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引进日本这个模式时,很可能会遇到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
(一)压制个人权利、个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在美国,法律上习惯上都保证个人和私人集团的权利。在日本,“官尊民卑”的传统还没有打破,一般国民、民间组织、地方自治体等,往往对官员和政治家唯命是从。特别是民间组织,如果不同政府官员很好合作的话,以后就会碰到很大困难。届时,因为你不合作,就跟你过不去,你也无处去诉苦。日本教职员工会的领导人反对“考勤”,是由于担心政府利用它来清洗有左派思想的教员,实际上,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就是这样干的。
按照日本的传统,一个组织出了异端分子,就会遭到蔑视、孤立、嘲笑、隔绝。在日本,那些标新立异、奇谈怪论、不合时流的人,很难同周围的人搞到一块儿,这同美国是大不相同的。陈规旧套,只能适从,否则要挨骂跌跤的。
日本中小学的教科书,等同划一,几乎没有什么灵活性使孩子们发挥创造能力。不过,日本人是在集体合作的条件下发挥创造能力的,我们不可轻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最近,这种研究的成就是很显著的。当然,直到现在,在需要个人独创的基础研究领域,日本人的成绩比其他领域要差得多。
(二)忽视异端分子、反对派和少数派的问题。日本人对自己人是公道的,但对侨居日本的朝鲜族人、中国人、西方人,无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则往往不当作自己人对待。“部落民”虽是日本人,但在就业、结婚等方面实际上遭到社会上的歧视。这种歧视观点,有如美国之于黑人,二十年前开始逐渐有所变化,日本也在变。但是日本人同欧美不一样,他们不想把外国人同化于自己的社会。
在日本,反主流派集团的主张虽受到公平对待,但分量轻得很。对于在野党、工会、各种消费者运动的团体、过激派等等,政府并不看在眼里,冷眼相待。这类人物不能参加统治者的私人集会,被关在门外。同一集团内部,老手和新手也有区别,待遇大不相同。
精英官僚们每天忙于处理重要的经济问题和地区计划,往往不去倾听相反的意见。例如成田机场反对斗争,虽然众说纷纭,如果政府尽早同农民谈得更靠拢一点,就不至于搞成那个样子。在日本,内部的团结是很好的,但是对于学生运动、消费者运动、反公害团体等外部集团,则是排斥的。在这一点上,像美国这种内部不大团结的社会,倒不怎么排外。从长远来看,日本有些新的集团也可以参加所谓“体制集团”,而标榜反体制的名流不知曾几何时也被“体制集团”吸收进去了。但是掌权的官僚对人民的要求总是感觉迟钝的。这一点法国比日本更明显些,不过日本也有问题。至于美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会演变成分裂美国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普遍存在反精英情绪的状况下。
(三)如何安排掉队的人的问题。在日本,换工作的事不常见,因此,就业问题是终身大事,如果进不了自己理想的公司,就会觉得自己一生掉了队。学生考不进著名学府,也同样苦闷烦恼。日本青年自杀率较高,原因之一在于,学生进不了自己心仪的学校或公司,比遇到同样情况的美国人更为悲观失望,因为日本不像美国那样能够找到其他很多的机会。
日本人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想要另找工作,也不见得没有机会,不过寥寥无几,而且很难超过目前的待遇,结果很多人只好将就下去。等到发现到别处工作更为合适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得不到上级和同事赏识的人,转业很不如意,只好心怀不满,得过且过,直到退休为止。
对婚姻生活不满的妇女,也是同样命运。法律上离婚不成问题,手续也不麻烦,但是社会压力太大,不容易下决心离婚。家庭法院裁决男方离婚后应向女方交付抚养费和财产,男方不一定照办。美国有离婚津贴制度,日本没有。妇女离婚想要工作,可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和待遇。结果,她们只好忍受不幸的婚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没有财产而想要离婚,或者变成寡妇,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真是走投无路。
(四)鼓吹爱国主义的问题。日本的领导人为了巩固内部,团结一致,就宣传外国的威胁,向人民灌输受人欺侮的思想。日本的报纸每逢日本同外国在某一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时,很少详细介绍外国的观点。
日本有关官厅使尽各种手段保护那些缺少国际竞争力的日本产品,不管这些手段是否触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外国汽车在日本很有竞争力的时期,日本要求外国厂商不能只送样品车来检验,必须把流水作业线上全部完成的汽车送到日本检验,才允许在日本销售。这么一来,汽车运到日本的时候,美国已经进入生产另一种新型汽车的阶段,而调整流水作业线的工艺,是要花很大费用的。日本检验汽车,比欧美严格,商检官员连镜子和车门把手的位置都挑毛病。外国汽车给这么一折腾,不易在日本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
除汽车外,其他行业也存在这类问题。日本的“公社”(国营公司)尽管并不是正式的政府机关,他们也往往不买外国货,即使比日本货还价廉物美。日本电信电话公社为了扶植国内的计算机工业,外国货再好也不买。医疗方面还有一个肾脏透析器的例子。日本产的透析器做一次要十四五个小时,而外国产品只消几个小时。正当日本的医院改用外国产品时,日本政府就修改保健收费制度,过去是用一次透析器收一次费,这回改成按使用时间收费。这么一来,由于使用外国的透析器时间短,医院嫌收费太少,结果又改用时间长的日本产品。外国游艇进入日本市场时,日本的商检人员对游艇的高度规定了新要求,把检验手续搞得很繁琐,还要外国公司负担改造费用,借此削弱外国游艇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美国饮料厂商席卷日本市场时,日本政府一方面禁止该厂商使用人造糖精,企图加以阻挠,而另一方面却允许日本厂商使用糖精。美国的公司准备在日本修建烧碱厂,其竞争力优于日本厂商,日本政府担心国产品没销路,拖延不批准达一年之久,结果美国商人只好放弃在日本建厂。在日本有竞争力的外国药品,遇到日本制药厂出新药时,三年之内不许外国同类药品进入日本市场。而每当外国制药厂出新药时,日本同类药品不能进入外国市场的期限仅为一年而已。
由于几年来屡遭外国抗议,这些做法有的不得不中止。但日本官僚巧施烟幕,故意拖延,直到现在还有不少阻挠外国产品进口的事件发生,既不充分说明原因,也不明确标准何在。这种问题本来只有各有关厂商和主管官员才知道,日本报刊并不报道外国的抗议,因此即使有些人对这种问题很关心,也无从得知其究竟。
日本人的子弟在外国生活,回国后,对于他们在外国所学,日本社会并未给予应有的评价。因为在国外住过,英语讲得较好的学生,为了准备入学考试,却不能发挥他们的实用口语,只能去钻研那种陈腐的英语习题。公司职员在国外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几乎失去升至要职的机会,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有点太“洋里洋气”。曾经旅居国外的人,倘要出人头地,就要刷掉些洋习气,表明他是属于日本这个社会的。
日本的一流大学多属国立,外国人因为不能成为正式政府雇员,所以也不能当国立大学的全职教授、副教授。最近虽出现改变这种规定的动向,然而外国教职人员数目也不可能大幅增长。日本许多公司的外籍人员,即使日本话讲得呱呱叫,也几乎没有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和记者招待会,事实上几乎禁止外国记者参加。即使外国人懂日语,也只能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参加记者招待会。
在国际经济援助或国际机构中,日本代表几乎一直只关心那些同日本本身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他们固然为国际和平恪尽职责,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日本人一般对外国人是彬彬有礼、和颜悦色的,但是并不欢迎外国人参加自己的组织或集团,成为自己人。大公司里有一批涉外专业人员同外国人打交道,他们会讲英语,懂得外国规矩。这些人在外国人与公司职员之间居中斡旋,对外宾另眼看待。外国人容易同日本人交私人朋友,但组织问题另当别论。他们对日本人的组织,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做客。
(五)僵局问题。日本集团内部以及各集团之间,存在一个大问题:一些有势力的人一表示反对意见,协议就达不成,闹成僵局。在日本,以力服人不是正道。成田机场之所以推迟启用,原因之一是政府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闹僵了。大学之所以不能改革,是因为文部省同各大学教授对立起来。大学要求增加更多的预算,政府要求通过增加预算扩大干涉大学的权利,于是政府同要求保卫自由的大学对立起来。
解决集团内部的问题,意见很难完全一致,于是有时要依靠外来的压力。集团内部的对立状态有时持续较久,这是因为既要保存集团,又要尊重组成人员的意见,谁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威望,谁也不想去打破僵局。
日本人的成功花了很大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用强大压力来达成协议,牺牲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以及不属于集团的弱者。美国人若要学日本人的做法,应认真考虑这些过火的做法,力求避免。美国人不会采取日本那种极端的做法去达成协议。美国的问题是,那里的集团对于掌握和维护自己的宗旨,缺少坚强的意志。而非为了实现多数人的要求,必须抑制少数利己的人。就是说,美国人需要尽一切努力增强集体思想,同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