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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的美国，能否引进前提条件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呢？——假定这个制度又美好又见效。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引进西方种种事物的时候，曾经认为引进西方的技术并不会丧失东方的精神。结果怎么样呢？日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精神和制度，变得比当初的设想更厉害。别人看来，日本已经大功告成，但那是尝过苦头，经历过一番社会混乱的。其结果是日本巧妙地引进了一个自己无力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欧美重视个人和创造才能，从而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这并非偶然。
欧洲开始工业化时，工人是日积月累才学到了技术。日本从外国搬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也是下了很长时间的功夫的。在明治初期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和野心勃勃的领导人，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促成日本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央政府的计划和领导，政府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资本集中导致大企业迅速形成，还有教育制度。
英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罗纳德·多尔说得好：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后进国家”。当时日本的制度是独特的，目的是急追直赶先进国家。这样，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制度产生于要求迅速改变面貌，所以具有强烈中央集权色彩。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超工业化社会的复杂问题，日本的制度比产业革命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的西欧社会制度，更为适宜。这是因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污染、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种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
美国的制度渊源于西欧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起了很好的作用。自由经济、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各州的独立自主等思想，使美国的个人和企业各得其所，互相适应。美国这个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在法律制度方面，由于总结了西欧专政的教训，贯彻了尊重个人自由的原则。美国的慈善事业和教育制度，有益于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行，优于别国。在这种制度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代，美国人以自己的国家自豪，并有献身报国的精神。
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过去运用自如的各种制度的缺点暴露出来了，甚至濒临崩溃的地步。美国的组织机构，失去力量和灵活性，效率下降。现代的美国城市，缺乏严密的组织，不能保护市民免于犯罪与混乱。美国社会每当出现新问题的时候，政府就推行种种新规定，于是对这些规定又出现许多争议，结果使社会在财政上和组织上背上更多的包袱。
美国政府的公约是以资源取之不尽、财政用之不竭为前提的，现在仍然使人们怀抱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人民赋税沉重，纳税人和受益人之间矛盾重重，低工资工人劳动积极性降低，受益人在实现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理想中抱有自卑感，等等，这一切问题，在制定政策时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
近年来，经济变化急转直下，依赖国际贸易的程度增多，但美国的中央政府很难说具有充分的力量来对付这种变化和处理经济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六十年代，由于摘棉机械化，南部的黑人大量流入北部城市。这种现象容易造成混乱和悲剧，而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对策。大量移民来到北部大城市，当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现代社会的情况很复杂，非常需要有全局的观点，取得协商一致，应当避免引起对立，不要搞法律一边倒，什么事都拿去诉讼。但美国的做法却一直是鼓励人们这样干的。结果，法官除了依法裁判，既没有什么灵活性，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又一窍不通。日本则不然。日本摆脱封建社会较晚，它的现代化是在具有集体主义传统和中央政府领导下实现的，它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是遇事就靠法律的美国人所想不出来的。美国在实现工业化社会的变化过程中，既不需要中央政府的领导，也不需要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去实现新的社会体制。但是，美国迎来后工业化社会的现在，如果要建立更为现代化的秩序，就不可没有中央政府的领导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日本同美国虽然传统不同，工业化的经验也各有所长，但是美国没有理由不拜日本为师，向人家学习应当学会的东西。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社会土地上，取出某一部分土壤，移植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尽管日本的活动方式与美国大不相同，两者的价值体系却是惊人的一致。美国以自由竞争为价值，而日本的国民总产值比美国更依赖于民间企业。美国尊重言论出版自由，日本也一样。美国以实现公平的社会为理想，日本也力求保护弱者权利、改变机会不均等状态。乔治·洛奇指出：日本集体领导强，这一点美国过去也有，在殖民地时代的新英格兰农村，具有社区的价值观，这是美国传统的重要因素。无论从美国从前的地区社会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家集团的作风来看，或是从美国高度评价集体活动的价值观念来看，集体主义的活动方式同美国社会的传统并非互不相容。
地区社会的秩序发生变动，人们的团结思想松散，在这种时候，要唤醒美国人的社区意识，比起集体主义的力量从未松散的日本，将会困难得多。但是只要在坚强的中央领导下，满足各种集体的要求，建立团结一致的机构，集思广益，采取更能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政策，那么唤醒人们的社区意识以适应后工业化社会，应当说是可能做到的。
美国人现在能不能对付日本的挑战？今后能不能对付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挑战？这还说不清楚。十九世纪许多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和蹂躏，其中，日本能及早积极地学会西方的办法，不但没有成为受害者，反而应对自如。
日本是成功了，美国也要面对新的挑战，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不要当事后诸葛亮，要有先见之明，不要临阵磨枪，要运筹帷幄，应付自如——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