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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集体的成员花很多时间考虑长远的利益，因此，对与集体利益有关的各种问题，都比美国为暂时利益而结成的集体要了解得多。比如，村里的负责人对政府和本县的政策内容都进行仔细的调查，了如指掌。对上面的官员有不满时，能直接向县议会议员或国会议员陈情。他们往往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这种情况，所以平素就给议员和政党等捐款，积极支持议员们的活动。他们对政治事务兴趣浓厚，在地方选举时，投票率达百分之七十，而美国仅有百分之五十。从议员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活动受到城镇和村庄的监督，因此，需要努力做到让各方面都满意。如果是仅限于某个村子的问题，那只要考虑如何使这个村子满意就行了。但如果这个问题与别的村也有利害关系，就得在处理过程中，将有关村子的所有村民的利益统统考虑进去。
国会议员的活动要考虑到综合利益，别的国家也是一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做法。日本的村民始终在投票上采取一致行动，村民对候选人及问题所在反复交换意见，各村选出的国会议员努力在更高的水平上找出彼此能追求的共同利益。
全面包揽的基本集体就是为了产生这种综合利益的基本单位。基本集体是由具有同一收入来源的人构成的，即同一个公司的职工、同一个农协的农民、独自行医的医生等同业人员，或在同一条街上开店的老板等。这一点与美国明显不同。在美国，例如从事环境问题、市民的自由问题、人工流产问题等工作的特定集体，其成员各种各样，他们职业不同，又来自四面八方。在日本，收入来源相同的集体又能和不同地区的同类集体或同一地区的形形色色的集体携手合作，互相联合行动。这样的地区性集体有时也同更广大地区的同业集体结合，最后在全国形成横向联系。
日本尽管是个面积狭小的国家，但从国家到市町村之间，有三个不同级别的地区集体存在。一是“地区”，有关东、关西、东北等九个地区。二是“县”，有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三是包括市町村的“广域市町村”。这种区划多少相当于德川时代的“藩”的划分，国土厅等机关在制订地方计划时，这个划分仍在起作用。现在的市町村是一九五五年进行市町村合并、把小村子合并以后形成的行政单位。
首先从地区说起。与九个地区相应的有九个代表大企业的地方经济团体。这些经济团体的目的是制订具体的事业规划以谋求该地区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它起着企业的领导人交际场所的作用。
关于地方经济团体的活动，有一定的规定，虽然这个规定不是正式的。如，选举会长时，不从规模相同的、有竞争对手的地方上的大企业里提名。因为这样做，企业里的人一旦当了会长，难免利用其地位为自己的企业谋私利。会长应能胜任工作，有权威，受人尊敬，年高德劭，必要时能善于调动会员的积极性。因此，会长一般选自担任过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级的人物，他们已将本企业的工作交给下一辈的人，能专心从事本地区的工作。从这些考虑出发，往往从该地区内没有竞争对手的大企业，或当地不会利用会长职权来谋私利的久负盛誉的企业里选出会长。
关于地方经济团体会长的人选问题，二战之后，因垄断全国电力的国营电力公司按九个地区划成了九个公司而解决了。在一个地区内，电力公司没有竞争对手，而且各个企业都希望与电力公司搞好关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电力公司的代表遂被选为地方经济团体的会长。此外，私营铁路公司、地方银行或在地方上开设分公司的大企业等，也都在地方经济团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全国性大企业设在地方上的分公司的经理，虽是地方经济团体的成员，但不让他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不管它的总公司在全国有多大影响，也不能指望它的分公司能把地方利益放到总公司利益之上来考虑。另外，对那些新建的、与地方上的实力派接触尚少的公司代表，不管它取得多么大的成绩，也不管它发展如何迅速，在证明它能与其他成员和睦相处之前，也不给它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职务。
地方经济团体的副会长，大致由七至九人组成。人选与会长一样，由大家公认为可以为该地区谋利益的企业代表担任，选举出来的都是重要行业或企业集团的代表人物。
地方集体在全国范围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地方经济团体的代表们不仅跟当地的政治家接触，还经常跟国会议员、中央政府的政治家和官僚接触。正因如此，中央政府的政治家也十分注意地方上居民的情绪，充分了解在地区开发上的不足之处。两者除了正式的关系以外，还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建立起相互信赖关系，认识到关于地方和全国的问题各自有责。地方的经济团体的代表在非正式场合，也是代表本团体的成员与中央政府接触的。
并不是地方上的所有大问题都能在地区集体的内部会议上解决的，因此，要同中央的各级领导人接触。如关西的经济团体的代表多年来一直是每个月在东京的高级日本式菜馆里，与首相会餐一次，就关西的各种问题进行非正式洽商。这样的会晤只讨论宽泛的问题，具体问题的讨论交给经济团体下面的人去做。他们在进行充分调查之后，与东京的官僚进行交涉，拿出解决办法，再征求经济团体的代表的同意，而代表绝不会独断专行，不会在没有下面干部参加和同意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
另外，地方上的财界代表还创造机会同当地的工会领导人、报纸、电台等宣传机构的代表及大学教授等洽商。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会晤，但那是非正式的，而日本是在各个组织内部，先从各个角度进行具体的协商，经过事先酝酿，再同其他组织的代表进行正式会晤。因此，各组织的代表都能提出思虑周详的计划，比较容易取得合乎整体利益的一致意见。
在东京，有代表各县的“县民会馆”。那里的事务局有代表县的相当于第二级领导的作用。这个事务局与政治家、官僚、新闻记者和财界人物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负责收集有关本县的情报消息。他们很重视同中央要人进行非正式接触，因为这样做可以在政府正式发表什么政策之前，及早地得到消息。县的代表不仅关心国家预算对学校、医院及福利设施等建设计划的分配，而且关心与县政相关的几乎所有事宜。县的各团体的代表经常去东京，到各县的会馆去访问事务局，并同有关官厅的官员和政治家们进行交涉。代表中的许多人在县里和东京各有一个家，一年到头两头穿梭。
县有正式的政府机关，因此，与没有政府机关而不得不依靠经济团体的地区集体相比，县的领导工作主要是通过政府官员进行的。与此同时，县的企业主们也通过他们自己的商工会议所组织，同维护县的经济利益、谋求经济发展的政府官员们一样进行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与地方集体相比，更有利于进行县一级的协作和交换情报。
可是，实力雄厚的地方出身的政治家，为家乡利益着想，有时办事就偏重家乡的利益。传说有个有名的政治家，硬要在自己的选区修一个高速火车站。在计划修建连接本州与四国之间的桥梁时，因三名政治家在决定建设地点的问题上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提出的方案不一致，致使动工时间推延了，这也是一个例子。从这些例子就可明白，中央政府为了制订和实行某个计划，就要考虑对各县的影响，逐县调查研究问题所在，并调整各个县的意见。否则，计划就贯彻不下去。
县下面的一级是“广域市町村”，要问它的团结力量从何而来，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的“藩”。可是，现在的组织的目的不在于保持“藩”的传统，重点是为了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作贡献。同县一样，市町村也有经济团体，它为市町村的综合利益服务。各市、町有商工会议所性质的组织，虽组织机能不像县那样，但也有相当大的组织力量和调查能力，它们与经济团体代表地区的利益一样，代表着市町村的利益。
除地区集团、县和“广域市町村”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包括这三级的组织。如农民、医生、牙科医生及工业等集体，它们不仅在地区和县以下各级有组织，而且有全国性的组织。企业也有全国性的同行业组织，代表该行业的整体利益。
工会也是如此。为了提出春季工资斗争的方针，它每年都要开全国会议。另外，以农协为中心的农业团体，为了互相协作，要求提高大米收购价格，也组成联合战线。专种果树的农民知道仅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组成全国性组织也不会有什么大力量，便跟其他农业团体合作进行斗争。
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平衡状态，美国一直强烈要求日本实行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但日本的政治家一直反对柑橘、樱桃等的进口自由化。这是因为政治家的背后有紧密团结的农民，他们反对实行自由化，政治家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的态度稍有一点松动，就会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农民的代表们正在对与此有关的政治家和农林省的官员施加压力。
医生和牙科医生的团体也极力要求政治家和厚生省的官员提高医疗费；而另一方面，健康保险组合、共济组合
等与这些团体利害对立的组织，则代表被保险者的利益，在医师会与付费者之间进行谈判。
在日本，复合企业不多，几乎所有的企业，如银行、商社、百货店、重工业、家用电器、石油、纤维等，都是专门经营一项事业。企业的专业化，一是有官厅的行政指导；二是为加强竞争能力，促进掌握必要的业务知识和长期发展技术而形成的。
专业化了的企业与其他企业携手，谋求共同利益的方法有二：即利用同行业组织和称之为“某某集团”的企业集团组织。在同行业组织里面，有仅是大企业组成的组织和代表该行业全体企业的组织。企业集团是由各行业内各出一家企业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组织的传统悠久，它来源于三井、三菱、住友等战前的财阀。现在，除三井、三菱、住友外，还有以非财阀系统的银行为中心的芙蓉（富士银行系统）、三和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等非财阀系统的集团。
除了这两类组织之外，还有把经济界的所有企业都统在一起的大机构。这就是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商工会议所。日经联和另外八个地方的经济团体处理大企业的劳资间的问题；经团联对付大企业面临的所有问题；商工会议所负责日本所有企业的登记工作，特别代表中小企业的利益。
在同业公会内部，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共同利益所及的范围，有“常设”和“特设”两种组织，为维护同业的利益而活动。美国因厉行《禁止垄断法》，不可能成立这样强有力的组织。日本的同业公会虽说是强有力的，但为了有利于解决税制、企业的合并、工业水平、各种安全基准及保护日本的企业免受外国企业渗透等问题，还必须得到政治家的协助。为此，每个同业公会平常都向政治家提供政治捐款。
当遇到更具体的问题时，就需要跟官僚进行交涉。在这一点上，日本大企业的一些领导人因曾在官厅中任职，所以，同业公会与官厅的交涉就比较好办。作为同业公会来说，通产省主管课讨论过的问题，它还要讨论。这是因为通产省里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一定充分体现了某行业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譬如，对亏损企业，通产省主管的课也要在充分听取同业公会意见的基础上，才决定是否组织“萧条卡特尔”或实行减产。
当美国要求日本限制出口时，由同业公会同通产省合作决定减少出口的配额。可笑的是美国禁止这种做法，因为同业公会进行自我限制是不符合反托拉斯法的。同样，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因景气过热有使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同业公会便与通产省下属部门合作，制订了抑制扩大生产能力的适当的方案。
钢铁行业为防止涨价风波及钢铁价格上扬，也积极对经团联和政府施加压力，阻止电力和燃料涨价，要求国家确保能源来源。受钢铁涨价影响的汽车制造行业也同样对政府和经团联施加压力，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有时，同业公会独自制订计划，直接进行领导。如银行界引进了计算机系统后，就可在属于银行协会的任何银行里存取钱款。
一九六九年新日本制铁公司合并后，同业公会作为营利集团进行垄断的动向遭到抑制。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时，大贸易商乘社会动荡之机囤积居奇，限制商品流通，哄抬物价，从中渔利，使限制同业公会垄断的运动进一步展开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受到这个运动的支持，参考美国开展了多年的反托拉斯运动，开始限制企业的垄断倾向。在“石油冲击”之后不久，《禁止垄断法》的修正案虽在国会通过了，但结果法律的规定并不大严厉，这可能是同业公会的做法收到了效果。也就是说，大企业的老板们不赞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行为，对这样做的企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当然其中也有的是害怕通过一个严厉的《禁止垄断法》，而故作姿态。但不管怎么说，日本这种运用社会压力和法律威胁两种手段来防止垄断行为的做法，比美国的做法要有效得多。美国只是依靠容易引起打官司的法律行事。
这样一来，企业团体为保护整个同业公会的利益，虽然反对加强《禁止垄断法》及其推动者公正交易委员会，但表面上的言行也不得不慎重，以求尽量不刺激人民的感情。在这方面，倒是通产省官僚与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开发生对立。这种对立一方面可以认为是两者间为争夺地盘而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通产省与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观点针锋相对。通产省的官僚想的是应使企业增强竞争能力，他们认为，为防止经济在短期内激烈变动和萧条，不得不要求企业间进行合作，或限制某企业部门中的倾轧。他们坚信，用包括制裁在内的行政指导的办法，能够防止垄断的危险。而国民方面似乎也认为，为避免临时解雇和失业，企业之间不得不在同业公会内部互相合作。另外，官僚和国民也都认为要谋求经济的稳定和遵守环境基准、安全基准，同业公会内部的互相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在同业公会内部，围绕市场占有率，互相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他们又在高级饭馆里聚会碰杯，共谋整个公会的利益。外国人看到这番情景，难免莫名其妙。同业公会的领导人在从事公会的工作时，是把整个公会当作自己的企业一样对待的。正因如此，处于竞争关系的企业领导人之间能推心置腹地互相交谈。对日本人来说，倒是对美国那一套做法感到奇怪，他们会想，如果因《禁止垄断法》而禁止企业内部的协作，那企业怎么能继续发展呢？
不同行业组织到一起的“企业集团”——有财阀系统和非财阀系统——与上面讲的同业公会不同，因集团内部的企业之间竞争少，而工作上的共同利益多，因此，彼此间的协作关系密切。财阀是战前出现的组织，最上面的是母公司，直接统治着与财阀有关的企业。战后，母公司处于违法地位，被占领军解散了。其后，旧财阀系统的企业又聚拢到一起，形成了现在的企业集团。可是，与战前相比，在企业集团中，各企业的独立性增加了，而作为集团的团结力量较弱。非财阀系统的企业集团虽也是按同样方式组织起来的，但与财阀系统的企业集团相比，其组织和团结更弱。但集团内部的企业之间关系很好，各企业的负责人之间定期开会，并根据需要，在产生问题时互相支援，如提供资金援助、稳定股票、派遣骨干、分散保险物品等。这种协作关系，有时也同本企业集团以外的企业进行，但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在企业集团内，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银行和综合商社，因为这两个部门同本集团内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密切的关系。企业集团内的各个企业都对电子计算机、石油化学、原子能之类的新领域的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援助，积极地促其发展，加强它们同本集团的关系。另一方面，有传统、本身又有充足资金的企业，脱离集团而独立的倾向很强。在企业集团内部，还有职工从经营不佳的企业调配到经营良好的企业的现象。
企业集团有时在国外进行大规模的计划工程，如新加坡的住友计划、伊朗的三井计划、沙特阿拉伯的三菱计划等。在这个时候，企业集团内的各个企业都要拿出一部分政治捐款，以便要求政治家协助，使政府批准这项计划。这种规模宏大的计划，往往单凭一个企业集团的力量是做不了的，所以，政府官僚们认为形势对日本企业有利时，就会在制订计划阶段，援助这个企业集团，以使它能在同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取胜。有时政府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协助它投付保险以减少风险负担等，使该企业集团在实行其计划时，在资金方面取得更有利的条件。这种计划，工程浩大，需要协同一致的努力，所以在实行时，由企业间关系已经很深的企业集团来做，比起平时互不相干的企业临时合作，效果要好得多。
在联结同业公会和地区的全国性团体中，商工会议所和经团联的作用特别大。商工会议所尤其是代表中小企业的呼声，保护它们的利益不受损失。根据法律的规定，超过二十名职工的企业，全都在商工会议所里登记。日本的企业因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所以，中小企业占商工会议所的会员的大多数，很自然地，商工会议所就成了中小企业利益的代理人。商工会议所设立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里，它起着那个地区的经济中枢作用。它的作用虽跟美国的商工会议所十分相似，但组织比美国的更健全，在制订地方建设计划时，同政府的接触也比美国的更频繁。在填海造地、土地建设和制订建设地方工业地带计划时，都有明显的例子。但是，要比较一下整个中小企业一起干的事业和大企业干的事业却不易办到。因为中小企业数目多、种类杂，彼此利益多有不同，而且，企业本身的独立性不强，对大企业的依赖程度高。
官厅与大企业的关系虽深，但并不因此而无视中小企业。基于公正分配的观念，不管政治家还是官僚，在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和低息贷款方面，都给予照顾。虽有不少中小企业因景气不佳而倒闭，但同时又有新的企业诞生，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的趋势里，中小企业力争适应潮流，顽强地生存下来。
经团联是由七百多个日本的大企业组成的经济团体。它与美国的NAM（全国制造商协会）有相似的一面，但NAM不像经团联那样有那么多的企业领袖参加，而且是遇到问题就配备专家和官员去办理，而不是以整个大企业的利益为目标开展活动的。
日本新闻界将经团联称为“财界大本营”，将经团联会长称为“财界总理”。本来它是东京的大企业的经济团体，是全国九个地区组织之一，但因日本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把总公司设在东京，它实际上便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在可谓日本的华尔街的大手町，它占据着一座十四层大楼，财界的大人物为协商整个经济界或关系到各同业公会的经济问题，每天都汇集于此。在这座大楼的一层有记者俱乐部，读卖、朝日、每日三家大报等新闻界的经济记者，在这里都有办公桌，长驻在此报道商界新闻。
从某个侧面来说，经团联可谓是“日本财界的外务省”。它曾主持过外国大企业的代表会议；为了解决同主要国家的贸易问题，它也曾向外国派出代表团。在日本与欧美要发生贸易摩擦时，它便同国内的有关企业进行协商，并同外国经济界的领导人，进行充分协商，而且，必要时，就组团出国，缔结协定。在对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上，要制订一个共同计划，事先研究好对策，以免日本企业之间竞争，使对方占了便宜。在制订海外计划时，像正在拟议中的要在苏联、巴西进行的大规模计划，因需要超过同业公会和企业集团的框框进行广泛的合作，所以，经团联要负责统筹、协调。
经团联是代表利益不同的各种企业的组织。在经团联内部的委员会、研究会上，即使谈的是细小的问题，整个经团联的观点始终是高瞻远瞩的。对需要援助的行业，当然是不惜协助的，但并不会因此而偏离了自己的立场。经团联着眼于整个实业界的问题，如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问题，它就要站在整个企业界的立场上，阐明它的设想。如，像福田前首相那样，重视稳定物价而欲对刺激景气采取慎重态度时，经团联就会站在企业的立场上，主张采取刺激景气的政策。另外，在税制问题上，它也将在调整各种企业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但仍然是从整个经济界考虑问题的。
当然，经团联有时也会受到舆论的批评，说它把大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无视中小企业和一般老百姓的利益。的确，经团联是代表大企业利益的，但领导人坚信他们的行动是高瞻远瞩的。这些领导人分别对自己的企业尽到了责任，是在名利双收的基础上才在经团联里任职的，所以，他们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关心胜过对自己企业利益的关心。他们在活动中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日本财界领导人的这种性格，在美国是见不到的。许多日本财界人士在同美国财界首脑一起开会时，看到美国的企业家只考虑自己公司的利益，而不能高瞻远瞩地对待经济问题，不禁暗暗吃惊。遇到复杂的问题，美国人之间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另外，像已故的石坂泰三
所代表的日本财界领导人的政治手腕，也给美国财界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财界领导人不用说在日本历史方面，就是对中国的古典和欧洲的历史、文学也造诣颇深，而且通晓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具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对将来抱有大胆的设想。
经团联的政治资金是按日本独特的方法筹集的。自一九五五年保守党联合以来，由经团联带头向各个同业公会分摊政治捐款。首先由钢铁、电力、银行等大企业捐款，然后再视金额的多少决定分摊给其他同业公会的额度。分摊额每年都有变化，如汽车制造行业，它以前比钢铁行业界少，但后来由于它大有发展，现在的政治捐款额已与钢铁、电力行业等量齐观，别的行业也有这种情况。捐款额分摊到各行业后，在同业公会内部再按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利润多少分摊给各个企业。经团联把用这种方式从财界筹集的资金，通过“国民协会”之类的民间组织，捐献给各政党，主要是捐给自民党，也适当捐给其他政党一些。
财界对政治的期望是防止日本的经济性质变成社会主义性质，希望自民党稳定国家和促进经济发展。
经团联因为主要着眼于全国规模的发展，所以，无论如何总有代表基础工业意见的倾向，但不会因此而像三十年代的日本和现在的美国那样，受到与政府的一些部门紧密勾结的大军火商的影响，从而做出偏袒它们的政策决定。财界并非指望做什么相应的报答，只是期望政府理解各大企业为健全经营所需要的各方面条件。
从上述情况看，既然以经团联为中心筹集巨额政治捐款，无论怎么说，比起中小企业来，政府容易偏袒大企业。但是，在这同时，也会产生另外一个结果，即政府不是为特定的产业和企业，而是为整个财界进行工作。即使某个企业或某个同业公会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但因政府方面不能忽视其他方面对它的支持，就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只要财界在追求高水平的综合利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也就要从全局观点出发，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首先考虑个别或局部的利益。的确谈不上大企业能充分地代表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但它们十分清楚，没有工人、农民的协助，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它们的决定是在倾听了这些集团的意见之后做出的。
归纳综合利益是不容易的。一旦发生了问题，就要同有关企业彻底协商，找出解决办法。不管什么样的个别集团，为了追求利益，总要依赖各式各样的团体。一旦与某团体挂上钩，自然就会受到束缚。即使彼此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其结果也很明显。它得出的结论，未必对个人有利，而是从长远来看，会对财界的大部分带来利益。
在美国，采取的是捐款者直接向个别政治家捐献，借以施加压力。按日本人的说法，这种方法未必反映大多数人的重大利益。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提出的政治性结论往往未经充分酝酿，易受个人意见影响，缺乏一贯性，眼界也不够宽。这并不是说日本的政治家本身就一定比欧美的政治家善于制订长期规划，倒是因为日本先在民间一级充分协商，酝酿成熟，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再取得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视野广阔的官僚在这个基础上响应政治家提出的方针。由于采取这种做法，国家的领导人也能从综合利益出发去满足大家的要求，而不是满足个别小集团的要求。如果将此讥之为“日本股份公司”，就不能理解日本各个集团在调整意见过程中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当前的社会日益散乱，一个集团为了整体的长远利益，要抑制追求眼前的私利，这是很重要的，然而讥笑日本的人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