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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的挑战，美国漫不经心，已如实表现在一九七一年一事无成的外贸政策和产业结构改造方案。当时美国苦于对日贸易逆差，白宫的贸易特派员彼得·彼得森领衔制定对策。由于日元升值，贸易不平衡有所改善，美国的危机感淡薄了，“对策”于是束之高阁。到了一九七七年，问题又来了，美国又重新感到需要采取综合贸易政策。可是，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政府一直无所作为，现在却急于制定这样的政策，又没得到国民和企业的广泛理解，那就未免太勉强了。结果，一筹莫展，情况恶化，一九七八年美元惨跌到一九七一年的约一半水平。这时，政府为了避免国会采取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只好权宜从事，缓和一阵子，以为在传统市场力量的影响下，贸易不平衡状态会自行消除。他们以为，美元贬值，美国商品价格下降；与之相反，日本商品价格上涨，美国就可以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从这种古典的、一成不变的经济学方法论出发，美国采取了姑息政策。这种政策暂时可能有些见效，但从以下三方面来看，已归于失败。
第一，日本的原材料几乎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费用占价格很大比重。例如，钢铁、汽车这类产品的价格，四分之三是原材料费用。美元贬值，使日本得以廉价购买原材料，因此出口价格不必提得过高。而且美元贬值，使日本容易从美国采购石油、木材、粮食等资源，因此会使美国国内市场产生混乱，结果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通货膨胀。仰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但进口外国资源的企业相反可以大获其利。第二，美国的企业因美元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就不大觉得有必要降低自己的商品的售价。对此，日本人则因日元升值，需要认真研究如何进一步降低成本了。第三，日本商品质量好，受欢迎，价钱高一点在美国仍然销路畅通。即使日本商品的出口数量受到限制，由于质量好，单价高，出口总额还是增加，这就使美国对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期待落了空。
美国政府每逢美元贬值，就松了一口气，因为美国货的出口价格下降，就容易卖出去了。但是，他们却往往把改革政治机构、修订经济政策以及企业的合理化、现代化这些根本问题放到脑后去了。前国务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威廉·吉文斯曾经筹划美国对日经济政策，他说得好：“浮动汇率制和贸易保护政策一样，是效率不佳的生产者的鸦片，是无能的政府的拐杖。”
美国竞争力的削弱将对今后国民生活发生广泛的影响，这是美国人还没有想到的。例如，美国产业合理化落人之后，就会使电视机厂不得不减产，钟表厂迁往国外，钢铁厂关门大吉，失业率上升。如果让日本企业买下一些电视机厂之类的工厂，加以合理化，也许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但是日本等国的资本不管怎样帮忙，竞争力每况愈下的整个美国产业无非苟延一息而已。日本获利愈大，贸易不平衡愈甚，那么，日本在美国的企业，就不向美国银行，而是更多地向日本银行或资本筹措资金，到头来，美国获利愈少，日本企业财富愈大，日本就会买下更多的美国企业。
日本企业抢走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当然会使美国企业减少盈利。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调查，在市场上占的份额越大，则企业盈利越多，对发明创造和设备现代化的投资也越多。然而随着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利润也减少，那就更没有钱去搞什么发明和现代化了，于是将失掉市场，每况愈下。
美国的企业利润率下降，就会影响政府的岁入。这么一来，政府只好增加税收，来维持人们理应享受的公益事业。增税一来，企业对现代化的投资就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当然还会引起纳税人的反对。地方自治体要么削减公益事业，要么增加税收，或者双管齐下，别无出路。
政府财源枯竭，就会影响外援。接受美援的国家，本来在经济上军事上同美国相依为命，他们看见美国经济力量衰退，理所当然地要怀疑今后美国还有没有维持这种关系的力量。美国当局官员虽想证实美国仍然有意维持友好关系，但受援国的领导人有的已经难以置信了。
更有甚者，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不仅表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而且也影响到根本姿态。例如，一九七八年，美国认为世界钢铁市场已达饱和状态，吁请欧洲各国不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专利。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对那些处于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并非大开门户进口其商品，但日本凭借其强大而灵活的经济力量，大力发展那些有销路的优质钢生产，能够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他们想要的基础炼钢技术。美国不会采取这种灵活策略，结果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技术的手段。嘴上标榜的是人道主义，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设置鸿沟！
由于贸易逆差严重，美国不但对日本，而且对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也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不管是要求日本、韩国自我限制出口，还是美国国会公开设置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奏效甚微。与其说这种政策的效果是降低了美元价值，不如说它只是保护了那些顶不过国际竞争的弱小生产者。而为了制定和执行这一套官方的保护政策，势必造成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归根结底，贸易保护主义一事无成。美国这个社会，漏洞百出，虽然筑起壁垒，人家总可以想办法绕过去的。
在经济上，别的国家富于竞争力，使美国处于守势。在此影响下，美国的企业主为了同外国的经济竞争进行对抗，往往采取简易的办法，进行粗制滥造，降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工会担心银根紧缩，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反对企业主搞合理化从而解雇工人。官员们看见政府财源枯竭，首先要确保本身的收入，以求站住脚跟。不但如此，竞争力的削弱和国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将使美国人失去信心，国内悲观论调丛生，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即使政府能及早洞察事态，采取切实措施，也难以力挽狂澜了。国会一见财源吃紧，就不得不突然大幅度地削减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央和地方政府遇到财政困难或纳税人开展抗税运动，就削减预算，得过且过。走下坡路的产业一经法律上判定倒闭、倾销、反托拉斯，老板们立即关掉工厂，他们是不会花时间去为工人找新工作的。在美国，因倾销而被告发的公司，即使可望在法庭胜诉，但是再同别家进行竞争，就为时太晚了。此外，财政困难逼到头上，政府就派贸易谈判代表去日本施加政治压力，要求解决贸易收支不平衡这类需要一长段时间解决的问题。国外对美国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不愿同美国合作。然而，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下降之日，却是国际合作更加必要之时。
美国人容易以为自己的社会很富裕，不用在经济竞争上伤脑筋，只需关注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就行了。然而，当前的时代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忽视国际竞争力是不行的，这已有英国为证。目前整个美国，好比一个人买了新房子，打算过个好日子，但是他的收入赶不上物价涨得快，结果弄得债台高筑，连房子也修理不起了。
如果世界各国不那么起劲搞国际竞争，美国碰到的许多问题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各国为了取得优越成就，莫不积极吸收新制度，而美国却固步自封，不管把美元的价值贬得多低，或者把保护贸易的壁垒筑得多高，都难望同别的国家旗鼓相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