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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官僚不像战前和战时在强大的天皇制下的官僚那样，有那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有卓越的才能和行政能力，所以，无论哪方面都重视他们的存在。大企业的领导人依靠官僚，政治家也一样，他们只有和官僚建立起亲密的合作关系，才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这种从政治压力下得到保护的官僚机构，在法国等其他国家也可见到，可是，据米歇尔·克罗泽看来，正是法国的官僚糟蹋了法国，使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隔阂，导致精英官僚与群众脱离。日本是怎样使这种情况得以避免的呢？
日本的官僚虽有其相应的权力，但并未达到滥用其职权的程度。虽然他们会让有地位的实业家等着同他们见面，而且一个普通人，除非有当地政界代表的帮助，是不能直接见到高级官僚，当面向他提出问题的。有的官僚在解释政令时生硬无礼，答复问题时抱草率的态度，听取意见时满不在乎。可是，官僚的权力并未大到可以下命令。比如，在搜集信息时，他们需要民间自愿协助，日本官僚比起法国官僚来，必须更善于了解民间人士的想法。
民间人士之所以要协助官僚，是因为他们相信官僚正在踏踏实实地工作，而不仅仅是走形式。所以能产生如此信任，记者俱乐部起很大作用。记者俱乐部在各个省厅里都有，一般都位于大臣办公室或政务次官室旁边。这里有来自各报社、电台、电视台的一名或几名记者，一年到头总有二十人以上在这里工作。他们的任期一般为两年，派到这里的记者都是经过几年新闻工作实践的。他们要参加经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掌握省厅的动态。每星期还要会见负主要责任的官僚，听特别报告。而且，他们还通过阅读省厅的刊物、材料，会见官僚，在记者俱乐部里互相交换情报，做到详细了解省厅的行政情况。当然，在这里工作的记者未必能把省厅所有的活动内容都变成消息公之于世，他们的报道有时要受到同行或官僚的约束，有时会被总编辑删去或否定。总编辑要求记者正确掌握省厅的精神。官厅在酝酿某一件事的过程中，时常向记者提供情况，因此，记者能预先看出最终会作出什么决定，读者从报道中也得以了解官厅的设想，例如修建铁路，最后的结论一出来，周围的居民也都明白了。报纸除了发表官厅的见解，还刊登与此有关的社论。在省厅作出与舆论不一致的决定时，社论也会进行无情的批评。社论与消息不同，它往往对政府采取批评的态度。因为人人都知道争议和批评政府有助于扩大销售量。
当然，一个记者通常是不应该报道他从非正常途径得到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即使读者要求知道关于省厅动向的详细情况，但作为省厅来说，不能逾越一定规矩，有时要把重要情况隐瞒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就需要利用私人关系，或从非正式途径获取信息。这样得来的信息登出来有可能损害记者与官僚之间的关系，所以，一般都不用记者署名方式在大报上登载。这样做，可不必担心他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周刊杂志的报道大多是对官僚来说不关痛痒的杂闻，但在官僚们采取了完全违背群众利益的行动时，这种杂志也会发表文章，进行批评，使他们不能等闲视之。
日本的许多舆论调查是以报社、官厅和首相府等为中心进行的。报社调查的结果要传遍全国各个角落，所以，报纸本身不能发表与舆论调查结果的倾向相反的社论和信息。另外，各个官厅和首相府进行的调查大体是关于政府的政策问题，因调查的结果要立即公之于世，因此，官僚们也不可能采取与调查结果相去太远的政策。这种直接连接官僚和舆论的机构，美国是没有的。
国会代表质询制度也是监督官僚工作的好方式。在代表质询时，在野党追究执政党的立法。可是，负责立法工作的是官僚。对官僚来说，国会是自己的工作受检验的场所。轮到自己提出的法案提交国会审议期间，要提心吊胆地在国会里等候。对议员来说，国会上的质询是追究政府的场所，为此，要特地做调查，要占有详细的材料，有时甚至要直接请教官僚，提什么问题质询才好。但不能因此就说，国会上的质询和答辩全是演戏。官僚们看到在野党议员对他们再三锤炼的法律草案那样吹毛求疵，盛气凌人，不免寒心。质询和答辩时间之长，也使他们满腹牢骚。但他们都意识到，在国会里值班是个重要的任务。如大藏省的官员在国会审议大藏省提出的预算草案期间，心情是十分紧张的，一旦通过，马上通过扩音器把主要情况告诉全大藏省的人，大家听了，莫不鼓掌称赞。
因在野党要利用代表质询之机攻击执政党和官僚，给他们制造困难，所以，官僚们担心他们提出的草案是否能获通过，害怕草案中有什么弱点被抓住，推迟通过或成为舆论批判的对象。因此，国会议员即使不通晓所有的立法，但在答辩时，需要充分说明官僚们起草的法律是为群众所接受的、符合国家利益的、合情合理的东西。
监督官僚制度的另一个机构是审议会。这是由著名的民间人士为审议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而组成的，类似美国的总统特别咨询委员会制度，但审议会的活动范围要比它广泛。除外务省以外，其他所有的省厅至少有一个审议会，一般都有几个。在那里讨论时事问题、政治组织、产业结构、税制等许多有关大局的问题。委员人数总共达二百名。此外，还根据讨论的内容召集许多临时委员会。在问题提到审议会上讨论之前，官僚们要仔细研究其中的基本问题，要判断主要的有关人士在这个问题上会采取什么立场，要事先想到可能遭到挑剔的地方。原则上，审议会的委员是作为个人选出来的，实际上他们是与有待解决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团体的代表。比如，在开关于工资问题的审议会时，劳资双方的代表就要出席，此外是通晓这个问题的评论家和教授，以中立的态度出席。到最后审议阶段，由这个中立委员掌握决定权。
审议会的任务原则上是提出建议。审议会对省厅提建议和劝告，官僚把它作为希望或要求向政府、国会提出。各种审议会拥有的权限和独立性都不一样，但总的说来，不管哪个审议会的意见都与省厅的意见相差无几。这样做，是因为审议会所需要的材料和数字都是省厅提供的，而作为省厅来说，往往清楚知道审议会希望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因此，能顺着审议会的想法选择材料和数字，提出能导致做出自己所希望的结论的调查报告。而且，审议会开完后，整理材料、写报告的也是官僚。通常，审议会的成员是不审阅官僚整理的文件的，因此，实际上，官僚可以相当灵活地去整理审议会的讨论内容。
虽说如此，但审议会的委员却都是有才干、有声望的人，绝非听任官僚摆布的人。所以在两种各有道理的观点交锋起来的时候，即使多数人后来表示支持省厅提出的方案，少数派有时还要诉诸舆论。审议会开会期间，审议会的成员有很多机会通过电视、报纸阐述自己的见解，如果舆论认为他的意见比省厅的方案更合情合理，省厅就要陷入困境。
不管官僚在手续上如何巧妙地下功夫，不和公众很好地通气，就经不住舆论的挑剔。即使审议会的任务只不过是在省厅提出的几个方案中加以选择，但在舆论面前，官僚们在提出结论时，还要经过一番细心周到的考虑。由于审议过程中不断报道情况，公众对省厅想法的理解逐渐加深，因此，在最后省厅方案获得通过时，大家也都知道理由所在，能够理解。这样一来，国会议员再表示反对就不容易了。因为大多数国民感到，这个决定是“我们日本人”做的，而不是占极少数的官僚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