日里，还要为神举行额外的仪式，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充当观众。如果神的预兆指出了灾难，那么城邦还要举行其他仪式以便及时地平息神的愤怒。
只要承认神的特性、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这些基本假设，那么这一体系就是不证自明的。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的解释唾手可得：如果预兆告知的灾难没有降临，那么这只能证明祭司采取的预防措施有效；如果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那么这仅仅意味着神没有预先警告他的人民。
这样一套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在3 000年里，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一直致力于完善苏美尔人在文明史开端时所创立的这些观念和仪式。此外，许多蛮族也认为，苏美尔万神殿中伟大的众神的确统治着世界。这些蛮族包括东欧和西亚草原地区的古代居民，他们的后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继续崇敬这些天神、雷神、太阳神、月神，以及其他最初由古代苏美尔祭司推想和确定了力量与性格的众神。
从后来的历史角度看，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祭司的最重要发明是找到了能够把口语记录下来的方法。这通过使用削尖的芦苇秆在松软的泥板刻写符号而实现。如果人们需要永久的记录，那么一份完整且不易损坏的文献能够通过将新写的泥板放在火炉里烘干而轻易地制成。正是通过这些烘烤制成的泥板文书，我们详细地掌握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从这种做法中逐渐形成的图画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
最初，苏美尔祭司主要用文字记载神庙仓库的收支情况。这种记录方法始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现一种能够保留这些事务经手人的姓名的方法。最后他人通过双关语这一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姓名中，若有听起来像一个容易以图形表现的单词的音节，就会被记录下来。不久，这种图画符号终于表示发音了，而不仅仅表示事物本身，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于记录恰当的发音音节。通过发展足够的标准表音符号，书吏得以记录所有日常用语的发音。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完整的句子、神的故事、宗教祷文、法律、契约和其他各种文献的书写从而变得可能了。
通常情况下，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历史学家把文字的发明作为划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标志。现代学者能够解读的文字使人们对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很久的人类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这种区别仍然有意义，虽然考古学近来取得的所有进展已经使这两个时代之间曾经存在的明确界线变得模糊了。
所有已知的文字形式可能——有些人甚至认为很可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苏美尔楔形文字。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苏美尔祭司仅仅为了准确记录谁交了或谁没有交给神贡品而做的努力，的确催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形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保存和检索精确信息的能力。此后文明社会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所带来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不断完善。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当那时的文字记录开始使我们能够了解关于古代苏美尔越来越详细的知识时，水利工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所有易于灌溉的土地都已经被耕种了。十来个或更多的城邦散布在灌溉地区，每个城邦拥有数千居民，每个城邦内部，神的居所或神庙是最大、最雄伟的建筑。在苏美尔各城邦中，尼普尔（Nippur）似乎已经享有某种突出地位。苏美尔各地的祭司可能不时地在尼普尔的风暴之神恩里尔的神庙聚会。在这类场合中也许会进行消息和观点的交流，以及涉及相邻城邦的各类生意业务。正是依靠这种方式，苏美尔文明得以维持其紧密性和一致性。
当邻近城邦发生争端时，无疑祭司们会碰面，旨在进行仲裁。但是当苏美尔的水利灌溉工程达到地理范围和技术水平的极限时，城邦之间的争端就必然变得非常严重，因为当灌溉渠道变得更大、更长时，上游地区每次从河中取水都会影响下游的河水供应。用水权在干旱季节很快就变成生死攸关的事情，和平解决争端不是一直都可行的。因此，相邻城邦——很快出现敌对的城邦联盟——之间的频繁战争，变成苏美尔生活的重要特点。此外，抵御外来蛮族一直是困难的。两河流域地势开阔，四面受敌，通过水利灌溉和手工业技术专业分工积累的雄厚财富使苏美尔各城邦成为外敌进攻的目标。
因此，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各城邦发展了一种堪与祭司领导权相匹敌的军事组织。王权最初建立在以下理论基础之上：神派遣国王作为他们在人间的代表。和平时期，这种殊荣属于祭司长；但是战争时期，他或者亲自领兵，或者找到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人以他（和众神）的名义领兵出征。当相邻城邦之间的战争变成常态时，仪式和其他和平时期的工作的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军事领袖的重要性提高了。有时祭司与军事领袖之间会发生摩擦。当敌人仍然威胁城邦而决定性的胜利尚未取得的时候，战争的需求变得无休止。但是很显然，只要苏美尔平原各个城邦保持独立，那么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有一个有能力分配水源、解决各个城邦争端的单一行政管理机构才能结束内部的分裂局面。一旦被激怒，这种帝国很可能调集压倒性的武力迫使边境的蛮族臣服。
但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发明一种方法，使个别君主能够有效地控制边远领土。最早的伟大征服者似乎一直在身边保留大批军事家族。为了维持几千人的部下，统治者（如阿卡得的萨尔贡，约公元前2350年）认为，不停地巡视各地是必要的。通过抢劫从敌对的群体那里获得稳定的收入可能也是很重要的。这种掠夺性的政权本质上相当不稳定，任何军事失利都会刺激地方共同体在君主的武装力量前来叩响城邦大门时拒绝他们。唯一的替代办法就是把军队分散驻扎在臣民中，以确保他们的顺从；但这意味着君主进攻力量的分散，削弱了他在战场上相对地方反对者的优势地位。此外，守卫部队长期驻扎在远离君主本人的地方，可能不再服从遥远的君主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能够被可靠地下达到他们手里。
在这些困难面前，古代苏美尔从来没能取得长期的和平。苏美尔文明诞生于各独立的城邦之中，对独立城邦根深蒂固的地方忠诚削弱了帝国统一的所有努力，敌对城邦之间不稳定的联合和结盟关系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平衡，从而也不能防止它们经常诉诸战争。因此，维持国内和平局面的同时有效地防止外敌入侵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一直非常重要，它为苏美尔和后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提供了主要发展点。成果之一是武器的改进和规模更大、组织更精良的军事力量。另一个成果是为控制远方臣民而实行的行政和政治策略。苏美尔的一些发明从此成为文明社会政府的根本措施，如颁布成文法典、建立官僚制度、设立官方邮政服务等，这些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有线索显示，苏美尔留下了旨在让人民相信苏美尔的土地“一直”处在至高的一神和一君统治之下的官方宣传传统。
早在这些维护和平与秩序的措施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之前，苏美尔文明的重要成就已经吸引了远近他国的注意，刺激它们根据苏美尔的成就改变自己。下一章我们将专注考察苏美尔文明影响陌生民族和外来民族的第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