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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男性六十五岁，女性六十七岁。此后，从六十年代起到七十年代初，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更加严重了。其结果，当然会设想到日本人的健康将受到严重的危害，但事实恰恰相反，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直到现在，在雇用职工五十人以上的企业里，对全体职工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结果是：除了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这三年之外，每年的患病率都有所下降。到一九七七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超过了瑞典，居于世界第一位，男人达到七十二点七岁，女人达到七十七点九岁。
五十年代的日本，尽管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但有关福利设施仍处于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的状态。城市居民愈形互相疏远。日本的下水道设备和公园的面积，即使是现在，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落后的。住宅方面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增建户数达到八百六十万户；而美国人口比日本多两倍，只增加一千零五十万户。日本增建的住宅数目，已达到美国增建住宅数目的百分之八十。但在居住面积方面，日本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虽然如此，美国大城市市区的私人住宅或公共建筑物，往往破旧不堪，显示出一种颓废破落的景象，而日本则没有这种情形。
日本养老金制度近几年来接近于欧美先进国家，由此可以想象在日本会有许多同社会隔绝过着凄惨生活的老年人。的确，日本有一些为孤独而苦恼的老年人，而且和美国一样，出现年纪越老自杀率越高的倾向。但是根据厄尔德曼·帕尔莫尔关于日美老年人对比的研究，日本的老年人更富于活力，根据对不同年龄的老年人的舆论调查，日本老年人并没有像美国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对生活的满足感。
六十年代，当日本生产力达到世界水平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开始主张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增加相应的社会福利开支。人们议论问题时采用“纯国民福利”（NNW）的指标来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以表明他们并非狭隘的“经济动物”，而是十分关心提高生活水平的。与此同时，日本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投到福利方面来了。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和财界领导人开始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以后又以间接的方式逐渐加以强调，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舆论，其主要内容是：瑞典、英国和美国这类“福利国家”是“高福利、高负担”，日本不要走这条路。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强调高福利对国民将会带来更重的赋税，一方面控制福利费用开支，可以说在争取国民对这一点的支持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在现时从正面反对福利政策，对这些领导人说来是不利的。因此，这种新的舆论还没成为公开的口号，当前的状态是只从理论上进行了一番探讨，然后被搁置起来了。日本国会过去虽然通过了超出官方和财界领导人认为妥当的福利方案，并正式制定了有关法律，但是也不能说国会已就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讨论。这种新舆论的基本观点已广为日本领导阶层所理解（特别在最近经济发展滞缓时期，国家财政困难，还无法充分保证用以消除经济不景气的必要的财政开支）。日本的舆论界也经常议论这个问题。它们认为日本领导人对福利问题的想法是：国家应把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到经济生产部门，由企业家和家族成员担负福利所需的开支，只有当他们做不到这点时，才由国家来代替他们承担这一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