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是食物生产的发展。这使得人口数量能够大量增加，从而为文明的出现奠定基础。农业和畜牧业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取代了狩猎和采集，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这种转变的最早和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发生在中东，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前7000年。之后，通过人员流动和技术传播（现代学者很难复原其过程），谷物种植的方法传播到欧洲、印度、中国和非洲部分地区。美洲、亚洲季风区和西非的农业也许是独立发明的，不过这一点还不能确定。

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成熟而复杂的社会的形成。中东在这个方面的领先性是无可争辩的。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人类最早的文明共同体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紧随其后。最初，文明化的复杂社会需要非常特殊的地理条件。只有在灌溉地区，丰产的作物才能年复一年地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人类带来食物；只有在需要灌溉的地方，大量人力才有必要合作挖掘沟渠、修筑堤坝。因此可养活专业人员的农业剩余产品，以及涉及大量人口的社会组织习惯，有可能，而且的确出现在了中东主要河流的冲积平原上，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在很久之后，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大约1 000年后，人类开始将文明化的复杂社会推及雨水地区。犁的发明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使得古代农民能够利用牲畜的力量来从事耕作任务，因此，单个农民能够极大地提高粮食产量。以前只有在灌溉地区才能获得的农业剩余产品，在雨水地区也可以得到了。此外，文明需要独特的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新宫廷和王城所需，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强迫农民交纳剩余产品。一种重要的变体来自海上贸易，它使像克里特这样的一个岛屿的统治者就能够积聚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出产，并且凭借贸易所得维持其位于克诺索斯的王城。

人类关系的第四个重大变化，是亚欧草原游牧民和战士首次来到了历史的前台。战车作战技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边界的某个地方臻于完善，当时大约是公元前1700年之后不久。战车让那些知道如何驯服马匹的战士占了上风，而且，由于马匹的主要饲养中心是亚欧草原，因此，正是印欧语系的中亚和乌克兰的善战部落获得了这种关键优势。这些战士蹂躏了整个欧洲、西亚和印度。另一些不知以何种方式掌握了战车作战技术的人则征服了中国黄河流域的农民。

在欧洲、印度和中国，原先生活在那里的农耕居民和这些土地的新主人之间的互动，为三种崭新的成就斐然的文明模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它们的发展大致同步，到公元前500年，一种独特的欧洲文明诞生于希腊，另一种同样独特的印度文明出现在了恒河流域，而在黄河流域的中游，中国文明也崭露头角。

中东的历史更为复杂。战车的征服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弱，因为当地民族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战车反击征服者。以埃及、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为基础的三个文明化的帝国，随即展开了对中东地区霸权的争夺，直到遭受新一轮的蛮族入侵的打击。新入侵者装备了铁制武器（实际上是软钢），青铜时代的各大帝国在装备了更新颖、更丰富的金属武器的部落的进攻下纷纷瓦解。不过，游牧民族征服的影响同样是短暂的。新帝国纷纷崛起，其顶点是古代中东整个文明地区并不稳定的政治统一，而实现这一统一的，先是亚述人，然后是波斯人。

作为这种混乱发展的结果，一度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独自发展的各文明，以及在周围的雨水灌溉地区和两河流域兴起的各种卫星文明，开始走向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大一统的中东生活方式。与这种大一统文明相适应的一种中东的世界观，其决定性的表现方式，成于犹太人之手。犹太人的宗教是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由他们的先知塑造成形的，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儒家思想或希腊的哲学一样，充满活力，而且令人信服。在公元前6世纪末之前，所有这些宗教或哲学都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表达形式。到公元前500年，旧大陆明确而显著的四大文明并立之势逐渐清晰，世界历史最初的、奠基性的阶段就告结束了。

本书第一部分的目的就是探索文明史的这一萌芽时期，此时，在之后的年代里支配大多数人生活的一些主要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首次在人类的心灵和感情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aoTrvXC113ZjNZWkbXpaiM4pxF2RpuTYW2LHx9nVpkgTT/tVUBf2WfkYgg11rT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