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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官僚机构在保健、福利的领域里，也同其他领域一样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他们掌握方针政策，但在具体行政事务上则尽量不介入。在美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限经常混乱与重复，而且缺少一贯性。与此相比，日本采取的是全国性的一贯的社会福利政策。当然，日本各种团体所实行的福利保健计划，在行政上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如此，福利行政机构却可以使全国均可享受到统一的福利，很少重复地成为一个效率高而又统一的机构。
正如经济工作机关要对国家经济的健全发展负有广泛责任一样，厚生省对全体国民的健康也负有从各方面提醒注意的责任。在这方面，和其他领域一样，日本官僚所起的指导作用要比美国大得多。例如，主管官员定期检查饭店、医院等是否遵守营养和食品卫生方面所规定的标准，同时，对青少年的健康检查也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学生儿童定期的牙齿和身体检查进行监督。对于一般人，也利用学校或地区的保健所进行疫苗接种以及其他必需的预防注射，可以说在健康管理方面比美国要进步得多。
为了提高国民的营养，避免一氧化碳、煤气等中毒，政府通过报刊积极地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日本广播协会的教育电视片，关于营养和儿童健康，录制了专给母亲看的节目加以播映。另外，在各地区的中、小学校里，开设母亲班，举行了诸如关于儿童健康管理的报告会，等等。
在美国，政治家们受到福利团体的压力，常常造成个别福利拨款或开支达到天文数字，从而打乱了整个福利计划的均衡和秩序。在日本，由于政府官员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强大，因此对这种压力团体
的活动，有着一定程度的抵抗力量，能够做到合理分配预算。当然，正如约翰·C·坎贝尔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一下国会上所通过的有关福利的决议案，可以看出在全国进行大选之前，福利的支出往往会增加，因此，不能说日本政治家完全不受压力团体的影响。
关于生活保护制度所规定的救济事项，日本政府不太使用专职社会事业家来进行家庭访问，而是更多地使用被称为“民生委员”
这种经过正式任命的志愿人员。这种民生委员的人数达到十六万人，他们都是在各个地区为人们所尊敬的老年人，他们把全国一百三十万接受生活救济的人们的穷困状况向政府提出报告。选为民生委员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事，他们听取来自他所负责地区的生活被保护者提出的要求，并给予照顾。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没有一定的标准，往往缺少专家们所具备的那种判断。因此，对于这种方法，曾经受过占领军的责难，现在也受到专职的社会事业家们的批评。但这种制度的优点是，住在各地区的这些老年人，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判断力上都受到当地人的信任，他们充分了解自己所负责的地区的被保护人的家庭情况，他们能够对节俭的办法、内心的苦恼以及就业等等方面，热心地向被保护人提出劝告。由于民生委员自己住在同一地区，可以直接进行家访，因此，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十分了解当地居民都有哪些想法。这样，从各个地区都选出一个关心当地居民和帮助困难户的人，经过多年的累积，其总人数现在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量。这种不拘形式的制度，不仅受到当地人的支持，而且用美国的标准来比较，日本在这方面只用少数专职的福利部门人员就可以担负起这项工作，从而可以节省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福利预算。一九七六年度，在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HEW）工作的人员多达十五万人，但是，把日本厚生省和文部省合在一起，其工作人员也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二百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