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一个在前世里自杀过的人，现在讲述他今生的际遇，该多么有趣呀！他前世在哪些问题上被绊倒，今生还会在同一问题上跌倒。除非他领悟到那些问题他无论如何都得解决……前世的行为为这一世指明了方向。

——托尔斯泰（Tolstoy，1828—1910）
俄国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佩德罗觉得这个信息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里，鲜活的字句让他永生难忘。当他离开了自己过去那满是血迹的身体，开始休息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在思索那些看似简单的言语所蕴含的不同层次的意义。

这次诊疗开始的情形与往常完全一样。我使用迅速诱导的方式帮助佩德罗进行催眠，让他进行时空回溯，他很快就进入了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他呼吸沉稳，全身肌肉都完全放松。他全神贯注于催眠状态中，穿越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时空限制，记起了远在他出生之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我穿着棕色的鞋子，”他看到了自己另一个时空的模样，“破破烂烂的……我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我还没催他，他就说了，“头顶都秃了，两鬓斑白，胡须也白了。我的胡子短短的，刮得很整齐。”

他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些细节。我虽然赏识他描述的准确性，不过我也注意到时间正逐渐流逝。

“继续前进，”我劝告他。“看看你在这一时空里做了些什么事，继续前进到下一个重大事件。”

“我的眼镜小小的，有着金属线框，”他还在关心自己的外表特征，“我的鼻子很大，皮肤非常苍白。”

接受催眠的患者竟然拒绝我的建议，这种情形也并不少见。我已经学到了，你不能老是引导患者，有时候必须由患者来引导你。

“你在这一世里从事何种职业？”

“我是个医生，”他答得很快，“一个乡下医生。我工作非常认真。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很贫穷，不过我还勉强过得去。大体上来说，他们都是好人。”

“你知道你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吗？”

“我想就在这个国家，叫俄亥俄州……”

“你知道你生活的年代吗？”

“……19世纪末期，我想应该是吧。”

“你的名字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托马斯……我的名字是托马斯。”

“你的姓呢？”

“它的第一个字母是D……狄克逊或迪金斯，或跟这个音差不多的就是了……我不太舒服。”

“出了什么事？”

“我觉得非常伤心……非常难过。我不想活了！”他已经进入了危机时刻。

“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我询问道。

“我以前也曾经沮丧过，”他解释说，“可是这种情绪总会过去，但这一次却是最糟糕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灰心失望过。这两件事情实在使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哪两件事情？”我追问道。

“我的患者死了，死于高烧。他们相信我能救活他。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而我却没办法救活他。我太让他们失望了……现在他们失去了丈夫、父亲，他们必须挣扎着求生存……我竟然没有救活他！”

“有时候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救不回患者的性命。尤其在19世纪，更是如此。”我矛盾地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想把在一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带给他的失望与罪恶感减轻。我没有办法改变那个事实，只能改变他对那件事的态度。我明白托马斯所经历的，也能体会他此刻的心情。他已经尽力了。不过，我还是可以帮助佩德罗，帮助他从一个更高、更超然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

他默不作声。我把治疗目标定在一个远超托马斯所能理解的层次，同时，希望这样不至于让他跳出当医生的这个时空。毕竟，我连造成他那么灰心失望的第二件事到底是什么还没弄清楚。

“另一件令你非常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我又发问，想把在他心里作怪的妖魔骗回瓶子里。

“我的妻子抛弃了我。”他终于出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敢再继续和托马斯说话。

“她离开了你？”我接着问道，鼓励他把经过说清楚。

“是的。”他伤心地答道，“我们的生活太艰难了，我们甚至连小孩都生不起。她回到波士顿的娘家去了……我很惭愧……我帮不了她，没办法让她快乐幸福。”

看他这种情形，目前我也别想对他进行更高思想层次的诊疗了。我只好要求托马斯前进到那一时空里发生的下一个重大事件上，诊疗工作可以留待以后再来进行——可以待会儿在他处于催眠状态中的时候，也可以等他从催眠状态中醒过来之后再进行。

“我有一把枪。”他解释，“我要开枪把自己打死，结束这种悲惨的生活！”

我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没问他为什么想要选择一把枪，毕竟在他那个时代，医生可以随便拿到药物或毒药。他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这个问题恐怕要靠我运用理智来化解他的绝望才能得到解决。要知道，他现在的绝望是如此之深，足以摧毁他自己。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自我了断了，”他干脆地说，“我朝嘴里开枪，把自己打死了，现在我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好多的血！”他已经离开了那个身体，从远处看着自己死亡的情形。

“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道。

“惶惑不安……我依然很伤心……还觉得非常疲倦。”他又说，“不过我不能休息，现在还不行……有个人在这里等我。”

“谁在那里？”

“我还不知道。某个很重要的人，他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我。”

“他告诉你些什么？”

“他说，直到最后我都一直过着相当幸福的生活，我不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似乎知道我要这么做。”

“他还说了什么吗？”我赶紧岔开话题，避免再听到这种自相矛盾的话。一个更强大的声音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这到底是托马斯，还是佩德罗，或是另有他人？大师们通过凯瑟琳向我讲话的情形忽然掠过我的心头。只不过现在已经事隔多年，而且凯瑟琳也不在这里。

“重要的是把爱传递出去，去帮助别人，至于结果如何并不重要。把爱传递出去，你们只要这么做就行了。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把爱心传递出去，而不应该寻求得到回报。你们必须治愈人类的心灵。”

托马斯和我，两位医生都在听他演讲，当信息一再地传来的时候，我们都听得非常入神。这个声音不仅比佩德罗的声音更有力，还更肯定，更多说教。

“我会教导你们如何治愈人类的心灵。你们会懂的。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

这些字句铿锵有力，深深地印在我们两人的脑海里，叫人毕生难忘。

后来，佩德罗跟我说，他千真万确看到了这位身上泛着光的使者，他传达的信息，不但能听得到而且还可以看得到。那些字句上下跳跃，闪闪发光，在他们两人之间形成了一道桥梁。

我似乎也听到了同样的字句，我相信他同样也在说给我听。重大的启示突然降临到我面前：把爱心和同情心传递出去，不必在意会有什么结果。不要在天年未到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更高的智慧通晓一切事物的始终，会处理结局。自由意志与命运同时存在，不要以肉身的结果来衡量是否疗愈。疗愈包括很多层次，不只肉身层次，真正的疗愈在于心灵层次。无论如何我都得学习疗愈人类的心灵。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亲相爱。这是永恒的智慧，很容易就能领会，不过真正能够做到的只有极少数人。

我的心思又回转到了佩德罗身上，分离与丧亡的主题折磨了他好几辈子。这一次它们引导他去自杀，然后又警告他不要在天年未尽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丧亡再度发生，悲伤一再重演，他会记得这些警告吗？抑或再次被伤心绝望所击垮？

作为一个治疗者，却无法治愈他的患者，该多么痛心疾首、心灰意懒呀！伊丽莎白在古埃及的“失败”，佩德罗当他叫作托马斯时在俄亥俄州当医生的那种绝望，身为一位治疗者，我也感同身受。

二十多年前，当我还只是耶鲁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一个学生，才刚刚可以当轮值临床见习生的时候，就第一次感受到身为治疗者却无法阻止病魔肆虐时，那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我从小儿科开始见习，医院指派我去看护一个长着很大的肾胚细胞瘤的七岁男孩丹尼。肾胚细胞瘤是一种常发生于幼儿肾脏的恶性肿瘤，年纪越小越容易治愈。对这种癌症来说，七岁才被发现确实稍晚了一点。

丹尼是我医疗生涯中第一位真正的病患。在此之前，我所有的经验都只限于教室、学校的演讲厅或实验室，以及在自己的笔记本前无休止地枯坐。到了三年级，我才有了临床见习经验。我们被指派到医院病房去面对真正的患者，把以往所学的理论转化为实践，实际应用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我必须帮丹尼抽血并拿给实验室化验，还要负责一切杂七杂八的小事情，也就是同行前辈口中所说的“打杂”，不过这种工作对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却意义重大。

丹尼是个很可爱的小孩，加上又是我第一位照顾的患者，所以，我们两人之间也特别投缘。

他相当勇敢地和病魔搏斗。成效显著却带有毒性的化学疗法让他的头发都掉光了，肚子也肿胀得非常厉害，不过他却在恢复健康，这给他的父母和我带来无穷的希望。在那个年代，幼儿碰到这种类型的恶疾，能够康复的概率相当高。

我是这个医疗小组里最年轻的一位。医学院学生对临床医学的了解，当然比不上实习医师、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他们的工作非常忙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医学院的学生有更多时间和病人及其家人在一起，也把了解患者及其家人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我们经常会被安排去和患者的家属沟通或将信息传达给患者。

丹尼是我主要的病人，我很喜欢他，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一起，坐在他的床边，和他做游戏，说故事给他听或只是谈天。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在那单调昏暗的病房里，我也经常陪伴他的家人。我和丹尼甚至还在自助餐厅里一起用餐，别人见了都吓坏了，不过，见他恢复得这么快，大家都备受鼓舞。

然而，丹尼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一种急性的呼吸道感染破坏了他原已虚弱的免疫系统。他呼吸困难，往日明亮的双眼变得呆滞黯淡。医疗小组的资深成员叫我让到一旁，抗生素打了又停，停了又打，一连换了好几种药都不见效。丹尼毫无起色，每况愈下。我一直陪着他的父母，提心吊胆、束手无策，最后病魔终于得逞——丹尼死了。

我心里乱成一团，只跟他的父母安慰性地说了几句话，拥抱了一下就匆匆逃离了。那个时候，我的痛苦和他们一样深。三年以后，当我自己的儿子死在一家医院的时候，我才有了更深的体会。但那个时候，我对于丹尼之死仍然耿耿于怀，总觉得应该多尽一点责任，想想什么办法，做点什么事来挽救他的生命才对。

医疗的“失败”会冲击每一位治疗者的心灵，我可以体会到托马斯的绝望与痛苦。

精神科病人因精神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当然要少得多，然而，面对一个深受困扰、无法自拔的患者自己却无能为力，会引发同样的无助感与挫败感。

当我担任西奈山医疗中心精神科主任时，我曾诊治过一位三十多岁、容貌出众、极有才华的女士，她的事业非常成功，也刚进入一段美满的婚姻。然而她渐渐变得非常偏执，尽管一再吃药打针，尽管有治疗和干预，这种偏执的症状反而更加严重了。我邀请了许多专科医师会诊都找不出她的病因，因为她发作的情形、症候以及试验的结果，跟精神分裂症、狂躁症或其他任何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都不太一样。她的病情是在一趟远东地区的短期旅游之后才开始恶化的。而某一次的检查，显示她对某种寄生虫有极高的抗体反应。尽管如此，所有药物或心理的治疗都不起作用，她的病情毫无起色，一天比一天严重。

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治疗者无法治疗患者时的挫败感与无助感。

把爱传递出去，尽力而为，不过分在意结果或后果，这就是答案。这个简单的道理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脑海，这正是所有治疗者需要理解的良药。在某种意义上，我将自己的爱心传递给了丹尼，而他同样也用爱心回报了我。这就够了。 aQPeTDXVMInM2BC+3eKAcgeP7/kRGlVt5HRsXPCJeCu9by97nhg6W8ZHPoXll+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