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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五年左右到一九四五年，外国传入日本的消息受到政府的审查与控制，让公众知道的只是有限的消息。当时通晓欧洲情况的只限于少数知识阶层、官僚、文化界当中的极少数人。军部逐步向朝鲜、中国台湾，然后向“满洲国”、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并在国内开始掌权。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萌芽于明治时期，经过大正、昭和初期，名副其实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受到了军部的压迫，暴露出它的弱点来了。老百姓过去一直在紧密结合的社会中生活，他们不懂得应该怎样去反对军部独裁与言论镇压。
日本人从“臣民”思想解放出来，意识到应该作为一个“公民”来决定自己国家的政治方向，那是最近才有的事。因此与其他近代国家相比较，日本国民在政治上还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从战前到战争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们，总认为国家大事应由政府来掌管，国民无非唯命是从，这种思想至今似乎仍然根深蒂固地残留着。
在熟知这种背景的日本知识分子及研究日本问题的外国人当中，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的这种顺从的倾向是颇为危险的，也有人在担心，它甚至有倒退到战前及战争时期的那种压制不同意见、压迫个人自由的独裁制的危险。绝不能把这种危惧的念头看作是杞人忧天而一笑置之。比如以报纸的报道来说，不错，日本的报纸对于国际关系、国内消息，都报道得十分详细，但是，三大报纸
的论调几乎没有差别。日本的官僚，大体上被认为是廉洁奉公的，但有时也会发生贪污事件。然而，即使新闻记者探听出这种消息，也会以有损于官僚机构的形象为理由，被主编们把稿子扣压下来。即使是“洛克希德事件”
，假如不是发生在“水门事件”后不久，那么日本报纸上的处理恐怕声势要小得多。对于“水门事件”，日本人以感叹的心情注视着美国人是如何把政治上一群最高当权者从他们的权力宝座上拉下来，清除邪恶根源的。许多日本人认为：正是由于“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报纸才大肆报道了“洛克希德事件”。一九七二年，月刊杂志《文艺春秋》详细刊载了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受贿经过，报纸与电视在那以后仍保持了好几个星期的沉默，甚至间接地都没有触及这个消息。当时恰巧田中角荣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演，当场外国记者就《文艺春秋》刊载的消息提出质问，于是在外国报纸上成了一条新闻。这样，日本报纸才开始加以报道。一旦丑闻外传，就再也无法掩盖，报纸于是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认为这个事件的全貌并未充分揭露出来。
政治家从求助者取得捐献，并为答谢他的好意而为他出力，这是各国司空见惯的现象，日本并非例外。但是与美国相比，日本的政治家、官僚、新闻记者们接受的捐献或宴请的数量，却要多得多。这类行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政府的决定产生影响，外国人是无从得知的。但据某些通晓政治内幕的人看来：至少是发生过几起与此有关的大案件，而每件被揭露出来，都是在发生该事件的几年之后；除此之外，还很可能有相当多的事件被掩盖出来，只有少数新闻记者及财界人士知道罢了。
前面已经反复讲过，日本的集团，比起美国的来，作为集团的约束力要强大得多。正因如此，集团中的每个成员，大多不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是追随集团，与集团的代表见解力求一致，并将它作为自己的见解。市町村这些地区行政部门也好，各工作单位也好，也大多采取如下的形式——由领导人定好具体的框框，然后它的成员在此框框内来考虑问题。其中甚至有的人避免批评该部门的领导人，根本不提个人意见。最近，日本也变得经常使用“共识”（consensus）这个词了，但是，正像前面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它和美国所使用的“共识”，意思有些不同。在美国，一提到“共识”，是由每一个成员思考问题，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如果趋于一致时，才称之为“共识”。而在日本，所谓“共识”，恐怕是指一人首倡，众人附和这一过程所产生的一致。这种倾向，从整个国家来看，就表现在一些大企业常借势压制那些一向不大听话的企业。财界巨头们诚然休戚相关，互为伙伴，但是，由于各企业的规模、性质、做法不同，不合乎他们规定标准的企业，就会被排除在外，这些向隅者的意见不能在财界的“俱乐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日本人所具有的“集团思想”的消极面与从团结出发力求“共识”的积极面，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从原则来说，谁也不否认在作出决定之前，应该发表所有的看法并加以研究，但是，一谈到具体问题时，为了集团的团结，却认为压制不同的意见也是难免的。至今仍然存在这种想法，也可以说是对日本民主主义的一种威胁。当然不能因此就说这会立即与法西斯联系起来。战前言论受到法西斯的镇压，是由于那时日本国民不具备防止它的知识与手段。战后，通过外国书刊、电影、电视等等，日本人接触到有关外国的情报显著增加，远非战前可比。公开陈述自己的意见或进行议论的机会也增多了。很多人到过外国，还有派驻国外的人员。今天，日本和外国交流的情报网、电报、电话、电话传真、通信卫星等已十分发达，限制通信与统制思想都不可能了。当然，日本在报道外国问题上，还不够客观，尽管如此，已不可能设想会像战前那样愚弄国民了。日本人已习惯于言论自由，可以说现在的日本实际上已不存在独裁政权进行思想统制的可能了。
那么，今天对日本民主主义最大的威胁又是什么呢？军国主义的威胁几乎已不可能设想。那么，是那些外来的侵略或经济封锁、国内极右翼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威胁吗？是过激派的游击战或“赤军派”的威胁吗？多数老谋深算的领导人认为，哪一个都不是。他们认为最大的威胁是凝聚力涣散。比如，从一九六八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大学闹学潮的那段时期，大学的教授会无法与新左翼进行谈判。因为新左翼作为一个集团并未真正组织起来，成员既不固定，看法也四分五裂，因此不管新左翼的代表们会怎样同意和教授达成妥协方案，却不能保证其余的成员遵守它。
对于现在的消费者运动与居民运动，也同样可以这么说。这些运动作为集团来说，组织力量非常薄弱，从而也就缺乏政治力量。他们虽然反对某一建设计划，或阻挠当局某一机构的行动，但是缺乏持久性，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使谈判达成协议。对此，同样采取反政府立场的社会党、共产党等现在的左翼政党，或这些政党的青年部，则拥有进行谈判的组织力量。固然，在他们内部，可能有反对意见，要进行说服或政治工作，不过到了最后至少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而没有组织起来的集团，想要取得那样的一致意见，却是十分困难的。
日本民主主义的特征在于：各集团对其成员具有充分的权限，保持团结，并使其成员懂得以取得一致为光荣。因为整体的利益也好，局部的公平分配也好，都是立足于集团的团结之上的。但是，现在令人担心的是，迁入城市、不能定居、过的是公寓生活，这一切成为普遍现象，集团组织正在逐步减弱。物质丰富，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年轻人中间，有些人骑着摩托车或开了汽车到处游逛，很少考虑自己的前途。另外也由于外来的影响，产生了新的年轻人文化，所谓“现代儿”。这些年轻的一代，不喜欢依赖集团的生活方式。许多有识之士，大多认为这是今天日本的民主主义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总之，以往的日本，与西方各国相比，在防止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的渗透方面，一直是成功的。日本的政治土壤，在容许那些对现有集团的做法感到不满的人们另行组织集团方面，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这些市民运动的多数领袖，正在竭力加深与现有集团的交流。但是，这些新产生的集团，如果想要进行更富于成果的活动，那么他们在坚持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必须努力与其他集团进行协调，此外还应整顿好自己的组织。
当然，不只限于日本，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可这样说，那就是在现代这样复杂的社会当中，比起法西斯这类极权化的危险来，由于权力趋于分散造成社会混乱的危险性要大得多。在这种世界形势当中，从很久以前一直重视集团与集团之间合作的日本，可以说是仍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日本在维护团结方面取得的成功，并非由于明确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毋宁说，它是由于集团的全体成员都具有这样一种心理：为了维护团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换言之，正如哈佛大学商业院的乔治·洛奇教授所说的那样，它多半是由于重视共同体的作用的缘故。政界、财界的领导人看出了全国性的市民运动团体由于组织力量的软弱，很难使谈判达成协议，因此专和地区的市民团体进行谈判，同时也想从消费者运动当中物色出能够进行谈判的对手。对于这种动向，虽然也有批评的意见，认为这是在利用消费者运动。但是政界、财界的领导人蛮懂得对于这些新产生的团体，归根到底必须分配给它们以适当的份额。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地采纳这些新的想法，衷心地希望将这些富于才能的青年的活力转用于建设性的事业方面，在采纳这些新的思想以改变自己的做法方面，他们是毫不犹豫的。
这样，一方面增添了富有活力的、新的集团，要求许许多多的人参加政治；另一方面，领导人正在细心地致力于防止由于组织过于庞大而造成凝聚力涣散，各行其是。在集团内部，对于进行合作的、取得了成绩的人们的酬劳，很富于灵活性。纵令当时的酬劳不是金钱或地位这类物质的东西，而只是一些表扬或名誉性的，但它总会被人们记住，从长远观点看，这种酬劳不断累积起来，还会与物质利益联系起来的；相反，如果采取与集团的期待相反的行动，那么集团的成员充分懂得这会给他们留下长期的污点。同时他们也充分懂得如果没有集团的后盾，只是个人向政治家或官僚提出要求，是不会发生任何效果的；公平的分配也只能通过集团才能取得。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总希望留在集团之中，总希望与其他成员保持良好关系。总而言之，混乱的威胁，可能大于盲从；但从西方的标准来看，混乱还不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