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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于一般福利的根本想法是，应该给予任何人被雇用的机会，只要在公司或机构里就业，努力工作，就应该享有权利，受到与其劳动相应的照顾。日本政府认为，应该把财富平均分配给整个社会，这一政策与其说表现在公共福利方面，不如说表现在将工资、税金和预算再分配给贫穷的县份以及给农民补贴“消费者米价”
的差额。这也就是基于如下想法：一个人如果不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就只能从社会上得到最低的必需品。这样做的结果就不会产生由于所得的数量少而感到不满，也不会产生由于不能发挥实力从而感到自卑的人群。另外，在那些主张不要帮助不劳而食者的纳税者，和对发给的救济款数、日期或发放方法感到不满的被救济者双方之间，也就不会造成一条鸿沟。
日本的实业家们有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英国、瑞典和美国等国家的普通工人已丧失劳动热情。他们认为在低工资的工人和接受福利补助者之间，如果在收入上没有差别，那么人们就不愿意留在那个组织内干下去了。虽然福利的支出，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但是政府官员们仍在尽力保持着经过劳动取得的最低工资和不劳动而接受补助金额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例如日本大藏省主税局
的官员们正在考虑制定一种新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能促使人人努力储蓄以及担负起作为公司或家庭一员的责任。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把别的国家拉得很远，几乎没有失业，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当他就业时还是要选择能对自己生活给予保障的公司，并始终为这个公司而努力工作的传统趋向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如此，是因为单单由国家给予社会保障，是不能过舒适的生活的。
在局限于狭小地域内的、工业化时代以前的西欧，出于宽大为怀并受到被救济人感激的慈善事业，过去曾经是能够带来最低生活保障并富有人情味的。但是由于社会现代化、情况复杂起来以及人口增加的缘故，人和人的关系疏远了，随着这些变化，慈善事业也离开了原来的出发点，逐渐为官办的、没有人情味的做法所代替，同时被救济人也把这种救济看作是理所当然。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人们不再为没有得到救济而感到困惑不解，反而对于得到的救济品挑三拣四表示不满的情况。由此产生的对欲望的不满足、缺少劳动的热情、雇用者方面的不满，最后则是自暴自弃，这种恶性循环，给西欧各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日本人并不想大事吹嘘他们自己所办的那种小规模的社会保险制度，但是当他们到美国的许多城市旅行时，看到贫民窟的颓废情景，公共设施缺乏公德心等等状况时，总要对美国城市衰退的情景大为吃惊。虽然这在美国人看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日本人除了健康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外，没有其他像样的福利政策，他们却用很少的一点资金，消弭社会上颓唐绝望的风气，远比美国高明。
日本具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以提高士气、自觉性、自尊心和合作精神。也就是说，提供就业机会，可以弥补福利支出之不足而绰绰有余。由于经济情况开始恶化，这种制度是否能继续发挥作用，要等待今后才能见分晓。但是从日本整个国家的生命力来看，在短期内未必出现这种考验。总之，日本只有老年人和残废者才能在经济上依靠国家生活，这种福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加强共同体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