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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美国的官僚制度发展起来。这是因为事实表明，一切都任其自由竞争未必符合公共的利益。为限制企业的垄断，减少企业带来的弊病，美国制定了许多复杂的法律。其背景是由于考虑到，如果对企业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和政府、公共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那时监管部门的工作是对企业实行监督，揭露其违法乱纪的行为。而企业方面总是尽量少提供情况材料，千方百计地钻法律的空子。偶尔发生从监管部门转入实业界工作的人出来拉拢行贿的情况，但这被视为特殊情况下的例外；某种特定的军火工业，得到国防部的支持和关照，虽然事情不尽合法，但无碍于政府的职责是监督民间企业这条原则。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官厅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在促进现代化事业，为帮助企业长期发展，努力推行最好的政策。诚然，日本政府设有监督企业的部门，美国政府也设有援助企业的部门。但日本政府比美国政府更认真负责，关心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各个省厅每年都发表白皮书，分析各自主管领域的工作情况，提出对前景的指南。日本的官僚对其主管部门在国内、国外发生的一切事件负责。如成田机场发生过恐怖事件，则属警察厅的责任；日元行情变动，则大藏省要受到谴责；白宫的高级官员突然访问北京，外务省主管美国的官员事先未察觉，就会受到批评；钢铁供应过剩，通产省要受到非难；商业公司在行情看涨时囤积居奇，有关的省厅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日本官僚的作用是就各自主管领域的重要问题制订远景规划。自一九七五年以来，通产省每年发表的名曰“长期展望”的远景规划，并不是近几年来才这样做的，而只不过是将迄今日本官厅的基本任务见诸正式文字而已。即便说是援助，也很少有政府向民间企业直接提供补助金的情况，政府的重点倒是努力创造一个使民间企业容易制订自己的远景规划的条件。
在美国政府中，如在商业部工作，可以不和有关科室打交道而一心专注自己的工作。但是，日本官僚在工作中就不得不考虑自己同朝夕相处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各省厅的精英官僚之间频繁举行的会议也促使他们那样做。这些会议的话题是从全局出发展望经济前景和明确各省厅的使命。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数少，谈得深，但因人员经常变动，又互相牵连，因此，各省厅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些官僚都是终身雇佣制，因此，他们对省厅工作就会作长期打算。大家都作长期打算，省厅的领导就会稳定，政策也会有连续性。
政界领导人也有某种程度的继承性，他们对官厅的实际业务都不太发表意见，因此，官厅里的工作会保持连贯性，不会因内阁改组和一时的政治压力而被打乱。如编制预算时，大藏省的官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听取政治家的意见。可是，如果政治家超过了他的权限，企图过多干预的话，大藏省的官员就可以说“编制预算与政治家并不相干，不应对行政工作插嘴”，而加以拒绝。日本的官僚在自己省厅的权力遇到侵犯的情况下，就会奋起反驳。与此相比，美国白宫是考虑过政府各方面的要求而编制预算的，因此，政治性的压力容易反映在预算上。白宫的预算委员会本身的权限不足以排除成为编制预算障碍的政治压力。而日本的国家预算很少受当时政界领导人的投机和政治性利害关系所左右，它能对民间企业实行首尾一贯的领导。
日本优先发展经济的计划并未因对军事安全的考虑而削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把国家预算的大部分充作军费。可是，日本的防务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一，对防务问题也相应地关注较少。日本的军事专家们认为，国土狭小的日本，最易受到核武器的攻击。从而认为，拥有军备，反而易招风险。宪法规定放弃持有进攻性武器，禁止向国外出兵的，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当然，有人主张日本是处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可是，也不能忽视，驻日美军的维持费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日本负担的。日本人对它的安全保障的好伙伴美国，一般说来是表示尊敬的，但认为美国过于重视军备、在军备上花钱过多，也是事实。日本比起美国来，虽离中国和苏联要近得多，但除了苏联抓捕日本渔船、苏联飞机侵犯领空的情况外，日本并不像美国那样感到外国侵略的威胁。美国认为他派兵驻在日本是重要的，可日本并未感到有那么大的必要性。在日本领导人看来，即使将国防费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以上，也不会使国家的安全得到相应的保证。他们倒是认为，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保证进口资源的来源，才能切实保障日本的安全。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防务政策是想在不做军事强国的前提下当强国的大胆的尝试。这种政策或明或暗都起着帮助民间企业经济活动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里，美国把它的热情倾注到同共产主义的战争上，而日本却在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的才智、力量专注到发展国内的经济上去了。拿美国的电子工业来说，它不怎么考虑市场的需求，而是重视政府的采购，认为这将使它的利益得到一定保证，视为上策，从而忽视了加强国际竞争能力。而日本的企业却增加了国际竞争能力，扎扎实实地获得了市场占有率。美国政府对发明创造的投资主要用于军事工业、航天工业和基础研究，而日本政府的投资则是面向那些从经济核算角度出发有利可图的、民间企业又拿不出那么多钱的领域。政府独自进行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加强对民间企业的统治，而是要把研究成果转让给民间企业，以增强整个经济界的竞争能力。这一方针在所有的政府所属机构里都是一样的。通产省所属的工业技术院是如此，分别靠赛车、赛马、赛艇资助的通产、运输和农林各省厅的附属研究机构也是如此。
日本的官僚就是这样地为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操劳，同时注意不越权行事。即使行政领导所涉及的范围扩大，也使直接的行动停留在最小限度上。日本与西欧各国不同，国有的基础工业很少。钢铁、矿业、石油等产业全属民间企业。这一点与美国相似，而日本的民间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比美国还要大。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促进发展，进行了许多公共事业投资。可是，日本的租税负担只不过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八点五，比当时的美国（百分之二十二）低，比高税率的欧洲更低得多。一九七三年，日本变为百分之二十二，美国变为百分之二十八，西欧各国更高。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日本的防务费和福利费少，但日本的官厅为加强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量而极力减轻政府的财政支出的做法，恐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各省厅的主管经济部门，负责领导各自的产业领域。其中，对整个经济界提出指导方针的是经济企划厅。经济企划厅成立于一九五五年，正值日本经济的重点从战后的恢复和抑制通货膨胀转入发展时期。成立当初的班底是来自通产省和大藏省的人员，直到今天还与这些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济企划厅提出中期经济计划，它是财政、汇兑和技术发明等未来动向的灵活的指南。经济企划厅虽制定经济动向的远景目标，指出必要的事宜，以使整个国家协调发展，但并不直接对经济界发号施令。它的作用在于把各省厅和民间企业对将来的预测加以汇总。它唤起各方面的注意，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银行、大藏省、通产省和大企业等，全都要在经济企划厅汇总的材料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发展经济的方案。而且，这个中期经济计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度提出的预测也有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自由更改的灵活性。一旦更改，马上通告一切有关人士，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跟上去。
对经济发展起带头作用的是通产省。通产省非常热心地关照产业界，甚至有“褓姆”的别称。具体地说，它把工厂和设备的指标设定在高水平上，为达到这个水平，它使没有资金的公司合并起来，诸如此类，总是努力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另外，通产省还大胆地设想改组产业结构的方向，将资本集中到将来能使日本发挥国际竞争力的领域。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工资水平赶上西欧时，通产省把资本集中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以后，通产省又把政策着重于推进服务行业、信息和知识产业，而不是能源消费型产业。帮助亏损行业合并或停办，援助新兴行业向地方上发展，为被解雇的工人重新就业开辟门路，等等，都是通产省官僚的职责。在某种行业还不至于全面破产的情况下，通产省让它们结成“萧条卡特尔”，使这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平均减产。此外，通产省在石油冲击后援助了石油化学工业，对因外部因素而蒙受损失的基础工业也进行同样援助。
为提高日本的国际竞争力，确保经济的独立性，通产省致力于培育与外资无关的民族石油资本。通产省还通过积极援助那些计划对外扩展的企业，开辟确保进口资源和国外市场的道路。到七十年代中期，当对外投资和扩大市场处于饱和状态而走投无路时，通产省领导组织了国际贷款团。这个机构是让民间企业协同合作，一起对外承揽大型建设工程，其风险由民间保险公司承担。一般认为，通产省另一个任务是当外国要求日本限制出口时，指导民间的出口产业，让它们缔结自动限制出口的协定。它还劝告那些面临贸易自由化的产业加强国际竞争力，在那些企业具备充分的竞争力之前，通产省则施展其影响力，推迟贸易自由化政策。
通产省的意图并不在于削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要造就一批具有强大潜在竞争力的企业。如果说美国也有与此相似的职能机构的话，那就是足球联盟与篮球协会。它的官员们为了使所有的球队都成为强队，只规定球队的规模、运动员的招收办法或比赛规则，提供对教练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而完全不干预各个球队的具体活动及练习的方法等。通产省按产业划分成若干个局，主管对口的行业，使它们成为竞争力很强的行业。通产省通过各个局考察整个产业界的前景，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一批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对有前途的企业，在必要的资本、土地、外汇、技术和市场保证等方面提供方便。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政府系统的机构提供贷款。但在通常情况下，不用等待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就可以从普通银行得到贷款。因为一成了通产省偏爱的优秀企业，银行就会主动地向它提供贷款。政府在把土地卖给民间企业的时候，与其说卖给投标最高的企业，不如说优先照顾它认为能利用这个土地获取最高利润的企业。在买外国技术时，也是保护最能发挥这种技术作用的企业，使其不受与之竞争的企业的影响，能以尽量便宜的价格买进。同外国合办企业时，也是根据同样的标准作出决定。
另一方面，通产省对占市场比重过大的企业，作种种限制。这是为了防止自由竞争的原则因垄断企业的出现而受到破坏。为保护小商贩的利益，还对大百货公司的规模及建设用地加以限制。环境污染问题出现后，还规定要在充分检查设备的实效和污染程度的基础上，才决定是否准许使用该设备。
通产省这些规定的法律权限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扩大权限，就会招致其他省厅和国会的反对。这些有限的法律权限之一，是规定产品质量标准。通产省只允许产品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进行营业活动。还规定，有引起环境污染之虞的设备，在投产前，须经通产省批准。通产省也对“萧条卡特尔”和“现代化卡特尔”进行援助，但公正交易委员会当然要对它施加压力。通产省承办批准企业间订立协定、同外国企业合并的手续。可是，通产省之所以取得卓越的行政效果，并不是因为它行使了法律权限，而是因为它善于进行行政指导，特别是因为民间企业认为通产省领导有方，乐于同它合作。
民间企业为何能主动地协助通产省呢？第一，企业方面清楚地知道，通产省是在认真地考虑各领域的企业发展问题。第二，通产省提供的资料和分析是高质量的。第三，通产省的官员和企业主之间，平常在各个级别上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来往很多。能和官员平起平坐的企业方面的人士，往往年龄比官员大得多，薪水也比官员高。比如，拿通产省中主管某个产业领域的局长来说，这些人大体在四十五岁以上，他们是和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甚至二十岁的民间企业的经理、董事打交道。他们经常在日式菜馆里会晤。在那里，虽在把酒言欢，但他们绝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是工作。他们是在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互相坦率地交换意见。对通产省的中坚官僚来说，一个星期里，被企业界人士这样宴请三四次，是不稀奇的。这若在美国，就会遭到社会上的谴责，而在日本，不能因为官员受到某个企业的款待，就说他们串通一气了。这个官员也受同行业中的其他公司的招待，但官员如果接受太多的招待或依照个人偏好行事，是会受到公众谴责的。不过，他们也是人，不可否认他们也会在作决定时有倾斜。可是，在官厅里作决定的不是个人，而是主管那个产业系统的集团，所以个人的好恶之情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它们作所有决定的标准，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考虑如何对日本整个的产业作出贡献。通产省的许多官员在辞职后到民间企业里去工作，发挥官厅和民间企业间的桥梁作用。所以，虽说两者之间不太会有明显的勾结，但可以说互相联络感情的道路是畅通无阻的。
第四，企业方面也清楚地知道，通产省在批准企业要求时，总是优先照顾平素与其合作的企业。对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企业，即使可以批准，也会加以推迟，要求多提供资料，或提出新的问题。这就足以引起这个企业的不安，使它以后采取合作的态度。
最后，通产省的行动总是反映整个企业界的意志。不管哪个行业，都有代表大家意见的领头的企业集团。他们的意见对各方面都有巨大影响。政治家、银行家也好，官僚、实业家也好，都同样关心他们的意见。企业界与通产省相应部门的人都有关系。采取合作态度的企业，会通过某种办法得到报答；相反，不合作的企业，到头来则要吃亏。比如，通产省在和大藏省一起决定对企业的减税和折旧额时，是会考虑到每个企业对它的合作程度的。大藏省通过日本银行由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时，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言权，因此，银行对不合作的企业也会拒绝增加贷款。银行依靠官厅和企业界大多数的支持，就能够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过，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银行发出停止贷款的最后通牒的事是罕见的，通产省拒绝批准某企业营业乃至整个企业界排斥和威胁某个企业的事也是罕见的。因为企业主最关心的是事前做好工作，同各省厅保持良好的关系，保证经营顺利。另外，通产省与企业界的领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能够让有影响的企业对本行业里不安分的人进行教育。实际上可以说，通产省的决定，只不过是把企业界领导人的共同意见拿来重新发表一下而已。
为了制定可以完成的指标，进行细致的指导，通产省的官僚要浏览大量的资料。他们时刻密切注意着外国在经济、技术、实业界等所有领域的发展情况和动向。不但看外国政府发表的正式文件，甚至要浏览学者未发表的论文和智库的研究成果。而且，还要阅读基本的财政报告和关于日本各行业发展情况的报道，甚至要把每个企业内部及各企业间的人事、社会、政治方面的关系装在脑子里。因为只了解表面情况而不通晓企业内情的话，在企业合并等问题上，就无法在各企业间做促进工作。一旦发生了问题，通产省有关人员就要开几次碰头会。必要时，还和其他省厅的官员、专家以及财界首脑人物一起研究。同时，企业方面也单独开会研究发生的问题，他们不需要特意请官员们来参加，因为他们之间平时已有足够的了解，在日后官员与企业方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可以解决。在交涉这种经济问题时，美国的官僚和企业界都远远不如日本有利。这是因为美国的企业往往不能痛痛快快地向官员们提供情况，官员方面则往往容易采取限制企业的态度，而不是帮助。与此相反，日本的官僚掌握的关于本国企业的情况比美国官僚多得多，有时，对美国企业的了解甚至比美国官僚还详细。
在亏损企业部门需要援助时，或新兴企业需要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时，通产省同企业建立最强有力的合作体制。通产省最乐于采取的办法是同行业企业的合并。合并时，第一个碰到的问题是要知道哪个企业和哪个企业在人事、资本、设备等方面能相互补充。从许多对象中确定合并的对象，经过种种调整，最后促成一个大企业诞生，这通常需要几年时间，有时甚至需十年以上。为做好合并的安排，需要非常了解有关重要人物，并与之保持经常的联系。即使这样做，也未必都能成功。汽车制造行业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现在有丰田、日产、本田、五十铃、三菱和东洋工业六家公司，通产省曾想减少两三家，结果以失败告终。通产省对答应合并的企业，能在税制、资本和引进技术方面给予优厚待遇，也能对抵制合并的企业采取对其经营不利的措施。但是，能否合并成功，归根结底还取决于企业自己判断是否对它有利。对通产省来说，合情合理的合并可以由企业之间自行商量决定，它最后表示同意就行了。但是，日本的企业即便是在合并的时候，也很难解雇职工。而职工之间本来就是抱成一团的，在合并后，同新的职工很难融合到一起。这样，合并后的公司在人事关系上往往形成帮派，长期得不到解决。另外，小企业由于怕被大企业吞并，往往顽强地抵制合并。在这种小企业和通产省的关系上，用通常所说的日本这个国家是企业和官厅结成紧密伙伴的“股份公司”来形容是不合适的。
而且，拥有强大力量的通产省，未必能成为胜利者。
通产省的官员对任何问题都不提死板的意见。他们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与其按法律和惯例行事，不如根据个人的感觉和具体情况采取随机应变的行动为好。为解决某个问题，他们起草法令，送国会批准，但这些法令只是一个大概的标准和指针，而不会因此缩小官员们斟酌处理问题的范围。他们不喜欢那种束缚自己的行政权限和妨碍实现本省大目标的繁琐规章。对于重要的问题，不是靠法庭和法律去解决，而是根据世界形势、市场环境、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每个企业的能力等复杂因素，综合考虑，得出结论。在美国，实施法令的部门通常是与商业部等无关的独立组织，而且两者目的相左。而在日本的通产省中，二者共存，在实施法令时，总是考虑是否符合整个省的意图。
通产省与产业界的相互关系状况是这样，其他省与民间部门的关系也完全是这样。其他省，即大藏省、建设省、运输省、邮政省、农林水产省等，无不对有关行业的发展负全面责任。大藏省与银行、保险公司的关系同通产省与制造行业的关系非常相似。大藏省的“窗口限制”
相当于通产省的“行政指导”，十三个商业银行及其他小的地方银行，全处于大藏省的监督之下。建设省在考虑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及其建设规划时，也总是努力创造能使几家公司竞相投标的条件。
运输省的使命是谋求发展现代化的航空、铁路、船舶、汽车等运输部门。日本的航空行业被日本航空、全日空、东亚国内航空三家民营公司所垄断。运输省对日本航空提供援助，使其适应国际航空协定的要求；在国内运输方面，帮助这三家公司用廉价提供现代化的服务。五十年代，几家民办的铁路公司曾试图开办航空运输业务，除直升飞机和游览飞机等外，运输省考虑到日本的航空市场超过既存的几家则难以维持，从而表示反对。只是近年来，由于台湾当局主张不许飞往北京的航空公司飞入台湾，于是在日本航空公司之外，新增加了一家国际航线用的公司，其他国际航线由日本航空公司垄断着。但就是这家日本航空公司也是因为有了运输省的密切合作和援助，才能提供廉价而周到的服务。
在铁道运输部门，日本远比美国优越。这不仅仅是运输省的政策所致。日本人口密度大，城市之间的来往频繁。在交通工具方面，美国人喜欢利用汽车，而日本人则喜欢利用铁路；对铁路事业的投资，在美国做不到，在日本则能做得到。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运输省在引进技术、研究、规划、建设等程序方面都能做到统筹安排，管理得当。美国在能源问题出现以后，需要研究偏重汽车运输的问题，感到有许多地方应向日本铁路学习，新干线的技术可说是学习内容之一。
日本的东武、西武、阪急、近铁等私营铁路公司办得也很有特色。在乘客多的地区，国营铁路与私营铁路并存。这些私营铁路公司均受运输省领导，其经营方法和组织差不多。各家公司不仅经营铁路，而且在铁路沿线置地产、开商店甚至经营饭店旅馆。这样，即使客运收入不敷支出，但因有这条线路，能将大批乘客送往自己开的百货公司、旅馆去，所以，从整体上讲还是能盈利的。用便宜的运费来长期保证运输顺利进行的经营方式，比起只靠运输收入的美国经营方式，效果好得多。运输省的作用不是简单地去利用这个系统，而是要发明这个系统，并提供援助。在铁路运输成本增高的今天，国营铁路部门也正在制订增加副业收入的计划，如建设终点站大楼、搞综合经营等。
旅游业务也在运输省的管辖之下。在一九七○年之前，运输省已经用计算机或电传机同旅行介绍所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它们可以办理预约手续，订票，订旅馆。运输省还用计算机掌握着全国货车运转情况。
农林水产省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方面，目前还受到政府方针的束缚。政府的方针是使农户和农村的原状固定下来，保持自耕农。这是因为农村是自民党的选举地盘。五十年代后期，尽管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使得每一户农民有可能耕种比自己拥有的土地（平均为三英亩）更多的土地，但由于政府反对土地兼并，而未能采取更有效的农业方式。这样，原将流入城市的人手暂时仍留在农村，但不久，村里的人开始到附近小城镇的工厂里去做工，农业全扔给老年人去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为使自耕农收入更高，政府采取了高价收购大米的政策。因百分之九十的农户都以种稻为生计。农民得到当地出身的议员的协助，使农林水产省对农产品的进口采取了限制措施。农林水产省在农业规模小和米价高的框框内，进行了多方努力。诸如使用化学肥料，引进农业机械，研究发明插秧机和杀虫剂，指导农民如何利用引进的技术。其结果，使现代化技术迅速地得到了普及，单位面积产量迅速提高。新品种蔬菜和果树的种植大有进步，奶牛饲养业的发展也十分显著。
五十年代，由于日本政府把发展经济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顾不上解决工资、住宅、福利、消费资料和防止污染等问题。可是，到六十年代，这些方面都迅速改善了，到七十年代初期，其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日本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忽略了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完成经济发展目标才是先决条件。而当发展经济的目标一旦达到，他们便以同样的精力和独创精神转过来对付这些问题了。
以污染问题为例，日本政府当初对此是消极的。当时，过于重视发展经济，而不愿去做会使经济增长率降低的事情。厚生省很早就认识了水银和镉所引起的污染的严重性，东京都和四日市等地方自治体也面临了空气污染问题。但当时，污染问题并未引起其他省厅和中央政府的重视。到了七十年代前半期，政府狠抓污染问题。首先对机动车辆废气排放量作出了规定。日本汽车行业起初同美国汽车行业一样对此不感兴趣。可是，本田汽车制造公司表示愿意遵守这个规定的消息一发表，其他竞争对手也不得不紧跟上来。结果，制定了一个与《马斯基法》原方案 [1] 同样严厉的限制排气量的规定。美国的汽车还未达到这么高的标准。环境厅制定的新建工厂排烟标准量的规定，也是世界上最严厉的。日本采取的防治污染对策中，最独特的是向汽车行业征收废气排放税，让排出污染物质的企业负担受害患者的医疗费。在污染地区，受害患者数目很多，不可能靠保健所和法院一一查清原因，所以，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划出一个范围，对在此地区内的受害患者的救济，全由该地区内的企业负担。这么一规定，可以完全省去美国那一套手续。企业方面为减少支出赔偿费用和避免引起社会上的反感，也就要想办法防治污染了。在美国，受害者向法院控诉企业，要办复杂的手续和花费很多调查用的经费。因而美国研究污染问题的人，也有的建议美国采取这个办法。
在基础工业，当污染控制费用成为企业一项重大负担时，政府以低息提供改善设备贷款。官厅和企业一起协商如何防治污染，要求企业拿出更多的钱来除掉污染物质和研究防治污染问题。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九七五年的报告称，日本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用于防治污染。这个比例在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中是最高的。报告说：“对日本而言，对防治污染的投资比任何国家都重要。”其结论如下：“日本在几个方面降低了污染基准值。尤其在空气污染和有毒化学物质等方面，有很大进步。”尽管工业生产高度密集化，但是，“今日日本城市里的空气，能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各个城市的空气一样清洁”。想一下日本的实际情况，狭窄的土地上，工厂那么密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捕渔业，船舶的现代化，改组行政区划，普遍提高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平等及提高教育水平等等，官僚们要管的问题真是涉及各个方面。但是，精英集团总是少数人。他们一直是处于制订计划的地位，执行计划的是民间企业。唯利是图的民间企业，积极地努力寻求更有效的方法。企业为了同官厅保持联系，取得援助，欢迎官厅退职的人到企业来当负责人。官僚观察进展情况，需要时才开口。可是，原则上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像乐队的指挥一样，他们知道应演奏什么样的音乐，要为演奏出好音乐而呕心沥血，对每个演奏者进行指导，使整个乐队协调起来，而他们自己是不演奏的。总之，精英官僚们是规划、研究、说服、奖励，而不是统治、限制。他们关心的领域涉及整个社会，其优点在于不是自己去干，而是为实业家们准备好大显身手的舞台。
[1] Muskie Law ，美参议员马斯基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原案规定汽车废气的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含量至一九七五年应降低到一九七○年的百分之十，氮氧化物含量至一九七六年降低到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十。后因汽车行业的反对，只好相应放宽。