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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怕把问题简单化而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左右美国政治的基本原理是“公平比赛”，而左右日本政治的基本原理是“公平分配”。在美国，比赛必须遵照比赛规则进行，即若进行公平比赛，作为一个好运动员，败者就要赞扬胜者，战利品属于胜者。竞选也是如此。可是在日本，除了真正体育比赛以外，这种明确的胜负是不大有的。在日本的比赛中，成果并不是胜者独占，而在胜负决定之前，就开始考虑如何适当地分配这些成果。对日本人来说，他们看重规则，更重视结果。为了进行最妥善的分配，规则也是可改变的。而且，比赛完后，全体参加者都会享受到成果。如果对决定胜负的方法有疑问，或成果无法分开，而给了某一方的话，那在下一次分配时，没得到利益的一方有优先享受成果分配的权利。选举和政治资金就是这种公平分配的最好例子。在众议院选举（一般称为大选）时，从每个选区选出三至五名议员。他们是从自民党的各个派系和各在野党的代表里选出的。当然，自民党为了维持其政权，是想获得大多数席位的，但因不是小选举区制，反而容易选出在野党议员。关于政治资金，也是一样。大企业是向最有可能当政的自民党的各派系多捐款的，但并不是只向自民党捐款，也向其他主要的在野党捐赠。只是不知共产党是否接受大企业的捐款。共产党即使没接受捐款，那也不是因为企业不愿给，而因共产党本身有出版等方面的收入，它可能是为了保持独立自主而尽量避开捐款。
执政党选举首相后，新首相组阁要吸收各派系的代表参加，而不是只任用本派系的人。在野党的领导人虽未参加过内阁班子，但绝不是把他们排斥在外。在国会里审议重要案件时，都要同在野党的领袖进行谈判。在美国，常有在议会里批评反对派领导人的情况，而在日本，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为了得到全体议员的协助，要讲一些对任何人都无妨的话，致使演说流于形式，这并不是因为首相不会讲话。关于法案也是如此。确实是讲的多为模棱两可的原则，而且枯燥无味，但这样做有抑制在野党反对的效果。结果，往往是得到在野党的支持，法案以全场一致的形式通过。
在编制国家预算方案时，为分沾到公平的利益，各营利团体之间，互相展开争夺预算的较量。关于大规模的节目，如奥运会、万国博览会等，在决定在什么地方举行时，公平分配的原则同样起作用。如果被选定为举行地点，那么，这个地方就要大兴土木，这对那个地区的发展是求之不得的。
战后，在日本举行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活动是奥运会。这当然是在首都东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是在北海道政府所在地札幌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是在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举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腹地还有京都和神户两个大城市。如果再有同样的博览会的话，那么，候补地点恐怕是名古屋或福冈了。这两个城市规模相同，双方的条件差不多。这次决定是这个，那么，下一次就轮到那个。中央政府在制订建设计划时，一般也以与此相似的办法进行。
国家每年的预算分配也贯穿着这一公平分配的原则。在编制每年的预算时，除非有特殊问题，大藏省能保证给各县和中央政府各省厅相当于它们在上一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五。因为能有这个保证，接受预算的方面，可以从长计议，制订稳定的计划。旧的机构不会被取消，顶多是减少预算就是了。
各省厅得到的分配是当年度政府全部预算的增加部分，加上前一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余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分配给各省厅的新计划。各省厅为了争得预算，竞相拟订新的、有希望的计划。决定将剩余的预算给哪个新计划，要看大藏省了。尽管政府各分支都占了相对合理的份额，但还是有资助新项目和要求合理压缩现有项目预算的空间。每年，各省可以自行缩减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预算，这样就可避免美国常见的编制预算方与接受预算方的僵局：信息掌握不充分的外部人员武断地砍掉某些项目，为内部管理人员造成诸多问题。
从日本全国的收入统计中，把上层百分之二十的平均收入和下层百分之二十的平均收入比较一下，可以看到，日本人收入的差距是不大的。一九七○年度，上层百分之二十与下层百分之二十之比是四点三比一，这与美国的七点一比一相比，是非常少的。比较一下大学在校学生家长的收入，也可看出这一点。日本最难考的东京大学的在校生中，百分之三十五是上层家庭出身，百分之十四是下层家庭出身，这与美国名牌大学学生家长收入悬殊的情况相比，是非常低的。从这件事也可说日本的财富分配是比较公平的。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不仅是由于没有失业，而且，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收入分配政策也起着很大作用。据舆论调查称，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等阶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复兴中，政治家、官僚和日本的各级领导人认为经济发展的果实应对全体国民即企业家、职员、工人、农民、官员等所有的人实行均衡分配，并一直为此作了努力。五十年代以后，就如何公平分配经济果实的方法问题，在各级领导人之间有了默契。这就是用使国民各阶层收入平衡的办法来实现公平分配，而不是用通过社会福利来分配果实的办法。在日本，虽然消费者运动很弱，但公务员、农民等工会组织很坚定，他们为自己的阶层谋利益，为提高工资展开着运动。
一到每年的春季斗争期间，工会考虑到经济形势的特点后，就提出高标准的提薪要求。而企业主方面则异口同声地主张，为使企业经营不受太大影响，需要压低提薪幅度。学者和主要的有关团体也分别就提薪问题发表各自的主张，经过一番讨论，舆论慢慢趋向一致。但最后提薪多少还是由各个企业自己决定，而不是像瑞典那样由政府规定哪个行业提多少。虽然如此，但提多少是有规律的。它考虑到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利润和消费品物价上涨率三个因素，根据专家计算出的这三方面的数值，就能相当准确地估计出当年工资的提高率。由于有这个规律，劳资双方就有了提高工资方面的共同认识基础。比如说，不管哪个企业都会想到，如果本企业的工资与其他同业公司比较太低的话，就会影响职工的干劲和使他们不安心工作，因此，要尽量地与其他同业公司看齐。另外，因年轻工人不足，在工资制度上也作了改革，以缩小不同年龄的工资差额。这样一来，经过一些时间，随着各个公司之间对彼此的做法和提薪幅度有了互相了解，技术水平相同的人不管干什么工作也都能拿到相同的工资了。
公务员的提薪，不怎么像企业那样受经营情况的影响。从而，它在经济繁荣时虽拿不到民间企业职工那样高的工资，但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提薪额也不怎么受影响。从远景看，民间企业职工和公务员的提薪率没有多大差别。另外，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的提薪率也几乎一样。政府为了不使公务员的干劲受影响，也尽量要按与民间企业相近的做法给公务员增加工资。
公平分配的概念也适用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法律明文规定，对农民也应该实行公平分配的方针。为使农民的收入也能与民间企业职工和公务员一样提高，政府每年都调整大米收购价格。政府每年决定大米收购价格时，都考虑到当年的民间企业职工和公务员的工资提高率。有的年份，大米价格的提高率和工资提高率之间会出现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差距。这个差距取决于自民党议员为得到农民的选票作了什么许诺及当年的大米供求关系等因素。如果大米的供应严重不足，生产大米的补助金就要比其他行业的提薪额稍多一些，如果大米过剩，补助金就要稍微少一些。其差额虽微乎其微，但通过这种方法操纵大米价格，政府就能调整大米的供求关系。
综观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政府有明显的优待大企业的倾向，但是，对中小企业，也根据公平分配的原则，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奖励工业的迅速现代化，对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添置新设备的小企业，则劝说它们合并起来，还赞成许多小企业为促进现代化而被编入大企业的系列之下。另一方面，对有竞争能力的轻工业部门，即使它是小企业，也通过给以贷款之便等方法帮助它发展。对零售商也是如此，政府为尽力避免小商小贩急剧减少，限制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等大资本的扩张。小企业虽注定要倒闭或被吃掉，但政府还是通过公平分配加以照顾，以免这个过程太快。
谈到大企业、中小企业、农民三者之间分配的均衡问题，在政治上有很多考虑。给自民党中央组织捐款的主要是大企业；给地方组织捐款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农民。因大企业捐款额很大，因此，政策的基本方针就要反映大企业的意图，这是不可否认的。可是，自民党并不仅仅是依靠捐款，它还要依靠选举，而在选举时，对中小企业和农民阶层的依赖程度很大。尤其在农村，有组织的选票多，比起浮动票多的城市来，容易得到有组织的支持。获得这些农民票而当选的国会议员，就要尽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林水产省也得考虑这个问题，不得不保卫农民的利益。
公平分配对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势力均衡也适用。执政的自民党自不必说，社会、公明、民社、共产等各在野党也享有适度的分配。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抗争虽然相当激烈，但实际上，他们也进行谈判，并能经常达成妥协。因为如果在野党感到自己的要求被完全忽视时，尽可以在国会里找岔子。而且，如果在野党一点好处也得不到的话，就必然导致反对现存制度的气氛高涨，说不定会走向“革命”的极端。因此，不仅政治家，而且连官僚和企业家也认为应该给在野党一些好处，以避免上述事态发生。
这样对所有的方面都给以适当好处的想法普及的结果，就是无须怎么担心社会不稳定。因为不管某利益集团再怎么闹得凶，它得到的部分也不会超出公平的范围。另外，由于这个体系，企业经营在具有稳定性与一贯性的同时，还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投资机会。而且，由于有关集团之间联系紧密，不容许少数人攫取太多的利益，因此，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能比美国做得漂亮得多。日本之所以在“石油冲击”之后能迅速地使通货膨胀问题沉静下来，并能把最近的通货膨胀率压得比美国低，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之所以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当然也是由于它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这并非单纯是历史的产物，而是不断进行对话和努力促进互相了解的结果。这对其他国家来说，也绝不是做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