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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体被认为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实，那么，关于全体人类有一个普遍状况的思想，或者，关于人类的特定的群众具有普遍利益的思想就是正确的。在不同的思想规范中，这个普遍利益表现出完全相异的形式。它可以是这样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即在永久和平的条件下有一个为群众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完善体系。它可以是关于国家自身存在的形而上学——其他一切事物都必须为国家服务。它可以是这样一种意识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普遍同意关于有一种将会改变世界的运动的思想，而这个运动就是目前正在实际影响世界的各种力量的作用过程，因此，人们并不试图预言未来（这个运动的种种趋势仅仅在一个不可测知的未来中才展示出来）。它也可以是这样的意识框架，即由国家和社会机器方面实行自我限制，以利于不可侵犯的人权，以及为个人在其多方面发展中的可能的个体自我留出空间。它还可以是一个作为民族的人民的历史生活。
这些形式在精神的层面上彼此冲突，并且是以前隐匿着的种种动机被激活起来的原因。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形式，就其宣称自己作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有效而言，都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始终发现，政治的活动是作为在一个不可理解的整体中的具体历史状况的产物而发生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国家都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存在着，而不是同时存在于每一个地方。一切所发生的事物，都只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可能性，而不是一般人类的可能性。政治的活动是由整体所意愿和决定的现实。它处于一种终极依赖的条件中，而这个条件，不管是作为现实的总和，还是作为超越者，对它来说，始终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政治行动的意志从模糊朦胧到实际生效的转变之所以特别困难，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国家内部以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战斗的阵线在今天特别模糊。
例如，为政治行动所关心的作为集合体的人民的存在，在今天却成问题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褊狭而不宽容，可是，在这些运动中，“民族”仅仅是和一个标准类型相联系的某一共同语言的存在。当民族被迫进入这种不自由的自我意识中去的时候，它就不再能够在该词的真正含义上同人民或民众相一致。因此，许多人把民族视作一个虚假的利益阵线而加以否定，这些人与这个利益阵线毫不相关，他们的目的是要紧紧抓住被认为在所有的人民中都存在着的同类群众之间的非历史的联系。
不管是民族化了的人民，还是必须为其提供生活基本必需品的、含义不明的群众之人民，都压抑了那原本同人民的隐秘基础相联系的个体自我。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不再可能在这条战线上参与活动。凡是真诚地希望参与到人的命运中去的人，不得不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次上进行努力。一个人自身的存在在世代相续所造成的精神传统中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并不是作为一项简单的事实而存在，它只有作为个体自我的力量才是现实的，才被自由地拥有和运用。现代人正处于一种严酷的状况中，因为他不再可能通过下列形式来信赖自己的人民：这种形式应该是由这一人民在现时代的客观性所赋予的，并且是这一人民表现自己要求的形式。因此，他不得不向更深的层面探寻，也许能够从中发掘出他的存在的实质的历史连续性——或者，也可能坠入无底的深渊。
人们无法迫使命运符合于某种理想。命运最初是在具体的历史状况中呈现的。历史地给予的东西是一种实体，但是，自法国大革命的年代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能够完全摆脱掉它。这就如同一个人故意要锯掉他正蹲在其上的树枝一样。我们想像我们自己已经能够通过有目的地处理生活来把握住我们的整个生活。但是，有下述两种危险随即产生：第一种危险是，当试图恰当地组织整个生活时，我们却破坏了生活的根基；第二种危险是，我们把自己牢固地置入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关系中，我们认识到这些关系的存在，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忍受它们。试图摆脱我们的历史的每一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这是因为（幸好我们具有精神的稳定性）历史在某种新的形式中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权利。从一种具体的状况出发从事政治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在普遍的历史中理解当下时刻。政治学如果被当做某一特定国家追求私利的谋划，那么，它就意味着所有其他国家都因场合的改变而或被看做可能的盟友或被视为可能的敌人——敌与友是可以任意互换的。一个国家会同另一个与之最无共同之处的国家结成联盟而去反对那些在思想和历史上与它最接近的国家。比如，假使英国打算卷入同美国的战争，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同日本联合起来。英国和法国就曾把印度人和塞内加尔人的军队带到了莱茵河。德国也未必不会同俄国合作，如果这样做会给她重新获得自由带来好机会的话。
但是另一方面，即便在今天，也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政治学以对整体的历史意识为基础，他们的眼光超越任何个别国家的利益而投向整个人类实存的未来利益，这些利益在西方与亚细亚的不同性质的对比中，以及在欧洲的自由与俄国的盲目狂热的对照中，被朦胧地预示出来。这些人没有忘记有一条深刻的人性和精神的纽带将德意志的性质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及拉丁民族的性质联系在一起。他们对于不断发生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殊为反感。
要预见未来的战线将在何处形成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可能的设想这些战线的方式都是荒谬的，因为，在任何时候所显现出来的实际战线，永远不可能同为自己的未来而战斗的人类实存的精神价值相一致。
整体是互不相容的事物之间的一个张力。对于我们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位于遥远而朦胧的地平线上；它是作为独立的实存者的人们的寓所，是这些实存之创生的可见形态，是感性中的超感性者的清晰化——但所有这一切都再次沉没到非实存的深渊中去了。
也许，只有在这个张力永远不被解决的前提下，人的自由才可能维系，人的存在的经验才可能无限扩展。各种专制的统治，以及为满足群众的基本需要而形成的可靠的机器，都将导致一种机械式的系统的建立，在这个系统中，人不再能够作为人而存在。一种统一的解决的可能形式，也许是由我们对于平静安宁之需要而生发的向往。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希望的——如果这是可能的——倒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正在以之作为一种解决方法而努力争取的东西永远实现不了。在政治的领域中便产生这样的悖论：我们正以最大的力量努力去完善的东西是不会被完善的。
教育领域中的事情同政治领域中的情况相同。教育依存于某种既超越它而又是它的源泉的东西，即依存于精神世界的生活。教育不可能从自身发源，它只能传达那直接地在人的行为中表现自身的生活。对于那种提供人类生活基本必需品的系统的现实，以及对于国家，教育已经自觉地采纳了一种见解；教育是通过利用在精神层面上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兴旺发达的。我们时代中的精神必须决定这种尚具可能性的教育的价值。
如果国家和教育都失去了这样的灵魂，如果在历史连续性的王国中缺乏起仲裁作用的意志（这个意志来自绝对），如果灵魂和意志两者都毫无希望地服从于那种在理性的计划和非理性的暴力运用之间的混乱交替，那么，这就表明，那个超越一切的整体的作用已经消失，或至少暂时中止了。但是，如果这个作用给人以一种关于理解和关于意义的意识，那么，它的存在就在暂时现存的世界秩序之既无完成之可能，又无终结之可能的情况中表现出来。
从国家和教育进跃到精神、人的实存和超越存在的整体上去，这并不是进跃到一个在世界中实际存在着的实在上去，而是进跃到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存着的另一种实在上去；当然，这个实在在实际显现的范围内是完全不独立的——尽管如此，它仍在关键时刻决定了作为显现的实在的事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