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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引进日本这个模式时，很可能会遇到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
（一）压制个人权利、个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在美国，法律上习惯上都保证个人和私人集团的权利。在日本，“官尊民卑”的传统还没有打破，一般国民、民间组织、地方自治体等，往往对官员和政治家唯命是从。特别是民间组织，如果不同政府官员很好合作的话，以后就会碰到很大困难。届时，因为你不合作，就跟你过不去，你也无处去诉苦。日本教职员工会的领导人反对“考勤”，是由于担心政府利用它来清洗有左派思想的教员，实际上，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就是这样干的。
按照日本的传统，一个组织出了异端分子，就会遭到蔑视、孤立、嘲笑、隔绝。在日本，那些标新立异、奇谈怪论、不合时流的人，很难同周围的人搞到一块儿，这同美国是大不相同的。陈规旧套，只能适从，否则要挨骂跌跤的。
日本中小学的教科书，等同划一，几乎没有什么灵活性使孩子们发挥创造能力。不过，日本人是在集体合作的条件下发挥创造能力的，我们不可轻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最近，这种研究的成就是很显著的。当然，直到现在，在需要个人独创的基础研究领域，日本人的成绩比其他领域要差得多。
（二）忽视异端分子、反对派和少数派的问题。日本人对自己人是公道的，但对侨居日本的朝鲜族人、中国人、西方人，无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则往往不当作自己人对待。“部落民”虽是日本人，但在就业、结婚等方面实际上遭到社会上的歧视。这种歧视观点，有如美国之于黑人，二十年前开始逐渐有所变化，日本也在变。但是日本人同欧美不一样，他们不想把外国人同化于自己的社会。
在日本，反主流派集团的主张虽受到公平对待，但分量轻得很。对于在野党、工会、各种消费者运动的团体、过激派等等，政府并不看在眼里，冷眼相待。这类人物不能参加统治者的私人集会，被关在门外。同一集团内部，老手和新手也有区别，待遇大不相同。
精英官僚们每天忙于处理重要的经济问题和地区计划，往往不去倾听相反的意见。例如成田机场反对斗争，虽然众说纷纭，如果政府尽早同农民谈得更靠拢一点，就不至于搞成那个样子。在日本，内部的团结是很好的，但是对于学生运动、消费者运动、反公害团体等外部集团，则是排斥的。在这一点上，像美国这种内部不大团结的社会，倒不怎么排外。从长远来看，日本有些新的集团也可以参加所谓“体制集团”，而标榜反体制的名流不知曾几何时也被“体制集团”吸收进去了。但是掌权的官僚对人民的要求总是感觉迟钝的。这一点法国比日本更明显些，不过日本也有问题。至于美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会演变成分裂美国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普遍存在反精英情绪的状况下。
（三）如何安排掉队的人的问题。在日本，换工作的事不常见，因此，就业问题是终身大事，如果进不了自己理想的公司，就会觉得自己一生掉了队。学生考不进著名学府，也同样苦闷烦恼。日本青年自杀率较高，原因之一在于，学生进不了自己心仪的学校或公司，比遇到同样情况的美国人更为悲观失望，因为日本不像美国那样能够找到其他很多的机会。
日本人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想要另找工作，也不见得没有机会，不过寥寥无几，而且很难超过目前的待遇，结果很多人只好将就下去。等到发现到别处工作更为合适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得不到上级和同事赏识的人，转业很不如意，只好心怀不满，得过且过，直到退休为止。
对婚姻生活不满的妇女，也是同样命运。法律上离婚不成问题，手续也不麻烦，但是社会压力太大，不容易下决心离婚。家庭法院裁决男方离婚后应向女方交付抚养费和财产，男方不一定照办。美国有离婚津贴制度，日本没有。妇女离婚想要工作，可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和待遇。结果，她们只好忍受不幸的婚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没有财产而想要离婚，或者变成寡妇，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真是走投无路。
（四）鼓吹爱国主义的问题。日本的领导人为了巩固内部，团结一致，就宣传外国的威胁，向人民灌输受人欺侮的思想。日本的报纸每逢日本同外国在某一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时，很少详细介绍外国的观点。
日本有关官厅使尽各种手段保护那些缺少国际竞争力的日本产品，不管这些手段是否触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外国汽车在日本很有竞争力的时期，日本要求外国厂商不能只送样品车来检验，必须把流水作业线上全部完成的汽车送到日本检验，才允许在日本销售。这么一来，汽车运到日本的时候，美国已经进入生产另一种新型汽车的阶段，而调整流水作业线的工艺，是要花很大费用的。日本检验汽车，比欧美严格，商检官员连镜子和车门把手的位置都挑毛病。外国汽车给这么一折腾，不易在日本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
除汽车外，其他行业也存在这类问题。日本的“公社”（国营公司）尽管并不是正式的政府机关，他们也往往不买外国货，即使比日本货还价廉物美。日本电信电话公社为了扶植国内的计算机工业，外国货再好也不买。医疗方面还有一个肾脏透析器的例子。日本产的透析器做一次要十四五个小时，而外国产品只消几个小时。正当日本的医院改用外国产品时，日本政府就修改保健收费制度，过去是用一次透析器收一次费，这回改成按使用时间收费。这么一来，由于使用外国的透析器时间短，医院嫌收费太少，结果又改用时间长的日本产品。外国游艇进入日本市场时，日本的商检人员对游艇的高度规定了新要求，把检验手续搞得很繁琐，还要外国公司负担改造费用，借此削弱外国游艇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美国饮料厂商席卷日本市场时，日本政府一方面禁止该厂商使用人造糖精，企图加以阻挠，而另一方面却允许日本厂商使用糖精。美国的公司准备在日本修建烧碱厂，其竞争力优于日本厂商，日本政府担心国产品没销路，拖延不批准达一年之久，结果美国商人只好放弃在日本建厂。在日本有竞争力的外国药品，遇到日本制药厂出新药时，三年之内不许外国同类药品进入日本市场。而每当外国制药厂出新药时，日本同类药品不能进入外国市场的期限仅为一年而已。
由于几年来屡遭外国抗议，这些做法有的不得不中止。但日本官僚巧施烟幕，故意拖延，直到现在还有不少阻挠外国产品进口的事件发生，既不充分说明原因，也不明确标准何在。这种问题本来只有各有关厂商和主管官员才知道，日本报刊并不报道外国的抗议，因此即使有些人对这种问题很关心，也无从得知其究竟。
日本人的子弟在外国生活，回国后，对于他们在外国所学，日本社会并未给予应有的评价。因为在国外住过，英语讲得较好的学生，为了准备入学考试，却不能发挥他们的实用口语，只能去钻研那种陈腐的英语习题。公司职员在国外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几乎失去升至要职的机会，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有点太“洋里洋气”。曾经旅居国外的人，倘要出人头地，就要刷掉些洋习气，表明他是属于日本这个社会的。
日本的一流大学多属国立，外国人因为不能成为正式政府雇员，所以也不能当国立大学的全职教授、副教授。最近虽出现改变这种规定的动向，然而外国教职人员数目也不可能大幅增长。日本许多公司的外籍人员，即使日本话讲得呱呱叫，也几乎没有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和记者招待会，事实上几乎禁止外国记者参加。即使外国人懂日语，也只能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参加记者招待会。
在国际经济援助或国际机构中，日本代表几乎一直只关心那些同日本本身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他们固然为国际和平恪尽职责，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日本人一般对外国人是彬彬有礼、和颜悦色的，但是并不欢迎外国人参加自己的组织或集团，成为自己人。大公司里有一批涉外专业人员同外国人打交道，他们会讲英语，懂得外国规矩。这些人在外国人与公司职员之间居中斡旋，对外宾另眼看待。外国人容易同日本人交私人朋友，但组织问题另当别论。他们对日本人的组织，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做客。
（五）僵局问题。日本集团内部以及各集团之间，存在一个大问题：一些有势力的人一表示反对意见，协议就达不成，闹成僵局。在日本，以力服人不是正道。成田机场之所以推迟启用，原因之一是政府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闹僵了。大学之所以不能改革，是因为文部省同各大学教授对立起来。大学要求增加更多的预算，政府要求通过增加预算扩大干涉大学的权利，于是政府同要求保卫自由的大学对立起来。
解决集团内部的问题，意见很难完全一致，于是有时要依靠外来的压力。集团内部的对立状态有时持续较久，这是因为既要保存集团，又要尊重组成人员的意见，谁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威望，谁也不想去打破僵局。
日本人的成功花了很大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用强大压力来达成协议，牺牲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以及不属于集团的弱者。美国人若要学日本人的做法，应认真考虑这些过火的做法，力求避免。美国人不会采取日本那种极端的做法去达成协议。美国的问题是，那里的集团对于掌握和维护自己的宗旨，缺少坚强的意志。而非为了实现多数人的要求，必须抑制少数利己的人。就是说，美国人需要尽一切努力增强集体思想，同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