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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前，比一七八九年独立时的美国更处于权力分散于地方的状态。可是，为迅速完成近代化，日本的领导人毫不犹豫地采用了中央集权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军进行了民主改革，知事
选举等事宜交由地方决定。中央对地方的建设事宜下达指示，虽说由于民主改革而有所修订，但改变不大。
虽然许多行政事务交给地方自治体管理，但与美国相比，经中央政府之手交付地方的税收比例却很高。这种做法在实施国家计划时，能使全国在高水平上收到效果，同时能使地方行政灵活从事。五十年代，政府制定了特别法令，扩大了地方自治体的权限，重新划分了行政区，使它更加合理。这些措施使地方和城市双方得以制订更有效的规划，纠正贫富的地区差别，提高教育水平，使地方运输工具标准化，并把工商业的规章统一起来。
在美国，对特定的建设项目逐项拨给相当数量的补助费，因此，地方自治体要为各项建设尽量争取多得一些钱。在日本，补助金则是发到县里，对穷县，政府发给的钱要多些。这样，地方自治体在财政上的差别可以缩小，而且，各个地方可以独自制订各自的计划。因补助金的用途由地方自治体决定，所以，自治体在决定如何使用时，尽量考虑要使其为本地积累资金。采取这个方式，就不会像美国那样，中央政府一道命令，某一个计划就要开始或停下来。日本这个使地方财源平均化的制度，实际上是美国人卡尔·肖普教授想出来的。也就是在美国占领时，把它作为能使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化、并能促进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合理的办法引进日本来的。
一九七二年，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发表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通产省的官僚起草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采取税制等方面的优待措施，开发人口稀少的偏僻地区，以图分散人口和工业，避免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为促进开发水平低的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中还提出了修建铁路、桥梁、公路等方案。可是，这项计划付诸实施之前，日本受到了“石油冲击”，政府为刺激景气，不得不开始采取降低国家银行利率的办法。这样一来，市面上涌现出大量低利率资金，田中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引起地价暴涨和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田中的计划从立案之初就引起了所说的惨淡结果。后来采取了紧缩银根政策，使这个“改造计划”偃旗息鼓了。可是，为了分散工业、发展中小城市和落后地区而提供低息银行贷款和在税制方面采取优待措施，这个基本想法在通产、大藏、运输各省及国土厅的基本方针中，仍然在起作用。
日本用合并和改组地方自治体等办法，使它能够实行统一的城市计划，而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国土厅朝着统一合并行政区划的方向，分析调查人口和经济的长期动向。日本的城市交通网普及全国，还有国营铁路这个全国性的机构，可以按照一定方针和原则，在大城市周围扩建工业、商业、文化娱乐等各种设施。各地自治体尽管有贫富之差，但通过平均税收负担和缩小公共福利的差别，可以使整个日本社会达到同等水平。
除了地方行政，许多地区开发计划都是由地方自治体制订的。中央政府只是提出一个指针，而且，中央的省厅只是在需要援助时出些力。地方应向什么方向发展为好，中央政府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但也给地方自治体留有回旋的余地。地方的实业界、政治家和执政者一边仰仗着中央的支持和援助，一边从事本地区的开发事业。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的关系同它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一样。像打球似的，组织队伍、决定比赛规则、下达指示和掌握重要事项决定权的是中央政府，实际打球的则是地方的领导人。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日本采取中央集权制，福利、教育、治安等行政制度，比较统一、均衡、合理，它使中央与地方避免发生公务重叠、繁琐、矛盾和不平等的现象。这并没有挫伤地方行政的积极性，反而鼓励了这种积极性。在美国则是一个州一个样，复杂而范围广泛的问题层出不穷，美国的制度本来产生于现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这种制度是否还能适应今天整个社会的目的了，人们对它越来越有疑问。
然而，也容易找出一些日本官僚在重要的判断上犯了错误的事例。一九五一年，为了建设战后第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钢铁公司要求增加贷款时，日本银行总裁提出日本不可能与美国钢铁业竞争，拒绝了贷款要求。还有，索尼公司曾经不得不延期两年引进半导体技术，是因为政府官员当时认为索尼公司掌握不了这门技术。在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后，政府过分地刺激了景气，引起了过度的通货膨胀。在日元升值浪潮袭来前夕，官员们曾判断目前日元不会升值，而把几十亿日元兑换成美元。六十年代，政府决定修建成田国际机场，因未预料到居民的强烈反对，而费时旷日达十年之久。机场周围的交通问题没有按期解决，对过激派的防备措施也没有跟上。省厅之间职责不明，更使这些问题加剧了。可是，总体来看，日本官僚治理国家还是很有成效的。
日本官僚能使错误停留在最小限度上，迅速地适应事态发展，其原因之一是决定某一问题时，善于动员全体有关人员都来商量，用英语来说是“decision making by consensus”（共识决策）。日本的决策过程在含义上稍有不同。日本的官僚在决定重要问题之前，要花许多时间，与有关各个方面交涉，求得对方很好的理解。这在日语中是用“nemawashi”
（事先酝酿）这个词来表达的。还通过记者俱乐部和审议会，使更多的有关人士加深认识。可是，有关人士不见得一定会赞成官僚的决定，有时会有某个集团的利益与官僚的决定格格不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对那个集团说明决定的必要性和公平性，并在事后用某种形式来弥补的办法说服对方同意。由于官僚的权限不受政治变动的影响，有连续性，所以能取得人们的信任。虽然每次事先酝酿未必都能顺利进行，但不能满足于大多数人的赞成，还要下功夫尽量广泛地进行事先酝酿。
事先酝酿时，重要的是要给对方以充分的考虑时间，要给他提供引导他同意你的想法的资料，使他感到有说服力。如果所有的集团步调都很整齐，那么酝酿起来就很简单了，结论也会很快得出。但如有人不同意或有人没考虑好，当然就很难得出结论。在同日本官方打交道的西方人当中，有人对日本迟迟不作答复而感到厌烦和不满。在日本高级官僚中，也有人羡慕西方那些不跟任何人商量就可自上而下发命令、作决定的官僚。但是，认真考虑起来，他们也承认从长远来看，日本式的做法是好的。经过这些过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提交国会的法案，还是其他什么文件，虽然不像白宫制定的文件那样合法入理，井井有条，而是在措辞上模糊、委婉，有时甚至有逻辑不通之处。这并非官僚们喜欢这样，而是因为要从所有有关人士的意见中得出一个最大公约数，兼收并蓄，不得不如此。
看一看日美两国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就可知道事先酝酿的效果是显著的。卡特政府虽然提出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但由于未得到有关方面和全体舆论的支持，推迟了实施的时间。与此相对照，日本官僚与石油公司等许多私营企业领导人协商后，制定了一系列节约能源政策。这样，汽油价格虽为美国上涨幅度的两倍，但新型汽车耗油每升的行车里程一下子延长了，许多家庭安装了简单的利用太阳能的装置，企业也提出了节约燃料的计划。
这样做的结果，尽管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快，它仍能保证进口石油量平稳，而美国虽然发展速度缓慢，石油进口量却迅速增加了。日本这棵大树纹丝不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文化上很单一，它还是常因恐怖的潜在反对势力而动摇。诚然，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事情比较好办，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同需要共同合作的重要人物保持密切的联系，取得社会上的谅解，强调国计民生的共同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点。即使傲慢的官僚所提出的方案受到批评，日本人最后还是觉得这些方案是“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从而使日本这棵大树盘根错节，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