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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德克海姆和帕森斯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工作的专业化会把每一个人和社会联结起来。但是现代的技术与机构的变化之快，使专门技术转瞬间就成为过时的东西，既不可能保障一个人一生的社会地位，也不能使整个社会统筹兼顾。日本企业善于适应急剧的变化，使多数人怀抱信心，这种优点在西方是看不到的。日本的大多数员工都是“全局主义者”，进入企业以后，就会产生获得广博知识的欲望；而另一方面，美国所采用的专家式的员工，对于专门以外的知识不感兴趣。日本的员工，由于知道他们永久待在同一企业内，在这里接受训练，所以他们不会反对引进新技术，也不会由于技术革新而感到头疼，害怕自己落后于时代。与此相反，今天在美国的企业中，成问题的是，员工不愿意做专门以外的工作，或者要求“虚假的增加雇用”（工会经常采取的一种手段：为了解决失业，故意采取使生产下降的手段，使资方雇用不必要的工人），这是因为他们想要保住自己的技术水平，害怕失业。日本的企业员工充分了解自己的地位与晋升并不是靠自己的技术水平，所以对种种杂活也都主动去做，为了公司的发展，对于引进新技术，也是十分热心的。同时，雇主对员工也充分而且灵活地使之发挥作用。对于员工来说，干各种各样的工作，比起只重复同样工作的美国工人来，在工作上可以避免乏味单调，而是一种幸福。
近代以前的美国、西欧以及日本，在师徒制度下，雇主与雇员之间人与人的关系曾经是亲密的。这种现象，在现代日本的大企业里，仍然可以这样说。通用汽车公司的前任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曾经吹嘘说在该公司萧条时期，曾经不惜解雇工人以维持股东的红利；日本的企业家恐怕决不会这样说的。即使万一他们做了类似这样的事，肯定他们也是要秘而不宣的。如果为了勉强凑出股票的利息而不惜解雇职员，那就必然要破坏劳资关系。日本的企业必须做的，不是对股东负责，而是对职员负责。与此相呼应的是，工人们也喜欢具有人情味的“温暖的企业”，不喜欢那种“冷酷的”处处打算盘的企业。
美国的工人规定好详细的任务与责任，工资是按小时来计算的，他们不会在规定的时间以外劳动，也不会去帮助同事，而日本的工人则不同。日本从一九五三年以后，每五年进行一次社会调查，其中有一个调查项目是：“一种上司是按就业规定给你分配工作，平时交往只限于工作上必要的范围；另一种上司是给你分配工作超过规定，但在交往上能很好地关心你。在这两种上司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在日本，最受社会舆论欢迎的都是那种在业余愿和自己进行私人交往的上司。如果是美国人的话，那么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相反。
员工在下班后或周末，大多在企业的同事当中进行私人交往，打打麻将、下围棋、下将棋，或者一起去喝酒。即使那些“现代派”的员工希望像美国人那样与家人一同过周末，他们全家的交际也会是同一公司的同事。这些私人交往，固然是为了纯粹寻求生活上的欢乐，但是其中也隐含着这样一种想法——通过这种交往，增进彼此感情，使工作容易开展。日本企业的职工懂得在期满退职前必须维持好这种交往关系，所以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彼此之间正面进行争吵。大家各自都在寻找某种方法来缓和紧张关系与竞争心，加深伙伴的观念。当然即使日本人，在他们的内心里也会和美国人一样，怀有竞争的念头、不安和矛盾。但是在日本，由于不可能用辞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此通过私人交往，尽量想缓和这种心理。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巧妙地回避激烈的工潮，一个原因是由于终身雇佣制。工人方面与公司方面都各自懂得彼此必须长期共处下去；另一个原因是企业方面在对待工会的办法上取得了效果的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驻日美军指示扩大工会的时候，资方立即行动起来，使就业人员加入了工会。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会不是企业和富于斗争性的工会领导人经过严酷斗争的结果而产生的，而是在资方的指导之下成立起来的。但是，最初受到占领军保护的工人运动，后来变得强大起来，有时成了过激的政治压力。于是，资方劝说那些诚实的员工加入工会，想以此来防止使企业陷入窘境的罢工。企业让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加入同一工会，并为开展工会运动提供了办公室及其他设施。白领阶层的职员加入工会，为工会尽一定的义务，同时又沿着管理职务的阶梯前进，这并不构成妨碍，根据论资排辈制度进行升级与增加工资，和加入工会的年限毫无关系。工会如果过分富于战斗性，有时公司就会使用种种战术使工会分裂，成立与公司合作的第二工会。这样，企业方面一方面制造反映自己意志的、与自己合作的第二工会，同时为了有利于经营，甚至准备积极有效地利用工会。他们甚至想要通过工会来摸清怎样才能打消工人的不满，提高劳动效率，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现场的关系。这样，日本的许多工会，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由企业方面所组成的，因此，作为产业工会，它的力量是软弱的。但是，在要求提高工资时，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十分活跃。因为不这样就会失去工人的支持。工会还就与工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种问题，搜集企业内的群众意见。
战争结束后不久，资方曾经担心工会对企业具有危险性，后来逐渐把工会看成是有助于公司稳定的朋友。因此，资方在不发生问题、与工会的对立不激化的时候，经常与工会领导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尽量致力于形成一个好的劳动环境。
由于日本现代化的速度极快，日本经济形成了双重结构，大企业和现代化迟缓的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大企业的员工是优秀分子，受过高度的训练，生活有保障，劳动条件也完备。同时绝大多数的大企业都不是个人企业，而是由多头的企业家来管理的，因此站在工人之上的人不是大资本家，而是和工人生活不太悬殊的、靠月薪生活的企业家。日本的企业家本人也认为美国的企业家与董事们和工人比起来，拿的工资过高。日本的企业家与职员的差距较小，这点起着增强员工归属感的作用。所以日本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工潮。不过，当然总会有若干例外的。
地方上的公务员、公立学校的教师、国营铁路及私营铁路的工会、烟草之类的专卖公司的职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矿山工人等等，他们进行过富有战斗性的工会活动，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知道这种罢工不会使自己的组织遭受致命的打击。公务员们知道这和自己所属机关的工作效率、工作成绩无关，可以用国民的税款来提高自己的工资，改善待遇。私营铁路的工人们，当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得到满足时，他们也知道企业的收支会通过修改运费而得到调整。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煤炭是主要能源，煤矿工人知道政府正在援助民间的煤矿企业，即使进行激烈的劳动争议，企业的竞争力也不至于下降。进入五十年代后半期，煤炭的资源减少，开始出现失业，他们举行过罢工，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希望使煤炭这个衰落的产业，通过政府的援助，尽量稳定下来。至于那些工人们希望公司能长期发展下去的一般企业，从占领时期告终、经济状态恢复正常以来，事实上罢工已几乎不再进行。
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越发富裕起来，进入了“全部雇佣”时期以后，许多年轻人即使辞去最初就职的企业，也可以有信心能够生活下去。这种倾向，危及企业的纪律。许多企业家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心，因此比以前更加倍努力增强公司内的团结。在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一的高速度发展顶峰时期，工人们可以随便找到替换的职业，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主动留在企业内。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之后，萧条的魔影潜踪而来，失业率增加，这以后工人们更加深了对企业的依赖程度，企业的纪律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前，日本的生活水平已达到可以和世界先进各国并驾齐驱的程度，但是，生活的富裕并未使他们失去勤劳的特点。
近几年来，公务员的罢工也发生了。公务员的罢工被认为是违法的，一九七六年某个工会征求社会对这种罢工的合法性的看法，结果那次罢工在预定结束之前，不是由于法律的压力，而是由于舆论的影响，它提前结束了。因为拼死拼活地劳动才勉强获得满意的工资的民间企业工人，不能忍受政府答应给罢工的公务员以更好的待遇。最初对罢工采取同情态度的报纸，由于看到群众反感之大，一下子改变了态度。同时登载了这样的报道：举行罢工的公务员的孩子，由于他们父母的关系，在学校里受到了同学们的嘲弄。这样，公务员想要通过举行使公共事业陷于瘫痪的罢工，来获得比同类的民间企业工人更高的工资，在政治上已近于不可能。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日本工人认为企业的利益基本上又回到自己的手中，从而感到很满意；另一个理由是，热心于工作、不搞罢工的私营企业工人，形成了不允许公务员罢工的强烈舆论。
这样，企业在驱使工人从事生产，使工人回避无谓的罢工上，取得了成功。但是比这个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个人的自尊心以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工人，当企业陷于赤字，立即会遭到解雇或被临时解雇时，工人很难对自己的劳动保持自尊心。一遇到赤字就立即失业的工人，在能赚到钱的时候就尽量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他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做法等于他们只用金钱来评价自己对企业的贡献与自己的价值。如果由于自己所在的部门没有取得利润，就立刻遭到降级或调离，或者由于对公司的业务成就不满的声音一大，就立刻被撵出去，那么就连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不能不对自己和对公司变得怀疑起来。
日本公司的职工只要不卷入很严重的丑闻中去，就不会从企业那里受到上述的待遇。即便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他的确过去对企业出过力气，有过工作成绩，那么同事也会为他辩护的。对于在职务上引咎降级的干部，一般会给予相应的报酬及荣誉，因此本人不会怎样惊慌失措。因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原是集团的责任，不应归于特定的某个人的责任。即使万一这是由于个人的失败引起的，也不过是任期比通常稍稍提前一些结束，或者对下一次晋升有点妨碍而已。前任不会受到继任者的不名誉的对待，一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不错的。日本的工人，超额完成工作，感受到同事的信赖，他们比起只是应付工作的人，美国员工中这种情况更普遍，具有更为强烈的自我价值得到体现的感觉。
这样，日本的大企业建成了能够很好地适应二十世纪后半期要求的有效的现代组织。但是，并不是这样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既有好的上司也有坏的上司，如果被分配无聊的工作，也会产生不满。既有人与人之间的苦恼，也会对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满。但是从国际的尺度来衡量，现代日本的大企业在组织上是非常成功的。它成功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在日本民族中隐含着的那种神秘的集体忠诚，而是因为这种组织给予个人以归属感与自尊心，使个人觉悟到自己的前途只有靠企业的成功才能得到保障。许多日本人以自己家中有人在大企业工作而自豪，安然自得，这个事实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调，同时也构成了政治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